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蒂姆·弗里沃（Tim Frewer）
译：朱容征校：李广益
反越情绪支配着柬埔寨，甚至在其他方面进步的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团体中也是如此。
2014年10月8日，佛教僧侣在金边的越南大使馆附近抗议时焚烧纸质越南国旗（摄影：路透社/Samrang Pring）
2015年6月21日，一支由士兵和警察组成的混合队伍突降干丹省(Kandal Province)Areyksat镇，强行拆除了55艘船屋和河堤上的10座房屋。暴力驱逐在柬埔寨并不罕见，与其他事件不同的是，这次拆除的逻辑不是给发展或建设基础设施让路，而是“出于环保考虑”。根据当地政府的说法，这些被驱逐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越南裔——“污染了这个地区”，给“市容”及“国内和国际旅游业”造成了不良影响。当晚，在众多亲柬埔寨人民党(CPP)的新闻频道上，新闻播报员们兴高采烈地报道了此事，指出“非法移民必须遵守法律”，而当局“保护环境的举措”应当受到赞扬。他们甚至（错误地）添油加醋道，一些被驱逐者已被遣送回越南，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两周后，当这个小小的越南族群正在踌躇何去何从之时，一大群学生在政府官员的簇拥下前来清理这片区域，四处捡拾垃圾。他们提到了“公民”对于保护和清洁环境的需求。令这些最近被驱逐的越南裔震惊的是，离奇的一幕发生了，“学生环保主义者”加入了士兵“清理当地环境”的行列（实际上是赤裸裸的驱逐）。
这并不是这个越南族群第一次被驱逐出他们视为家乡的土地，90年代初以来他们已多次被迫搬迁。虽然族群里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柬埔寨出生的，但没有正规的身份证明，他们对于驱逐也无能为力。
在暹粒市的空尼(Siem Reap’s Chong Kneas)，Sou Ching港口的建立切断了越南人的水上村落与陆地的联系，该港口每月管理着3000至4000名来柬埔寨著名的洞里萨湖(Tonle Sap River)观光的游客。自2008年码头建立以来，越南人的水上村落便逐步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游客流带来的收益之外。港口本身是建立在它能够“清理、发展”该地区的前提之上的。旅游业将水上村落描绘成一种奇异而少见的水上生活体验，以吸引游客消费，而这其实是一群没有国籍、在陆地受到排斥而被迫生活在水上的可怜人。
洞里萨湖的水上人家（摄影：Jialiang Gao）
在Kompong Chnang，省政府制定了“整顿清理城市”的市政规划，正在驱逐大约1000名越南裔，理由是他们“破坏和污染了脆弱的河滨”。2000年以来，洞里萨湖上的越南人水上村落几经浮沉，不断被当局以“环保”之名驱逐。
八月，据报道，桔井省(Kratie)的地方政府“终于”制定了整顿河岸的计划（湄公河沿岸），并将重点对付在河边定居的“不守规矩、污染严重”的越南裔住民。（事实上，渔村中也有高棉和占族移民，比如在菩萨省(Pursat)的磅隆(Kompong Luong)混居，而Kompong Chnang和暹粒则倾向于种族隔离。）
显然，这些故事有相似之处。生活在水上的越南人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力境地，他们处在这一切的交汇处：没有国籍，靠捕鱼为生，法律不保护他们的居住地，国家在不断加强对这些以往不受管理的地区的监管，当然，无处不在的公众情绪也在试图审视柬埔寨境内越南族裔的存在。
与城市地区或农村贫困人口的搬迁不同，这些驱逐大部分未受关注，也没有引发任何评论。非政府组织不会因为贫穷的越南裔被驱逐而蜂拥而至；没有丰富多彩的抗议活动，也没有国际媒体来记录他们的困境；高棉电台的人们不会愤怒地伸张正义；研究驱逐的学者们基本忽视了他们；对此发声的越南人也不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沉默地接受驱逐令，继而默默搬离。
我提出这些毫不复杂的零碎片段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将柬埔寨的越南裔变成非政府组织或研究人员眼中的最新弱势群体（将其补充到柬埔寨似乎永远没完没了的“弱势群体”名单当中）。相反，这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柬埔寨政治中显现的一个中心枢纽的注意，它很大程度上未被充分研究，也没有受到充分讨论——将越南人视作对高棉社会未来的威胁。我的目标是在柬埔寨被看似更大的问题所困扰之时，让人们注意到柬埔寨国内谈论某些问题的方式，依然充满了对越南裔的深切猜疑和仇恨。柬埔寨目前正处于2018年大选的关键时刻，民主、人权、治理和合法性都将成为分析和行动主义的核心问题，但鲜有人愿意承认反越情绪已经深深浸透了柬埔寨的政治。
每个人都有一点法西斯主义的权利
比较殖民地国家和后殖民地国家，后者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野蛮对待那些政治圈之外被认为不受欢迎的人口的权力和主权权利被完全交给了后殖民地国家。柬埔寨等小国可能面临着缔结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巨大压力，这严重阉割了主权概念；这些小国可能被迫实行漫长而含糊的民主建设和良政方案；他们整个官僚机构的建立可能都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专家和顾问有着纵横交错的联系；他们可能有着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大片土地的压力；需要将国家的部分地区重新打造为大型游乐园，为外国旅游者提供乐趣；庆祝一波又一波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前来开展老调重弹且考虑不周的发展项目；甚至接收来自大国的不受欢迎的难民。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可能被剥夺，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主权的梦想。柬埔寨可能是一个贫穷、经济和政治上都被边缘化的国家，受到过泰国、越南和法国（以及国际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的殖民，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只需搬出主权的概念，即使是小国也可以对自己的领土和人口进行专制统治。
中南半岛格局
在今日柬埔寨，复兴衰落的古老文化、收复旧时的领土边界、享有对允许谁人能够（或不能够）跨越国界的绝对控制权、并恢复高棉合法统治地位的殖民梦想仍在延续。尽管柬埔寨人通常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研究中被视为红色高棉、盗贼统治、土地滥用、性别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但和其他任何真正的国家一样，柬埔寨也同样是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运动、种族主义和偏见的家园。极端民族主义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人们可能是文盲，不能享受良好教育、医疗保健、从事体面的工作，也无法从盗贼统治中分一杯羹，但民族主义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事情。你不需要受过教育或成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就可以仇恨越南人。
森林可能会倒下，失地者也许会日益增加，那些被国家遗弃的人可能会从事越来越危险而不稳定的劳动，公众情绪却似乎始终都聚焦在移民问题和消除越南势力对政府组织的影响上。越南——更确切地说是越南裔——是柬埔寨苦恼的根源，这一观点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进步的非政府组织、森林活动分子、地方政府、土地活动家、富人和执政精英之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情绪。
上个月，广受欢迎的政治分析家Kem Ley在金边惨遭枪杀，失亲般的旁观者担心警察破坏了重要证据，试图阻止一名军官移动尸体。然而，奇怪的是，愤怒的人群决定向警察大喊“yuon”(对越南裔的蔑称)(译注：柬埔寨救国党曾投书《金边邮报》，声称yuon是高棉人、泰人和柬人上千年来对越南人的称呼，并无种族主义内涵，西方人的批评纯属“不了解高棉语言、历史和文化”，并且被洪森所误导)，指控他们是越南人。他们在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如此迅速而一致地认为这位官员是越南人，只因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严重威胁到了一位受人爱戴的高棉英雄，这充分说明了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整体态度。来自愤怒人群的这种指控并不罕见——在2014年的抗议活动中，自由公园的示威者们出于类似的原因讥讽保安是“yuon”（尽管他们实际上是高棉人），这又反过来引发了暴力回应。这样的指控不止一次地引起群体冲突——甚至对被指控者的杀害，或在没有其他原因的情况下洗劫财产，只因它的所有者是越南裔。
最令人不安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是愤怒的人群或示威者。对越南人的猜疑——甚至毫无遮拦的仇恨——在活动家圈子和进步的非政府组织中并不少见。我曾多次目睹在土地、自然资源和人权问题的前沿组织工作的高棉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发表抨击越南人的长篇大论，且无人质疑。最近，我同森林活动家们一起到白朗森林(Prey Lang)，旅程中我不得不忍受一个年轻森林活动家冗长乏味的叫嚷，他为自然母亲工作，同时也是Kem Ley领导的“青年政治分析家小组”的成员，他控诉越南人是柬埔寨森林管理不当的真正原因。即使在由柬埔寨青年自由主义者和博主建立的每周论坛“政治咖啡馆”(Politikocoffee)里，也几乎不可能在不唤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越南人“非法越境”的强烈情绪的情况下就柬埔寨的越南裔问题进行交流。
这里的问题是，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悄然在当前政权的新兴反对派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当前政权是越南的傀儡（即典型的反高棉）的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反对洪森政权和反对越南人往往成了一回事。而柬埔寨的亲华立场——更不用说法国的殖民政策、非政府组织的殖民政策、中国在红色高棉时期的角色、改变历史的泰国侵略，以及柬埔寨曾从老挝南部的占婆王国(Champassak kingdom)获得土地的事实，则全然被忽略。相反，将失去祖传的高棉领土（地处越南南部三角洲的南圻(Kampuchea Krom)、贡布海岸的富国岛(Koh Tral island)、以及最近东部边境面积更小的争议地区)与后红色高棉时代越南扶植的政权和最近的腐败和自然资源管理不当问题之间画上看似不可否认的联系，则是一以贯之的政治话语。这个简单的话题似乎总是潜藏在大众情绪的表面下——柬埔寨的版图为什么小？因为yuon！柬埔寨为什么贫穷？因为yuon！为什么柬埔寨的森林和自然资源管理不善？因为yuon！……为什么我肚子疼？因为yuon！
越南族裔的生活重要吗？
已经有一些英语媒体对柬埔寨救国党，特别是桑兰西(Sam Rainsy)和根索卡(Kem Sokha)对反越情绪的利用方面进行了报道。重点是要注意到反越情绪发展的势头良好，影响远不止于柬埔寨救国党。柬埔寨民主联盟（在2013年的选举中以仅仅高出1%的选票成为第四大党）的领导人Khem Veasna以怪异而激昂的反移民演说闻名(总是只针对yuon)——这些演说足以令唐纳德·特朗普尴尬。新近崛起的Soun Serey Ratha领导的高棉力量党（Khmer Power Party）也同样明确建立在“将yuon踢出柬埔寨”的立场上。就连Som Sovanara——一个流亡加拿大的、不断呼吁推翻军队的前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士兵——也总是强调“将柬埔寨人从越南傀儡政权中解放出来”的紧迫性。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暴力迫害、把越南人当作替罪羊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朗诺(Lan Nol)执政以来柬埔寨政治的主旋律。1970年朗诺一手操纵了对柬埔寨越南裔的暴力大屠杀——柬埔寨人对此几乎完全集体失忆——这场屠杀令人瞩目，是因为朗诺将军能够充分利用反越情绪来减轻民众对于千年来深受爱戴的君主政体第一次被推翻的不满。同样，一项新的研究——特别是在红色高棉法庭上出现的新证据——表明红色高棉政权不仅是一个偏执、自毁的杀人机器，从柬埔寨政治共同体中逐步清除越南势力这一种族政治色彩浓厚的目标是导致其最终垮台并引发大规模杀戮的原因。在民主柬埔寨时期(Democratic Kampuchea regime)留在柬埔寨的越南人无一幸存，正因如此，人们在谈论该政权对越南人的清除时使用了“种族灭绝”一词。显然，柬埔寨的公众情绪——在国际媒体的支持下——正在不情愿地承认非高棉群体在这段时期所受的磨难，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延续暴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荒谬的是，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宣称红色高棉的野蛮行径是由于越南的渗透来自我洗白——荒谬的原因是这不仅是红色高棉用来暴力清除“外来元素”的原话，而且彻底否认了对越南人的暴力行径。
区别于大众情绪，也可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越南人在柬埔寨政治中被边缘化和仇恨常态化的重要时间点。反对党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比喻：后红色高棉时代先后在越南军队和洪森政权的指导下迎来了大批越南移民。
这里不是辩论这些言论的地方——它们通常伴随着夸张、令人兴奋的情绪、民族主义的狂热和直白的种族主义。与柬埔寨的大多数问题一样，洪森领导的人民党乐于延缓乃至不对柬埔寨的越南裔问题推动任何理智的讨论或政策，这基本让这一议题被所有反对人民党的人士垄断。然而，即便如此，政府还是逐步出台了一些排除柬埔寨越南裔的法律，使其处于无国籍并被剥夺公民权的境地。还有许多国家带头“镇压”在金边和周边地区的越南移民的举措，导致更多的柬埔寨越南裔被驱逐。
在九十年代的混乱和暴力中，联合国部队（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笨拙地尝试拼凑和平协议，任由柬埔寨进行民主实验。在愈发极端的反越情绪下，对越南人的暴力和政治排斥成了常态。不仅是红色高棉，其他如团结阵线和奉辛比克党等非政府力量也强烈反越。1993年暹粒空尼的红色高棉屠杀中有33名越南人被杀害，这场屠杀令人瞩目的不仅是它的凶残(杀害手无寸铁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而是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党派对受害者表示同情，或在以后的几天里站出来发声制止对越南移民的杀害（尽管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在柬埔寨出生的）。对Kompong Chnang越南水上村庄的残忍袭击也是一样，大屠杀受害者们的正义直至1998年末也未得到任何伸张（尽管肇事者公开承认他们的参与——他们现在在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任职），而公众很大程度上遗忘了这一事件。此类对越南人的攻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分普遍。就在1992年和1993年，有130名越南人在柬埔寨的种族攻击中被杀，75名重伤（并不全发生在红色高棉地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97年发生在桑兰西的高棉民族党集会造成了16至20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却在公开演讲中被反复提及。
上月在金边中部惨遭枪杀的著名政治分析家、独立研究员Kem Ley，也许是衡量当代政治对柬埔寨的越南人所持态度的不错的标尺。Kem Ley的分析经常在Kem Ley的分析经常在外媒播出，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几乎能把任何话题都联系到越南人身上——实际上他鲜有不提到越南人的时刻。虽然勇敢且一针见血，并令人耳目一新地摒弃通常占主宰地位的官僚和政府讨论主要问题的方式，但他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结构性或批判性可言。在某些情况下，他只会在洞里萨湖或金边的Chbar Apov徘徊，记录越南人的言论，仿佛他们非法居住在柬埔寨、理应被驱逐出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他经常将越南移民比作柬埔寨人感染的“一种疾病”。他那篇关于越南人如何摧毁柬埔寨的五论点文章，是一个陈旧且事实错误、只能煽动种族主义者的神话。他倡导的100天运动（100 Day Compaign）也是类似，鼓励柬埔寨人观察和记录越南人“在柬埔寨殖民”的情况。他的寓言和乡村发言充满了微妙、对高棉人来说却显而易见的比喻——越南试图吞并柬埔寨。他以这种方式延续和利用了对越南人的普遍无知(以及更广泛的对越南和柬埔寨当代关系的误解)。
极为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研究遗产现在被奉为柬埔寨青年的范例，这意味着公开举行更合理和明智的对话还需要很长时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媒体完全没能理解其研究遗产的微妙和明目张胆的反越情结。同时，诸如自由亚洲和民主之声等受欢迎的电台公然宣扬他的反越观点，不过如Meas Ny等严谨分析人士的支持率逐步上升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回到这篇文章开头驱逐越南人的片段，在柬埔寨广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外国顾问和专家对越南人边缘化问题的忽视程度也必须受到质疑。在联柬权力机构期间，联合国不仅不在后勤上向越南人提供保护，而且也不愿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反越暴力。最近，那些曾表示愿意参与到柬埔寨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农村人的排便到他们认为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和捐助者，在越南问题上却哑然一片。
上文提到过洞里萨湖和湄公河周边的驱逐事件，柬埔寨主要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柬埔寨人权中心(CCHR)、柬埔寨促进及保护人权联盟(LICHADO)和柬埔寨人权与发展协会(ADHOC)——在面对所有这些驱逐事件时都出奇地安静。对大多数在柬埔寨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发展协会而言，无国籍的柬埔寨越南裔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受到暴力对待的切实可能性——根本未被登记为一个议题。然而，正如少数公开批评柬埔寨政治中的反越情绪的政治分析家Ou Virak最近指出的，“‘反越理论‘在人民中很流行，每个人都知道。”
2018年大选在即，柬埔寨局势明显日益紧张。人民党很可能无法获得足以赢得选举的大量选票。问题是它会作何反应？很难不将Kem Ley这样的政治暗杀视为向民众发出的明确信号，即恐惧和暴力仍然是控制权力的重要机制。最近藉由法院和法律对异议的卡夫卡式压制也表明，人民党会继续依赖国家机构来扼杀反对派。还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可能被用来“防范”对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党的威胁，这当然不会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无人论及的另一个风险是，同1993年以来的每次选举一样，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政府的言论都通过反越的言辞来表达。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充当替罪羊的越南人发声，而新一代高棉活动家领导的法西斯般的反越运动已经在Facebook和网络媒体上广泛传播，这预示了未来的暴力。柬埔寨救国党已经派员审查非高棉投票站，不同的团体也在筹划方案以防止“一卡车的越南人”前来非法投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民党最有可能操纵投票的方式），选举期间极可能爆发侵害，而越南人很可能首当其冲。
可悲的是，几十万柬埔寨越南裔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如此有限的政治空间里讨论这一问题，任何公平公正的决议都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柬埔寨救国党掌权，会怎样对待柬埔寨的越南裔？是否会被迫采取严厉和极端的措施来排挤他们？应当将附近的缅甸视为一个警告。罗兴亚人所遭遇的一切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当国家利用法西斯主义来获取政治利益时会发生什么——尽管这在柬埔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蒂姆·弗里沃是悉尼大学的研究员和博士生，过去十年他一直在柬埔寨工作和研究。
来源：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cambodias-anti-vietnam-obs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