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姆巴拉&科布：俄乌战争让许多国家误认为“拥核才能安全”

　　所有的战争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很可能会有更多国家想要开发或部署核武器。根据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议定书，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得到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保障的。而现在，俄罗斯已经两次违反了这一协议：第一次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入侵顿巴斯，第二次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

　　很容易看出，各国在看到乌克兰所遭遇的入侵后，会认定在一个大国竞争重新开始、地区冲突不断升温的时代，即使是掌握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也是必要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都是被武力推翻的，而朝鲜规模虽小但不断扩大的核武库，则增加了他国发动军事干预推翻金氏王朝的成本和风险。伊朗的总体政策和拥核野心反映了它主导大中东地区的愿望，但伊朗领导层同样可能将核武库视为一种防止军事干预的保险政策。那种军事干预要么是为了推翻伊朗统治者，要么是为了应对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核武器已经广泛扩散。俄罗斯、中国、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核武器，如果常规战争威胁到这些国家安危，它们跨越核武器门槛的风险就会增加。

　　由于这些大国的常规力量对比变得不那么明确，局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中国军事战略能力突飞猛进;其陆基导弹、海军和空军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迅速增强，指挥和控制、通信、侦察、监视和实时决策能力得到改善。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范围”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南海的争议岛屿，北京日益增强的空间机动和网络作战能力已经对美国国防规划者和作战人员构成迫在眉睫的风险。除了这种常规军备的增加，中国正在发展陆基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核武库。一些专家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30年在战略发射系统上部署1000枚或更多弹头。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构成了潜在威胁，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也受到朝鲜不断扩大的核武库的威胁。朝鲜已经测试了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到目前为止，韩国和日本一直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来阻止迫性性的核外交或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尔的一些人已经表示怀疑，韩国能否在没有自己的核武库的情况下抵御朝鲜。

　　在中东，伊朗拥有的核能力可能会促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或埃及寻求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然而，当伊朗接近跨过核武器化的门槛时，以色列可能会以强大的常规攻击作为回应，旨在摧毁伊朗的大部分或全部核基础设施和武器。美国和其他与伊朗就延长《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伊核协议，是伊朗与伊朗核问题六国(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以及欧盟，于2015年7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国际协议，主旨为解决伊朗核危机。】进行谈判的谈判代表必须注意，在伊朗即将进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之际，有必要提高伊朗核力量的透明度。

　　关于小型核威慑的效用，核武器专家普遍支持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即使是数量有限的核武器，也足以给入侵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恐惧，从而威慑任何理性或有意图的潜在攻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低限度的威慑足以保护国家，而额外的武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军备竞赛。第二种理论认为，核武器的数字确实很重要。例如，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与以色列、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核力量存在显著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核武器越多越好。第二种观点认为，更多的核武器可以直接转化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力量。但第二种理论高度依赖一定的假设，谁被谁，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受到威慑?是什么价值受观到威胁?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国家本应受到不利的实力平衡或其他“客观”因素的阻碍，但却出于恐惧、荣誉或利益的原因而选择开战。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领导者可以把看似面临困难的做法合理化，强调对手的弱点，突出自身的优势。国家元首和掌控实力的领导相信了这种自我宣传，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决策高度受偏见和意识形态盲点的影响。

　　国家可能不会从发展核武器中获得太多好处，即使这个国家有着危险的邻国，害怕来自一个或者多个邻国的入侵或胁迫。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相当高，大多数军事胁迫都发生在较低的水平上。先进的常规武器，包括智能无人机、远程精确打击导弹和以网络为中心的战斗管理，在威慑潜在攻击者方面可能与小型核武库一样重要。例如，对日本、韩国或澳大利亚等国来说，在地区合作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建造和部署下一代常规武器，在威慑方面可能比加入越来越长的核武器国家名单会带来更大的好处。常规武器通常具有威慑作用，因为它们实际上可以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战争，而核武器只有在使用威胁——以及相互毁灭的前景——是可信的情况下才具有威慑作用。

　　考虑到地区核军备竞赛的负面成本——包括大规模的金融成本、扩散或事故风险的增加以及潜在的制裁——中东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能否通过发展核武器来提高自身的安全性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拥有小型或中型核武库的国家越来越多，将使人们对这些力量在首次打击时的脆弱性产生更多焦虑。这些未来的核武器国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一支弹道导弹潜艇舰队，这是目前可部署的发射系统中生存能力最强的平台。因此，这些国家将几乎完全依赖生存能力较弱的飞机或导弹，需要其指挥官先发制人。更多的国家将部署越来越多的军队，对突然袭击的恐惧将成倍增加，对生存反击能力的需求将导致更多的核武器在“一触即发”的情况下部署。

　　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让一些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核武器是确保安全的良方，但更有可能的是，现实是相反的。

　　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可靠，因为:第一，美苏两极化所提供的稳定核威慑已不复存在;第二，亚洲等一些热点地区的拥核国家已经太多，并且这些国家多没有对领导人的问责制度;第三，不管有没有核武器，领导人都非常愿意以一些人可能认为“不理性”的方式行事，而这些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胜利的定义来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核保障可能从威慑变成黑洞。

　　作者简介：斯蒂芬·西姆巴拉(Stephen J.Cimbala)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白兰地酒分校(Penn State Brandywine)政治学教授。劳伦斯·科布(Lawrence J. Korb)，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所有的战争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很可能会有更多国家想要开发或部署核武器。根据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议定书，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得到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保障的。而现在，俄罗斯已经两次违反了这一协议：第一次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随后入侵顿巴斯，第二次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

　　很容易看出，各国在看到乌克兰所遭遇的入侵后，会认定在一个大国竞争重新开始、地区冲突不断升温的时代，即使是掌握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也是必要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都是被武力推翻的，而朝鲜规模虽小但不断扩大的核武库，则增加了他国发动军事干预推翻金氏王朝的成本和风险。伊朗的总体政策和拥核野心反映了它主导大中东地区的愿望，但伊朗领导层同样可能将核武库视为一种防止军事干预的保险政策。那种军事干预要么是为了推翻伊朗统治者，要么是为了应对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核武器已经广泛扩散。俄罗斯、中国、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核武器，如果常规战争威胁到这些国家安危，它们跨越核武器门槛的风险就会增加。

　　由于这些大国的常规力量对比变得不那么明确，局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中国军事战略能力突飞猛进;其陆基导弹、海军和空军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迅速增强，指挥和控制、通信、侦察、监视和实时决策能力得到改善。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范围”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南海的争议岛屿，北京日益增强的空间机动和网络作战能力已经对美国国防规划者和作战人员构成迫在眉睫的风险。除了这种常规军备的增加，中国正在发展陆基战略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核武库。一些专家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30年在战略发射系统上部署1000枚或更多弹头。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构成了潜在威胁，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也受到朝鲜不断扩大的核武库的威胁。朝鲜已经测试了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到目前为止，韩国和日本一直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来阻止迫性性的核外交或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尔的一些人已经表示怀疑，韩国能否在没有自己的核武库的情况下抵御朝鲜。

　　在中东，伊朗拥有的核能力可能会促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或埃及寻求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然而，当伊朗接近跨过核武器化的门槛时，以色列可能会以强大的常规攻击作为回应，旨在摧毁伊朗的大部分或全部核基础设施和武器。美国和其他与伊朗就延长《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伊核协议，是伊朗与伊朗核问题六国(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以及欧盟，于2015年7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国际协议，主旨为解决伊朗核危机。】进行谈判的谈判代表必须注意，在伊朗即将进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之际，有必要提高伊朗核力量的透明度。

　　关于小型核威慑的效用，核武器专家普遍支持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即使是数量有限的核武器，也足以给入侵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恐惧，从而威慑任何理性或有意图的潜在攻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低限度的威慑足以保护国家，而额外的武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军备竞赛。第二种理论认为，核武器的数字确实很重要。例如，美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与以色列、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核力量存在显著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核武器越多越好。第二种观点认为，更多的核武器可以直接转化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力量。但第二种理论高度依赖一定的假设，谁被谁，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受到威慑?是什么价值受观到威胁?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国家本应受到不利的实力平衡或其他“客观”因素的阻碍，但却出于恐惧、荣誉或利益的原因而选择开战。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领导者可以把看似面临困难的做法合理化，强调对手的弱点，突出自身的优势。国家元首和掌控实力的领导相信了这种自我宣传，理性毕竟是有限的，决策高度受偏见和意识形态盲点的影响。

　　国家可能不会从发展核武器中获得太多好处，即使这个国家有着危险的邻国，害怕来自一个或者多个邻国的入侵或胁迫。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相当高，大多数军事胁迫都发生在较低的水平上。先进的常规武器，包括智能无人机、远程精确打击导弹和以网络为中心的战斗管理，在威慑潜在攻击者方面可能与小型核武库一样重要。例如，对日本、韩国或澳大利亚等国来说，在地区合作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建造和部署下一代常规武器，在威慑方面可能比加入越来越长的核武器国家名单会带来更大的好处。常规武器通常具有威慑作用，因为它们实际上可以以可接受的代价赢得战争，而核武器只有在使用威胁——以及相互毁灭的前景——是可信的情况下才具有威慑作用。

　　考虑到地区核军备竞赛的负面成本——包括大规模的金融成本、扩散或事故风险的增加以及潜在的制裁——中东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能否通过发展核武器来提高自身的安全性是值得怀疑的。相反，拥有小型或中型核武库的国家越来越多，将使人们对这些力量在首次打击时的脆弱性产生更多焦虑。这些未来的核武器国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一支弹道导弹潜艇舰队，这是目前可部署的发射系统中生存能力最强的平台。因此，这些国家将几乎完全依赖生存能力较弱的飞机或导弹，需要其指挥官先发制人。更多的国家将部署越来越多的军队，对突然袭击的恐惧将成倍增加，对生存反击能力的需求将导致更多的核武器在“一触即发”的情况下部署。

　　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让一些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核武器是确保安全的良方，但更有可能的是，现实是相反的。

　　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可靠，因为:第一，美苏两极化所提供的稳定核威慑已不复存在;第二，亚洲等一些热点地区的拥核国家已经太多，并且这些国家多没有对领导人的问责制度;第三，不管有没有核武器，领导人都非常愿意以一些人可能认为“不理性”的方式行事，而这些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对胜利的定义来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核保障可能从威慑变成黑洞。

　　作者简介：斯蒂芬·西姆巴拉(Stephen J.Cimbala)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白兰地酒分校(Penn State Brandywine)政治学教授。劳伦斯·科布(Lawrence J. Korb)，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