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核背后的经济账：苏联留下的“切尔诺贝利账单”如何影响刚刚独立的乌克兰？

本文选编自《切尔诺贝利》一书

　　苏联帝国留给了乌克兰一笔巨大的未偿付账单

　　乌克兰欢迎公众就切尔诺贝利核灾的起因和后果进行辩论，通过辩论鼓动人民反对以前的帝国中心，巩固社会团结，使新政权在本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看来更具合法性，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国家和民族的构建。出于公众压力和雅沃利夫斯基的委员会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在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采取了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最宽宏的社会福利保障法，有九万人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也是最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在俄罗斯这类人仅有五万人，在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最深的白俄罗斯，仅有9000人被归为此类。乌克兰还承认50万人的“事故清理人”身份，这意味着付出另一项社会福利，相较之下，俄罗斯只承认20万人，白俄罗斯才承认10多万人。而且，乌克兰立法者拒绝采用苏联制定的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标准——个人一生最多能接受35雷姆的辐射剂量。乌克兰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一样都采用了7雷姆的标准，这是美国公民一生吸收的辐射水平的均值。

　　上述决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为了应对新的开支，立法者通过了切尔诺贝利税，对公司经营所得的12%进行征税。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在满怀期待中开始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新生活，可当时乌克兰人均GDP刚刚超过1300美元，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和高通胀进一步碾压了它。乌克兰经济以每年10%—23%的比例下滑，1994年的GDP仅比独立当年的GDP的半数稍高一点。在90年代中期，乌克兰财政的5%被拨付至处理核事故的基金，社会福利中65%的资源用于帮助330万被界定为核灾受害者的民众。

　　对许多人而言，能够被认定为健康受到核灾影响的受害者是一种应对穷途窘路的好办法，经济下行、失业高企，与此同时，政府还削减了苏联时代各色的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这一切造成了眼前巨大的困境。“如果有人需要开药，那么他需要出钱。我们的诊断是金钱。”一位医生这样评价他所救治的来自污染地区的新安置居民。切尔诺贝利社会保障项目进一步扩充并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社会福利体系，而这一切变成了阻碍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屏障。

　　尽管从帝国解放出来有助于了解事故的真相，然而，苏联帝国留给了乌克兰一笔巨大的未偿付账单。当时唯一可以赚钱还账的方法就是再次使用核能。这也是在独立宣言发表不久后真真切切发生在乌克兰的实情。生态主义拥护者组成的议会从前通过了一系列在界定核灾受害者方面极其宽松的法律，成立了雅沃利夫斯基委员会调查事故责任，如今还是这个议会决定把生态问题抛到一旁，把经济问题放到了首要位置。除此之外，议会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人民免受饥饿，让新生的独立国家免于崩溃。

　　1990年2月，乌克兰议会经投票决定将在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1991年10月，电站二号机组因涡轮机的开关问题而着火，大火损毁了电站涡轮机厂房的屋顶，关闭任务因此愈加急迫。议会投票通过立即关闭二号机组，到1993年又计划关停当时仍在工作的一号和三号机组，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然而在1993年的秋天，此时距离计划中的关停时间只剩下几个月，这群议员推翻了他们自己早前做出的决定。他们取消了1990年8月做出的五年内在乌克兰境内暂停新建核反应堆的决定，并颁布法令，只有当现存的核反应堆达到使用年限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可被关闭。此外，一号和三号核反应堆将继续工作，还制定计划重启曾着火的二号机组。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再次发生了出乎意料的转向。

　　放弃核武以换取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

　　乌克兰“绿色世界”组织的前任领导尤里·谢尔巴克在1994年秋担任乌克兰驻美大使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安排乌克兰总统赴华盛顿就核议题进行国事访问。谢尔巴克曾是1991年8月在苏联议会上第一个宣布乌克兰独立的代表，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1991年至1992年，他曾担任生态部首任部长，随后从事外交工作，又先后担任了乌克兰驻以色列和美国大使。1992年，谢尔巴克从政坛启程时，生态主义运动在乌克兰和整个独联体(指原先的苏联，现在的15个独立共和国)正呈逐渐疲弱之势。

　　乌克兰和苏联所有其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下滑和通胀失控。在乌克兰，1994年的总统大选产生了新的领导人——56岁的火箭专家列昂尼德·库奇马，他曾是欧洲最大的火箭生产企业的领导。他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并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寻求援助。西方做出了回应，但希望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库奇马随后便前往华盛顿讨论自己国家可能应允的条件。

　　谢尔巴克全力配合总统的工作，发现自己竟投身于核谈判之中。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尚有1800枚苏军部署的核弹头遗留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同意拆解后送回给俄罗斯。按计划，乌克兰将在1994年底前完成上述任务，但是基辅的议员随即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对核弹头中武器级的铀做出经济补偿。在美国政府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后，作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世界上第三大拥核国家，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1994年1月，转移武器的协议正式签署，但是乌克兰议会要求核武器离开本国后，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他们得到的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承诺。1994年11月，在库奇马计划出访华盛顿前数日，他敦促议会通过了此项协议，放弃核武以换取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

　　比尔·克林顿总统很高兴在1994年11月22日欢迎乌克兰总统访问华盛顿。迎接库奇马的是16响礼炮的欢迎仪式，人们将他和曾在经济困境中领导过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做比较，这也暗示了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深陷经济危机。克林顿赞赏库奇马“驱走核武威胁，奠定和平基石的勇气”。美国则向乌克兰提供总计两亿美元的援助。数周后，克林顿和库奇马于1994年12月5日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该协议写明美国、俄罗斯和英国承诺做出安全保证，不对乌克兰和另外两个放弃苏联时期核武器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诉诸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中国和法国在另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做出担保。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时期国家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份协议对乌克兰来说将是灾难。然而，在1994年签署这份协议时情况并非如此。作为核弹头的交换条件，乌克兰得到了重要的外交承诺、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俄罗斯将继续向乌克兰的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包括切尔诺贝利电站在内，所有的核电站都依赖俄罗斯产的浓缩铀。在1994年11月库奇马和克林顿之间的会谈中，双方都很关注切尔诺贝利电站。“克林顿总统很重视重要的资源承诺……并且认为尽早做出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的保证很重要。”会谈记录写道。美方希望乌克兰能坚持议会于1990年做出的决定：在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关闭背后的经济账

　　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乌克兰的态度彻底反转，他们希望电站无限期运营下去。在同一份联合声明中，库奇马拒绝因美方施压而改变主意。他只是“向克林顿总统担保，乌克兰会慎重考虑国际社会对继续使用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关切”。他指出有必要“将社会对电站工作人员的影响减至最低，确保经济实惠的电能可以满足乌克兰的国内需求”。克林顿得到以下信息：除非有财政补偿，否则囊中羞涩的乌克兰可丢不起两座正在切尔诺贝利电站运行的核反应堆。两位总统同意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7集团共同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

　　拥有核电站的国家有义务承担确保核反应堆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是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组织——G7集团的政府要求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会同其他机构一起为此努力。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曾于1993年设立核安全账户，用于筹集资金帮助仍使用苏联时代核反应堆的东欧国家以确保核安全。西方核电站的领导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如果东欧再发生核事故的话，核能在西方国家的名声就再难修复了，他们也将随之失业。他们游说政府开展活动，运用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帮助东欧国家的核反应堆升级。东欧得到了新技术的助力和政府基金的支持，西方核能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东欧不会再发生重大核事故。

　　尽管拥有来自西方的可观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政治压力，乌克兰政府依旧是举步维艰。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高企的通胀吞噬了民众的存款，情况如此严峻，以至于1994年8月的G7集团不得不在官方公报宣布那不勒斯峰会将以乌克兰经济为议题召开专门会议。乌克兰政府辩称，他们不能简单地关停提供了全国近6%电能的核电站，乌克兰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中，其严重程度比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关闭电站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基辅会放弃核武器，但在切尔诺贝利问题上不会妥协。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此举似乎难以理解。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蒙难最深，然而，它不仅让其他核电站和核反应堆继续运行，甚至拒绝关闭将会给工作人员带来严重风险的高污染地区核电站。1994年11月，库奇马告诉克林顿，在切尔诺贝利，除了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老化的石棺也亟须修复。

　　西方政府不曾放弃。欧盟暂停了提供给乌克兰的8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除非乌克兰制订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计划，欧盟以此表明自己相当重视此事。极度缺钱的库奇马1995年4月宣布，他与由法国环境部部长米歇尔·巴尼耶率领的欧盟和G7代表团会面时做出了关闭核电站的承诺。但是其他官员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包括1986年事故期间担任电站党委书记的现任站长谢尔盖·帕拉申。帕拉申曾在对电台记者的倾诉中，抱怨西方社会的政治施压，他强调，他的同事们很肯定切尔诺贝利电站和乌克兰其他电站一样安全。

　　对于帕拉申和他的同事而言，关停电站的建议对个人经济前景无异于一场灾难，他们将失去乌克兰标准下的高工资，他们正是仰仗这笔工资才能在物价奇高的新市场经济下生存。尽管工人吸收了高剂量的辐射，他们仍愿待在电站，同时他们向医生隐瞒了自己身处高辐射环境的事实。“他们坚持留在禁区。”一位当地医生告诉前来调研核灾结果的研究生。只要电站还聘用工程师和工人，他们就付得起账，如果电站关闭，他们就要流落街头了。

　　来自G7集团的领导人设法寻找资金，以便向切尔诺贝利电站工人提供经济和社会的善后服务。“我们意识到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将会给乌克兰带来某些经济和社会负担，我们将继续努力动员国际力量就能源生产、能源效率和核能安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西方领导人1995年6月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如此声明：“任何替换切尔诺贝利核能的计划都将建立在完善的经济、环境和财政标准上。”乌克兰政府希望在污染地区新建一座燃气电站，然而该计划却遭到了西方专家的反对，他们告知乌克兰同行，乌方不能拥有无限度的信用额度，只有西方机构应允的项目才能获得贷款。

　　1995年12月，G7集团、欧盟和乌克兰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承诺西方将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正式停用提供援助，包括提供资金用于乌克兰其他电站再建两座核反应堆，以及重建多座燃煤电站，以此抵消切尔诺贝利电站关停造成的能源损失。乌克兰政府希望能获得44亿美元的项目援助，但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承诺给予23亿美元。这笔款项中，有近5亿美元以捐资形式用于核电站的关闭，剩余的18亿以信贷形式用于支持乌克兰西部地区的赫梅利尼茨基和罗夫诺核电站建设新的核反应堆。切尔诺贝利电站必须在2000年前关闭。

　　这份备忘录无助于减少乌克兰代表和西方援助者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乌克兰政府官员发牢骚说，援助款项中捐赠部分占比太小，而且西方大国完全忽视了在四号机组上新建覆盖物的问题。国际机构包括远东的日本在内的国家不愿就新建两座核反应堆提供资金援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切尔诺贝利相关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它的专家解释，升级现存的核反应堆比新建核反应堆还昂贵。此外，他们还声称，经济危机使乌克兰经济体所消耗的能源和工业所需的能源比以前少了很多，要是获得额外的能源，改革乌克兰能源市场或采取节能措施就变得不那么急迫了。西方持反核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同意上述观点。

　　但是库奇马总统和他的政府官员坚持在另两座核反应堆建成并投产后，才能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不少西方国家都觉得他在虚张声势。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乌克兰在1996年秋关闭了一号机组。1997年6月，三号机组因维修而关停。考虑到二号机组在1991年秋的火灾后不再运行，实际上自1997年夏起，整座电站就已不再运转。看起来乌克兰人并没有等拿到建造另两座核反应堆的经费就把切尔诺贝利电站关闭了，这更让西方国家觉得它们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乌克兰的核工业并没有放弃切尔诺贝利。1997年10月，政府郑重其事地纪念了切尔诺贝利建站20周年。当前任站长布留哈诺夫走上讲台，向聚集在一起的电站工人发表演讲时，台下众人起立鼓掌欢呼。“听众席的人全都站了起来，他们大声欢呼，弄得我耳朵嗡嗡响。”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伦丁娜如此回忆。

　　为了表明他们确实打算让核电站继续运营，乌克兰官员重新启用了三号机组，并在1998年6月使其联网发电，他们宣称电站可以安全地工作至2010年。随后，乌克兰政府转而求助于俄罗斯，希望对方能帮助乌克兰完成两座西方不愿资助的西部地区的核反应堆建设。乌克兰突然向东转向吓坏了西方政府，他们现在面临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将无限期运行下去的可能，如此一来，乌克兰其他核电站的安全标准也备受质疑，此举还同时威胁了愿意参与完成乌克兰那两座核反应堆建设的西方企业的利益。

　　然而，西方世界向来缺乏团结。法国和芬兰政府在本国核工业领导人的游说下，纷纷表明愿意帮助完成乌克兰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任务。可是德国政府在绿党施压下，止步于议会通过的禁止向核相关项目提供资助的决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不顾德国和其他多国的反对，于2000年12月7日做出决定，向乌克兰核反应堆建设项目提供2.15亿美元贷款。该决定又开启了另一项欧盟出资的5亿美元贷款。现在，切尔诺贝利终于能关闭了。

　　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做出决定后的第八天，即2000年12月15日，库奇马总统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式关停。借电站关停之机，他在基辅发表了演讲并向世界承诺乌克兰不会再带来核威胁。他进一步补充道：“我们相信乌克兰不会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

本文选编自《切尔诺贝利》一书

　　苏联帝国留给了乌克兰一笔巨大的未偿付账单

　　乌克兰欢迎公众就切尔诺贝利核灾的起因和后果进行辩论，通过辩论鼓动人民反对以前的帝国中心，巩固社会团结，使新政权在本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看来更具合法性，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国家和民族的构建。出于公众压力和雅沃利夫斯基的委员会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在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采取了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最宽宏的社会福利保障法，有九万人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也是最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在俄罗斯这类人仅有五万人，在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最深的白俄罗斯，仅有9000人被归为此类。乌克兰还承认50万人的“事故清理人”身份，这意味着付出另一项社会福利，相较之下，俄罗斯只承认20万人，白俄罗斯才承认10多万人。而且，乌克兰立法者拒绝采用苏联制定的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标准——个人一生最多能接受35雷姆的辐射剂量。乌克兰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一样都采用了7雷姆的标准，这是美国公民一生吸收的辐射水平的均值。

　　上述决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为了应对新的开支，立法者通过了切尔诺贝利税，对公司经营所得的12%进行征税。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在满怀期待中开始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新生活，可当时乌克兰人均GDP刚刚超过1300美元，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和高通胀进一步碾压了它。乌克兰经济以每年10%—23%的比例下滑，1994年的GDP仅比独立当年的GDP的半数稍高一点。在90年代中期，乌克兰财政的5%被拨付至处理核事故的基金，社会福利中65%的资源用于帮助330万被界定为核灾受害者的民众。

　　对许多人而言，能够被认定为健康受到核灾影响的受害者是一种应对穷途窘路的好办法，经济下行、失业高企，与此同时，政府还削减了苏联时代各色的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这一切造成了眼前巨大的困境。“如果有人需要开药，那么他需要出钱。我们的诊断是金钱。”一位医生这样评价他所救治的来自污染地区的新安置居民。切尔诺贝利社会保障项目进一步扩充并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社会福利体系，而这一切变成了阻碍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屏障。

　　尽管从帝国解放出来有助于了解事故的真相，然而，苏联帝国留给了乌克兰一笔巨大的未偿付账单。当时唯一可以赚钱还账的方法就是再次使用核能。这也是在独立宣言发表不久后真真切切发生在乌克兰的实情。生态主义拥护者组成的议会从前通过了一系列在界定核灾受害者方面极其宽松的法律，成立了雅沃利夫斯基委员会调查事故责任，如今还是这个议会决定把生态问题抛到一旁，把经济问题放到了首要位置。除此之外，议会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人民免受饥饿，让新生的独立国家免于崩溃。

　　1990年2月，乌克兰议会经投票决定将在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1991年10月，电站二号机组因涡轮机的开关问题而着火，大火损毁了电站涡轮机厂房的屋顶，关闭任务因此愈加急迫。议会投票通过立即关闭二号机组，到1993年又计划关停当时仍在工作的一号和三号机组，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然而在1993年的秋天，此时距离计划中的关停时间只剩下几个月，这群议员推翻了他们自己早前做出的决定。他们取消了1990年8月做出的五年内在乌克兰境内暂停新建核反应堆的决定，并颁布法令，只有当现存的核反应堆达到使用年限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可被关闭。此外，一号和三号核反应堆将继续工作，还制定计划重启曾着火的二号机组。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再次发生了出乎意料的转向。

　　放弃核武以换取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

　　乌克兰“绿色世界”组织的前任领导尤里·谢尔巴克在1994年秋担任乌克兰驻美大使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安排乌克兰总统赴华盛顿就核议题进行国事访问。谢尔巴克曾是1991年8月在苏联议会上第一个宣布乌克兰独立的代表，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1991年至1992年，他曾担任生态部首任部长，随后从事外交工作，又先后担任了乌克兰驻以色列和美国大使。1992年，谢尔巴克从政坛启程时，生态主义运动在乌克兰和整个独联体(指原先的苏联，现在的15个独立共和国)正呈逐渐疲弱之势。

　　乌克兰和苏联所有其他地区都经历了经济下滑和通胀失控。在乌克兰，1994年的总统大选产生了新的领导人——56岁的火箭专家列昂尼德·库奇马，他曾是欧洲最大的火箭生产企业的领导。他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并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寻求援助。西方做出了回应，但希望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库奇马随后便前往华盛顿讨论自己国家可能应允的条件。

　　谢尔巴克全力配合总统的工作，发现自己竟投身于核谈判之中。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尚有1800枚苏军部署的核弹头遗留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同意拆解后送回给俄罗斯。按计划，乌克兰将在1994年底前完成上述任务，但是基辅的议员随即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对核弹头中武器级的铀做出经济补偿。在美国政府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后，作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世界上第三大拥核国家，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1994年1月，转移武器的协议正式签署，但是乌克兰议会要求核武器离开本国后，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他们得到的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承诺。1994年11月，在库奇马计划出访华盛顿前数日，他敦促议会通过了此项协议，放弃核武以换取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

　　比尔·克林顿总统很高兴在1994年11月22日欢迎乌克兰总统访问华盛顿。迎接库奇马的是16响礼炮的欢迎仪式，人们将他和曾在经济困境中领导过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做比较，这也暗示了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深陷经济危机。克林顿赞赏库奇马“驱走核武威胁，奠定和平基石的勇气”。美国则向乌克兰提供总计两亿美元的援助。数周后，克林顿和库奇马于1994年12月5日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该协议写明美国、俄罗斯和英国承诺做出安全保证，不对乌克兰和另外两个放弃苏联时期核武器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诉诸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中国和法国在另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做出担保。乌克兰和其他后苏联时期国家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份协议对乌克兰来说将是灾难。然而，在1994年签署这份协议时情况并非如此。作为核弹头的交换条件，乌克兰得到了重要的外交承诺、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俄罗斯将继续向乌克兰的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包括切尔诺贝利电站在内，所有的核电站都依赖俄罗斯产的浓缩铀。在1994年11月库奇马和克林顿之间的会谈中，双方都很关注切尔诺贝利电站。“克林顿总统很重视重要的资源承诺……并且认为尽早做出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的保证很重要。”会谈记录写道。美方希望乌克兰能坚持议会于1990年做出的决定：在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关闭背后的经济账

　　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乌克兰的态度彻底反转，他们希望电站无限期运营下去。在同一份联合声明中，库奇马拒绝因美方施压而改变主意。他只是“向克林顿总统担保，乌克兰会慎重考虑国际社会对继续使用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关切”。他指出有必要“将社会对电站工作人员的影响减至最低，确保经济实惠的电能可以满足乌克兰的国内需求”。克林顿得到以下信息：除非有财政补偿，否则囊中羞涩的乌克兰可丢不起两座正在切尔诺贝利电站运行的核反应堆。两位总统同意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7集团共同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

　　拥有核电站的国家有义务承担确保核反应堆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是全世界最富裕国家组织——G7集团的政府要求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会同其他机构一起为此努力。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曾于1993年设立核安全账户，用于筹集资金帮助仍使用苏联时代核反应堆的东欧国家以确保核安全。西方核电站的领导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如果东欧再发生核事故的话，核能在西方国家的名声就再难修复了，他们也将随之失业。他们游说政府开展活动，运用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帮助东欧国家的核反应堆升级。东欧得到了新技术的助力和政府基金的支持，西方核能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东欧不会再发生重大核事故。

　　尽管拥有来自西方的可观的财政刺激计划和政治压力，乌克兰政府依旧是举步维艰。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高企的通胀吞噬了民众的存款，情况如此严峻，以至于1994年8月的G7集团不得不在官方公报宣布那不勒斯峰会将以乌克兰经济为议题召开专门会议。乌克兰政府辩称，他们不能简单地关停提供了全国近6%电能的核电站，乌克兰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中，其严重程度比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关闭电站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基辅会放弃核武器，但在切尔诺贝利问题上不会妥协。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此举似乎难以理解。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蒙难最深，然而，它不仅让其他核电站和核反应堆继续运行，甚至拒绝关闭将会给工作人员带来严重风险的高污染地区核电站。1994年11月，库奇马告诉克林顿，在切尔诺贝利，除了正在运行的核反应堆，老化的石棺也亟须修复。

　　西方政府不曾放弃。欧盟暂停了提供给乌克兰的8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除非乌克兰制订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计划，欧盟以此表明自己相当重视此事。极度缺钱的库奇马1995年4月宣布，他与由法国环境部部长米歇尔·巴尼耶率领的欧盟和G7代表团会面时做出了关闭核电站的承诺。但是其他官员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包括1986年事故期间担任电站党委书记的现任站长谢尔盖·帕拉申。帕拉申曾在对电台记者的倾诉中，抱怨西方社会的政治施压，他强调，他的同事们很肯定切尔诺贝利电站和乌克兰其他电站一样安全。

　　对于帕拉申和他的同事而言，关停电站的建议对个人经济前景无异于一场灾难，他们将失去乌克兰标准下的高工资，他们正是仰仗这笔工资才能在物价奇高的新市场经济下生存。尽管工人吸收了高剂量的辐射，他们仍愿待在电站，同时他们向医生隐瞒了自己身处高辐射环境的事实。“他们坚持留在禁区。”一位当地医生告诉前来调研核灾结果的研究生。只要电站还聘用工程师和工人，他们就付得起账，如果电站关闭，他们就要流落街头了。

　　来自G7集团的领导人设法寻找资金，以便向切尔诺贝利电站工人提供经济和社会的善后服务。“我们意识到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将会给乌克兰带来某些经济和社会负担，我们将继续努力动员国际力量就能源生产、能源效率和核能安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西方领导人1995年6月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如此声明：“任何替换切尔诺贝利核能的计划都将建立在完善的经济、环境和财政标准上。”乌克兰政府希望在污染地区新建一座燃气电站，然而该计划却遭到了西方专家的反对，他们告知乌克兰同行，乌方不能拥有无限度的信用额度，只有西方机构应允的项目才能获得贷款。

　　1995年12月，G7集团、欧盟和乌克兰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承诺西方将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正式停用提供援助，包括提供资金用于乌克兰其他电站再建两座核反应堆，以及重建多座燃煤电站，以此抵消切尔诺贝利电站关停造成的能源损失。乌克兰政府希望能获得44亿美元的项目援助，但西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承诺给予23亿美元。这笔款项中，有近5亿美元以捐资形式用于核电站的关闭，剩余的18亿以信贷形式用于支持乌克兰西部地区的赫梅利尼茨基和罗夫诺核电站建设新的核反应堆。切尔诺贝利电站必须在2000年前关闭。

　　这份备忘录无助于减少乌克兰代表和西方援助者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乌克兰政府官员发牢骚说，援助款项中捐赠部分占比太小，而且西方大国完全忽视了在四号机组上新建覆盖物的问题。国际机构包括远东的日本在内的国家不愿就新建两座核反应堆提供资金援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切尔诺贝利相关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它的专家解释，升级现存的核反应堆比新建核反应堆还昂贵。此外，他们还声称，经济危机使乌克兰经济体所消耗的能源和工业所需的能源比以前少了很多，要是获得额外的能源，改革乌克兰能源市场或采取节能措施就变得不那么急迫了。西方持反核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同意上述观点。

　　但是库奇马总统和他的政府官员坚持在另两座核反应堆建成并投产后，才能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不少西方国家都觉得他在虚张声势。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乌克兰在1996年秋关闭了一号机组。1997年6月，三号机组因维修而关停。考虑到二号机组在1991年秋的火灾后不再运行，实际上自1997年夏起，整座电站就已不再运转。看起来乌克兰人并没有等拿到建造另两座核反应堆的经费就把切尔诺贝利电站关闭了，这更让西方国家觉得它们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乌克兰的核工业并没有放弃切尔诺贝利。1997年10月，政府郑重其事地纪念了切尔诺贝利建站20周年。当前任站长布留哈诺夫走上讲台，向聚集在一起的电站工人发表演讲时，台下众人起立鼓掌欢呼。“听众席的人全都站了起来，他们大声欢呼，弄得我耳朵嗡嗡响。”布留哈诺夫的妻子瓦伦丁娜如此回忆。

　　为了表明他们确实打算让核电站继续运营，乌克兰官员重新启用了三号机组，并在1998年6月使其联网发电，他们宣称电站可以安全地工作至2010年。随后，乌克兰政府转而求助于俄罗斯，希望对方能帮助乌克兰完成两座西方不愿资助的西部地区的核反应堆建设。乌克兰突然向东转向吓坏了西方政府，他们现在面临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将无限期运行下去的可能，如此一来，乌克兰其他核电站的安全标准也备受质疑，此举还同时威胁了愿意参与完成乌克兰那两座核反应堆建设的西方企业的利益。

　　然而，西方世界向来缺乏团结。法国和芬兰政府在本国核工业领导人的游说下，纷纷表明愿意帮助完成乌克兰两座核反应堆的建设任务。可是德国政府在绿党施压下，止步于议会通过的禁止向核相关项目提供资助的决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不顾德国和其他多国的反对，于2000年12月7日做出决定，向乌克兰核反应堆建设项目提供2.15亿美元贷款。该决定又开启了另一项欧盟出资的5亿美元贷款。现在，切尔诺贝利终于能关闭了。

　　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做出决定后的第八天，即2000年12月15日，库奇马总统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式关停。借电站关停之机，他在基辅发表了演讲并向世界承诺乌克兰不会再带来核威胁。他进一步补充道：“我们相信乌克兰不会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