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不同频道的中国治疫模式：接下来中国须立即办的事是什么？

　　上周，此轮新冠病毒正呈现向全世界蔓延的趋势。

　　意大利、韩国、日本和伊朗等国都正在快速蔓延，加拿大虽然被感染人数只有十一个人，但其疾病防控中心的负责官员已经表示“控制不住”疫情发展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多位国外权威人士和专家均透露，美国实际上隐瞒了病情发展情况，而以“流感”形式告知公众并治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谭德赛避免使用“大流行”一词来形容今天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状况，理由之一是疾病和致死率很低，但多位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表示：要做好世界疫情来临的准备了，好在死亡率并不高。有意思的是，就连谭德赛也表示：“尽我们所能为潜在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在上述态势下，作为此轮病毒传播发源地或起码是主要发源地之一的中国，恐怕必须要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进退了，这是这种疾病的高传染率和低致死率使然，从而使“进退“二字成为中国对世界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治疫模式：与世界不同频道

　　首先要说明：当我们使用“模式”这个词时，我们只是在试图归纳中国这种疫情治理方式的主要特性，而不涉及推广这种模式或者寻找病毒疫情产生的的原因。在疫情发生的这一个多月里，通过中国官方治理疫情的具体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特征实际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些特征包括下列内容：

　　首先是完全尊重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因素，实行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化管理。

　　这一特征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封锁武汉乃至湖北全省。当武汉面临疫情快速蔓延阶段时，中国封锁武汉的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为主要手段，把这所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同外部实行完全的隔离，并对城市的居民社区也实施封锁，继而将这一切扩大到湖北全省，以此来切断疫情的传播。这一行为最核心之处是：暂时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停止绝大多数经济和生产活动，在此前提下进行包括治疗患者在内的社会非常态管理。

　　另一核心特征是，超越正常法律管理框架之外，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强行管控社会生活。如现在湖北全省和其它地方正在实施方法那样，以疾病传染周期为依据，限制居民行动，停止教育、文化、商业活动和事实上的大部分企业生产，停止乡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往来等等。

　　上述两大特征最核心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让社会暂时停摆，以解决病毒传染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停摆本身不可能持续和操作，即便是短期地停摆也会造成财富的巨大损失，造成社会和民众附属的次生灾难无法承受，并将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包括政府将要付出的隐性的政治代价;同时在疫情国际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必然都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相互影响，任何一国都不能关起门来治理疫情。因此中国的治疫模式，各国难以复制，也难以接受。

　　目前世界上的另一种治疫方式以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国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与中国刚好相反，以稳定民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为前提和解决问题的核心。

　　日本上周正式公布的防疫政策是：不再扩大病毒检测范围，不再追查密切接触者，轻症者居家静养，重症再来医院治疗，医生认为是重症者，有必要进行检测时，才用试剂盒进行检测。呼吁日本国民冷静、自律，教育国民日常防护，例如洗手、戴口罩。企业和强调等不得停工停产，除中小学外，大学必须继续上课。

　　美国的方式就更具有代表性了，可以看病，但医生不会为你化验，重病人住院例外;医生会告诉你得了流感，不会告诉你冠状肺炎;告诉你如何防止相互传染;会为你打流感针、服用相关药物;同样，企业和商店绝不会停工停产。

　　新加坡模式和上述美日模式大同小异。

　　上述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安定民心，绝不造成恐慌，按照世卫组织说的：民众的大面积恐慌比疾病更危险为原则，同时不中断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三国能够这样做的根据是：这一疾病的致死率非常低。这一美日新等国的模式如何还有待检验，但是防止全民恐慌，企业、商业和教育继续，不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对中国当前的防疫工作无疑也有启发意义。

　　面对上述国内外背景，中国应该知进退，同时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

　　首先，中国绝不要在世界宣讲自己的治疫模式，更不应如部分中国网民在网上说的那样，要求国外“抄作业”一样仿效中国的防疫模式，那是不尊重别人，同时也表现出不成熟的傲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上述治理疫情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只要说清楚，中国这一模式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的模式，同时也将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予以调整即可。

　　特别应该高度关注的是，鉴于美日新三国提出了自己的新模式以及其合理性，加之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在国内的治疫实践中，必须实实在在地调整除湖北以外地区相关政策，避免采取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实际停止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治疫手段，以免像武汉那样，产生太大的次生灾害。当然武汉的次生灾害可能有采取紧急状态时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无法想象能停止经济活动，否则依照现在中国政府在治疫上投入的金钱，很快连治疫都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两件事中国必须立即办

　　经过一个多月治理疫情的艰难岁月，中国现在有两个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实际行动立即解决。这同样有个面对当前国内外情势变化，需要决定进退的问题。

　　首先必须从战略综合层面看待和处理防疫问题，组建综合类的专家委员会。

　　一个多月以来的抗疫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防疫绝不仅仅是防治疾病，而是综合类战略问题。甚至仅从防疫层面来看，从根本上讲就不仅是临床医生的主要任务，而是卫生防疫专业专家的综合性规划和操作的任务。此外，防疫还涉及发改委、商务部、安全、外交、交通、新闻和社会等各个部委。在这方面，我们在一个多月的疫情治理中，教训显而易见。同时，这一工作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防疫治病问题，还需要有长远规划和安排，因此它完全是一个政府的战略性综合工作。为完成此任务，当前必须在中央政府层面，立即建立一个综合类的专家委员会，由上述部门每部各派一名专家代表，由国务院负责人任委员会负责人。重大问题由专家委员会投票，需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并执行。

　　委员会成立后当立即投入目前的防疫工作中，当前应了解湖北及各省的疫情和防控情况，深入湖北和其它省实地考察，提出防控建议，经三分之二投票表决同意后执行。

　　疫情期间，至少每3天召开一次会议，评估及修订以前防控措施，提出新的建议。

　　未来专家委员会可以继续运作，继续为中国自萨斯事件后亏欠的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

　　第二件同样非常重要、并需要立即加以解决的，这就是管理当前中国防疫专家的疫情言论。

　　在中国当前的防疫工作中，有一个世界各国都很难见到的、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由临床大夫和专家管理一个14亿人口国家的公共卫生和防疫;二是这些专家频频就当前疫情的重大事宜提出重要判断和评论。前者应该是萨斯事件以来中国在公共卫生和防疫方面工作亏欠的必然结果，暂且不论;而后者却正在当前抗疫工作中引发不良后果。

　　自疫情在全国发生以来，中国的防疫专家借助中央媒体和一批有影响的地方、市场化媒体，就当前中国疫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频频发表评论，包括对当前疫情的拐点时间、当前新冠病毒和萨斯的区别、监测病毒的标准，特别是此轮冠状病毒的发源地和传染地等众多重大问题，发表结论性判断和评论。这些评论全部涉及当前中国中央政府对疫情的战略判断和相关的政府工作安排、对病毒的定性和防疫治病的方法，以及新冠病毒在全世界传播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合作问题等，这些都是当前毋庸置疑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上述观点全部涉及当前防疫工作中最重要的稳定人心、防止全民恐慌的问题。

　　就事实的验证来看，上述专家的上述结论或者完全错误，或者与事实有相当差距，乃至缺乏根据，总之没有一致的意见，而是各说各话。更有甚者，这些言论影响了对确诊病例数字的统计，引起了民众恐慌，导致中外对立而不是合作，对当前抗击疫情非常重要的稳定人心和恢复经济，起到了非常负面的的作用。而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却在疫情事件后，明确禁止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公开评论疫情。

　　据美国媒体2月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应对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数小时后白宫即发布命令：禁止政府部门和医疗卫生专家公开谈论疫情，接受媒体采访必须经过彭斯办公室批准。美国还规定，即使是美国国家病毒专家安东尼·弗茨也不能继续在电视上大谈疫情，相关访谈必须事先经过彭斯批准。

　　显然，无论是美国、日本和新加坡那样用管理型社会方式应对疫情的国家，还是中国这样习惯于用战争和斗争方式应对的国家，解决当前灾难不能缺少的前提是稳定民心，绝不能举国大乱，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此，对中国专家们就当前疫情发表的评论，必须进行有效管理，其原则是：统一信息发布平台，统一信息发布内容，发布内容必需与相关发布专家的个人利益完全无关。

　　当前中国与世界合作才是核心，而非争论病毒发源地

　　另一件对中国当前十分紧要的是：务必与世界合作，而不是争论谁才是此轮病毒的发源地和传染地。

　　可以肯定的说，由于中国新冠状肺炎的大范围流行和对世界的巨大影响，中国必将很快成为此轮疫情的世界舆论风暴。在相关国家政治的操控和舆情现实的影响下，其舆论核心是：中国再次给世界带来瘟疫;中国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给疫情带来大量次生灾害的治疫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现在又正面临新冠肺炎最猛力冲击的阶段，中国正试图尽快与这两个国家建立中日韩经济圈，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连为一体，而且在一个多月前中国疫情刚刚爆发时，它们给过中国道义和经济上的帮助。

　　上述中国已经和即将要面临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首先要立即与世界合作。

　　首先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具体做法是：在世卫框架内，以资金和专业人力支持世卫工作，为当前世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做贡献。

　　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当这次疫情在中国以外地方快速蔓延时，中国此举可以减缓外部的误解和舆论围攻。

　　具体可以这样操作：向世卫承诺至少在2年时间，每年资助世卫组织一个亿美元，法国不久前给了世卫组织一个亿。中国可以明白、具体地告诉世卫组织资助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例如总部2000万， 西太平洋区 5000万，东南亚区2000万，地中海地区1000万等等。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器材和医务人员的支持。在上述方面，世卫组织当前非常缺乏。

　　当前就可以用防控新冠状肺炎的名义，资助世卫组织，例如用于培训人员，第二，还可以给诊断试剂和其它物资，第三，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据悉世卫组织的日内瓦、马尼拉(西太区总部)及中国办事处等地人员缺乏，中国也可以往这些地方派人。

　　上述操作拟在世卫组织领导下进行，切不可另起炉灶。因为这不受欢迎，而且在当前实际上也无法操作。

　　在运作上，可以先联系世卫组织驻华官员，再直接和世卫组织总部联系，具体执行中国的支持计划。

　　其次，在当前国际疫情紧张的环境下，加强与日韩的紧密合作，协助两国减轻疫情灾害，为疫情过后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与日韩的合作，应集中在以下几点：

　　加强三国人员往来和防治疫情的信息沟通，中国应为日韩两国防治疫情提供信息和经验的协助。

　　在防疫器材方面，中国向日韩两国提供帮助，包括在中国的中药方面，都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

　　对日本举办奥运，中国应给予大力支持;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领导人访问的方式，作为对举办奥运的支持。

　　以上合作特别还应包括：大力对日韩民众报道中国与日韩两国政府合作抗击疫情的信息，这有提升信心的作用。

　　疫情期间，中国暂停或至少大幅减少巡航钓鱼岛。

　　对于在中国疫情期间复工的日韩企业，中国应在企业生产上给予大力支持，对疫情期间在华工作的日韩企业人员，生活上给予照顾和勉励。

　　2月28日，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赛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为“非常高”。对世界来说，全球疾病大流行到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作为被感染人数最多的中国，同样可能已是去日苦多，以上紧迫的工作，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加紧落实方能应战。

　　上周，此轮新冠病毒正呈现向全世界蔓延的趋势。

　　意大利、韩国、日本和伊朗等国都正在快速蔓延，加拿大虽然被感染人数只有十一个人，但其疾病防控中心的负责官员已经表示“控制不住”疫情发展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多位国外权威人士和专家均透露，美国实际上隐瞒了病情发展情况，而以“流感”形式告知公众并治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谭德赛避免使用“大流行”一词来形容今天疫情在全世界流行的状况，理由之一是疾病和致死率很低，但多位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都表示：要做好世界疫情来临的准备了，好在死亡率并不高。有意思的是，就连谭德赛也表示：“尽我们所能为潜在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在上述态势下，作为此轮病毒传播发源地或起码是主要发源地之一的中国，恐怕必须要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进退了，这是这种疾病的高传染率和低致死率使然，从而使“进退“二字成为中国对世界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治疫模式：与世界不同频道

　　首先要说明：当我们使用“模式”这个词时，我们只是在试图归纳中国这种疫情治理方式的主要特性，而不涉及推广这种模式或者寻找病毒疫情产生的的原因。在疫情发生的这一个多月里，通过中国官方治理疫情的具体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特征实际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些特征包括下列内容：

　　首先是完全尊重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因素，实行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化管理。

　　这一特征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突然封锁武汉乃至湖北全省。当武汉面临疫情快速蔓延阶段时，中国封锁武汉的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为主要手段，把这所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同外部实行完全的隔离，并对城市的居民社区也实施封锁，继而将这一切扩大到湖北全省，以此来切断疫情的传播。这一行为最核心之处是：暂时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停止绝大多数经济和生产活动，在此前提下进行包括治疗患者在内的社会非常态管理。

　　另一核心特征是，超越正常法律管理框架之外，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强行管控社会生活。如现在湖北全省和其它地方正在实施方法那样，以疾病传染周期为依据，限制居民行动，停止教育、文化、商业活动和事实上的大部分企业生产，停止乡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往来等等。

　　上述两大特征最核心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让社会暂时停摆，以解决病毒传染问题。而在现代社会中，停摆本身不可能持续和操作，即便是短期地停摆也会造成财富的巨大损失，造成社会和民众附属的次生灾难无法承受，并将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包括政府将要付出的隐性的政治代价;同时在疫情国际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必然都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相互影响，任何一国都不能关起门来治理疫情。因此中国的治疫模式，各国难以复制，也难以接受。

　　目前世界上的另一种治疫方式以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国为代表，其主要特征与中国刚好相反，以稳定民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为前提和解决问题的核心。

　　日本上周正式公布的防疫政策是：不再扩大病毒检测范围，不再追查密切接触者，轻症者居家静养，重症再来医院治疗，医生认为是重症者，有必要进行检测时，才用试剂盒进行检测。呼吁日本国民冷静、自律，教育国民日常防护，例如洗手、戴口罩。企业和强调等不得停工停产，除中小学外，大学必须继续上课。

　　美国的方式就更具有代表性了，可以看病，但医生不会为你化验，重病人住院例外;医生会告诉你得了流感，不会告诉你冠状肺炎;告诉你如何防止相互传染;会为你打流感针、服用相关药物;同样，企业和商店绝不会停工停产。

　　新加坡模式和上述美日模式大同小异。

　　上述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安定民心，绝不造成恐慌，按照世卫组织说的：民众的大面积恐慌比疾病更危险为原则，同时不中断社会的正常运转。当然，这三国能够这样做的根据是：这一疾病的致死率非常低。这一美日新等国的模式如何还有待检验，但是防止全民恐慌，企业、商业和教育继续，不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对中国当前的防疫工作无疑也有启发意义。

　　面对上述国内外背景，中国应该知进退，同时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

　　首先，中国绝不要在世界宣讲自己的治疫模式，更不应如部分中国网民在网上说的那样，要求国外“抄作业”一样仿效中国的防疫模式，那是不尊重别人，同时也表现出不成熟的傲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上述治理疫情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只要说清楚，中国这一模式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采取的模式，同时也将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予以调整即可。

　　特别应该高度关注的是，鉴于美日新三国提出了自己的新模式以及其合理性，加之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在国内的治疫实践中，必须实实在在地调整除湖北以外地区相关政策，避免采取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实际停止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治疫手段，以免像武汉那样，产生太大的次生灾害。当然武汉的次生灾害可能有采取紧急状态时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无法想象能停止经济活动，否则依照现在中国政府在治疫上投入的金钱，很快连治疫都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两件事中国必须立即办

　　经过一个多月治理疫情的艰难岁月，中国现在有两个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实际行动立即解决。这同样有个面对当前国内外情势变化，需要决定进退的问题。

　　首先必须从战略综合层面看待和处理防疫问题，组建综合类的专家委员会。

　　一个多月以来的抗疫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防疫绝不仅仅是防治疾病，而是综合类战略问题。甚至仅从防疫层面来看，从根本上讲就不仅是临床医生的主要任务，而是卫生防疫专业专家的综合性规划和操作的任务。此外，防疫还涉及发改委、商务部、安全、外交、交通、新闻和社会等各个部委。在这方面，我们在一个多月的疫情治理中，教训显而易见。同时，这一工作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防疫治病问题，还需要有长远规划和安排，因此它完全是一个政府的战略性综合工作。为完成此任务，当前必须在中央政府层面，立即建立一个综合类的专家委员会，由上述部门每部各派一名专家代表，由国务院负责人任委员会负责人。重大问题由专家委员会投票，需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并执行。

　　委员会成立后当立即投入目前的防疫工作中，当前应了解湖北及各省的疫情和防控情况，深入湖北和其它省实地考察，提出防控建议，经三分之二投票表决同意后执行。

　　疫情期间，至少每3天召开一次会议，评估及修订以前防控措施，提出新的建议。

　　未来专家委员会可以继续运作，继续为中国自萨斯事件后亏欠的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

　　第二件同样非常重要、并需要立即加以解决的，这就是管理当前中国防疫专家的疫情言论。

　　在中国当前的防疫工作中，有一个世界各国都很难见到的、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由临床大夫和专家管理一个14亿人口国家的公共卫生和防疫;二是这些专家频频就当前疫情的重大事宜提出重要判断和评论。前者应该是萨斯事件以来中国在公共卫生和防疫方面工作亏欠的必然结果，暂且不论;而后者却正在当前抗疫工作中引发不良后果。

　　自疫情在全国发生以来，中国的防疫专家借助中央媒体和一批有影响的地方、市场化媒体，就当前中国疫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频频发表评论，包括对当前疫情的拐点时间、当前新冠病毒和萨斯的区别、监测病毒的标准，特别是此轮冠状病毒的发源地和传染地等众多重大问题，发表结论性判断和评论。这些评论全部涉及当前中国中央政府对疫情的战略判断和相关的政府工作安排、对病毒的定性和防疫治病的方法，以及新冠病毒在全世界传播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合作问题等，这些都是当前毋庸置疑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上述观点全部涉及当前防疫工作中最重要的稳定人心、防止全民恐慌的问题。

　　就事实的验证来看，上述专家的上述结论或者完全错误，或者与事实有相当差距，乃至缺乏根据，总之没有一致的意见，而是各说各话。更有甚者，这些言论影响了对确诊病例数字的统计，引起了民众恐慌，导致中外对立而不是合作，对当前抗击疫情非常重要的稳定人心和恢复经济，起到了非常负面的的作用。而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却在疫情事件后，明确禁止相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公开评论疫情。

　　据美国媒体2月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任命副总统彭斯负责应对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数小时后白宫即发布命令：禁止政府部门和医疗卫生专家公开谈论疫情，接受媒体采访必须经过彭斯办公室批准。美国还规定，即使是美国国家病毒专家安东尼·弗茨也不能继续在电视上大谈疫情，相关访谈必须事先经过彭斯批准。

　　显然，无论是美国、日本和新加坡那样用管理型社会方式应对疫情的国家，还是中国这样习惯于用战争和斗争方式应对的国家，解决当前灾难不能缺少的前提是稳定民心，绝不能举国大乱，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因此，对中国专家们就当前疫情发表的评论，必须进行有效管理，其原则是：统一信息发布平台，统一信息发布内容，发布内容必需与相关发布专家的个人利益完全无关。

　　当前中国与世界合作才是核心，而非争论病毒发源地

　　另一件对中国当前十分紧要的是：务必与世界合作，而不是争论谁才是此轮病毒的发源地和传染地。

　　可以肯定的说，由于中国新冠状肺炎的大范围流行和对世界的巨大影响，中国必将很快成为此轮疫情的世界舆论风暴。在相关国家政治的操控和舆情现实的影响下，其舆论核心是：中国再次给世界带来瘟疫;中国中断社会正常运转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给疫情带来大量次生灾害的治疫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现在又正面临新冠肺炎最猛力冲击的阶段，中国正试图尽快与这两个国家建立中日韩经济圈，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连为一体，而且在一个多月前中国疫情刚刚爆发时，它们给过中国道义和经济上的帮助。

　　上述中国已经和即将要面临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首先要立即与世界合作。

　　首先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具体做法是：在世卫框架内，以资金和专业人力支持世卫工作，为当前世界公共卫生和防疫工作做贡献。

　　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当这次疫情在中国以外地方快速蔓延时，中国此举可以减缓外部的误解和舆论围攻。

　　具体可以这样操作：向世卫承诺至少在2年时间，每年资助世卫组织一个亿美元，法国不久前给了世卫组织一个亿。中国可以明白、具体地告诉世卫组织资助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例如总部2000万， 西太平洋区 5000万，东南亚区2000万，地中海地区1000万等等。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器材和医务人员的支持。在上述方面，世卫组织当前非常缺乏。

　　当前就可以用防控新冠状肺炎的名义，资助世卫组织，例如用于培训人员，第二，还可以给诊断试剂和其它物资，第三，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据悉世卫组织的日内瓦、马尼拉(西太区总部)及中国办事处等地人员缺乏，中国也可以往这些地方派人。

　　上述操作拟在世卫组织领导下进行，切不可另起炉灶。因为这不受欢迎，而且在当前实际上也无法操作。

　　在运作上，可以先联系世卫组织驻华官员，再直接和世卫组织总部联系，具体执行中国的支持计划。

　　其次，在当前国际疫情紧张的环境下，加强与日韩的紧密合作，协助两国减轻疫情灾害，为疫情过后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与日韩的合作，应集中在以下几点：

　　加强三国人员往来和防治疫情的信息沟通，中国应为日韩两国防治疫情提供信息和经验的协助。

　　在防疫器材方面，中国向日韩两国提供帮助，包括在中国的中药方面，都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

　　对日本举办奥运，中国应给予大力支持;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以领导人访问的方式，作为对举办奥运的支持。

　　以上合作特别还应包括：大力对日韩民众报道中国与日韩两国政府合作抗击疫情的信息，这有提升信心的作用。

　　疫情期间，中国暂停或至少大幅减少巡航钓鱼岛。

　　对于在中国疫情期间复工的日韩企业，中国应在企业生产上给予大力支持，对疫情期间在华工作的日韩企业人员，生活上给予照顾和勉励。

　　2月28日，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赛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为“非常高”。对世界来说，全球疾病大流行到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作为被感染人数最多的中国，同样可能已是去日苦多，以上紧迫的工作，必须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加紧落实方能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