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骚乱是因华人而起吗?

 　  5月21日，印尼大选委员会突然提前公布4月17日举行的大选的结果，现任总统佐科以55.5%的得票率获胜，而反对派领导人普拉博沃获得44.5%的选票而失利。结果公布后，雅加达出现示威抗议，并最终导致冲突。据相关媒体报道，一些民众在冲突中将矛头指向当地华人，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尼反华的担忧。雅加达示威抗议持续两天，导致八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骚乱因普拉博沃而起?

　　骚乱究竟因何而起?要说清楚此问题，恐怕要从反对派领导人普拉博沃谈起。普拉博沃是印尼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苏加诺执政时期，但成长在苏哈托时代，受苏哈托影响很深。普拉博沃的祖父是印尼国家银行创始人，是印尼临时咨询委员会和印尼独立筹备工作委员会第一任领导人。父亲苏米特洛是著名经济学家，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担任研究部长、贸易部长、财政部长及工业和贸易部长。母亲多拉·玛丽亚·西格尔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2019年5月21日，印尼首都雅加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演变为暴力冲突。

　　普拉博沃1974年从印尼军事学院毕业后加入印尼国民军，随后参加了印尼对东帝汶的军事行动，并在特种部队担任指挥官。1983年，普拉博沃与苏哈托女儿西蒂·赫迪亚蒂·哈里亚迪结婚，受到苏哈托的赏识。1995年普拉博沃晋升为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次年获少将军衔，两年后出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司令。1998年5月，普拉博沃因涉嫌镇压雅加达示威运动被革除军职，此后走上经商之路。普拉博沃在印尼和海外拥有20余家公司，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煤炭、棕榈种植园和渔业等领域。2008年普拉博沃与法蒂尔(现任国会副议长)共同创建大印尼运动党，开启从政之路。作为反对党领导人，普拉博沃参加了2009年、2014年、2019年三次总统选举。其中2009年作为梅加瓦蒂的搭档，竞选副总统;2014年、2019年两次竞选总统。

　　普拉博沃如此一个具有深厚军人背景、代表苏哈托势力和大商人利益的政治人物，究竟与此次雅加达骚乱有多大关系?一些舆论曾在骚乱后将矛头指向普拉博沃，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普拉博沃指使了雅加达骚乱，但普拉博沃坚持不承认总统选举结果，为示威抗议者走上街头提供了“借口”，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仔细分析，此次走上街头的示威抗议者成分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普拉博沃的支持者来定义。据警方的披露，示威者大多来自雅加达以外地区，有的受“雇佣”，参加示威每天可获得30万印尼盾(相当于140元人民币);还有的纯粹为闹事捣乱而来，包括试图从亚齐走私非法武器的嫌犯，涉嫌加入“伊斯兰国”、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嫌犯，以及试图暗杀四位政府高官和一位民调机构领导人的嫌犯。据悉，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国家情报局长布迪·古纳宛以及总统安全与情报部门专员哥瑞斯·米尔是恐怖嫌犯的暗杀目标。从以上分析看，此次雅加达骚乱因普拉博沃团队不承认大选结果而起，但其背后牵涉恐怖袭击和暴力活动。

　　事实上，普拉博沃本人并不希望示威抗议危及雅加达的安全。示威抗议引发骚乱后，普拉博沃公开讲话，呼吁其支持者保持冷静，撤离示威现场，通过和平方式维权，以维护雅加达安全。此后，普拉博沃通过宪法法院提出申诉，称已经掌握选举舞弊的证据，要求推翻总统选举结果。

　　骚乱说明了什么?

　　此次雅加达骚乱针对当地华人吗?这是不少舆论在关注的话题。不可否认，华人问题是印尼的敏感话题。1998年5月，同样是在雅加达，示威抗议最终使华人受到严重冲击。此次雅加达骚乱出现了一些针对华人的新闻，但这是极个别现象，而所谓中国警察开赴印尼根本就是谣言。

　　如果不针对华人，那骚乱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以为，从深层次看，此次雅加达骚乱反映了印尼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利益之争。保守派即代表苏哈托势力者，他们主张维护当前制度与政策的连续性，是当前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相对狭隘。改革派即所谓的反对苏哈托势力者，他们主张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寻求变革，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严格意义上讲，印尼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已经开始，只不过由于普拉博沃和佐科的出现，这种争斗表现得更加突出。

　　从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到2004年举行首次总统、国会全民直接选举前，印尼经历了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三任总统。由于上述三任总统任期不长，并且印尼政局处于剧烈变动期，因此稳定政治局势、推进民主选举，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主要话题，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并未引起重视。

　　2004年苏西洛担任总统后，印尼走上了民主改革之路，并且越走越稳、越走越成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赞赏，这使得改革派看到了斗争胜利的希望和民主改革释放的红利。2008年1月苏哈托病逝，“后苏哈托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就在此时，普拉博沃成立了大印尼运动党，开始了其总统梦想之路。2009年，普拉博沃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输给了风头正盛的苏西洛;2014年，普拉博沃首次与佐科对决总统职位，结果被草根出身的佐科击败。佐科出任总统后，印尼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佐科走亲民路线，关注下层民众利益，提倡多元文化和包容社会，并且佐科来自与苏哈托不共戴天的苏加诺之女梅加瓦蒂组建的民主斗争党，这自然加剧了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利益之争。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在佐科执政的五年里(2014〜2019年)，原属于苏哈托势力的专业集团党居然抛弃普拉博沃，转投佐科阵营，并且在2019年大选时与民主斗争党结成同盟。2019年大选前，专业集团党中央领导层三令五申要求其党员将选票投给佐科，但该党一些地方支部的部分党员还是将选票坚定地投给了普拉博沃。此外，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还关乎穆斯林群体。总体看，佐科依靠温和穆斯林，而普拉博沃则受到极端穆斯林势力的鼎力支持。极端穆斯林希望借助普拉博沃实现其政治目的，双方相辅相成，共同反对现政府。在2017年举行的雅加达特区首长选举中，佐科力挺的时任特区首长钟万学就是被普拉博沃支持的阿尼斯击败，当然这得到了极端穆斯林派系的支持。雅加达特首选举后，佐科政府颁布法令，解散了极端主义的印尼解放党(HTI)，并以涉及刑事罪行名义通缉“伊斯兰捍卫阵线”(FPI)领袖里兹克，对极端伊斯兰主义予以沉重打击，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自此进入了白热化。从这个意义上讲，2019年总统选举是2017年雅加达特首选举的延续。只不过在2019年选举中佐科代表的改革派占了上风，所以代表保守势力的普拉博沃才会与佐科死磕到底，并最终酿成了雅加达的骚乱。

　　后续影响怎样?

　　目前，雅加达骚乱已经停息，但其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可能长期影响印尼发展，尤其是可能对印尼建国五项原则和社会稳定产生冲击。

　　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即所谓的“潘查希拉”，包括信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是印尼建国和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此次骚乱暴露出来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均对“潘查希拉”构成严重挑战。对佐科总统而言，如何弥合社会分化、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宗教和谐、保障社会正义，将是未来印尼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加剧，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至华人等问题还可能发酵，示威抗议可能再起，印尼的社会稳定难免会受到冲击。这对佐科总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从中印尼关系看，尽管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可能长期持续，并且可能难免继续炒作一些涉中国的议题，对中国与印尼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中印尼关系已经有较稳固的根基：佐科政府对华的认知趋向积极，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印尼对华经济合作诉求和期待上升，双方经济利益相互交织;两国的发展规划对接空间较大，合作基本面进一步扩大。可以预见，佐科执政的下一个五年，中印尼双边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深化提质是大势所趋。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与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题《印尼政府将如何处理雅加达骚乱的“后事”》

 　  5月21日，印尼大选委员会突然提前公布4月17日举行的大选的结果，现任总统佐科以55.5%的得票率获胜，而反对派领导人普拉博沃获得44.5%的选票而失利。结果公布后，雅加达出现示威抗议，并最终导致冲突。据相关媒体报道，一些民众在冲突中将矛头指向当地华人，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尼反华的担忧。雅加达示威抗议持续两天，导致八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骚乱因普拉博沃而起?

　　骚乱究竟因何而起?要说清楚此问题，恐怕要从反对派领导人普拉博沃谈起。普拉博沃是印尼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出生于苏加诺执政时期，但成长在苏哈托时代，受苏哈托影响很深。普拉博沃的祖父是印尼国家银行创始人，是印尼临时咨询委员会和印尼独立筹备工作委员会第一任领导人。父亲苏米特洛是著名经济学家，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担任研究部长、贸易部长、财政部长及工业和贸易部长。母亲多拉·玛丽亚·西格尔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2019年5月21日，印尼首都雅加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演变为暴力冲突。

　　普拉博沃1974年从印尼军事学院毕业后加入印尼国民军，随后参加了印尼对东帝汶的军事行动，并在特种部队担任指挥官。1983年，普拉博沃与苏哈托女儿西蒂·赫迪亚蒂·哈里亚迪结婚，受到苏哈托的赏识。1995年普拉博沃晋升为陆军特种部队司令，次年获少将军衔，两年后出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司令。1998年5月，普拉博沃因涉嫌镇压雅加达示威运动被革除军职，此后走上经商之路。普拉博沃在印尼和海外拥有20余家公司，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煤炭、棕榈种植园和渔业等领域。2008年普拉博沃与法蒂尔(现任国会副议长)共同创建大印尼运动党，开启从政之路。作为反对党领导人，普拉博沃参加了2009年、2014年、2019年三次总统选举。其中2009年作为梅加瓦蒂的搭档，竞选副总统;2014年、2019年两次竞选总统。

　　普拉博沃如此一个具有深厚军人背景、代表苏哈托势力和大商人利益的政治人物，究竟与此次雅加达骚乱有多大关系?一些舆论曾在骚乱后将矛头指向普拉博沃，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普拉博沃指使了雅加达骚乱，但普拉博沃坚持不承认总统选举结果，为示威抗议者走上街头提供了“借口”，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仔细分析，此次走上街头的示威抗议者成分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普拉博沃的支持者来定义。据警方的披露，示威者大多来自雅加达以外地区，有的受“雇佣”，参加示威每天可获得30万印尼盾(相当于140元人民币);还有的纯粹为闹事捣乱而来，包括试图从亚齐走私非法武器的嫌犯，涉嫌加入“伊斯兰国”、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嫌犯，以及试图暗杀四位政府高官和一位民调机构领导人的嫌犯。据悉，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国家情报局长布迪·古纳宛以及总统安全与情报部门专员哥瑞斯·米尔是恐怖嫌犯的暗杀目标。从以上分析看，此次雅加达骚乱因普拉博沃团队不承认大选结果而起，但其背后牵涉恐怖袭击和暴力活动。

　　事实上，普拉博沃本人并不希望示威抗议危及雅加达的安全。示威抗议引发骚乱后，普拉博沃公开讲话，呼吁其支持者保持冷静，撤离示威现场，通过和平方式维权，以维护雅加达安全。此后，普拉博沃通过宪法法院提出申诉，称已经掌握选举舞弊的证据，要求推翻总统选举结果。

　　骚乱说明了什么?

　　此次雅加达骚乱针对当地华人吗?这是不少舆论在关注的话题。不可否认，华人问题是印尼的敏感话题。1998年5月，同样是在雅加达，示威抗议最终使华人受到严重冲击。此次雅加达骚乱出现了一些针对华人的新闻，但这是极个别现象，而所谓中国警察开赴印尼根本就是谣言。

　　如果不针对华人，那骚乱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笔者以为，从深层次看，此次雅加达骚乱反映了印尼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利益之争。保守派即代表苏哈托势力者，他们主张维护当前制度与政策的连续性，是当前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相对狭隘。改革派即所谓的反对苏哈托势力者，他们主张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寻求变革，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严格意义上讲，印尼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已经开始，只不过由于普拉博沃和佐科的出现，这种争斗表现得更加突出。

　　从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到2004年举行首次总统、国会全民直接选举前，印尼经历了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三任总统。由于上述三任总统任期不长，并且印尼政局处于剧烈变动期，因此稳定政治局势、推进民主选举，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主要话题，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并未引起重视。

　　2004年苏西洛担任总统后，印尼走上了民主改革之路，并且越走越稳、越走越成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赞赏，这使得改革派看到了斗争胜利的希望和民主改革释放的红利。2008年1月苏哈托病逝，“后苏哈托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就在此时，普拉博沃成立了大印尼运动党，开始了其总统梦想之路。2009年，普拉博沃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输给了风头正盛的苏西洛;2014年，普拉博沃首次与佐科对决总统职位，结果被草根出身的佐科击败。佐科出任总统后，印尼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佐科走亲民路线，关注下层民众利益，提倡多元文化和包容社会，并且佐科来自与苏哈托不共戴天的苏加诺之女梅加瓦蒂组建的民主斗争党，这自然加剧了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利益之争。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在佐科执政的五年里(2014〜2019年)，原属于苏哈托势力的专业集团党居然抛弃普拉博沃，转投佐科阵营，并且在2019年大选时与民主斗争党结成同盟。2019年大选前，专业集团党中央领导层三令五申要求其党员将选票投给佐科，但该党一些地方支部的部分党员还是将选票坚定地投给了普拉博沃。此外，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还关乎穆斯林群体。总体看，佐科依靠温和穆斯林，而普拉博沃则受到极端穆斯林势力的鼎力支持。极端穆斯林希望借助普拉博沃实现其政治目的，双方相辅相成，共同反对现政府。在2017年举行的雅加达特区首长选举中，佐科力挺的时任特区首长钟万学就是被普拉博沃支持的阿尼斯击败，当然这得到了极端穆斯林派系的支持。雅加达特首选举后，佐科政府颁布法令，解散了极端主义的印尼解放党(HTI)，并以涉及刑事罪行名义通缉“伊斯兰捍卫阵线”(FPI)领袖里兹克，对极端伊斯兰主义予以沉重打击，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自此进入了白热化。从这个意义上讲，2019年总统选举是2017年雅加达特首选举的延续。只不过在2019年选举中佐科代表的改革派占了上风，所以代表保守势力的普拉博沃才会与佐科死磕到底，并最终酿成了雅加达的骚乱。

　　后续影响怎样?

　　目前，雅加达骚乱已经停息，但其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可能长期影响印尼发展，尤其是可能对印尼建国五项原则和社会稳定产生冲击。

　　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即所谓的“潘查希拉”，包括信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是印尼建国和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此次骚乱暴露出来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均对“潘查希拉”构成严重挑战。对佐科总统而言，如何弥合社会分化、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宗教和谐、保障社会正义，将是未来印尼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加剧，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至华人等问题还可能发酵，示威抗议可能再起，印尼的社会稳定难免会受到冲击。这对佐科总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从中印尼关系看，尽管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可能长期持续，并且可能难免继续炒作一些涉中国的议题，对中国与印尼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中印尼关系已经有较稳固的根基：佐科政府对华的认知趋向积极，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印尼对华经济合作诉求和期待上升，双方经济利益相互交织;两国的发展规划对接空间较大，合作基本面进一步扩大。可以预见，佐科执政的下一个五年，中印尼双边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深化提质是大势所趋。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与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题《印尼政府将如何处理雅加达骚乱的“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