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及新政权面临的重大挑战

　　2021年8月，塔利班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最终占领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出走，政府事实上垮台，塔利班全面接管政权，并着手重建酋长国。阿富汗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南亚和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同时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塔利班成为研判阿富汗当前局势的关键变量。人们不禁发问，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塔利班如何逐步实现重生，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得以延续与壮大?它凭什么能够再次问鼎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再次掌权后是否会走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政权的老路?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和阐释，以期有助于客观认识当前的阿富汗变局。 

塔利班呼武装在喀布尔检查平民是否私藏武器

　　一、塔利班的再度崛起

　　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塔利班遭到沉重打击。在一年的时间里，约8000～10000名塔利班成员身亡，损失了20%的成员。① 塔利班政权迅速崩溃，其领导层对于前景也较为悲观，希望与美国及阿富汗新政府实现和解。但是，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美国并不支持阿新政府与塔利班和解，而是欲除之而后快，从而失去了阿富汗实现社会和解与和平的良机。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的领导层逃亡巴基斯坦，并开始进行重组。2002年，塔利班一些成员开始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图地区重组，招募成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松散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它们占据一定的区域，各自为战，反对美国的占领和阿富汗的新政府。

　　此后，塔利班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加强，一系列地方性的小规模反政府武装组织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2003年，塔利班原领导层在巴基斯坦奎达组建了奎达舒拉(Quetta Shura)，形式上统一了南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并且在影响的区域组建影子政权。2005 年，在东部地区，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逐渐兴起，受到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伊斯兰党 ① 的影响，与奎达舒拉分庭抗礼，相互竞争。后者直到2014年才承认白沙瓦舒拉属于塔利班。此外，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存在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也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的主力，并改组为米兰沙舒拉(Miran Shah Shura)，以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作为立足点，但并不为塔利班主流所承认。2007年，米兰沙舒拉宣布自治，不再接受奎达舒拉的指令。

　　2008年之后，美国开始增兵阿富汗，加大对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的打击，进一步激化了塔利班三个舒拉(分支)的矛盾。三者在奎达舒拉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具体的地盘上争夺不断，甚至爆发冲突。这严重威胁奎达舒拉作为塔利班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它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扩张也受到另外两个舒拉的抵制。2012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支持下，阿西部的一些塔利班武装建立马什哈德办公室。2015年，改组为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并宣布自治。③ 此外，塔利班还出现了北方舒拉和反叛舒拉(拉舒尔舒拉)。至此，塔利班形成了六个主要的分支，其中奎达舒拉是形式上的领导力量。塔利班也完成了重组，并逐渐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式。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新塔利班具有其独特性。

　　第一，塔利班实行了扁平化和伞形的组织模式，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式。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崛起具有单一的结构和相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但是，从总体上看，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不同的舒拉相互独立，并具有竞争性。塔利班内部对如何组织也存在分歧。奎达舒拉倾向于松散的结构，借此将几乎所有反美和反政府武装都纳入麾下，增强其合法性。而哈卡尼网络与白沙瓦舒拉则倾向于建立中央集权和纵向化的组织，强化自身的统一性。事实上，这种多中心的结构并不利于塔利班的大规模和有组织的作战，但却有利于在强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下实现生存和进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塔利班为适应阿富汗战争之后新形势所做的准备。

　　第二，塔利班建立了高度地方化的影子政府体系，加强向地方的渗透。塔利班的各个分支都在其控制区建立影子政府。它们往往由当地的部落或特定家族控制，招募当地青年，组建地方武装，维护的是地方利益。这成为塔利班控制农村的基本力量。 ④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塔利班还形成了数十个以领导人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大阵线” (loy Mahaze)。它们类似于塔利班的机动部队，但比地方武装更有战斗力。这些武装个人化色彩浓厚，只效忠于特定的领导人，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成为塔利班领导层相互竞争的工具，奎达舒拉对其缺乏有效的节制能力。大阵线伴随着领导人的得势或失势不断分化重组。此外，这些大阵线与地方的影子政府也存在矛盾。由于大阵线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对塔利班具有一定的分裂性。2020年，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发布指令，要求塔利班地方军事力量只向所在省的影子政府负责，废除“大阵线”，不再承认其合法性。⑤

　　第三，塔利班的社会构成更加多元和复杂，拓展到毛拉之外的群体。 “塔利班”本意为“宗教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其主体为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普什图学生，他们受到巴基斯坦的迪奥班德(Deoband)宗教网络的影响，塔利班成员往往具有师生或同门之谊。⑥ 领导层为参加抗苏运动的“穆贾希丁”(圣战者)。① 塔利班重组之后，仍然以宗教人士为基础，同时借助南亚的迪奥班德派宗教网络进行招募，但成分更加复杂。白沙瓦舒拉就受到伊斯兰党 ② 的强烈影响，许多成员与之前的塔利班政权并无直接联系，甚至持敌对的立场。而在塔利班的影子政府和地方武装中，世俗的部落民成为重要组成力量。

　　第四，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趋向温和与务实，但并未放弃保守的伊斯兰主义。传统上，塔利班受到迪奥班德派、瓦哈比主义和部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的领导层大都来自于农村的毛拉，对于现代政治伊斯兰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宗教观念掺杂了大量部落文化。在强调回归经训、重建“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基础上，塔利班突出宗教信仰的外在性，即通过规范着装、仪式、娱乐活动、社会规范等体现宗教信仰。 ③ 塔利班重组后，由于人员构成日益复杂多元，并且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其宗教意识形态转向温和，不再简单以宗教行为判断宗教信仰是否虔诚，强调信仰的内在性，也开始接受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现代政治伊斯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 ④

　　第五，塔利班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具有代理人属性。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中南亚的地缘政治失衡。因此，在塔利班重组和崛起的过程中，外部力量在塔利班内部寻找“代理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存在严重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巴基斯坦为了压制阿富汗政府的领土诉求，削弱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继续给予塔利班以经济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庇护。在不同时期，巴基斯坦支持的派系也有所差异。它们2010年左右将重点投向白沙瓦舒拉，近年来则加大了对奎达舒拉的支持。伊朗则通过支持塔利班西部的马什哈德舒拉，拓展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塔利班重组之后，表现出与 20世纪 90年代不同的特征。该组织由执政力量转变为反政府武装，并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形势下，重新适应农村的社会与环境。由此，塔利班逐渐与阿富汗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普什图部落社会相融合，寓兵于农，化整为零，在农村和部落社会中站稳脚跟。2014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安全部队也逐渐独立承担国内的安全任务，但力不从心。因此，阿安全部队渐次从农村地区收缩，回撤至城市之中。此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前的攻守平衡发生逆转。塔利班向农村地区大肆扩张，侵蚀阿政府的地方政权。阿富汗形成了政府控制城市地区，塔利班控制农村的分治局面。但塔利班仍然忌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未能向城市扩张。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平衡与相互对峙，这导致2014年至今阿富汗国内冲突和平民伤亡的攀升。近年来，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并开始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抽身，给塔利班带来可乘之机。2020年，美国单独与塔利班签署多哈和平协议，开始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并开启了阿富汗国内和谈的进程。⑤ 但是，这也标志着美国等北约国家军队彻底撤离阿富汗，事实上向塔利班亮明了底牌，解除了对塔利班的威慑。2020年底，虽然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始进行历史性的和谈，但阿富汗国内的平衡被打破。2021年5月1日，拜登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在9月11日之前完成撤军，塔利班逐渐蚕食阿政府的控制区域，最终实现了对主要城市的分割与包围。2021年8月，塔利班以令人咋舌的速度，迅速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于8月15日占领首都喀布尔。西方国家投入巨资，建设达20年的阿富汗政府垮台。

　　塔利班多中心的松散结构作为反政府武装有其优势。但是，塔利班上台后，这种组织结构对于执政而言存在严峻挑战。塔利班也需要在未来进行组织和角色的转换。此外，从塔利班的重新崛起来看，为何在遭受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及阿富汗政府军重重压制，且在资源获取上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在阿富汗中立足，并且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扭转阿富汗战局?其中蕴含某种历史逻辑。

　　二、塔利班崛起的必然性

　　阿富汗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一直以来是中南亚地缘政治的重要平衡力量。外部力量的介入使阿富汗不断陷入大博弈，成为所谓的“帝国的坟墓”，可以被占领但却无法被征服。阿富汗国内冲突的外化与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内化相互交织，构成了塔利班崛起的大背景。事实上，塔利班崛起在阿富汗历史上存在多个镜像，其中蕴含某种历史逻辑。从19世纪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中阿富汗抵抗运动对英属印度占领军及其“傀儡政权”的打击，到1929年阿马努拉国王的统治被少数民族巴恰·沙考(也名阿卜杜拉)的颠覆，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抗苏运动，直至当前塔利班运动的崛起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看似强大的内外力量，在阿富汗反政府运动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历史与现实的共通性显露出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治社会中发展的某种必然性。

　　第一，地方社会是阿富汗政治的关键变量，塔利班填补了地方权力真空。塔利班正是以地方的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城市的占领。长期以来，国外学界往往关注阿富汗的城市政治。但是，以农村、部落等为主体的地方社会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以部落和家族传统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如今，阿富汗城市化率也仅为25%左右，农村和部落社会是影响阿富汗政治的重要因素。① 是否能够获得农村和部落的支持，成为阿富汗历届政府是否能够稳定和存续的关键。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反对政府的控制。近代以来，阿富汗几乎所有对部落社会的直接控制都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从未超越地区层级。② 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农村和部落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阿富汗政府试图对部落社会建立直接统治，将之纳入国家的控制。为此，阿富汗政府向农村地区派驻重建力量，试图削弱部落的传统自治状态，并提供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

　　但是，这些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使部落社会与中央政府逐渐渐行渐远。一是国家的集权化与部落的分权传统形成冲突。在部落社会中，分权自治涉及“荣誉”，是部落社会一直坚守的传统政治文化。二是在阿富汗重建之初，大量的地方官员为少数民族，或者来自城市，对于普什图的部落社会极尽打压，甚至存在迫害部落成员尤其是农村毛拉的现象。三是阿富汗政府着力在农村禁毒，但又缺乏替代性的经济活动，这导致部落地区民生日艰。四是塔利班政府时期，以伊斯兰法为基础，为部落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秩序。但是，阿富汗新政府建立之后，试图完全以世俗法取代部落习惯法与伊斯兰法，无法维持部落社会的稳定。五是阿富汗政府建立的基层政权存在腐败、效率低下、任人唯亲等问题。③

　　在这种状况下，塔利班再次填补了部落社会权力真空。塔利班通过农村的毛拉，建立了与部落社会的联系，通过毛拉招募成员，劝导部落首领归顺，搜集情报等。同时，塔利班给予部落社会一定的安全保证，默许农村种植罂粟，并为在农村招募的成员发放一定的工资等，为部落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部落组织归顺塔利班，成为它的地方武装和政治力量。阿富汗政府则在这些地区逐渐边缘化。根据民调，2019年，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扎布尔和乌鲁兹甘省，半数以上的民众同情塔利班。①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的渗透也造成了其组织内部存在深刻的部落裂痕。例如，奎达舒拉内部就存在杜兰尼系和吉尔查伊系的矛盾。②

　　第二，塔利班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实现了对松散部落社会的联合和动员。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所谓的“分支型社会”，依血缘关系分裂为大小不一、相互敌对的社会组织，难以联合。③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站稳脚跟后，如何在松散且矛盾重重的社会实现动员，将部落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阿富汗政权，成为其崛起的另外一大挑战。塔利班运用两种力量动员部落社会：即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指出，伊斯兰教领袖是联合部落社会的力量。④ 由于宗教人士超越了狭隘的部落认同，特别是塔利班所属的迪奥班德派本身就擅长宗教人士的培养和宗教网络的建构，因此，塔利班将部落力量动员起来，反对异教徒对阿富汗的占领，反对阿富汗政府不符合伊斯兰原旨教义的世俗化改革，进而将部落社会联合并动员起来。另一方面，阿富汗普什图社会具有反对外部入侵和控制的传统，并将之视为对自身荣誉的侵犯。而对于部落社会而言，荣誉是一个部落或者家族立足的根本，与普什图的民族认同和身份密切相关。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人士与农村和部落力量结合，并借助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进行双重动员，反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傀儡”政权。塔利班由此成为维护阿富汗传统宗教价值观念与民族认同的代言人。事实上，这种宗教+部落的抵抗模式，在阿富汗历史上反复出现。在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中，阿富汗穆贾希丁对苏联入侵的抵抗等皆属于这种模式。这些毛拉在英属印度时期便被称为“疯毛拉”。⑤

　　第三，阿富汗政府陷入族群斗争的内耗，对塔利班的打击能力弱化。塔利班在部落地区崛起，并且实现社会动员，但仍然不是能够颠覆阿富汗政权的充分条件。与塔利班的重生相比，阿富汗政府陷入了两难局面，并持续衰落。一方面，阿政府陷入了不同族群的激烈博弈，其合法性逐渐丧失。2001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以少数民族主导的北方联盟是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主力。但是，在之后的国家重构中，普什图人凭借人口优势，逐渐处于主导地位。阿富汗临时政府以及之后的四届民选政府都是以普什图人为主导，特别是阿富汗实行强总统制，总统有权力任命地方行政和司法首脑，这就导致在战争中出力甚多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在1978年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普什图人在历史上一直垄断阿富汗政权。在许多普什图人看来，新政府是西方扶植的傀儡政权，在选举政治之下，普什图人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分享权力。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初，少数民族武装也存在对普什图人的打压甚至迫害。正如一位普什图人所言：少数民族得到了美元，我们得到的却是子弹。⑥ 阿富汗虽然形成了脆弱的权力平衡，但是各派力量都存在失落感。在总统选举中，屡屡曝出选举丑闻和争议;不同族群的博弈，在政府决策和资源分配上相互掣肘，严重削弱了阿富汗政府。此外，阿富汗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降低了其政治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一直着力裁撤军阀，尤其是裁撤原北方联盟的少数民族军阀和军事将领，实现各民族在安全部门的力量平衡。2002年，阿富汗38名将军中37人为塔吉克人，1人为乌兹别克人。⑦ 到2014年，阿富汗国民军中，普什图人约占43%、塔吉克人约占32%、哈扎拉人约占12%、乌兹别克人约占10%。① 这一努力虽然实现了族群之间的平衡，但造成军队的凝聚力下降。特别是2018年加尼政府以扶持青年军官成长为名，要求到龄的2000名军官退休，其中大量军官为塔吉克人等少数民族。② 这进一步提高了普什图军官的比例。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方联盟是打击塔利班的主力。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族际之间更加平衡，规模也更大，但对塔利班具有复杂感情的普什图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军的战斗力。事实上，阿富汗地方政府、武装与塔利班的影子政府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相互敌对，而是交往、交集匪浅，塔利班一直在向阿富汗基层政权渗透，在普什图人聚居区更为明显。这应该是在近期塔利班的攻势中阿富汗国民军战斗意志不强、原少数民族军阀和将领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塔利班具有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与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阿富汗政局的变动对于中南亚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平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塔利班之所以能够实现重组，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击下能够生存且逐步壮大，与巴基斯坦等国的支持密不可分。阿富汗的奎达舒拉、白沙瓦舒拉和哈卡尼网络都与巴基斯坦存在联系，后者给予庇护、经济支持等，而且塔利班还从巴基斯坦招募成员。马什哈德舒拉则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伊朗的阿富汗难民中进行招募，伊朗为之提供经济援助甚至培训。一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也向塔利班提供援助。因此，塔利班在阿富汗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得到了地区内一些国家的有力支持。

　　由此可以粗略描绘出塔利班在重重压力下崛起的图景。塔利班政权溃败后，阿富汗政府以西方模式建构国家制度，并向农村和部落地区拓展权威，试图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但这触碰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禁忌，塔利班借此机会在农村和部落社会中立足，并且对部落社会进行动员与整合，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增强实力。也是因为如此，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失灵，沦为不同族群和派系争夺和攻讦的目标;在普什图人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军事影响力逐渐降低。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阿富汗国内的平衡被打破，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反塔利班力量没有能力抵御塔利班攻势。从塔利班的案例中，也可以发现国内政治的一些规律。在阿富汗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外部力量的入侵和移植的政治制度往往难以建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反而会引发持续性的抵抗，宗教势力必然成为动员社会抵抗的关键性力量。阿富汗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果阿富汗作外交上放弃传统的中立和平衡政策，那么外部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国内冲突就具有了代理人属性。因此，抵抗运动势必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内外因素的互动也许是阿富汗难以彻底被征服的原由。

　　三、塔利班新政权面临重大挑战

　　在此次崛起直至攻入喀布尔的全程中，塔利班相当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保守和僵硬的形象，表现出务实、温和的立场和姿态。特别是，它对前政府和安全部队成员实行大赦，宣称建立包容性的政府，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保护私人财产，禁止复仇等。③ 塔利班释放出的这些信号是阿富汗局势的一些积极变化。但是，这些表态能否在执政中落到实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阿富汗国家发展存在很多诸如此类的难题，塔利班新政权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第一，塔利班能否实现其组织结构的进化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关键。诚如前述，塔利班长期以来具有相对松散的结构和多个地方性的自治舒拉(分支)，以及地方化和部落化的武装。这种扁平化的组织形式作为反政府武装而言有其优势，能够化整为零，减少损失，灵活指挥与行动。但是，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组织结构不再适应统治的需求，需要从扁平化转向垂直化，进行一定程度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基层组织，更高效地实现统治。

　　在塔利班的多个分支之下，奎达舒拉只是形式上的领导层，各分支之间虽然存在协调关系，但奎达舒拉对其他分支和地方武装缺乏节制能力。塔利班领导层提出的上述举措能否真正在各地落实面临挑战。当前，阿富汗个别地方确实出现了对女性的限制，甚至对其他族群和教派实行迫害以及打击、报复的现象。除此之外，塔利班并非浑然一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部落、家族和派别之争，甚至之前还爆发冲突。在夺取政权之后，塔利班需要面对如何在不同的派别和分支之间妥善分配权力，维持整体的团结与稳定。如果无法妥善分配权力和处理内部分歧，塔利班内部存在爆发冲突乃至发生分裂的风险。

　　第二，塔利班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包容和社会和解有极大的难度。阿富汗具有多元化的族群和文化构成。20世纪以来，族际矛盾已成为制约阿富汗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爆发了基于族群的内战。2001年以来，西方的选举政治异变为族群政治，政治党派、政治选举等都以族群为界。尽管塔利班并未公开表示其普什图属性，其组织内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但塔利班主要的社会基础仍在于普什图人，尤其是普什图部落民。 ① 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掌权后如何与其他族群分权存在挑战。如今，与塔利班接触、合作的少数民族领袖只有伊斯梅尔汗和阿卜杜拉等少数人。无论是前总统卡尔扎伊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普什图人，后者还是伊斯兰党的创建者，而塔利班的白沙瓦舒拉与该党关系密切。因此，塔利班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普什图人的力量和统一性，普什图人对政权的主导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少数民族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甚至难以维持加尼政府时期的分权状态。由此看来，塔利班如何建构包容性的政府，存在很大的疑问。在中东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族际政治模式：即以黎巴嫩和伊拉克为代表的族际、教派分权，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民族同化。阿富汗历史上实行的是民族同化，2001年之后事实上实行的是民族分权，但都未真正解决族际关系问题。在当前塔利班独大的背景下，建构什么样的新制度模式和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模式，都是重大的挑战。

　　社会和解不仅涉及政治上的分权，而且与心理建设密切相关，这无疑是长时段的变量，需要对40余年冲突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教育、抚慰。尤其是，阿富汗部落社会存在复仇文化。复仇被视为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事关荣誉，而失去荣誉的人在部落社会中难以生存。塔利班提出禁止复仇，从反面佐证了这一点。在松散的组织结构下，塔利班可能很难有效约束基层武装，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什叶派更难做到这一点。

　　第三，塔利班宣称恢复酋长国，但不太可能完全照搬之前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效仿伊斯兰教“黄金时代”，试图恢复历史上的哈里发制度。当时，政权掌握在坎大哈的舒拉手中，由奥马尔等毛拉执掌。行政中心则位于喀布尔，由各行政部门组成。塔利班再次夺取权力后，已宣布建立酋长国。② 因此，这种制度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传统，并掺杂一些现代政治因素。塔利班的领导人阿洪扎达多次表示，塔利班目标是重建“伊斯兰酋长国”，而非维持“民主体制”。③ 塔利班取得政权之后，可能建构这样一种体制：由毛拉为主体的舒拉监督和控制政权，由行政首脑掌管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塔利班可能吸收一些前政府官员、少数民族领袖进入舒拉或政府，彰显包容性;利用共同的宗教信仰稀释族群差异，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塔利班的保守宗教意识形态虽然有所淡化和温和化，宣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妇女的权益，但仍然强调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因此，宗教在社会文化、教育、女性地位等方面的复归不可避免。伊斯兰教法将取代重建20年来阿富汗确立的世俗法律体系。但伊斯兰教法与部落习惯法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磨合。

　　第四，塔利班在经济领域可能将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存在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长期以来，阿富汗缺乏必要的自然资源，也无法从社会中获取更多的财富，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世纪50～60年代，阿富汗几乎半数的政府预算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援助。① 2001年以来，阿富汗的重建主要依赖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如今，塔利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捐助、毒品生产与走私、对外贸易、收税等。塔利班上台之后，其经济状况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每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可能大幅削减甚至断绝。二是如果塔利班未能彻底与极端组织切断联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对其进一步实施制裁。美国已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暂停向阿富汗提供资金和贷款。③ 三是毒品是塔利班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树立积极的形象，塔利班宣布阿富汗将停止生产和走私毒品。四是阿富汗前政府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与周边国家推进经贸和能源合作，已初具规模，并从中获益。但是，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与中亚国家、印度的关系可能冷却，这将严重影响方兴未艾的地区贸易和阿富汗的过境收入。这样一来，塔利班政权的财政状况势必吃紧，发展项目可能要暂停或取消。在政权更迭、流民四起的背景下，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及新冠疫情的风险明显加大，仅2021年初以来就有55万人因战乱流离失所。

　　第五，阿富汗能否彻底切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是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塔利班夺取权力后，国际社会已基本达成共识，塔利班必须彻底切断与极端组织的关系。 ⑤ 塔利班虽然含混表示不允许外国武装分子借助阿富汗的领土威胁他国，但未明确是否驱逐外国武装分子或不再为他们提供庇护。⑥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2021年6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塔利班庇护的外国的武装分子可能有 8000～10000人。塔利班中较为激进的哈卡尼网络一直与“基地”组织等过从甚密。 “基地”组织也与塔利班存在频繁的联系甚至通婚关系。 ⑦ 考虑到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保守倾向，其组织结构也较为混杂，塔利班能否约束其内部的不同分支，彻底切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并不再对其庇护，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这个角度看，塔利班若想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仍然任重而道远。

　　结语

　　塔利班再次掌权终结了阿富汗重建20年来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冲击了中南亚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最终以失败而收场。塔利班则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通过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动员，再度崛起。这反应了阿富汗政治的深层结构和难题，即阿富汗的部落、族群和教派结构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多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歧与隔阂，甚至是矛盾和敌对。只有基于本土政治传统，积极面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塔利班重掌权柄既可能是阿富汗40余年冲突的终点，但也可能是新一波国内冲突的起点。塔利班看似兵不血刃地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挑战。从国内来看，塔利班必须面对40余年冲突中阿富汗存在的诸如族际关系、宗教与世俗、社会和解、城市与部落、分权与集权，以及经济发展等结构性的难题。近期，塔利班已表现出积极变化的倾向，但能否实现组织进化，改变松散和庞杂的结构，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对外而言，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混杂着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复兴思潮、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这些仍然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塔利班能否彻底切割与“基地”组织等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的关系，不再为其提供庇护，是塔利班融入国际社会和开展地区合作的关键。因此，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或可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但要真正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并非朝夕之功。总之，美国撤军和塔利班的崛起使阿富汗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既考验塔利班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深入合作。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阿富汗问题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项目号：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注释略

　　2021年8月，塔利班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以令人惊愕的速度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最终占领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出走，政府事实上垮台，塔利班全面接管政权，并着手重建酋长国。阿富汗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南亚和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同时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塔利班成为研判阿富汗当前局势的关键变量。人们不禁发问，在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塔利班如何逐步实现重生，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得以延续与壮大?它凭什么能够再次问鼎阿富汗政权?塔利班再次掌权后是否会走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政权的老路?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和阐释，以期有助于客观认识当前的阿富汗变局。 

塔利班呼武装在喀布尔检查平民是否私藏武器

　　一、塔利班的再度崛起

　　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塔利班遭到沉重打击。在一年的时间里，约8000～10000名塔利班成员身亡，损失了20%的成员。① 塔利班政权迅速崩溃，其领导层对于前景也较为悲观，希望与美国及阿富汗新政府实现和解。但是，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美国并不支持阿新政府与塔利班和解，而是欲除之而后快，从而失去了阿富汗实现社会和解与和平的良机。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的领导层逃亡巴基斯坦，并开始进行重组。2002年，塔利班一些成员开始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图地区重组，招募成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松散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它们占据一定的区域，各自为战，反对美国的占领和阿富汗的新政府。

　　此后，塔利班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加强，一系列地方性的小规模反政府武装组织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2003年，塔利班原领导层在巴基斯坦奎达组建了奎达舒拉(Quetta Shura)，形式上统一了南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并且在影响的区域组建影子政权。2005 年，在东部地区，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逐渐兴起，受到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伊斯兰党 ① 的影响，与奎达舒拉分庭抗礼，相互竞争。后者直到2014年才承认白沙瓦舒拉属于塔利班。此外，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存在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也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的主力，并改组为米兰沙舒拉(Miran Shah Shura)，以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作为立足点，但并不为塔利班主流所承认。2007年，米兰沙舒拉宣布自治，不再接受奎达舒拉的指令。

　　2008年之后，美国开始增兵阿富汗，加大对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的打击，进一步激化了塔利班三个舒拉(分支)的矛盾。三者在奎达舒拉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具体的地盘上争夺不断，甚至爆发冲突。这严重威胁奎达舒拉作为塔利班最高领导层的地位，它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扩张也受到另外两个舒拉的抵制。2012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支持下，阿西部的一些塔利班武装建立马什哈德办公室。2015年，改组为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并宣布自治。③ 此外，塔利班还出现了北方舒拉和反叛舒拉(拉舒尔舒拉)。至此，塔利班形成了六个主要的分支，其中奎达舒拉是形式上的领导力量。塔利班也完成了重组，并逐渐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式。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新塔利班具有其独特性。

　　第一，塔利班实行了扁平化和伞形的组织模式，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式。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崛起具有单一的结构和相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但是，从总体上看，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征，不同的舒拉相互独立，并具有竞争性。塔利班内部对如何组织也存在分歧。奎达舒拉倾向于松散的结构，借此将几乎所有反美和反政府武装都纳入麾下，增强其合法性。而哈卡尼网络与白沙瓦舒拉则倾向于建立中央集权和纵向化的组织，强化自身的统一性。事实上，这种多中心的结构并不利于塔利班的大规模和有组织的作战，但却有利于在强大的外部军事压力下实现生存和进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塔利班为适应阿富汗战争之后新形势所做的准备。

　　第二，塔利班建立了高度地方化的影子政府体系，加强向地方的渗透。塔利班的各个分支都在其控制区建立影子政府。它们往往由当地的部落或特定家族控制，招募当地青年，组建地方武装，维护的是地方利益。这成为塔利班控制农村的基本力量。 ④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塔利班还形成了数十个以领导人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大阵线” (loy Mahaze)。它们类似于塔利班的机动部队，但比地方武装更有战斗力。这些武装个人化色彩浓厚，只效忠于特定的领导人，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成为塔利班领导层相互竞争的工具，奎达舒拉对其缺乏有效的节制能力。大阵线伴随着领导人的得势或失势不断分化重组。此外，这些大阵线与地方的影子政府也存在矛盾。由于大阵线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对塔利班具有一定的分裂性。2020年，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发布指令，要求塔利班地方军事力量只向所在省的影子政府负责，废除“大阵线”，不再承认其合法性。⑤

　　第三，塔利班的社会构成更加多元和复杂，拓展到毛拉之外的群体。 “塔利班”本意为“宗教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其主体为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普什图学生，他们受到巴基斯坦的迪奥班德(Deoband)宗教网络的影响，塔利班成员往往具有师生或同门之谊。⑥ 领导层为参加抗苏运动的“穆贾希丁”(圣战者)。① 塔利班重组之后，仍然以宗教人士为基础，同时借助南亚的迪奥班德派宗教网络进行招募，但成分更加复杂。白沙瓦舒拉就受到伊斯兰党 ② 的强烈影响，许多成员与之前的塔利班政权并无直接联系，甚至持敌对的立场。而在塔利班的影子政府和地方武装中，世俗的部落民成为重要组成力量。

　　第四，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趋向温和与务实，但并未放弃保守的伊斯兰主义。传统上，塔利班受到迪奥班德派、瓦哈比主义和部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的领导层大都来自于农村的毛拉，对于现代政治伊斯兰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宗教观念掺杂了大量部落文化。在强调回归经训、重建“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基础上，塔利班突出宗教信仰的外在性，即通过规范着装、仪式、娱乐活动、社会规范等体现宗教信仰。 ③ 塔利班重组后，由于人员构成日益复杂多元，并且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其宗教意识形态转向温和，不再简单以宗教行为判断宗教信仰是否虔诚，强调信仰的内在性，也开始接受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现代政治伊斯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 ④

　　第五，塔利班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具有代理人属性。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导致中南亚的地缘政治失衡。因此，在塔利班重组和崛起的过程中，外部力量在塔利班内部寻找“代理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存在严重的领土和边界争端。巴基斯坦为了压制阿富汗政府的领土诉求，削弱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继续给予塔利班以经济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庇护。在不同时期，巴基斯坦支持的派系也有所差异。它们2010年左右将重点投向白沙瓦舒拉，近年来则加大了对奎达舒拉的支持。伊朗则通过支持塔利班西部的马什哈德舒拉，拓展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塔利班重组之后，表现出与 20世纪 90年代不同的特征。该组织由执政力量转变为反政府武装，并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形势下，重新适应农村的社会与环境。由此，塔利班逐渐与阿富汗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普什图部落社会相融合，寓兵于农，化整为零，在农村和部落社会中站稳脚跟。2014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安全部队也逐渐独立承担国内的安全任务，但力不从心。因此，阿安全部队渐次从农村地区收缩，回撤至城市之中。此时，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前的攻守平衡发生逆转。塔利班向农村地区大肆扩张，侵蚀阿政府的地方政权。阿富汗形成了政府控制城市地区，塔利班控制农村的分治局面。但塔利班仍然忌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未能向城市扩张。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平衡与相互对峙，这导致2014年至今阿富汗国内冲突和平民伤亡的攀升。近年来，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并开始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抽身，给塔利班带来可乘之机。2020年，美国单独与塔利班签署多哈和平协议，开始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并开启了阿富汗国内和谈的进程。⑤ 但是，这也标志着美国等北约国家军队彻底撤离阿富汗，事实上向塔利班亮明了底牌，解除了对塔利班的威慑。2020年底，虽然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始进行历史性的和谈，但阿富汗国内的平衡被打破。2021年5月1日，拜登政府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在9月11日之前完成撤军，塔利班逐渐蚕食阿政府的控制区域，最终实现了对主要城市的分割与包围。2021年8月，塔利班以令人咋舌的速度，迅速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于8月15日占领首都喀布尔。西方国家投入巨资，建设达20年的阿富汗政府垮台。

　　塔利班多中心的松散结构作为反政府武装有其优势。但是，塔利班上台后，这种组织结构对于执政而言存在严峻挑战。塔利班也需要在未来进行组织和角色的转换。此外，从塔利班的重新崛起来看，为何在遭受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以及阿富汗政府军重重压制，且在资源获取上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能够在阿富汗中立足，并且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扭转阿富汗战局?其中蕴含某种历史逻辑。

　　二、塔利班崛起的必然性

　　阿富汗地处亚洲的十字路口，一直以来是中南亚地缘政治的重要平衡力量。外部力量的介入使阿富汗不断陷入大博弈，成为所谓的“帝国的坟墓”，可以被占领但却无法被征服。阿富汗国内冲突的外化与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内化相互交织，构成了塔利班崛起的大背景。事实上，塔利班崛起在阿富汗历史上存在多个镜像，其中蕴含某种历史逻辑。从19世纪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中阿富汗抵抗运动对英属印度占领军及其“傀儡政权”的打击，到1929年阿马努拉国王的统治被少数民族巴恰·沙考(也名阿卜杜拉)的颠覆，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抗苏运动，直至当前塔利班运动的崛起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看似强大的内外力量，在阿富汗反政府运动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历史与现实的共通性显露出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治社会中发展的某种必然性。

　　第一，地方社会是阿富汗政治的关键变量，塔利班填补了地方权力真空。塔利班正是以地方的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对城市的占领。长期以来，国外学界往往关注阿富汗的城市政治。但是，以农村、部落等为主体的地方社会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以部落和家族传统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如今，阿富汗城市化率也仅为25%左右，农村和部落社会是影响阿富汗政治的重要因素。① 是否能够获得农村和部落的支持，成为阿富汗历届政府是否能够稳定和存续的关键。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处于自治状态，反对政府的控制。近代以来，阿富汗几乎所有对部落社会的直接控制都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从未超越地区层级。② 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农村和部落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阿富汗政府试图对部落社会建立直接统治，将之纳入国家的控制。为此，阿富汗政府向农村地区派驻重建力量，试图削弱部落的传统自治状态，并提供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

　　但是，这些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使部落社会与中央政府逐渐渐行渐远。一是国家的集权化与部落的分权传统形成冲突。在部落社会中，分权自治涉及“荣誉”，是部落社会一直坚守的传统政治文化。二是在阿富汗重建之初，大量的地方官员为少数民族，或者来自城市，对于普什图的部落社会极尽打压，甚至存在迫害部落成员尤其是农村毛拉的现象。三是阿富汗政府着力在农村禁毒，但又缺乏替代性的经济活动，这导致部落地区民生日艰。四是塔利班政府时期，以伊斯兰法为基础，为部落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秩序。但是，阿富汗新政府建立之后，试图完全以世俗法取代部落习惯法与伊斯兰法，无法维持部落社会的稳定。五是阿富汗政府建立的基层政权存在腐败、效率低下、任人唯亲等问题。③

　　在这种状况下，塔利班再次填补了部落社会权力真空。塔利班通过农村的毛拉，建立了与部落社会的联系，通过毛拉招募成员，劝导部落首领归顺，搜集情报等。同时，塔利班给予部落社会一定的安全保证，默许农村种植罂粟，并为在农村招募的成员发放一定的工资等，为部落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部落组织归顺塔利班，成为它的地方武装和政治力量。阿富汗政府则在这些地区逐渐边缘化。根据民调，2019年，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扎布尔和乌鲁兹甘省，半数以上的民众同情塔利班。①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的渗透也造成了其组织内部存在深刻的部落裂痕。例如，奎达舒拉内部就存在杜兰尼系和吉尔查伊系的矛盾。②

　　第二，塔利班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实现了对松散部落社会的联合和动员。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所谓的“分支型社会”，依血缘关系分裂为大小不一、相互敌对的社会组织，难以联合。③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站稳脚跟后，如何在松散且矛盾重重的社会实现动员，将部落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阿富汗政权，成为其崛起的另外一大挑战。塔利班运用两种力量动员部落社会：即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阿拉伯著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指出，伊斯兰教领袖是联合部落社会的力量。④ 由于宗教人士超越了狭隘的部落认同，特别是塔利班所属的迪奥班德派本身就擅长宗教人士的培养和宗教网络的建构，因此，塔利班将部落力量动员起来，反对异教徒对阿富汗的占领，反对阿富汗政府不符合伊斯兰原旨教义的世俗化改革，进而将部落社会联合并动员起来。另一方面，阿富汗普什图社会具有反对外部入侵和控制的传统，并将之视为对自身荣誉的侵犯。而对于部落社会而言，荣誉是一个部落或者家族立足的根本，与普什图的民族认同和身份密切相关。

　　在这种背景下，宗教人士与农村和部落力量结合，并借助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进行双重动员，反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傀儡”政权。塔利班由此成为维护阿富汗传统宗教价值观念与民族认同的代言人。事实上，这种宗教+部落的抵抗模式，在阿富汗历史上反复出现。在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战争中，阿富汗穆贾希丁对苏联入侵的抵抗等皆属于这种模式。这些毛拉在英属印度时期便被称为“疯毛拉”。⑤

　　第三，阿富汗政府陷入族群斗争的内耗，对塔利班的打击能力弱化。塔利班在部落地区崛起，并且实现社会动员，但仍然不是能够颠覆阿富汗政权的充分条件。与塔利班的重生相比，阿富汗政府陷入了两难局面，并持续衰落。一方面，阿政府陷入了不同族群的激烈博弈，其合法性逐渐丧失。2001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以少数民族主导的北方联盟是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主力。但是，在之后的国家重构中，普什图人凭借人口优势，逐渐处于主导地位。阿富汗临时政府以及之后的四届民选政府都是以普什图人为主导，特别是阿富汗实行强总统制，总统有权力任命地方行政和司法首脑，这就导致在战争中出力甚多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在1978年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普什图人在历史上一直垄断阿富汗政权。在许多普什图人看来，新政府是西方扶植的傀儡政权，在选举政治之下，普什图人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分享权力。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初，少数民族武装也存在对普什图人的打压甚至迫害。正如一位普什图人所言：少数民族得到了美元，我们得到的却是子弹。⑥ 阿富汗虽然形成了脆弱的权力平衡，但是各派力量都存在失落感。在总统选举中，屡屡曝出选举丑闻和争议;不同族群的博弈，在政府决策和资源分配上相互掣肘，严重削弱了阿富汗政府。此外，阿富汗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降低了其政治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一直着力裁撤军阀，尤其是裁撤原北方联盟的少数民族军阀和军事将领，实现各民族在安全部门的力量平衡。2002年，阿富汗38名将军中37人为塔吉克人，1人为乌兹别克人。⑦ 到2014年，阿富汗国民军中，普什图人约占43%、塔吉克人约占32%、哈扎拉人约占12%、乌兹别克人约占10%。① 这一努力虽然实现了族群之间的平衡，但造成军队的凝聚力下降。特别是2018年加尼政府以扶持青年军官成长为名，要求到龄的2000名军官退休，其中大量军官为塔吉克人等少数民族。② 这进一步提高了普什图军官的比例。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方联盟是打击塔利班的主力。虽然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族际之间更加平衡，规模也更大，但对塔利班具有复杂感情的普什图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客观上削弱了政府军的战斗力。事实上，阿富汗地方政府、武装与塔利班的影子政府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相互敌对，而是交往、交集匪浅，塔利班一直在向阿富汗基层政权渗透，在普什图人聚居区更为明显。这应该是在近期塔利班的攻势中阿富汗国民军战斗意志不强、原少数民族军阀和将领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塔利班具有外部力量的强力支持与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阿富汗政局的变动对于中南亚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平衡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塔利班之所以能够实现重组，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击下能够生存且逐步壮大，与巴基斯坦等国的支持密不可分。阿富汗的奎达舒拉、白沙瓦舒拉和哈卡尼网络都与巴基斯坦存在联系，后者给予庇护、经济支持等，而且塔利班还从巴基斯坦招募成员。马什哈德舒拉则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伊朗的阿富汗难民中进行招募，伊朗为之提供经济援助甚至培训。一些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也向塔利班提供援助。因此，塔利班在阿富汗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得到了地区内一些国家的有力支持。

　　由此可以粗略描绘出塔利班在重重压力下崛起的图景。塔利班政权溃败后，阿富汗政府以西方模式建构国家制度，并向农村和部落地区拓展权威，试图将之纳入国家的直接控制，但这触碰了阿富汗部落社会的禁忌，塔利班借此机会在农村和部落社会中立足，并且对部落社会进行动员与整合，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增强实力。也是因为如此，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失灵，沦为不同族群和派系争夺和攻讦的目标;在普什图人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军事影响力逐渐降低。在美国撤军的背景下，阿富汗国内的平衡被打破，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反塔利班力量没有能力抵御塔利班攻势。从塔利班的案例中，也可以发现国内政治的一些规律。在阿富汗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中，外部力量的入侵和移植的政治制度往往难以建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反而会引发持续性的抵抗，宗教势力必然成为动员社会抵抗的关键性力量。阿富汗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果阿富汗作外交上放弃传统的中立和平衡政策，那么外部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国内冲突就具有了代理人属性。因此，抵抗运动势必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内外因素的互动也许是阿富汗难以彻底被征服的原由。

　　三、塔利班新政权面临重大挑战

　　在此次崛起直至攻入喀布尔的全程中，塔利班相当程度上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保守和僵硬的形象，表现出务实、温和的立场和姿态。特别是，它对前政府和安全部队成员实行大赦，宣称建立包容性的政府，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保护私人财产，禁止复仇等。③ 塔利班释放出的这些信号是阿富汗局势的一些积极变化。但是，这些表态能否在执政中落到实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阿富汗国家发展存在很多诸如此类的难题，塔利班新政权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第一，塔利班能否实现其组织结构的进化是影响阿富汗局势的关键。诚如前述，塔利班长期以来具有相对松散的结构和多个地方性的自治舒拉(分支)，以及地方化和部落化的武装。这种扁平化的组织形式作为反政府武装而言有其优势，能够化整为零，减少损失，灵活指挥与行动。但是，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组织结构不再适应统治的需求，需要从扁平化转向垂直化，进行一定程度以便更有效地约束基层组织，更高效地实现统治。

　　在塔利班的多个分支之下，奎达舒拉只是形式上的领导层，各分支之间虽然存在协调关系，但奎达舒拉对其他分支和地方武装缺乏节制能力。塔利班领导层提出的上述举措能否真正在各地落实面临挑战。当前，阿富汗个别地方确实出现了对女性的限制，甚至对其他族群和教派实行迫害以及打击、报复的现象。除此之外，塔利班并非浑然一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部落、家族和派别之争，甚至之前还爆发冲突。在夺取政权之后，塔利班需要面对如何在不同的派别和分支之间妥善分配权力，维持整体的团结与稳定。如果无法妥善分配权力和处理内部分歧，塔利班内部存在爆发冲突乃至发生分裂的风险。

　　第二，塔利班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包容和社会和解有极大的难度。阿富汗具有多元化的族群和文化构成。20世纪以来，族际矛盾已成为制约阿富汗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爆发了基于族群的内战。2001年以来，西方的选举政治异变为族群政治，政治党派、政治选举等都以族群为界。尽管塔利班并未公开表示其普什图属性，其组织内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但塔利班主要的社会基础仍在于普什图人，尤其是普什图部落民。 ① 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掌权后如何与其他族群分权存在挑战。如今，与塔利班接触、合作的少数民族领袖只有伊斯梅尔汗和阿卜杜拉等少数人。无论是前总统卡尔扎伊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是普什图人，后者还是伊斯兰党的创建者，而塔利班的白沙瓦舒拉与该党关系密切。因此，塔利班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普什图人的力量和统一性，普什图人对政权的主导成为大概率的事件，少数民族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甚至难以维持加尼政府时期的分权状态。由此看来，塔利班如何建构包容性的政府，存在很大的疑问。在中东的政治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族际政治模式：即以黎巴嫩和伊拉克为代表的族际、教派分权，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民族同化。阿富汗历史上实行的是民族同化，2001年之后事实上实行的是民族分权，但都未真正解决族际关系问题。在当前塔利班独大的背景下，建构什么样的新制度模式和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模式，都是重大的挑战。

　　社会和解不仅涉及政治上的分权，而且与心理建设密切相关，这无疑是长时段的变量，需要对40余年冲突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教育、抚慰。尤其是，阿富汗部落社会存在复仇文化。复仇被视为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事关荣誉，而失去荣誉的人在部落社会中难以生存。塔利班提出禁止复仇，从反面佐证了这一点。在松散的组织结构下，塔利班可能很难有效约束基层武装，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什叶派更难做到这一点。

　　第三，塔利班宣称恢复酋长国，但不太可能完全照搬之前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效仿伊斯兰教“黄金时代”，试图恢复历史上的哈里发制度。当时，政权掌握在坎大哈的舒拉手中，由奥马尔等毛拉执掌。行政中心则位于喀布尔，由各行政部门组成。塔利班再次夺取权力后，已宣布建立酋长国。② 因此，这种制度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传统，并掺杂一些现代政治因素。塔利班的领导人阿洪扎达多次表示，塔利班目标是重建“伊斯兰酋长国”，而非维持“民主体制”。③ 塔利班取得政权之后，可能建构这样一种体制：由毛拉为主体的舒拉监督和控制政权，由行政首脑掌管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塔利班可能吸收一些前政府官员、少数民族领袖进入舒拉或政府，彰显包容性;利用共同的宗教信仰稀释族群差异，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塔利班的保守宗教意识形态虽然有所淡化和温和化，宣称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妇女的权益，但仍然强调以伊斯兰教法治国。因此，宗教在社会文化、教育、女性地位等方面的复归不可避免。伊斯兰教法将取代重建20年来阿富汗确立的世俗法律体系。但伊斯兰教法与部落习惯法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磨合。

　　第四，塔利班在经济领域可能将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存在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长期以来，阿富汗缺乏必要的自然资源，也无法从社会中获取更多的财富，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世纪50～60年代，阿富汗几乎半数的政府预算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援助。① 2001年以来，阿富汗的重建主要依赖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如今，塔利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捐助、毒品生产与走私、对外贸易、收税等。塔利班上台之后，其经济状况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每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可能大幅削减甚至断绝。二是如果塔利班未能彻底与极端组织切断联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可能对其进一步实施制裁。美国已冻结了阿富汗央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暂停向阿富汗提供资金和贷款。③ 三是毒品是塔利班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树立积极的形象，塔利班宣布阿富汗将停止生产和走私毒品。四是阿富汗前政府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积极与周边国家推进经贸和能源合作，已初具规模，并从中获益。但是，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与中亚国家、印度的关系可能冷却，这将严重影响方兴未艾的地区贸易和阿富汗的过境收入。这样一来，塔利班政权的财政状况势必吃紧，发展项目可能要暂停或取消。在政权更迭、流民四起的背景下，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及新冠疫情的风险明显加大，仅2021年初以来就有55万人因战乱流离失所。

　　第五，阿富汗能否彻底切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是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塔利班夺取权力后，国际社会已基本达成共识，塔利班必须彻底切断与极端组织的关系。 ⑤ 塔利班虽然含混表示不允许外国武装分子借助阿富汗的领土威胁他国，但未明确是否驱逐外国武装分子或不再为他们提供庇护。⑥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2021年6月的一份报告指出，塔利班庇护的外国的武装分子可能有 8000～10000人。塔利班中较为激进的哈卡尼网络一直与“基地”组织等过从甚密。 “基地”组织也与塔利班存在频繁的联系甚至通婚关系。 ⑦ 考虑到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保守倾向，其组织结构也较为混杂，塔利班能否约束其内部的不同分支，彻底切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并不再对其庇护，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这个角度看，塔利班若想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仍然任重而道远。

　　结语

　　塔利班再次掌权终结了阿富汗重建20年来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冲击了中南亚乃至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最终以失败而收场。塔利班则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通过宗教与民族主义的动员，再度崛起。这反应了阿富汗政治的深层结构和难题，即阿富汗的部落、族群和教派结构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多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歧与隔阂，甚至是矛盾和敌对。只有基于本土政治传统，积极面对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塔利班重掌权柄既可能是阿富汗40余年冲突的终点，但也可能是新一波国内冲突的起点。塔利班看似兵不血刃地夺取了阿富汗政权，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内外挑战。从国内来看，塔利班必须面对40余年冲突中阿富汗存在的诸如族际关系、宗教与世俗、社会和解、城市与部落、分权与集权，以及经济发展等结构性的难题。近期，塔利班已表现出积极变化的倾向，但能否实现组织进化，改变松散和庞杂的结构，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对外而言，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混杂着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复兴思潮、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这些仍然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塔利班能否彻底切割与“基地”组织等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的关系，不再为其提供庇护，是塔利班融入国际社会和开展地区合作的关键。因此，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或可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但要真正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社会并非朝夕之功。总之，美国撤军和塔利班的崛起使阿富汗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这既考验塔利班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深入合作。

　　闫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阿富汗问题等。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项目号：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