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发早移与国策移民

　　在笔者浅尝辄止的学术写作生涯中，最得意的“业绩”，是预言了移民潮的到来。2011年7月，我在《新京报》专栏上发表的《飞，还是不飞》一文中，如是说：

　　种种迹象表明，移民潮来了。不是外头的移入，而是里头的“溢出”，每天一开手机，都会收到十数条短信移民广告，对象国越发“偏安”(已从北美、澳洲发展到南美和非洲)，资费却越来越看涨……

　　至于移民潮发生的原因，我认为并非是经济问题：

　　此番移民潮起于何时，吾虽不察，但确乎从2010年开始加速，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而2010年，那可是上海世博的华丽盛宴成功收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获得了空前存在感的一年。可见，移与不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确切地说，基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拙文原题是《移，还是不移》。但编辑嫌过于“刺激”，后改成了这个比较“中性”的标题，编辑讲话：“反正读者对‘飞’字，是可以会意的。”五年前，我好像还没用上iPhone，国内也还不是微信一统天下的社交媒体时代，但已给人以潮涌的实感。

　　九州，人吉站，蓝天

　　如今，每天一开手机，扑面就是各种“西洋参考”，微信群中的客服一准儿会安利外国的都会自然美景，来慰安喘息于霾中的国人的心。不知不觉间，“早发早移”不仅早已政治正确化，简直是意识形态化了——移，成了硬道理。通过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人们对异邦“清洁生活”的憧憬，都被放大了。

　　无需检索学术统计资料，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没有之一。你去查任何一个OECD国家的移民数据，最大的少数族群一定是华人。因为中国这个巨大的母体，它的每一次动静，都会像飞速旋转的轮盘似的，把一些分子甩出轨道，成为移民，以华工、华侨或华商的身份，在异域谋生、打拼。其中，有些有深厚的母国文化情结和较高文化教养的人，则成为文化遗民，在海外延续着中华文明之香火，苦心孤诣，寂寞高冷……除此之外，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形态的历史叙事。

　　大阪，一个日常，蓝天

　　纵观历史，中土对外开放的时段有限，历代为政者均不鼓励国民外移，但却不妨碍中国人五湖四海，唐人街(China Town)遍布世界各大都会。这背后，说起来都是泪。不信，去问问唐德刚那一代的老华侨。但无论为政者鼓励不鼓励，允许不允许，求生的本能和求发展的意志，终将会为那些走投无路、但却渴望绝处逢生的人提供一张国际航班的机票。

　　当然，史上也不乏对这类大问题谈笑风生的政治家。据美国务院解密的外交档案，1972年2月，毛对来访的基辛格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我们最多的是女人。你们要中国女人吗?可以给你们一千万”。基辛格狡黠地回应道：“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提议，我们会研究一下。”至于研究结果，似乎迄未见下文。

　　不过，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不鼓励移民，所有为政者都拿移民问题打哈哈——东瀛即是一例。日本史上经历过“片板不许下海”的“锁国”时代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大政奉还”后的明治元年(1868)，153名日人作为与国家签约的“契约移民”前往夏威夷，开垦拓荒，成为海外日裔的前辈——此乃近代日本所谓“国策移民”的开端。其背后，既有缓解国内人口、耕地、就业压力的现实需要，也有帝国主义时代海外拓殖的国家战略背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海外移民逐年递增，不仅北美，明治四十一年(1908)，781名日人抵达巴西桑托斯港，成为南美日系人的先遣军。在东亚大陆，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向“满洲”和内蒙古地区输送了大约27万名“满蒙开拓团”团员。这些人多出身于偏远的山村、渔村，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但在国家主义的召唤下，怀抱对“新国家”的憧憬，在关东军的武力庇护下，入殖黑土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从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半岛、萨哈林和南太平洋诸岛等各海外殖民、占领地的归国者多达300万人——帝国的海外拓殖规模可见一斑。

　　日本的国策移民运动并不止于战前。在战后初期的19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使人口增长率高达19%，粮食不足，雇佣缺口拉大，出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政府再次出台了国策移民的方针——此番目标国是北美的多米尼加。在国会审议和内阁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由外务省发表了《移住五年计划》的白皮书，旋即付诸实施。在政府的宣传册子上，多米尼加被描绘成“地上的乐园”，报名者踊跃，计划得以顺利推进：当年便有1300名日人移住。可不承想，五年后，返回日本的归国者竟达八成!

　　原来，政府为高调推进移民项目，隐瞒了基本事实：美国资本控制的种植园占据了绝大部分可耕种的肥沃耕地，而为日本移民预备的入殖地，则是不毛的荒地，根本不适合耕作。于是，受骗的移民们把政府告上法庭，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但迟迟没有结果，直至拖过了法律时效。

　　2000年7月，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对原告方前多米尼加移民及其遗属发表了书面道歉，承认外务省“粗糙的现地调查和虚假宣传”使第一代移民的“人生惨遭践踏”，“甚至殃及二代、三代移民”的责任。尽管已过法律追诉时效，但对每个受害家庭支付200万日元的道义补偿，原告方撤诉。至此，最后一次国策移民的演出落下了帷幕。

　　由于自然环境及环境养成的宿命性格，日人虽深爱自己的国土，但从不讳言海外移居。根据小松左京的社会幻想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日本沉没》中，又一波天塌地陷般的摇动之后，那位鹤发银须的长老一阵咳嗽，然后凝视着青年小野寺和他美貌性感的女友说：

　　走吧，到海外去吧。去跟那里的人民友好相处，繁衍生息吧。如有可能，请保留日本民族的血脉、语言和风俗习惯，有一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建一个小小的国吧……

　　少时看的老电影，至今记忆犹新。我甚至觉得，那位老爷爷的话，其实是日本精英代代相传的政治遗嘱。

　　不过，“多米尼加骚动”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在“泡沫经济”盛期和崩溃后，也有过短暂的“海外移住热”，但再未掀起过国家主导的国策移民运动。连3·11巨震那样的灾难，也未引发移民效应。不仅如此，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萧条和日元贬值，曾几何时酷爱海外旅行的日本人变得越来越内向，已经不大爱往外国跑了，转而兴起了国内旅行热。

　　相形之下，中国人正绕世界跑得欢，眼瞅着，赴日旅行已突破1000万人大关。这中间，也有不少是探路者。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不同，立场也不尽相同，可能是教育移民、资产移民或空气移民，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即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于是，趁着年富力强，毅然走上早发早移之路，在自我发达的同时，客观上，也未尝不是另一种为国分忧，透着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

大阪，夏日，傍晚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发早移与国策移民，实乃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选文略有删节，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提供。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

　　在笔者浅尝辄止的学术写作生涯中，最得意的“业绩”，是预言了移民潮的到来。2011年7月，我在《新京报》专栏上发表的《飞，还是不飞》一文中，如是说：

　　种种迹象表明，移民潮来了。不是外头的移入，而是里头的“溢出”，每天一开手机，都会收到十数条短信移民广告，对象国越发“偏安”(已从北美、澳洲发展到南美和非洲)，资费却越来越看涨……

　　至于移民潮发生的原因，我认为并非是经济问题：

　　此番移民潮起于何时，吾虽不察，但确乎从2010年开始加速，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而2010年，那可是上海世博的华丽盛宴成功收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获得了空前存在感的一年。可见，移与不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确切地说，基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拙文原题是《移，还是不移》。但编辑嫌过于“刺激”，后改成了这个比较“中性”的标题，编辑讲话：“反正读者对‘飞’字，是可以会意的。”五年前，我好像还没用上iPhone，国内也还不是微信一统天下的社交媒体时代，但已给人以潮涌的实感。

　　九州，人吉站，蓝天

　　如今，每天一开手机，扑面就是各种“西洋参考”，微信群中的客服一准儿会安利外国的都会自然美景，来慰安喘息于霾中的国人的心。不知不觉间，“早发早移”不仅早已政治正确化，简直是意识形态化了——移，成了硬道理。通过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人们对异邦“清洁生活”的憧憬，都被放大了。

　　无需检索学术统计资料，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没有之一。你去查任何一个OECD国家的移民数据，最大的少数族群一定是华人。因为中国这个巨大的母体，它的每一次动静，都会像飞速旋转的轮盘似的，把一些分子甩出轨道，成为移民，以华工、华侨或华商的身份，在异域谋生、打拼。其中，有些有深厚的母国文化情结和较高文化教养的人，则成为文化遗民，在海外延续着中华文明之香火，苦心孤诣，寂寞高冷……除此之外，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形态的历史叙事。

　　大阪，一个日常，蓝天

　　纵观历史，中土对外开放的时段有限，历代为政者均不鼓励国民外移，但却不妨碍中国人五湖四海，唐人街(China Town)遍布世界各大都会。这背后，说起来都是泪。不信，去问问唐德刚那一代的老华侨。但无论为政者鼓励不鼓励，允许不允许，求生的本能和求发展的意志，终将会为那些走投无路、但却渴望绝处逢生的人提供一张国际航班的机票。

　　当然，史上也不乏对这类大问题谈笑风生的政治家。据美国务院解密的外交档案，1972年2月，毛对来访的基辛格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我们最多的是女人。你们要中国女人吗?可以给你们一千万”。基辛格狡黠地回应道：“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提议，我们会研究一下。”至于研究结果，似乎迄未见下文。

　　不过，也并非所有国家都不鼓励移民，所有为政者都拿移民问题打哈哈——东瀛即是一例。日本史上经历过“片板不许下海”的“锁国”时代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大政奉还”后的明治元年(1868)，153名日人作为与国家签约的“契约移民”前往夏威夷，开垦拓荒，成为海外日裔的前辈——此乃近代日本所谓“国策移民”的开端。其背后，既有缓解国内人口、耕地、就业压力的现实需要，也有帝国主义时代海外拓殖的国家战略背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海外移民逐年递增，不仅北美，明治四十一年(1908)，781名日人抵达巴西桑托斯港，成为南美日系人的先遣军。在东亚大陆，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向“满洲”和内蒙古地区输送了大约27万名“满蒙开拓团”团员。这些人多出身于偏远的山村、渔村，是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但在国家主义的召唤下，怀抱对“新国家”的憧憬，在关东军的武力庇护下，入殖黑土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从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半岛、萨哈林和南太平洋诸岛等各海外殖民、占领地的归国者多达300万人——帝国的海外拓殖规模可见一斑。

　　日本的国策移民运动并不止于战前。在战后初期的19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使人口增长率高达19%，粮食不足，雇佣缺口拉大，出于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政府再次出台了国策移民的方针——此番目标国是北美的多米尼加。在国会审议和内阁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由外务省发表了《移住五年计划》的白皮书，旋即付诸实施。在政府的宣传册子上，多米尼加被描绘成“地上的乐园”，报名者踊跃，计划得以顺利推进：当年便有1300名日人移住。可不承想，五年后，返回日本的归国者竟达八成!

　　原来，政府为高调推进移民项目，隐瞒了基本事实：美国资本控制的种植园占据了绝大部分可耕种的肥沃耕地，而为日本移民预备的入殖地，则是不毛的荒地，根本不适合耕作。于是，受骗的移民们把政府告上法庭，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但迟迟没有结果，直至拖过了法律时效。

　　2000年7月，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对原告方前多米尼加移民及其遗属发表了书面道歉，承认外务省“粗糙的现地调查和虚假宣传”使第一代移民的“人生惨遭践踏”，“甚至殃及二代、三代移民”的责任。尽管已过法律追诉时效，但对每个受害家庭支付200万日元的道义补偿，原告方撤诉。至此，最后一次国策移民的演出落下了帷幕。

　　由于自然环境及环境养成的宿命性格，日人虽深爱自己的国土，但从不讳言海外移居。根据小松左京的社会幻想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日本沉没》中，又一波天塌地陷般的摇动之后，那位鹤发银须的长老一阵咳嗽，然后凝视着青年小野寺和他美貌性感的女友说：

　　走吧，到海外去吧。去跟那里的人民友好相处，繁衍生息吧。如有可能，请保留日本民族的血脉、语言和风俗习惯，有一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重建一个小小的国吧……

　　少时看的老电影，至今记忆犹新。我甚至觉得，那位老爷爷的话，其实是日本精英代代相传的政治遗嘱。

　　不过，“多米尼加骚动”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在“泡沫经济”盛期和崩溃后，也有过短暂的“海外移住热”，但再未掀起过国家主导的国策移民运动。连3·11巨震那样的灾难，也未引发移民效应。不仅如此，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萧条和日元贬值，曾几何时酷爱海外旅行的日本人变得越来越内向，已经不大爱往外国跑了，转而兴起了国内旅行热。

　　相形之下，中国人正绕世界跑得欢，眼瞅着，赴日旅行已突破1000万人大关。这中间，也有不少是探路者。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具体情况不同，立场也不尽相同，可能是教育移民、资产移民或空气移民，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即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于是，趁着年富力强，毅然走上早发早移之路，在自我发达的同时，客观上，也未尝不是另一种为国分忧，透着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

大阪，夏日，傍晚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发早移与国策移民，实乃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选文略有删节，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提供。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