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雷：“政冷经凉”安倍政权前景堪忧

　　近期，日本政经两个领域分别出现一涨一跌的新格局，引人关注。首先，日本公共债务总额的GDP　占比再创新高。其次，安倍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

　　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在内的公共债务总额再次刷新历史最高值，约占当年日本GDP的245%、国民总收入的822%以及财政收入的2359%。同时，根据日本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因受加计学园丑闻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已跌破三成，创下其2012年执政以来的新低。

　　笔者认为，虽然日本公共债务规模上升和内阁支持率下降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没有关联。14日，在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之一的经济同友会夏季研讨会上，日本诸多著名企业家纷纷“炮轰”，认为安倍回避消费增税事实，依靠发债来刺激经济复苏之举完全是出于其政治目的，并非为日本国民的未来着想。

　　2012年底，安倍依靠大打“经济牌”上台，其政策纲领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依靠所谓的“三支箭”来提振经济;其次是实施消费增税来填补日益膨胀的社保缺口;第三是通过重建财政来减轻国债负担率。但是，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抬高股价和贬值日元却成了“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示范效应。

　　在第一阶段消费增税实施以后，迫于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安倍内阁不得不搁置第二阶段消费增税计划。受此短期政策利好影响，虽然近期日本经济开始呈现复苏格局，但由于社保缺口不断增加、财政重建计划停滞不前，还是给未来的日本经济走势蒙上了阴影。因此，本轮经济回暖并不足以打破长期经济停滞的“魔咒”。从本质上说，这次的经济回暖只不过是以牺牲第二阶段消费增税作为政策代价的结果。日本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今后用于填补社保透支和偿还公共债务的两大资金缺口并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资金来源，未来社保和公债这两颗“定时炸弹”有可能随时“引爆”日本经济。

　　从目前安倍政府采取的做法来看，似乎是有意搁置第二轮消费增税和财政重建计划，以换取日本经济短期内的“回光返照”。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有违反竞选公约之嫌。有趣的是，针对消费增税后可能面临的政治及经济风险，日本在野党也因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纲领而三缄其口，以避免在竞选中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社会步入“少子老龄化”时代，日本国民开始对今后将面临的养老育儿以及税收负担增加等问题显得忧心忡忡，尽量“节衣缩食”，希望通过减少个人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风险。这无疑使日本社会难以摆脱其特有的“通缩心理”。

　　在此背景下，尽管日本央行引入负利率以来存款利率已经逼近零点，但是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至2016年底，由于股价回升等叠加因素，日本居民的储蓄、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1800万亿日元，并创下2004年度以来的年度末最高纪录。同时，私人企业的金融资产也增至1153万亿日元、现金和存款增至255万亿日元。但是，由于企业内部利润的增加和劳动力不足，却并没有促使工资薪酬的上涨。

　　笔者认为，居民储蓄的不断增加将对未来日本经济带来两大影响：一是整个社会的个人消费规模或将不断萎缩，二是以投机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性或将进一步增强。其中，在工资薪酬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消费的萎缩意味着日本或将重返通缩时代，安倍希望提升通胀预期的政策目标也将彻底失败。同时，以投机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将不利于日本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容易形成资产泡沫。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居民和企业储蓄、金融资产规模增加的同时，日本国债却呈现滞销格局，只能依靠央行不断增持国债来惨淡经营。目前，日本央行的国债持有金额达427万亿日元，已占国债总规模的约40%。由于进一步增持空间有限，日本央行不得已开始放缓买入国债的节奏，其国债持有额的增幅也创下自2013年1月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以来的新低。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债来获取财源。因此，目前日本居民储蓄及资产收入的增加只不过是在社保“缺口”和政府公债规模不断增加背景下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生活福利的担忧。基于这种局面，目前安倍政府依靠营造通胀预期来刺激个人消费的想法将难以实现。

　　按照笔者的观察，目前安倍政府的做法是“孤注一掷”，把宝压在搁置消费增税，期待短期内的经济复苏来增加税收，以平衡财政收支、填补社保缺口规模。然而，目前经济的回暖迹象虽然使政府税收略微增加，但是公债的GDP占比规模的增长却远远大于政府税收的增长，使得安倍政府2020年实现日本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想法基本不可能实现。

　　基于以上判断，可以认为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主要还是服务于其政治理念。即首先在经济举措上借助“寅吃卯粮”“瞒天过海”来短暂提振经济，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其次依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暗地里大搞政治独裁、实施修宪以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然而，随着加计学园丑闻和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不当发言等问题的曝光，来自社会各界的声讨不绝于耳，在被称为日本政治风向标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遭到惨败，致使安倍内阁支持率再次下跌，自民党内出现“倒阁”萌动，政坛“多米诺骨牌”格局初步显现。

　　因此，目前“风雨缥缈”中的安倍政府想要依靠改组内阁来提升党内外的支持率绝非易事，而要“改弦易辙”，重新制定日本经济再生计划则更是难上加难。

　　近期，日本政经两个领域分别出现一涨一跌的新格局，引人关注。首先，日本公共债务总额的GDP　占比再创新高。其次，安倍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

　　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在内的公共债务总额再次刷新历史最高值，约占当年日本GDP的245%、国民总收入的822%以及财政收入的2359%。同时，根据日本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因受加计学园丑闻影响，安倍内阁支持率已跌破三成，创下其2012年执政以来的新低。

　　笔者认为，虽然日本公共债务规模上升和内阁支持率下降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没有关联。14日，在日本三大经济团体之一的经济同友会夏季研讨会上，日本诸多著名企业家纷纷“炮轰”，认为安倍回避消费增税事实，依靠发债来刺激经济复苏之举完全是出于其政治目的，并非为日本国民的未来着想。

　　2012年底，安倍依靠大打“经济牌”上台，其政策纲领的核心内容首先是依靠所谓的“三支箭”来提振经济;其次是实施消费增税来填补日益膨胀的社保缺口;第三是通过重建财政来减轻国债负担率。但是，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抬高股价和贬值日元却成了“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示范效应。

　　在第一阶段消费增税实施以后，迫于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安倍内阁不得不搁置第二阶段消费增税计划。受此短期政策利好影响，虽然近期日本经济开始呈现复苏格局，但由于社保缺口不断增加、财政重建计划停滞不前，还是给未来的日本经济走势蒙上了阴影。因此，本轮经济回暖并不足以打破长期经济停滞的“魔咒”。从本质上说，这次的经济回暖只不过是以牺牲第二阶段消费增税作为政策代价的结果。日本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今后用于填补社保透支和偿还公共债务的两大资金缺口并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资金来源，未来社保和公债这两颗“定时炸弹”有可能随时“引爆”日本经济。

　　从目前安倍政府采取的做法来看，似乎是有意搁置第二轮消费增税和财政重建计划，以换取日本经济短期内的“回光返照”。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有违反竞选公约之嫌。有趣的是，针对消费增税后可能面临的政治及经济风险，日本在野党也因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纲领而三缄其口，以避免在竞选中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社会步入“少子老龄化”时代，日本国民开始对今后将面临的养老育儿以及税收负担增加等问题显得忧心忡忡，尽量“节衣缩食”，希望通过减少个人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风险。这无疑使日本社会难以摆脱其特有的“通缩心理”。

　　在此背景下，尽管日本央行引入负利率以来存款利率已经逼近零点，但是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仍然居高不下。至2016年底，由于股价回升等叠加因素，日本居民的储蓄、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1800万亿日元，并创下2004年度以来的年度末最高纪录。同时，私人企业的金融资产也增至1153万亿日元、现金和存款增至255万亿日元。但是，由于企业内部利润的增加和劳动力不足，却并没有促使工资薪酬的上涨。

　　笔者认为，居民储蓄的不断增加将对未来日本经济带来两大影响：一是整个社会的个人消费规模或将不断萎缩，二是以投机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性或将进一步增强。其中，在工资薪酬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消费的萎缩意味着日本或将重返通缩时代，安倍希望提升通胀预期的政策目标也将彻底失败。同时，以投机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将不利于日本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容易形成资产泡沫。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居民和企业储蓄、金融资产规模增加的同时，日本国债却呈现滞销格局，只能依靠央行不断增持国债来惨淡经营。目前，日本央行的国债持有金额达427万亿日元，已占国债总规模的约40%。由于进一步增持空间有限，日本央行不得已开始放缓买入国债的节奏，其国债持有额的增幅也创下自2013年1月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以来的新低。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债来获取财源。因此，目前日本居民储蓄及资产收入的增加只不过是在社保“缺口”和政府公债规模不断增加背景下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生活福利的担忧。基于这种局面，目前安倍政府依靠营造通胀预期来刺激个人消费的想法将难以实现。

　　按照笔者的观察，目前安倍政府的做法是“孤注一掷”，把宝压在搁置消费增税，期待短期内的经济复苏来增加税收，以平衡财政收支、填补社保缺口规模。然而，目前经济的回暖迹象虽然使政府税收略微增加，但是公债的GDP占比规模的增长却远远大于政府税收的增长，使得安倍政府2020年实现日本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想法基本不可能实现。

　　基于以上判断，可以认为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主要还是服务于其政治理念。即首先在经济举措上借助“寅吃卯粮”“瞒天过海”来短暂提振经济，以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其次依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暗地里大搞政治独裁、实施修宪以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然而，随着加计学园丑闻和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不当发言等问题的曝光，来自社会各界的声讨不绝于耳，在被称为日本政治风向标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自民党遭到惨败，致使安倍内阁支持率再次下跌，自民党内出现“倒阁”萌动，政坛“多米诺骨牌”格局初步显现。

　　因此，目前“风雨缥缈”中的安倍政府想要依靠改组内阁来提升党内外的支持率绝非易事，而要“改弦易辙”，重新制定日本经济再生计划则更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