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班多：或因经济恶化的刺激，朝鲜内部似乎出现了政治变动

　　即使在最好的时代，朝鲜的统治也是不透明的。今天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最近朝鲜领导层换届表明，权力平衡正在从军方向平民转移，尽管无法确切地说明。金正恩在许多方面都与父亲和祖父大相径庭。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公开承诺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未能维持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三年前，金正恩宣布朝鲜已拥有威慑力量，因此将把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放弃并行的军事和经济发展政策，金正恩必须承担政治风险。

　　德国经济学家Ruediger Frank表示：“这使得金正恩比其前任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正恩对正在失去地位的担忧可能激发了他最近的政治变革。朝鲜已经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消费社会。2017年，平壤有了更多的色彩、风格和商品。但时代变了。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教授东亚经济学的教授弗兰克详细介绍了新朝鲜的情况。弗兰克说: “二十年来，消费主义在这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有汽车、智能手机、电动自行车、平板电视、时尚美食和咖啡馆。朝鲜的四百多个市场，甚至国营商店和商场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品质产品。长期以来，韩国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上是同质的，而且由于政治优势(如党员身份)或政治缺陷(如与韩国的家庭关系) ，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现在这个社会正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分化正沿着新的货币路线运行： 一些人能够买得起新的奢侈品，而另一些人却买不起。新的中产阶级更集中在平壤，但也在向省会城市蔓延。”

　　这些成果目前面临巨大风险，会对金正恩掌权产生不确定的影响。金正恩的经济改革从未走得足够远。三年前，弗兰克坚持认为，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想要继续掌权，并在他的领导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必须成功地让朝鲜成为下一个东亚之虎”。但是，如果不采取私有化的决定性步骤，就无法实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虽然有真正的自由化，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改变韩国、台湾和中国的变化。

　　更糟糕的是，金正恩退却了。今年1月份，朝鲜劳动党召开会议，NKNews发现此次会议“对改革、制裁解除或经济开放没有明显的兴趣。”事实上，“企业的自由正在受到限制。官方媒体和党内经济学家已经回到了自给自足和中央控制的老调重弹，”《经济学人》称。

　　制裁的作用也同样严重。金正恩公开强调经济是向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我感到安全，愿意做交易。他在河内的提议，即使不平衡，但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基础：减少北朝鲜的核活动以换取减少制裁。

　　可惜，这种方法失败了。去年，金正恩似乎公开放弃了与特朗普政府接触的任何努力。他告诉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朝美僵局已经持续了几代人，现在已经被迫成自力更生和制裁之间的明显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立场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金正恩表示，“我们永远不能为实现辉煌的转变而出卖我们的尊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把尊严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有价值的东西来捍卫。”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金正恩不愿与拜登政府接触。他可能对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变得悲观。他可能认为拜登只能连任一届，因此不能指望他执行任何协议。或者，他可能认为，有必要通过证明自己不急于达成协议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制裁很可能继续存在。

　　朝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是对负面经济三连击的补充。去年，朝鲜实际上对本国进行了制裁，导致了比外部限制更大的孤立。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政策，但朝鲜缺乏现代化的医疗基础设施。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朝鲜政府唯一理性的选择。即便如此，这种主动封闭也已对朝鲜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今年4月，金正恩对党内领导人说，“我下定决心，要求朝鲜劳动党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和全党支部书记，再进行一次更加艰难的‘艰苦行军(arduous march)’，让我们的人民摆脱困境，哪怕只是一点点。”他所说的“艰苦行军”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这个词最常被用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饥荒，据信饥荒至少夺去了50万人的生命。他呼吁该党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场未指明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有关的“重大危机”，但显然不是疫情爆发。金正恩的怒火似乎集中在军方。现在有消息证实，朝鲜陆军元帅、政治局委员李炳哲(Ri Pyong-chol)已从政治委员会中除名，尽管仍保留一些职位或权威。一名政治局的文职人员也被降职。令人感兴趣是，这些举措主要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出于更广泛的制度目的。一些专家，比如中央通讯社的肯·高斯，认为军队已经被“压低了等级秩序”，并且“金正恩已经收紧了核心圈子，包括一群技术官僚和内部安全人员”。

　　朝鲜的领导层似乎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甚至连金正恩的妹妹也因不明原因进入或退出了政治局。这场“大危机”也可能为金正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做之前打算做的事情，比如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金正恩的父亲强调军事优先的政策，并加强了国防委员会的作用。金正恩推动二者发生改变。

　　这些都不能表明金正恩突然变成了反战分子。在六月份的聚会演讲中，金正恩提前六个月公布了圣诞愿望清单。《纽约时报》报道称，金正恩“提供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列出了朝鲜正在研制的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超现代战术核武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弹头’、‘多弹头’导弹、军事侦察卫星、核动力潜艇导弹、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陆基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今年1月，《劳动新闻》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做法。据《劳动新闻》报道，“事实表明，为了遏制美国的军事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应该分秒必争地加强我们的国防能力。”

　　然而，金正恩可能认为，他对朝鲜军队的持续支持和对高级官员的监视，足以确保朝鲜军队在没有政府高层代表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忠诚。或许金正恩控制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更容易地削减军费开支，以帮助应对新出现的经济紧急状况。或者，他只是认为李炳哲的工作不力，需要有人来取代他。除了平壤被选中的少数人之外，恐怕没有人知道答案。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朝鲜政府甚至能够挺过另一次“艰难行军”。但也许不是。1989年2月，西德资深政治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宣称，相信德国有可能统一是“虚幻的”。9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了。

　　温斯顿·丘吉尔曾把俄罗斯描述为“一个谜中谜中谜，但也许有一把钥匙”。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仍然没有钥匙，尽管这个朝鲜近年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

　　朝鲜内部似乎出现了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受到经济恶化的刺激。然而，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即使拜登政府没有与平壤对话，它也应该关注平壤。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特别助理。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ld-north-korea-see-shift-its-balance-power-189795

　　即使在最好的时代，朝鲜的统治也是不透明的。今天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最近朝鲜领导层换届表明，权力平衡正在从军方向平民转移，尽管无法确切地说明。金正恩在许多方面都与父亲和祖父大相径庭。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公开承诺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未能维持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三年前，金正恩宣布朝鲜已拥有威慑力量，因此将把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放弃并行的军事和经济发展政策，金正恩必须承担政治风险。

　　德国经济学家Ruediger Frank表示：“这使得金正恩比其前任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正恩对正在失去地位的担忧可能激发了他最近的政治变革。朝鲜已经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消费社会。2017年，平壤有了更多的色彩、风格和商品。但时代变了。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教授东亚经济学的教授弗兰克详细介绍了新朝鲜的情况。弗兰克说: “二十年来，消费主义在这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有汽车、智能手机、电动自行车、平板电视、时尚美食和咖啡馆。朝鲜的四百多个市场，甚至国营商店和商场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品质产品。长期以来，韩国社会在经济上基本上是同质的，而且由于政治优势(如党员身份)或政治缺陷(如与韩国的家庭关系) ，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现在这个社会正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分化正沿着新的货币路线运行： 一些人能够买得起新的奢侈品，而另一些人却买不起。新的中产阶级更集中在平壤，但也在向省会城市蔓延。”

　　这些成果目前面临巨大风险，会对金正恩掌权产生不确定的影响。金正恩的经济改革从未走得足够远。三年前，弗兰克坚持认为，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想要继续掌权，并在他的领导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必须成功地让朝鲜成为下一个东亚之虎”。但是，如果不采取私有化的决定性步骤，就无法实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虽然有真正的自由化，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改变韩国、台湾和中国的变化。

　　更糟糕的是，金正恩退却了。今年1月份，朝鲜劳动党召开会议，NKNews发现此次会议“对改革、制裁解除或经济开放没有明显的兴趣。”事实上，“企业的自由正在受到限制。官方媒体和党内经济学家已经回到了自给自足和中央控制的老调重弹，”《经济学人》称。

　　制裁的作用也同样严重。金正恩公开强调经济是向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我感到安全，愿意做交易。他在河内的提议，即使不平衡，但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基础：减少北朝鲜的核活动以换取减少制裁。

　　可惜，这种方法失败了。去年，金正恩似乎公开放弃了与特朗普政府接触的任何努力。他告诉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朝美僵局已经持续了几代人，现在已经被迫成自力更生和制裁之间的明显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立场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金正恩表示，“我们永远不能为实现辉煌的转变而出卖我们的尊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把尊严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有价值的东西来捍卫。”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金正恩不愿与拜登政府接触。他可能对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变得悲观。他可能认为拜登只能连任一届，因此不能指望他执行任何协议。或者，他可能认为，有必要通过证明自己不急于达成协议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制裁很可能继续存在。

　　朝鲜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是对负面经济三连击的补充。去年，朝鲜实际上对本国进行了制裁，导致了比外部限制更大的孤立。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政策，但朝鲜缺乏现代化的医疗基础设施。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朝鲜政府唯一理性的选择。即便如此，这种主动封闭也已对朝鲜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今年4月，金正恩对党内领导人说，“我下定决心，要求朝鲜劳动党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和全党支部书记，再进行一次更加艰难的‘艰苦行军(arduous march)’，让我们的人民摆脱困境，哪怕只是一点点。”他所说的“艰苦行军”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这个词最常被用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的饥荒，据信饥荒至少夺去了50万人的生命。他呼吁该党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场未指明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有关的“重大危机”，但显然不是疫情爆发。金正恩的怒火似乎集中在军方。现在有消息证实，朝鲜陆军元帅、政治局委员李炳哲(Ri Pyong-chol)已从政治委员会中除名，尽管仍保留一些职位或权威。一名政治局的文职人员也被降职。令人感兴趣是，这些举措主要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出于更广泛的制度目的。一些专家，比如中央通讯社的肯·高斯，认为军队已经被“压低了等级秩序”，并且“金正恩已经收紧了核心圈子，包括一群技术官僚和内部安全人员”。

　　朝鲜的领导层似乎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甚至连金正恩的妹妹也因不明原因进入或退出了政治局。这场“大危机”也可能为金正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做之前打算做的事情，比如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金正恩的父亲强调军事优先的政策，并加强了国防委员会的作用。金正恩推动二者发生改变。

　　这些都不能表明金正恩突然变成了反战分子。在六月份的聚会演讲中，金正恩提前六个月公布了圣诞愿望清单。《纽约时报》报道称，金正恩“提供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列出了朝鲜正在研制的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超现代战术核武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弹头’、‘多弹头’导弹、军事侦察卫星、核动力潜艇导弹、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陆基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今年1月，《劳动新闻》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做法。据《劳动新闻》报道，“事实表明，为了遏制美国的军事威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应该分秒必争地加强我们的国防能力。”

　　然而，金正恩可能认为，他对朝鲜军队的持续支持和对高级官员的监视，足以确保朝鲜军队在没有政府高层代表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忠诚。或许金正恩控制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更容易地削减军费开支，以帮助应对新出现的经济紧急状况。或者，他只是认为李炳哲的工作不力，需要有人来取代他。除了平壤被选中的少数人之外，恐怕没有人知道答案。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朝鲜政府甚至能够挺过另一次“艰难行军”。但也许不是。1989年2月，西德资深政治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宣称，相信德国有可能统一是“虚幻的”。9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了。

　　温斯顿·丘吉尔曾把俄罗斯描述为“一个谜中谜中谜，但也许有一把钥匙”。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仍然没有钥匙，尽管这个朝鲜近年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

　　朝鲜内部似乎出现了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受到经济恶化的刺激。然而，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即使拜登政府没有与平壤对话，它也应该关注平壤。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特别助理。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ld-north-korea-see-shift-its-balance-power-18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