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平成时代开启后工业化社会

　　平成时代尽管只有31年，但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期。简单地讲，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导致了工作与生活个人化社会的出现，尽管目前还难以对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进行整体描述，但从平成年间的诸多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将在令和时代进一步显现的某些基本特征。

　　超单身与低欲望的社会

　　在平成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社会现象是超单身主义和低欲望主义。“到2035年，一半日本人都会是单身”——《超单身社会：单身大国日本的冲击》一书作者荒川和久在日本媒体上发表了题为“超单身社会的到来”的谈话。有机构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未婚率将达30%，女性则为20%。因此，自助式迷你KTV包房、一人健身、单身公寓、多功能小家电、独自旅行服务等新业态也在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喜欢独自外出就餐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眼光独到的餐厅经营者已经开始行动，知名拉面连锁品牌“一兰拉面”便在座位之间用隔板隔出单人空间，以供独身食客使用。

　　另一方面，作为“管理大师”的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胸无大志时代》一书中写道，日本新一代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炒房、炒股、恋爱、结婚、购物，他们一概没有欲望，宅男宅女越来越多，一部手机便解决了自己的所有生活。

　　实际上，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日本正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也就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工业化社会，以汽车等巨大制造业为中心，整个社会被组织为一个整体，人们对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个人化，无论工作生活，都越来越向个人化趋势发展，同时非确定因素也较为突出。

　　具体说来，在工业化时期，日本社会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循环中。过去日本企业经营有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在这种经营体制下，人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包括收入多少、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

　　因此，在1925〜1989年的昭和时代，作为逐渐成熟的工业化社会，绝大多数日本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某个企业，通常根据可预测的收入有计划地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惯例是女性婚后辞职，做专业家庭主妇，精心抚养后代，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大学毕业后进入最好的企业，从而进入下一个循环。要在郊区有一栋自己的二层小楼，分期付款，退休时也差不多还完贷款，人生步入晚年。

　　但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出现变化。首先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越来越大。由于个人消费从追求“社会价值”向“节省时间”转化、企业自我服务业务由专业公司承包、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护理需求增大等原因，从1990年到2003年第三产业比重由61.8%上升到7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相应地大幅度下降。其次是非正式雇佣员工显著增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盛行“企业改革”，包括终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决定工资的年薪制、减少新录用人员、采用派遣人员代替正式员工、鼓励员工提前退职等，结果造成非正式雇佣员工的大幅度上升，由平成时代以前的不到20%，到2017年已经接近全部就业人口的四成。另外计算机网络世界出现后，以年轻人为主的“御宅族”更多地选择独自在家创造社会价值，而且其价值观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为讨厌他人干涉自己的生活、自我判断幸福标准、熟练操纵数码工具、因不失望而不过度期望、表面消极但实际积极等特征。

　　缺少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消费，直接后果是造成非婚人员数量增高，10年之内非婚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如今少子化在日本成为了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是日本从1899年有人口统计以来第一次人口自然下降，当年新生儿数量为103万，死亡人数为105万。其后缺口不断扩大，到2017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94.1万，死亡人数却是134.4万人，人口自然减少超过40万人。

　　极简主义下的通货紧缩

　　正如目前中国的流行语“消费降级”那样，平成时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人也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消费水平，甚至发展到“极简主义”。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早在2005年就出版《下流社会》一书，评述了平成初期无阶级化的中流阶层开始分化,上升的只是一小部分,下降的是大多数,80%的人已处于“中流以下”。大约有40%多的人年收在300万至600万日元之间,更有将近40%的人不足300万日元。在日本,一家两三口人年收300万日元是底线,保不住这个数便是相当于“下流”的底层人口。三浦展在2012年又出版《第四消费时代》一书，认为第一消费时代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第二消费时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头迅猛，第三时代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如今日本已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即重视“共享”的社会，从私有占有转向经济分享，从追求高质化转向简单化。

　　三浦展又在2016年出版《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一书，他认为日本的经济在近30年来发展十分缓慢，因而大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转而追求对自己而言更舒适、更开心的事物。极简主义者就是只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东西生活之人，东西很少却能感到富足才是真正的简单一族，这一行为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之前东西的数量和尺寸都很充足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电视、收音机、立体声音响，或许连电脑都变得不再需要，也让无需多余物品的简单生活成为可能。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陷入了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状态。为摆脱通货紧缩，日本先后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特别是安倍首相2012年底第二次执政以后，其首要目标是克服通货紧缩，但效果依然不太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不振。虽然日本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升，但私人消费增长速度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同比增长7.7%下降至2015年的-1.1%。首先，引起私人消费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为居民收入增速较低，甚至是负增长。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日本所有行业的总现金收入年平均增长-0.65%，较低的工资增长速度降低了居民消费欲望，导致居民更倾向于储蓄，从而减少消费支出。其次，如同前述，非正式雇佣员工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非正式雇佣员工与正式雇员之间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全社会工人的总体平均工资降低并减少了消费支出;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截至2017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为世界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其状况一方面导致现阶段的老年人消费支出要少于年轻人，另一方面又会使现阶段的年轻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养老之需，从而造成居民消费持续低迷。

　　正如后工业化社会所体现的特征那样，在人口自然下降的同时，年轻人宁愿降低消费也要从事更为自由的个性化事业，尽管造成就业形势不断好转的局面，但影响到企业对国内投资的意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20%下滑至2015年的14%，虽然日本中央银行多次调低利率以期刺激国内投资增长，但效果始终不太明显。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增速不仅呈现较大的波动，而且增长速度再也没有达到1990年时的高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因为面对国内逐渐短缺的劳动力、较高的人事费用以及低迷的国内需求，企业逐渐将投资重点向国外倾斜，除在个别年份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均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正因如此，尽管日本经济表面上看持续低迷，即使近年来所谓的最长时期繁荣也是“没有实感的景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缓慢，但日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加大对外投资使其成为拥有海外净资产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底，日本连续27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

　　反知性主义与政治过程

　　正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个人化趋势逐渐明显，社会团体的组织率降低，因而大大降低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如同前述，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急速上升，但第三产业一般以中小企业居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员工不到25人，因而其工会组织率十分低，例如2016年的工会组织率为历史最低的17.3%(最高是战后初期的60%)，非正式员工的工会组织率就更低，只有7.5%。

　　组织率大幅度降低直接导致了投票率降低，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动员，本来具有政治无力感的非利益集团成员远离了投票箱。正因如此，尽管泡沫经济崩溃以后进入激烈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局动荡时期，但其后历次大选的投票率均难如人意，即使在投票率最高且导致政党轮替的2009年8月大选也低于“55年体制”时期的多数大选。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更是如此，例如2014年大选投票率是52.66%，为战后最低;2017年大选投票率则是次低的53.68%。

　　2019年3月26日，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出席春季毕业典礼。他们将是平成时代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并将在令和时代步入社会。

　　据调查，高达81%的日本人表示不参与政治活动，年轻人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尽管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但目前生活的选择自由度较大，而且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几乎没有绝对贫困化人口，非正式职员即使在最普通的岗位工作上每年的收入也可以超过相对贫困线，因而目前认为“幸福”的日本人比例达到了92%。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无论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是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所占比例都比较高。

　　值得玩味的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御宅族”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在这一点上与安倍首相本人有惊人的相似，似乎成为安倍长期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由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平成年间，政权与首相如同走马灯一样不断变换，甚至有“十年九相”之说。大多数首相任期一年左右，只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是长期政权。

　　小泉纯一郎作为在政界没有嫡系成员的“孤狼”“怪人”能够执政长达五年半，是依靠容易获得电视等立体媒体认可的独特个性、霸气形象、简练话语以及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措施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缺乏演说才能的安倍晋三长期执政则是在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中具有缺乏逻辑的“随意性结论”、缺乏实证性的“情绪化心态”、无视他者的“独善主义”等反知性主义特征。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安倍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反知性主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是自己理解所向往世界的态度。例如安倍提出的“瑞穗国资本主义”(“瑞穗”在日语中指丰润的稻穗，“瑞穗国”是安倍2013年提出的理论)就是缺乏客观性、意义不明的概念。“无论如何先努力将问题解决吧”，安倍政权强行政治运营的背后就是这种“决断主义”。

　　其典型的事例是在国会审议“安保法制”过程中，尽管绝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安保法制在学术上违反宪法精神，但安倍首相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依据，只是简单地主张合宪，同时不断地转换话题内容，利用似是而非的比喻消耗时间，这种完全不符合逻辑性的言论如实地反映了其“反知性主义”的政治特征。即使众议院审议“安保法制”的时间超过100个小时，许多人之所以仍然认为“说明不足”，就是因为安倍首相没有提出任何实证性的客观依据，只是趾高气扬地反复强调其结论，频繁使用“责任”“绝对”“断然”等语言，无法说服质疑者或反对者，最后依靠执政党的多数议席强制性地通过了相关法案。在“共谋罪法”、冲绳美军基地、历史认识、森友学园及加计学园疑惑、压缩人文学科等问题上安倍首相均有作为“反知性主义”基础的“思考短路化式”言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知性主义”也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平成时代尽管只有31年，但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期。简单地讲，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导致了工作与生活个人化社会的出现，尽管目前还难以对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进行整体描述，但从平成年间的诸多社会现象，可以看出将在令和时代进一步显现的某些基本特征。

　　超单身与低欲望的社会

　　在平成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社会现象是超单身主义和低欲望主义。“到2035年，一半日本人都会是单身”——《超单身社会：单身大国日本的冲击》一书作者荒川和久在日本媒体上发表了题为“超单身社会的到来”的谈话。有机构预测，到2035年，日本男性未婚率将达30%，女性则为20%。因此，自助式迷你KTV包房、一人健身、单身公寓、多功能小家电、独自旅行服务等新业态也在年轻人中迅速流行开来。喜欢独自外出就餐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眼光独到的餐厅经营者已经开始行动，知名拉面连锁品牌“一兰拉面”便在座位之间用隔板隔出单人空间，以供独身食客使用。

　　另一方面，作为“管理大师”的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胸无大志时代》一书中写道，日本新一代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炒房、炒股、恋爱、结婚、购物，他们一概没有欲望，宅男宅女越来越多，一部手机便解决了自己的所有生活。

　　实际上，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日本正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也就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在工业化社会，以汽车等巨大制造业为中心，整个社会被组织为一个整体，人们对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个人化，无论工作生活，都越来越向个人化趋势发展，同时非确定因素也较为突出。

　　具体说来，在工业化时期，日本社会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循环中。过去日本企业经营有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在这种经营体制下，人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包括收入多少、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

　　因此，在1925〜1989年的昭和时代，作为逐渐成熟的工业化社会，绝大多数日本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某个企业，通常根据可预测的收入有计划地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惯例是女性婚后辞职，做专业家庭主妇，精心抚养后代，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大学毕业后进入最好的企业，从而进入下一个循环。要在郊区有一栋自己的二层小楼，分期付款，退休时也差不多还完贷款，人生步入晚年。

　　但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出现变化。首先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比重越来越大。由于个人消费从追求“社会价值”向“节省时间”转化、企业自我服务业务由专业公司承包、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护理需求增大等原因，从1990年到2003年第三产业比重由61.8%上升到72.2%，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相应地大幅度下降。其次是非正式雇佣员工显著增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盛行“企业改革”，包括终止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决定工资的年薪制、减少新录用人员、采用派遣人员代替正式员工、鼓励员工提前退职等，结果造成非正式雇佣员工的大幅度上升，由平成时代以前的不到20%，到2017年已经接近全部就业人口的四成。另外计算机网络世界出现后，以年轻人为主的“御宅族”更多地选择独自在家创造社会价值，而且其价值观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为讨厌他人干涉自己的生活、自我判断幸福标准、熟练操纵数码工具、因不失望而不过度期望、表面消极但实际积极等特征。

　　缺少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消费，直接后果是造成非婚人员数量增高，10年之内非婚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如今少子化在日本成为了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005年是日本从1899年有人口统计以来第一次人口自然下降，当年新生儿数量为103万，死亡人数为105万。其后缺口不断扩大，到2017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94.1万，死亡人数却是134.4万人，人口自然减少超过40万人。

　　极简主义下的通货紧缩

　　正如目前中国的流行语“消费降级”那样，平成时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人也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消费水平，甚至发展到“极简主义”。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早在2005年就出版《下流社会》一书，评述了平成初期无阶级化的中流阶层开始分化,上升的只是一小部分,下降的是大多数,80%的人已处于“中流以下”。大约有40%多的人年收在300万至600万日元之间,更有将近40%的人不足300万日元。在日本,一家两三口人年收300万日元是底线,保不住这个数便是相当于“下流”的底层人口。三浦展在2012年又出版《第四消费时代》一书，认为第一消费时代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第二消费时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头迅猛，第三时代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如今日本已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即重视“共享”的社会，从私有占有转向经济分享，从追求高质化转向简单化。

　　三浦展又在2016年出版《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一书，他认为日本的经济在近30年来发展十分缓慢，因而大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转而追求对自己而言更舒适、更开心的事物。极简主义者就是只拥有必要的最小限度的东西生活之人，东西很少却能感到富足才是真正的简单一族，这一行为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之前东西的数量和尺寸都很充足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电视、收音机、立体声音响，或许连电脑都变得不再需要，也让无需多余物品的简单生活成为可能。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陷入了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状态。为摆脱通货紧缩，日本先后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特别是安倍首相2012年底第二次执政以后，其首要目标是克服通货紧缩，但效果依然不太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不振。虽然日本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升，但私人消费增长速度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同比增长7.7%下降至2015年的-1.1%。首先，引起私人消费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为居民收入增速较低，甚至是负增长。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日本所有行业的总现金收入年平均增长-0.65%，较低的工资增长速度降低了居民消费欲望，导致居民更倾向于储蓄，从而减少消费支出。其次，如同前述，非正式雇佣员工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非正式雇佣员工与正式雇员之间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全社会工人的总体平均工资降低并减少了消费支出;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口结构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日本面临着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截至2017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为世界最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其状况一方面导致现阶段的老年人消费支出要少于年轻人，另一方面又会使现阶段的年轻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养老之需，从而造成居民消费持续低迷。

　　正如后工业化社会所体现的特征那样，在人口自然下降的同时，年轻人宁愿降低消费也要从事更为自由的个性化事业，尽管造成就业形势不断好转的局面，但影响到企业对国内投资的意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1991年的20%下滑至2015年的14%，虽然日本中央银行多次调低利率以期刺激国内投资增长，但效果始终不太明显。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增速不仅呈现较大的波动，而且增长速度再也没有达到1990年时的高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因为面对国内逐渐短缺的劳动力、较高的人事费用以及低迷的国内需求，企业逐渐将投资重点向国外倾斜，除在个别年份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均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正因如此，尽管日本经济表面上看持续低迷，即使近年来所谓的最长时期繁荣也是“没有实感的景气”，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缓慢，但日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加大对外投资使其成为拥有海外净资产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底，日本连续27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

　　反知性主义与政治过程

　　正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个人化趋势逐渐明显，社会团体的组织率降低，因而大大降低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如同前述，尽管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急速上升，但第三产业一般以中小企业居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员工不到25人，因而其工会组织率十分低，例如2016年的工会组织率为历史最低的17.3%(最高是战后初期的60%)，非正式员工的工会组织率就更低，只有7.5%。

　　组织率大幅度降低直接导致了投票率降低，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动员，本来具有政治无力感的非利益集团成员远离了投票箱。正因如此，尽管泡沫经济崩溃以后进入激烈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局动荡时期，但其后历次大选的投票率均难如人意，即使在投票率最高且导致政党轮替的2009年8月大选也低于“55年体制”时期的多数大选。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更是如此，例如2014年大选投票率是52.66%，为战后最低;2017年大选投票率则是次低的53.68%。

　　2019年3月26日，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出席春季毕业典礼。他们将是平成时代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并将在令和时代步入社会。

　　据调查，高达81%的日本人表示不参与政治活动，年轻人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尽管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但目前生活的选择自由度较大，而且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几乎没有绝对贫困化人口，非正式职员即使在最普通的岗位工作上每年的收入也可以超过相对贫困线，因而目前认为“幸福”的日本人比例达到了92%。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无论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是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所占比例都比较高。

　　值得玩味的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御宅族”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其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在这一点上与安倍首相本人有惊人的相似，似乎成为安倍长期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由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平成年间，政权与首相如同走马灯一样不断变换，甚至有“十年九相”之说。大多数首相任期一年左右，只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是长期政权。

　　小泉纯一郎作为在政界没有嫡系成员的“孤狼”“怪人”能够执政长达五年半，是依靠容易获得电视等立体媒体认可的独特个性、霸气形象、简练话语以及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措施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缺乏演说才能的安倍晋三长期执政则是在政治过程乃至决策过程中具有缺乏逻辑的“随意性结论”、缺乏实证性的“情绪化心态”、无视他者的“独善主义”等反知性主义特征。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安倍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反知性主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是自己理解所向往世界的态度。例如安倍提出的“瑞穗国资本主义”(“瑞穗”在日语中指丰润的稻穗，“瑞穗国”是安倍2013年提出的理论)就是缺乏客观性、意义不明的概念。“无论如何先努力将问题解决吧”，安倍政权强行政治运营的背后就是这种“决断主义”。

　　其典型的事例是在国会审议“安保法制”过程中，尽管绝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安保法制在学术上违反宪法精神，但安倍首相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依据，只是简单地主张合宪，同时不断地转换话题内容，利用似是而非的比喻消耗时间，这种完全不符合逻辑性的言论如实地反映了其“反知性主义”的政治特征。即使众议院审议“安保法制”的时间超过100个小时，许多人之所以仍然认为“说明不足”，就是因为安倍首相没有提出任何实证性的客观依据，只是趾高气扬地反复强调其结论，频繁使用“责任”“绝对”“断然”等语言，无法说服质疑者或反对者，最后依靠执政党的多数议席强制性地通过了相关法案。在“共谋罪法”、冲绳美军基地、历史认识、森友学园及加计学园疑惑、压缩人文学科等问题上安倍首相均有作为“反知性主义”基础的“思考短路化式”言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知性主义”也是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