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幸福：脱北者的故事

 　　如果我们在夜晚时分从数百英里的高空俯瞰整个东亚，我们会看到一片黑暗区域。在它的两侧，中国、韩国以及日本闪耀着象征现代文明的灯光，而这片黑暗地带则显得与周边格格不入。

　　这里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如今，这个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国家已经和“饥荒”、“极权”以及“核讹诈”等名词绑在一起，成为了“悲惨世界”的代名词。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记得，70年代末，朝鲜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600美元，而在当时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人均GDP仅有245元人民币。

　　然而世事总无常。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廉价能源供应不复存在，整个朝鲜的重工业因缺乏能源濒临瘫痪。紧接着，轻工业崩溃，农业因灾难和生产机械的缺乏饱受摧残，而统治者仍以“艰难行军”为口号要求全国人民忍饥挨饿，以牺牲的精神供奉“先军政治”，让实行严格对外封闭政策的朝鲜变成一座巨大的集中营。

　　人是会用脚投票的。随着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用逃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躲过边境上的警卫进入中国，然后用偷渡、闯入大使馆或绕道第三国的方式进入韩国成为韩国公民。

　　这些人被称为脱北者(脱离朝鲜的人)。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这些脱北者的脱北经历无不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然而正如说书人和看客们对英雄落幕后的生活不甚关心一样，脱北者脱北后的生活也游离于媒体的聚光灯之外。在经历了千难万险离开朝鲜之后，脱北者要怎样维持生计?他们要怎样进入韩国，又怎样融入韩国当地的社会?

　　在本期外刊扫描中，我们将走入他们的生活，感受脱北后的苦辛。

　　1、《脱北者报告》：我们最幸福?

　　整理自：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2 (2004). Pp. 65-99

　　作者：Sung Ho Ko, Kiseon Chung and Yoo-seok Oh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无所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朝鲜歌谣，《我们最幸福》

　　对自由世界的读者而言，反抗极权的故事总是具有无穷魅力。2010年，芭芭拉·德米克在美国出版了《我们最幸福：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一书，一时引起轰动。在书中，她以谨慎而敏锐的笔触向朝鲜以外的人们揭开了神秘朝鲜社会的一角。书中的六位主角恋爱、养家糊口、怀抱野心、努力求生，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现自己被政府背叛，从而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的叛逃故事令读者唏嘘不已，在这些读者的眼中，朝鲜如同奥威尔小说《1984》的现实版本，他们将朝鲜公民的逃亡看成出埃及记式的壮举。芭芭拉·德米克的著作对这些“脱北者”的朝鲜生活着墨甚多，而对他们逃出朝鲜后的生活则稍显简略。事实上，对于脱北者而言，脱北绝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某种意义上讲，这甚至只是一段新噩梦的开始。

　　以12位离开朝鲜、最后定居韩国脱北者的采访材料为基础，由宋浩国(音译，Sung Ho Ko)等三人合写的调查报告《脱北者：他们脱北以后的生活及生存状况》(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详尽地分析了脱北者的脱北经历和脱北后在东北亚国家的生活状况。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脱北者成功离开朝鲜后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困难，为了能够生存，他们不得不做苦力、卖给中国人贩子，甚至被迫走上犯罪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从中国转道去韩国定居，然而这条曲折的道路却无比漫长。

　　什么是“脱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英文中，叛逃者与脱北者都写作“North Korean defector”，而朝鲜政府亦认定这两种情况同属于叛国，因而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实际上，叛逃与脱北含义绝不相同。叛逃指某人因惧于种族、宗教信仰、民族或政治上的迫害而离开自己国籍所在国，前往另一个保护自己的国家的行为。“脱北”是指朝鲜公民在未得到官方允许的情况下逃离朝鲜的行为(朝鲜官方将这些在其他国家只会视作“难民”的人也看作是“叛逃者”)。自朝鲜战争半岛南北对峙以来，朝鲜不断有人叛逃到韩国(当然韩国叛逃到朝鲜者亦不在少数)，但朝鲜私自越境的脱北者却寥寥无几。自朝鲜战争到1990年近四十年间，一共只有616人私自出境，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改变。

　　1989年，苏联解体，矗立七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崩塌。处在市场经济国家环绕之中的朝鲜如同未待成年便匆忙被推向社会的儿童，面对着天翻地覆的“世变”而不知所措。自80年代就已经连续多年经济计划未达标的朝鲜，如今又陷入了经济持续负增长的窘境。1995年，罕见的洪灾袭击了朝鲜，洪水引发的大饥荒使朝鲜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经济危机，消费品与粮食严重不足，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人间惨剧，在一份对1383名脱北者的调查中，有超过75%的人向调查者坦言自己家中至少有一到两个人被饿死，而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在叛逃后表示，1996年有50万人饿死。严重的生存危机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一些朝鲜人开始发现了体制的缺陷，他们私下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批评领袖(金正日)，甚至偷听被官方所禁止的韩国电台，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可以获得更好生活的方法：离开朝鲜，逃往东亚其他国家，诸如邻国中国、日本以及同文同种的韩国。

　　自1995年起，朝鲜非法跨境、成为脱北者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以逃亡到韩国的人为例，据统计，在1995年41人逃到韩国(1991年为9人)，到了2003年，仅在一年之内就有1281人脱离朝鲜，定居韩国。由于朝韩边境有两国重兵把守，脱北者一般取道中国进入其他国家。这些人脱北的理由不尽相同，大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单纯跨境者、经济难民与政治难民。

　　第一类脱北者是单纯跨境者，他们是经常出入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大多在中国有亲戚和朋友，常常因经济原因(如饥饿等)潜入中国境内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这些人并没有很强的脱北意愿，通常在目标达到之后就在再度回到朝鲜。这些人的情况我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所知不多。

　　第二类是经济难民，他们同单纯跨境者一样都是因经济原因前往其他国家，但不同的是，他们绝不会再回到朝鲜，除非他们在朝鲜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一些经济难民(尤其是女性)以婚姻为代价换取一丝生机。例如调查报告中第十二个案例中的脱北者(为叙述方便，我们称为C12，下同)便在她的孩子饿死后同丈夫离婚，并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嫁给了一位中国农民。“如果我能有足够的食物，并能得到丈夫的尊重和爱慕的话，我会嫁给他的。”她回忆道。

　　第三类脱北者是政治难民，他们通常因受到金正日政权的迫害或怀疑自己被迫害而出走.曾担任社区学校副校长的C5仅因告诉他的邻居“中国人吃的比我们好多了，他们有猪肉和牛肉吃”就遭到了当局的监视，他发现有些人会将他的行踪写成报告呈交给上级。许多人的脱北是因为要与已经出逃的家人团聚，但还有许多人因为家人出逃而导致自己被连累，进而被迫脱北。调查报告中的C11就是一例。当她的家人告诉她逃跑计划时，她完全不敢相信并坚决留在朝鲜，不久之后，她就被学校勒令退学，并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带到边境帮助寻找她的父母。在家人叛逃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之后，她的朋友也疏远了她，她们骂她是“叛国贼”，这种情况令C11非常难堪，最后她也踏上了脱北之路。

　　对于脱北者来说，脱北完全是一场噩梦。脱北者们不仅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更要行事谨慎，以免被捉住后送入劳动营接受难以想象的惩罚。许多人都是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连夜出逃，然而即便如此，跨越边境仍充满了种种未知的危险。脱北者不仅要在夜晚游过湍急而冰冷的鸭绿江(或图们江)，还要应对每隔50米就有一岗哨的朝鲜边防，有时面对身后的追兵，脱北者除了选择“快跑”之外，还会在迫不得已时同追兵战斗，而这种情况往往凶多吉少。

　　脱北者九死一生的跨过了鸭绿江，然而这绝非脱北旅程的终点。他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应对：食物、工作和藏身之处。大多数的脱北者都以乞讨开始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他们敲开边境上朝鲜族人家的门，向他们乞求食物及其他帮助，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甚至还能在这些朝鲜族人家中呆上几天。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太少了，因为脱北者常常举家脱北，以当地人的能力根本无法施以足够的帮助。乞讨绝非长久之计，这些脱北者如果想安定下来，就必须想办法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

　　找工作的办法跟乞讨很类似，脱北者敲开农民的门，走到田间，用汉语告诉中国人他们可以工作。当地的农民经常会让他们在麦地或水稻田中从事些简单的体力活，但他们所支付给脱北者的报酬常常极低。有些脱北者根本拿不到钱，C10就曾见过一些雇主曾威胁脱北者们说，“如果你们再讨钱，我就把你们非法越境的事情告诉当局”。一些脱北者也会采取其他办法补贴给用，如C1便利用以前当工厂工程师的经验制造一些小蜡烛，而C10夫妇则上山砍柴然后卖给当地人。为了生存，一些朝鲜妇女在中间人的安排下“被嫁给”了当地农民。这种婚姻经常出自人贩子之手，是不折不扣的买卖婚姻。被卖给中国人的脱北妇女经历十分凄惨，她们经常遭受虐待和毒打，个别妇女还会遭到当地人的强暴。C12曾跟随一个中国的朝鲜族男人来到中国，男人告诉她，如果想要过上好日子，她需要嫁给一名中国人。这个朝鲜族男人很快就将她卖给了另一个朝鲜族老头。老头将C12锁在自己的家中，强奸了她并将她转手卖给另一个男人。不到两个月，新丈夫很快就发现C12怀了孕，暴怒之下的他直接将C12送给了当地的妓院。C12在妓院中屡遭毒打，差点丧命，最后在一位善良的朝鲜族客人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妓院。然而，离开了妓院的她却因为语言问题和非法身份找不到任何的工作，在几经周折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C12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已，她的遭遇在其他朝鲜妇女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相对经济问题而言，脱北者的心理问题也十分令人堪忧。问题之一源于他们的“叛逃者”身份，这让他们时时刻刻活在惶恐不安中，生怕自己让朝鲜或中国当局抓住，被遣返回国饱受各种虐待与侮辱。很多脱北者选择藏在深山老林之中，例如C4夫妇便分居山的两侧，一旦当局搜山，住在被搜一边的人便马上转移到山的另一边。脱北者在中国遇到的第二个心理问题源于当地人的歧视与偏见。由于最初跨境过来的脱北者常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当地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人看。剥削极为普遍，有时还会遭到殴打与虐待。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脱北者还一直担心自己在国内家人的安危——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理负担。由于他们的叛逃，脱北者留在国内的亲人成为了“叛国者的家庭成员”，他们不但要受到周边环境的鄙夷，还有可能因为亲人的叛逃而被送入死亡率极高的劳动营。前面提及的C11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亲人脱北后继而离开朝鲜，还有许多人一开始就是举家脱北。

　　据调查报告估计，截止2004年，生活在东北亚的脱北者有10万至30万人，然而只有3万到5万人希望定居韩国，最后达到韩国的人同脱北者的庞大群体数量相比不及十分之一。通常，脱北者会采用三种方式前往同文同种的韩国：(1)造访在中国的韩国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2)利用走私船直接偷渡韩国;(3)接受在韩国亲人的帮助，伪造假护照偷渡。在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式相对安全，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随着脱北人数越来越多，韩国大使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有时只能给脱北者几百人民币的补助，匆匆把他们撵走。一些脱北者为此只得长途跋涉，转到第三国，从蒙古、泰国等国的韩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朝鲜经济的大幅衰退，许多朝鲜人为了不被饿死、不被迫害致死，甘冒生命危险越过中朝边境，成为脱北者。一路上，他们屡遭盘剥、凌辱和欺骗，在夹缝中勉强生存，很多人还未能到达韩国或其他可以接收他们的地方，便已经倒在了路上。如今，还有众多脱北者滞留在中国境内，他们仍然在东躲西藏中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脱北者的未来何去何从?

　　2、苦乐天堂?在韩国的脱北者

　　整理自：Bitter Taste of Paradise: 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1. Pp.105-137

　　作者：Andrei Lankov

　　1990年，柏林墙在东西德人民的欢呼声中骤然倒塌，四十多年东西德分裂的局面现在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美苏对抗，欧亚大陆上有许多国家或民族被人为撕裂成两半，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些国家又燃起了统一的希望。在东北亚，韩国也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腾飞。90年代初，韩国政府相信，通过人民之间的交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所造成的隔绝状态终将被打破，一如潮水般的东德人最后冲垮了柏林墙。然而，韩国虽然和西德有着许多类似之处，但朝鲜却不是第二个东德。韩国人苦盼了十年，等来的却是令其困扰不已的脱北难民潮和朝核危机。

　　在安德烈·兰考夫(Andrei Lankov)的《天堂苦味：在韩国的朝鲜难民》(Bitter Taste of Paradise：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n)一文中，兰考夫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脱北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了朝韩统一的症结所在。在很多人看来，自朝鲜战争以来，脱北者就一直存在，然而兰考夫却对这些所谓的“脱北者”进行了具体的区别，并指出了这些叛逃者身份构成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在兰考夫看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朝鲜不时有人叛逃韩国，但这种叛逃多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举动，叛逃对象多为熟悉DMZ(朝韩非军事区)朝鲜兵力部署的军官、飞行员和外交官。这些人因为自身的一些“退出选择”(exit options)而叛逃，他们受到首尔的热烈欢迎。韩国政府为了情报和宣传上的需要，经常会授予他们非常丰厚的报酬，人数并不多。因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朝鲜，整体经济和政局的稳定性要好于南边的韩国，双方又处于冷战状态，严密的边防让人既无动力也无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情况到了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朝鲜的计划经济突然失去了外援，自身经济也因长期以来的斯大林模式而陷入农、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困境当中，普通民众深受其害。一些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从当时管控相对松一些的中朝边境逃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脱北者，他们想方设法逃入韩国(或闯入某些国家的韩国大使馆，或偷渡)，这种情况导致脱北人数迅速增长。在90年代以前，朝鲜平均每年只有5到10人叛逃，到了2000年，仅这一年内的叛逃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894人。脱北者以工人、学生、退役军人以及妇女为主体，边境省份的叛逃人数最多。

　　脱北者之所以很希望前往韩国，这同韩国长期以来的援助制度有很大关系。90年代以前，为了鼓励叛逃，韩国政府常常会对脱北者给予很丰厚的报酬。仅以1983年叛逃的一名飞行员为例，当时的韩国政府就授予他12亿韩元，这相当于当时韩国平均年薪的480倍!为了保证报酬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遭到贬值，报酬通常授予同等价值的黄金，而非韩元。普通的叛逃者所得到的补助也颇为丰厚，90年代以前，韩国政府还会赠给每名脱北者住宅作为他们的固定资产，一些人如果想要学习还可以获得进入韩国大学的机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有警卫保护。90年代后，韩国对脱北者的待遇做了一些更正。对于初到韩国的脱北者，韩国政府首先会分期支付一定数额的安置费(不过这笔安置费一直在慢慢减少);其次，如果脱北者肯学习一定的职业技能，则再奖励一笔钱;第三，如果脱北者有特别功绩，则再给予一部分钱(不过这部分的情况比较少)。总体而言，虽然叛逃后所得到的补助有所减少，但相对于贫苦的朝鲜人而言，已经足够多了。

　　初到韩国的脱北者通常会受到韩国相关方面(如CIA)的审查，在经过审查之后，则被送往指定的统一院(Hanawon)接受为期60到75天的特别课程，以适应未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生活。由于时间所限，他们在统一院所能学会的也只能是简单的电脑操作和开车。对于统一院内一些知名学者的讲座，有些脱北者则表示，他们“一点也听不懂”。

　　脱北者同韩国人尽管同文同种，但长期以来的隔绝状态使得他们很难适应韩国社会。相对于普通的脱北民众而言，那些曾属于朝鲜精英阶层的人由于曾经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叛逃时还有一定资本，因而很容易融入韩国社会。然而那些从前的朝鲜农民和工人则融入得比较困难。一方面，他们受到工厂、教会等地方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有着很多问题。曾经在朝鲜的工作方式在韩国已经彻底过时，全面的机械化、信息化工作让脱北者很难适应。在语言方面，由于韩国已经完全国际化，韩语中夹杂了大量的英文借词(同日语类似)，脱北者几乎完全听不懂这种所谓的“朝鲜话”。由于生活上的困难，脱北者被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在脱北者中的犯罪率要远高于韩国的平均犯罪率。由于以上诸多原因，脱北者在韩国民众心中的形象普遍不佳。2004年10月，韩国的一家媒体公开质疑政府对脱北者的接纳政策，“我的税钱花在了脱北者身上，然而脱北者却不为自己交税，他们大多卷入犯罪活动，从北边来的人都是些没用的人”，该媒体表示。这种措辞虽略显夸张，然而却代表了韩国社会对政府政策的一种批判。

　　黄长烨，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1997年叛逃韩国。2010年被家人发现死于浴室，警方初步判定为心脏麻痹原因致死。

　　由于民间的强烈反对意见，以及国际上同朝鲜缓和关系的需要，韩国政府在2000年后被迫调整了对脱北者的接收策略。以往给予的补助逐渐减少(2005年以前，对每位脱北者的补助大约在9000到32000美元左右)，叛逃的行为也不再被韩国官方鼓励。随着韩国对边境(特别是韩国海域)管理的加强，偷渡行为也得到了控制。脱北者尽管人数依旧在增加，但近些年来，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对于韩国政府而言，脱北者问题已经成为了韩国的心病。无论是出于和平演变的考量，还是对“两德模式”的单纯模仿，韩国都未能达到效果。如今，脱北者的与日俱增给韩国政府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而他们由于自身未能适应韩国社会而造成的混乱则使得韩国政府在面对纳税人的责难时感到很是难堪。从实用的角度看，韩国政府或许该拒绝脱北者进入韩国，然而民族立场却不允许它这么做，被夹在政治理想(或政治正确)与功利主义之间的韩国政府颇为狼狈，而他们在90年代前两年所表现出的乐观也被后来的现实泼了一头冷水。

　　朝韩半岛会统一吗?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统一?这个问题对于过去的韩国政府来说也许并不是个问题，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认真思考。近二十多年来，韩国已经成为东亚几大经济体之一，韩国同朝鲜的经济差距已经达到了“天差地别”的程度，统一朝鲜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很有可能重蹈德国统一后财政严重赤字的覆辙，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遭到削弱。据2005年经济学界的估计，统一朝鲜半岛所需要的成本大概在12000亿美元左右，这种代价是韩国现在所承受不起的。除此之外，朝鲜虽然进行了非常有限的经济改革，然而其政治仍延续了金日成时代的统治秩序，这种集权的斯大林式统治让朝韩之间的对话空间越来越小了。如果说过去韩国是不能统一，那么如今韩国则是不敢统一，因为一旦朝鲜崩溃，大量难民将无处安置，重建北朝鲜将成为韩国非常沉重的负担。朝鲜半岛的未来仍然阴影重重。

 　　如果我们在夜晚时分从数百英里的高空俯瞰整个东亚，我们会看到一片黑暗区域。在它的两侧，中国、韩国以及日本闪耀着象征现代文明的灯光，而这片黑暗地带则显得与周边格格不入。

　　这里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如今，这个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国家已经和“饥荒”、“极权”以及“核讹诈”等名词绑在一起，成为了“悲惨世界”的代名词。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记得，70年代末，朝鲜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600美元，而在当时文革刚结束的中国，人均GDP仅有245元人民币。

　　然而世事总无常。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的廉价能源供应不复存在，整个朝鲜的重工业因缺乏能源濒临瘫痪。紧接着，轻工业崩溃，农业因灾难和生产机械的缺乏饱受摧残，而统治者仍以“艰难行军”为口号要求全国人民忍饥挨饿，以牺牲的精神供奉“先军政治”，让实行严格对外封闭政策的朝鲜变成一座巨大的集中营。

　　人是会用脚投票的。随着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人用逃亡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躲过边境上的警卫进入中国，然后用偷渡、闯入大使馆或绕道第三国的方式进入韩国成为韩国公民。

　　这些人被称为脱北者(脱离朝鲜的人)。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这些脱北者的脱北经历无不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然而正如说书人和看客们对英雄落幕后的生活不甚关心一样，脱北者脱北后的生活也游离于媒体的聚光灯之外。在经历了千难万险离开朝鲜之后，脱北者要怎样维持生计?他们要怎样进入韩国，又怎样融入韩国当地的社会?

　　在本期外刊扫描中，我们将走入他们的生活，感受脱北后的苦辛。

　　1、《脱北者报告》：我们最幸福?

　　整理自：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2 (2004). Pp. 65-99

　　作者：Sung Ho Ko, Kiseon Chung and Yoo-seok Oh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无所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朝鲜歌谣，《我们最幸福》

　　对自由世界的读者而言，反抗极权的故事总是具有无穷魅力。2010年，芭芭拉·德米克在美国出版了《我们最幸福：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一书，一时引起轰动。在书中，她以谨慎而敏锐的笔触向朝鲜以外的人们揭开了神秘朝鲜社会的一角。书中的六位主角恋爱、养家糊口、怀抱野心、努力求生，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现自己被政府背叛，从而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的叛逃故事令读者唏嘘不已，在这些读者的眼中，朝鲜如同奥威尔小说《1984》的现实版本，他们将朝鲜公民的逃亡看成出埃及记式的壮举。芭芭拉·德米克的著作对这些“脱北者”的朝鲜生活着墨甚多，而对他们逃出朝鲜后的生活则稍显简略。事实上，对于脱北者而言，脱北绝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某种意义上讲，这甚至只是一段新噩梦的开始。

　　以12位离开朝鲜、最后定居韩国脱北者的采访材料为基础，由宋浩国(音译，Sung Ho Ko)等三人合写的调查报告《脱北者：他们脱北以后的生活及生存状况》(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ir Life and Well-being After Defection)详尽地分析了脱北者的脱北经历和脱北后在东北亚国家的生活状况。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脱北者成功离开朝鲜后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困难，为了能够生存，他们不得不做苦力、卖给中国人贩子，甚至被迫走上犯罪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从中国转道去韩国定居，然而这条曲折的道路却无比漫长。

　　什么是“脱北”?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英文中，叛逃者与脱北者都写作“North Korean defector”，而朝鲜政府亦认定这两种情况同属于叛国，因而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实际上，叛逃与脱北含义绝不相同。叛逃指某人因惧于种族、宗教信仰、民族或政治上的迫害而离开自己国籍所在国，前往另一个保护自己的国家的行为。“脱北”是指朝鲜公民在未得到官方允许的情况下逃离朝鲜的行为(朝鲜官方将这些在其他国家只会视作“难民”的人也看作是“叛逃者”)。自朝鲜战争半岛南北对峙以来，朝鲜不断有人叛逃到韩国(当然韩国叛逃到朝鲜者亦不在少数)，但朝鲜私自越境的脱北者却寥寥无几。自朝鲜战争到1990年近四十年间，一共只有616人私自出境，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发生改变。

　　1989年，苏联解体，矗立七十年之久的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崩塌。处在市场经济国家环绕之中的朝鲜如同未待成年便匆忙被推向社会的儿童，面对着天翻地覆的“世变”而不知所措。自80年代就已经连续多年经济计划未达标的朝鲜，如今又陷入了经济持续负增长的窘境。1995年，罕见的洪灾袭击了朝鲜，洪水引发的大饥荒使朝鲜国内经济雪上加霜。由于经济危机，消费品与粮食严重不足，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人间惨剧，在一份对1383名脱北者的调查中，有超过75%的人向调查者坦言自己家中至少有一到两个人被饿死，而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在叛逃后表示，1996年有50万人饿死。严重的生存危机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一些朝鲜人开始发现了体制的缺陷，他们私下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批评领袖(金正日)，甚至偷听被官方所禁止的韩国电台，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可以获得更好生活的方法：离开朝鲜，逃往东亚其他国家，诸如邻国中国、日本以及同文同种的韩国。

　　自1995年起，朝鲜非法跨境、成为脱北者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以逃亡到韩国的人为例，据统计，在1995年41人逃到韩国(1991年为9人)，到了2003年，仅在一年之内就有1281人脱离朝鲜，定居韩国。由于朝韩边境有两国重兵把守，脱北者一般取道中国进入其他国家。这些人脱北的理由不尽相同，大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单纯跨境者、经济难民与政治难民。

　　第一类脱北者是单纯跨境者，他们是经常出入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大多在中国有亲戚和朋友，常常因经济原因(如饥饿等)潜入中国境内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这些人并没有很强的脱北意愿，通常在目标达到之后就在再度回到朝鲜。这些人的情况我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所知不多。

　　第二类是经济难民，他们同单纯跨境者一样都是因经济原因前往其他国家，但不同的是，他们绝不会再回到朝鲜，除非他们在朝鲜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一些经济难民(尤其是女性)以婚姻为代价换取一丝生机。例如调查报告中第十二个案例中的脱北者(为叙述方便，我们称为C12，下同)便在她的孩子饿死后同丈夫离婚，并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嫁给了一位中国农民。“如果我能有足够的食物，并能得到丈夫的尊重和爱慕的话，我会嫁给他的。”她回忆道。

　　第三类脱北者是政治难民，他们通常因受到金正日政权的迫害或怀疑自己被迫害而出走.曾担任社区学校副校长的C5仅因告诉他的邻居“中国人吃的比我们好多了，他们有猪肉和牛肉吃”就遭到了当局的监视，他发现有些人会将他的行踪写成报告呈交给上级。许多人的脱北是因为要与已经出逃的家人团聚，但还有许多人因为家人出逃而导致自己被连累，进而被迫脱北。调查报告中的C11就是一例。当她的家人告诉她逃跑计划时，她完全不敢相信并坚决留在朝鲜，不久之后，她就被学校勒令退学，并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带到边境帮助寻找她的父母。在家人叛逃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之后，她的朋友也疏远了她，她们骂她是“叛国贼”，这种情况令C11非常难堪，最后她也踏上了脱北之路。

　　对于脱北者来说，脱北完全是一场噩梦。脱北者们不仅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更要行事谨慎，以免被捉住后送入劳动营接受难以想象的惩罚。许多人都是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连夜出逃，然而即便如此，跨越边境仍充满了种种未知的危险。脱北者不仅要在夜晚游过湍急而冰冷的鸭绿江(或图们江)，还要应对每隔50米就有一岗哨的朝鲜边防，有时面对身后的追兵，脱北者除了选择“快跑”之外，还会在迫不得已时同追兵战斗，而这种情况往往凶多吉少。

　　脱北者九死一生的跨过了鸭绿江，然而这绝非脱北旅程的终点。他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应对：食物、工作和藏身之处。大多数的脱北者都以乞讨开始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他们敲开边境上朝鲜族人家的门，向他们乞求食物及其他帮助，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甚至还能在这些朝鲜族人家中呆上几天。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太少了，因为脱北者常常举家脱北，以当地人的能力根本无法施以足够的帮助。乞讨绝非长久之计，这些脱北者如果想安定下来，就必须想办法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

　　找工作的办法跟乞讨很类似，脱北者敲开农民的门，走到田间，用汉语告诉中国人他们可以工作。当地的农民经常会让他们在麦地或水稻田中从事些简单的体力活，但他们所支付给脱北者的报酬常常极低。有些脱北者根本拿不到钱，C10就曾见过一些雇主曾威胁脱北者们说，“如果你们再讨钱，我就把你们非法越境的事情告诉当局”。一些脱北者也会采取其他办法补贴给用，如C1便利用以前当工厂工程师的经验制造一些小蜡烛，而C10夫妇则上山砍柴然后卖给当地人。为了生存，一些朝鲜妇女在中间人的安排下“被嫁给”了当地农民。这种婚姻经常出自人贩子之手，是不折不扣的买卖婚姻。被卖给中国人的脱北妇女经历十分凄惨，她们经常遭受虐待和毒打，个别妇女还会遭到当地人的强暴。C12曾跟随一个中国的朝鲜族男人来到中国，男人告诉她，如果想要过上好日子，她需要嫁给一名中国人。这个朝鲜族男人很快就将她卖给了另一个朝鲜族老头。老头将C12锁在自己的家中，强奸了她并将她转手卖给另一个男人。不到两个月，新丈夫很快就发现C12怀了孕，暴怒之下的他直接将C12送给了当地的妓院。C12在妓院中屡遭毒打，差点丧命，最后在一位善良的朝鲜族客人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妓院。然而，离开了妓院的她却因为语言问题和非法身份找不到任何的工作，在几经周折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

　　C12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已，她的遭遇在其他朝鲜妇女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相对经济问题而言，脱北者的心理问题也十分令人堪忧。问题之一源于他们的“叛逃者”身份，这让他们时时刻刻活在惶恐不安中，生怕自己让朝鲜或中国当局抓住，被遣返回国饱受各种虐待与侮辱。很多脱北者选择藏在深山老林之中，例如C4夫妇便分居山的两侧，一旦当局搜山，住在被搜一边的人便马上转移到山的另一边。脱北者在中国遇到的第二个心理问题源于当地人的歧视与偏见。由于最初跨境过来的脱北者常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当地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人看。剥削极为普遍，有时还会遭到殴打与虐待。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脱北者还一直担心自己在国内家人的安危——这是他们最大的心理负担。由于他们的叛逃，脱北者留在国内的亲人成为了“叛国者的家庭成员”，他们不但要受到周边环境的鄙夷，还有可能因为亲人的叛逃而被送入死亡率极高的劳动营。前面提及的C11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亲人脱北后继而离开朝鲜，还有许多人一开始就是举家脱北。

　　据调查报告估计，截止2004年，生活在东北亚的脱北者有10万至30万人，然而只有3万到5万人希望定居韩国，最后达到韩国的人同脱北者的庞大群体数量相比不及十分之一。通常，脱北者会采用三种方式前往同文同种的韩国：(1)造访在中国的韩国大使馆和各地领事馆;(2)利用走私船直接偷渡韩国;(3)接受在韩国亲人的帮助，伪造假护照偷渡。在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式相对安全，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随着脱北人数越来越多，韩国大使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有时只能给脱北者几百人民币的补助，匆匆把他们撵走。一些脱北者为此只得长途跋涉，转到第三国，从蒙古、泰国等国的韩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朝鲜经济的大幅衰退，许多朝鲜人为了不被饿死、不被迫害致死，甘冒生命危险越过中朝边境，成为脱北者。一路上，他们屡遭盘剥、凌辱和欺骗，在夹缝中勉强生存，很多人还未能到达韩国或其他可以接收他们的地方，便已经倒在了路上。如今，还有众多脱北者滞留在中国境内，他们仍然在东躲西藏中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脱北者的未来何去何从?

　　2、苦乐天堂?在韩国的脱北者

　　整理自：Bitter Taste of Paradise: 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1. Pp.105-137

　　作者：Andrei Lankov

　　1990年，柏林墙在东西德人民的欢呼声中骤然倒塌，四十多年东西德分裂的局面现在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美苏对抗，欧亚大陆上有许多国家或民族被人为撕裂成两半，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些国家又燃起了统一的希望。在东北亚，韩国也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腾飞。90年代初，韩国政府相信，通过人民之间的交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所造成的隔绝状态终将被打破，一如潮水般的东德人最后冲垮了柏林墙。然而，韩国虽然和西德有着许多类似之处，但朝鲜却不是第二个东德。韩国人苦盼了十年，等来的却是令其困扰不已的脱北难民潮和朝核危机。

　　在安德烈·兰考夫(Andrei Lankov)的《天堂苦味：在韩国的朝鲜难民》(Bitter Taste of Paradise：North Korean Refugees in South Korean)一文中，兰考夫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脱北者的来龙去脉并指出了朝韩统一的症结所在。在很多人看来，自朝鲜战争以来，脱北者就一直存在，然而兰考夫却对这些所谓的“脱北者”进行了具体的区别，并指出了这些叛逃者身份构成发生变化的具体原因。

　　在兰考夫看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朝鲜不时有人叛逃韩国，但这种叛逃多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举动，叛逃对象多为熟悉DMZ(朝韩非军事区)朝鲜兵力部署的军官、飞行员和外交官。这些人因为自身的一些“退出选择”(exit options)而叛逃，他们受到首尔的热烈欢迎。韩国政府为了情报和宣传上的需要，经常会授予他们非常丰厚的报酬，人数并不多。因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朝鲜，整体经济和政局的稳定性要好于南边的韩国，双方又处于冷战状态，严密的边防让人既无动力也无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情况到了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朝鲜的计划经济突然失去了外援，自身经济也因长期以来的斯大林模式而陷入农、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困境当中，普通民众深受其害。一些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从当时管控相对松一些的中朝边境逃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脱北者，他们想方设法逃入韩国(或闯入某些国家的韩国大使馆，或偷渡)，这种情况导致脱北人数迅速增长。在90年代以前，朝鲜平均每年只有5到10人叛逃，到了2000年，仅这一年内的叛逃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894人。脱北者以工人、学生、退役军人以及妇女为主体，边境省份的叛逃人数最多。

　　脱北者之所以很希望前往韩国，这同韩国长期以来的援助制度有很大关系。90年代以前，为了鼓励叛逃，韩国政府常常会对脱北者给予很丰厚的报酬。仅以1983年叛逃的一名飞行员为例，当时的韩国政府就授予他12亿韩元，这相当于当时韩国平均年薪的480倍!为了保证报酬不会因通货膨胀而遭到贬值，报酬通常授予同等价值的黄金，而非韩元。普通的叛逃者所得到的补助也颇为丰厚，90年代以前，韩国政府还会赠给每名脱北者住宅作为他们的固定资产，一些人如果想要学习还可以获得进入韩国大学的机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有警卫保护。90年代后，韩国对脱北者的待遇做了一些更正。对于初到韩国的脱北者，韩国政府首先会分期支付一定数额的安置费(不过这笔安置费一直在慢慢减少);其次，如果脱北者肯学习一定的职业技能，则再奖励一笔钱;第三，如果脱北者有特别功绩，则再给予一部分钱(不过这部分的情况比较少)。总体而言，虽然叛逃后所得到的补助有所减少，但相对于贫苦的朝鲜人而言，已经足够多了。

　　初到韩国的脱北者通常会受到韩国相关方面(如CIA)的审查，在经过审查之后，则被送往指定的统一院(Hanawon)接受为期60到75天的特别课程，以适应未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生活。由于时间所限，他们在统一院所能学会的也只能是简单的电脑操作和开车。对于统一院内一些知名学者的讲座，有些脱北者则表示，他们“一点也听不懂”。

　　脱北者同韩国人尽管同文同种，但长期以来的隔绝状态使得他们很难适应韩国社会。相对于普通的脱北民众而言，那些曾属于朝鲜精英阶层的人由于曾经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叛逃时还有一定资本，因而很容易融入韩国社会。然而那些从前的朝鲜农民和工人则融入得比较困难。一方面，他们受到工厂、教会等地方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有着很多问题。曾经在朝鲜的工作方式在韩国已经彻底过时，全面的机械化、信息化工作让脱北者很难适应。在语言方面，由于韩国已经完全国际化，韩语中夹杂了大量的英文借词(同日语类似)，脱北者几乎完全听不懂这种所谓的“朝鲜话”。由于生活上的困难，脱北者被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在脱北者中的犯罪率要远高于韩国的平均犯罪率。由于以上诸多原因，脱北者在韩国民众心中的形象普遍不佳。2004年10月，韩国的一家媒体公开质疑政府对脱北者的接纳政策，“我的税钱花在了脱北者身上，然而脱北者却不为自己交税，他们大多卷入犯罪活动，从北边来的人都是些没用的人”，该媒体表示。这种措辞虽略显夸张，然而却代表了韩国社会对政府政策的一种批判。

　　黄长烨，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1997年叛逃韩国。2010年被家人发现死于浴室，警方初步判定为心脏麻痹原因致死。

　　由于民间的强烈反对意见，以及国际上同朝鲜缓和关系的需要，韩国政府在2000年后被迫调整了对脱北者的接收策略。以往给予的补助逐渐减少(2005年以前，对每位脱北者的补助大约在9000到32000美元左右)，叛逃的行为也不再被韩国官方鼓励。随着韩国对边境(特别是韩国海域)管理的加强，偷渡行为也得到了控制。脱北者尽管人数依旧在增加，但近些年来，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对于韩国政府而言，脱北者问题已经成为了韩国的心病。无论是出于和平演变的考量，还是对“两德模式”的单纯模仿，韩国都未能达到效果。如今，脱北者的与日俱增给韩国政府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而他们由于自身未能适应韩国社会而造成的混乱则使得韩国政府在面对纳税人的责难时感到很是难堪。从实用的角度看，韩国政府或许该拒绝脱北者进入韩国，然而民族立场却不允许它这么做，被夹在政治理想(或政治正确)与功利主义之间的韩国政府颇为狼狈，而他们在90年代前两年所表现出的乐观也被后来的现实泼了一头冷水。

　　朝韩半岛会统一吗?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统一?这个问题对于过去的韩国政府来说也许并不是个问题，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认真思考。近二十多年来，韩国已经成为东亚几大经济体之一，韩国同朝鲜的经济差距已经达到了“天差地别”的程度，统一朝鲜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很有可能重蹈德国统一后财政严重赤字的覆辙，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遭到削弱。据2005年经济学界的估计，统一朝鲜半岛所需要的成本大概在12000亿美元左右，这种代价是韩国现在所承受不起的。除此之外，朝鲜虽然进行了非常有限的经济改革，然而其政治仍延续了金日成时代的统治秩序，这种集权的斯大林式统治让朝韩之间的对话空间越来越小了。如果说过去韩国是不能统一，那么如今韩国则是不敢统一，因为一旦朝鲜崩溃，大量难民将无处安置，重建北朝鲜将成为韩国非常沉重的负担。朝鲜半岛的未来仍然阴影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