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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日本天皇的稳定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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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日本天皇的稳定器作用

张云:日本天皇的稳定器作用
2019-05-05 11:07:2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张云
关键词:日本 日本文化 日本历史 点击: 我要评论
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5月1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结束,令和时代开始。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没有政治权力,而是君主立宪制的象征;日本天皇的政治功能,也常常因被政治家进行论战时的有力材料而变得敏感。

  然而,天皇在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作用相当大,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下滑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政治上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都经历了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2011年又经历了大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日本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在当前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日本是为数不多保持相对平静的国家。这些背后可以说都有天皇起到的隐性的压舱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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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君主制最开始的政治合法性源于神化,“君权神授”的说法可见一斑。因而,历史上的君主制大多崇尚正统、血统、纯化、等级,因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对多元的排斥,缺乏包容性。

  同样的,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标志,其政治合法性传统上同样源于神化,平民不能够接近天皇,皇室通婚对象不能是平民。二战结束后,和平宪法将天皇从神变成人,天皇的合法性同样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明仁天皇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已经致力于日本立宪君主制的合法性转型的努力。

  首先,明仁天皇一直致力于缩小天皇与国民的距离。明仁天皇迎娶了平民出身的美智子,皇后给孩子做便当,一起远足,改变了过去皇室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事实上,天皇也是新宪法中获得自由的受益者,因为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人来思考行动。2012年4月天皇提出火葬以及葬礼简单化,陵墓规模缩小,并在2016年提出退位,这些言行都一脉相承。

  第二,明仁天皇和皇后展示了“护弱爱民”的道德形象。明仁天皇长期以来坚持访问灾区、敬老院、幼儿园、病残人设施。他们常常跪下来与受访者促膝交谈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弱者的长期关注和抚慰,加上天皇夫妇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伴侣,几乎成为了日本国民心目当中完美的道德形象。

  第三,明仁天皇越是展现出自由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的人气度越高。2016年8月,天皇讲话表明了退位的意愿和理由,说如果天皇健康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停滞,对国民造成各种影响。当时保守派对于退位有很多意见,然而天皇的讲话,一方面引发民众对于高龄天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感到了天皇的责任感。民意调查显示89%赞同天皇生前退位,76%回答同意天皇生前退位并且建立长期的制度,58%支持对于女性天皇可能性进行讨论。

  建立与国民的新关系

  战后的和平宪法虽然让日本天皇失去了绝对的君主制权力,然而明仁天皇很成功地将皇室与国民的关系,从原来的垂直向水平转变,形成了一种以相互敬爱信赖为基础的新关系。这种软力量成为了天皇的新的权威和影响力的根本性来源。

  明仁天皇依靠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象征性的天皇作用,尽管不干政但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能动地发挥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一方面,日本天皇在维护传统方面做到了程序上毫无瑕疵,让保守势力无懈可击。作为日本传统的象征,天皇需要出席各种象征性包括神道的宫中活动,天皇和皇后可以说非常认真和细致地完成每一项活动。另一方面,明仁天皇还展示了“能动性”,通过其特殊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和国民释放着重要信号。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天皇对于弥合政治社会面临极化和分裂挑战时候,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统合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够过度放大天皇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秩序稳定性应该说相对较高。欧美主要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意对于现有的代表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开始怀疑,这就意味着选举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不够。这种合法性供应赤字,就会让民粹主义政治家出现有了土壤。

  战前日本的君主制被利用为一种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特别是平成时代君主制,成为了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稳定的安全阀,对于缓解选举民主制的合法性供应不足问题起到了补充的作用。2016年8月,天皇宣布退位的时机,正好是安倍内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可以发起修宪过门槛的时候。他的退位把修宪的讨论的议事日程,转移到皇室的未来以及相关规定上,间接起到了护宪的作用。

  从外交层面上,天皇同样仅为象征性的无权君主,但是他用特殊的微妙方式持续地释放着信号,例如每年的战争结束纪念日讲话、生日感言以及世界各地的慰灵旅行,都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忏悔和日本坚持和平国家的坚定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内起到了稀释国内政治不稳定时期,极端保守政治家可能挑动民意的躁动,并且提醒国民要冷静;对外则释放高于政治家的日本的信号,对于缓解周边国家对日不信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1992年访华,2005年访问塞班岛,2015年访问帕劳,2016年访问菲律宾,都展示了对战争的忏悔的意愿。这些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被保守势力绑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如果说日本的明仁天皇所体现的现代化的立宪君主制,与日本的选举民主政治起到了互补作用的话,这究竟是老天皇本身的个人因素使然,还是说日本天皇制作为机制本身,已经转型为有了这种内在机理植根?那是令和时代需要观察和回答的课题。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云:日本天皇的稳定器作用

张云:日本天皇的稳定器作用

2019-05-05 11:07:27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张云
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5月1日,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结束,令和时代开始。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没有政治权力,而是君主立宪制的象征;日本天皇的政治功能,也常常因被政治家进行论战时的有力材料而变得敏感。

  然而,天皇在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作用相当大,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下滑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政治上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都经历了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2011年又经历了大地震、海啸以及核电站事故,日本社会整体保持了稳定。在当前西方主要国家面临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日本是为数不多保持相对平静的国家。这些背后可以说都有天皇起到的隐性的压舱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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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君主制最开始的政治合法性源于神化,“君权神授”的说法可见一斑。因而,历史上的君主制大多崇尚正统、血统、纯化、等级,因而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对多元的排斥,缺乏包容性。

  同样的,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标志,其政治合法性传统上同样源于神化,平民不能够接近天皇,皇室通婚对象不能是平民。二战结束后,和平宪法将天皇从神变成人,天皇的合法性同样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明仁天皇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已经致力于日本立宪君主制的合法性转型的努力。

  首先,明仁天皇一直致力于缩小天皇与国民的距离。明仁天皇迎娶了平民出身的美智子,皇后给孩子做便当,一起远足,改变了过去皇室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事实上,天皇也是新宪法中获得自由的受益者,因为他也可以作为一个人来思考行动。2012年4月天皇提出火葬以及葬礼简单化,陵墓规模缩小,并在2016年提出退位,这些言行都一脉相承。

  第二,明仁天皇和皇后展示了“护弱爱民”的道德形象。明仁天皇长期以来坚持访问灾区、敬老院、幼儿园、病残人设施。他们常常跪下来与受访者促膝交谈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弱者的长期关注和抚慰,加上天皇夫妇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伴侣,几乎成为了日本国民心目当中完美的道德形象。

  第三,明仁天皇越是展现出自由主义倾向,在国民中的人气度越高。2016年8月,天皇讲话表明了退位的意愿和理由,说如果天皇健康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停滞,对国民造成各种影响。当时保守派对于退位有很多意见,然而天皇的讲话,一方面引发民众对于高龄天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民众感到了天皇的责任感。民意调查显示89%赞同天皇生前退位,76%回答同意天皇生前退位并且建立长期的制度,58%支持对于女性天皇可能性进行讨论。

  建立与国民的新关系

  战后的和平宪法虽然让日本天皇失去了绝对的君主制权力,然而明仁天皇很成功地将皇室与国民的关系,从原来的垂直向水平转变,形成了一种以相互敬爱信赖为基础的新关系。这种软力量成为了天皇的新的权威和影响力的根本性来源。

  明仁天皇依靠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象征性的天皇作用,尽管不干政但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能动地发挥政治稳定器的作用。

  一方面,日本天皇在维护传统方面做到了程序上毫无瑕疵,让保守势力无懈可击。作为日本传统的象征,天皇需要出席各种象征性包括神道的宫中活动,天皇和皇后可以说非常认真和细致地完成每一项活动。另一方面,明仁天皇还展示了“能动性”,通过其特殊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和国民释放着重要信号。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天皇对于弥合政治社会面临极化和分裂挑战时候,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统合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够过度放大天皇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社会秩序稳定性应该说相对较高。欧美主要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意对于现有的代表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开始怀疑,这就意味着选举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不够。这种合法性供应赤字,就会让民粹主义政治家出现有了土壤。

  战前日本的君主制被利用为一种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特别是平成时代君主制,成为了日本国内社会结构稳定的安全阀,对于缓解选举民主制的合法性供应不足问题起到了补充的作用。2016年8月,天皇宣布退位的时机,正好是安倍内阁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可以发起修宪过门槛的时候。他的退位把修宪的讨论的议事日程,转移到皇室的未来以及相关规定上,间接起到了护宪的作用。

  从外交层面上,天皇同样仅为象征性的无权君主,但是他用特殊的微妙方式持续地释放着信号,例如每年的战争结束纪念日讲话、生日感言以及世界各地的慰灵旅行,都表示了对于战争的忏悔和日本坚持和平国家的坚定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内起到了稀释国内政治不稳定时期,极端保守政治家可能挑动民意的躁动,并且提醒国民要冷静;对外则释放高于政治家的日本的信号,对于缓解周边国家对日不信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他1992年访华,2005年访问塞班岛,2015年访问帕劳,2016年访问菲律宾,都展示了对战争的忏悔的意愿。这些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被保守势力绑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如果说日本的明仁天皇所体现的现代化的立宪君主制,与日本的选举民主政治起到了互补作用的话,这究竟是老天皇本身的个人因素使然,还是说日本天皇制作为机制本身,已经转型为有了这种内在机理植根?那是令和时代需要观察和回答的课题。日本的保守力量也还会继续构成挑战,但从至今的情况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新天皇继承了其父亲思想的基因,会继续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统合的重要标志。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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