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范伯格：以政治妥协应对街头抗议，智利人汲取了历史教训

　　1973年，智利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着没收财产的运动，保守派运输工会(transportation unions)组织罢工，左翼和右翼政党都举行大规模街头示威，这种情况下，智利政客们未能跨越党派间的鸿沟以稳定民主制度。后来，武装部队介入，时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自杀身亡，之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用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了智利长达17个黑暗的年头。

　　鉴于历史的教训，上周，智利政界各方面人士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最终废除了皮诺切特时代最初颁布的宪法，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

　　这项全国性的政治协议是对超过三周激烈的街头示威活动的直接回应。在这场发生在首都圣地亚哥超过一百万智利人参与的大游行(大约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中，蒙面的青年人烧毁公共标识，洗劫零售商店的事件成为焦点。这是智利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众集会。

在街头抗议的民众

　　经济起伏

　　这次的街头示威更多地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不是现有的社会组织。抗议活动的主力是这个国家的青年，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一直是智利政治运动的先锋。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已经变得太自满、胆怯，太畏惧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两极分化，并重蹈1973年崩溃和镇压的覆辙。

　　智利的青年们认为，这次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和整个南美洲实行的高人权标准已成为主流，约束了国家警察和军方的力量。意识形态极端分化的冷战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尽管智利目前在社会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维护民主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各方达成了广泛共识。许多智利人也承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穷人的社会安全保障应该得到加强。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智利经济表现出色，年均增长5%。圣地亚哥遍布上流社会郊区，拥有闪亮的玻璃摩天大楼，数百万美元的住宅公寓，豪华零售店和数不清的美食选择，可与任何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媲美。

　　经济增长的成果已经逐渐显现，智利贫困率从1990年的40%降到今天的10%以下。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超过了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些健康指标也超过了美国。智利人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74岁增加到今天的80岁。

　　但在最近五年里，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上升。教育和医疗的自付费用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退休金也跟不上了。这是一个人们期待落空的典型例证，新兴的中产阶级担心自己永远不会拥有那些豪华公寓。更糟糕的是，人们担心自己可能会重新陷入祖父母那样的贫困生活里。

　　长期以来，智利的政治在主张高度市场自由化的右翼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两极分化。中间偏左的政府推出了大量惠及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社会项目，但政治右翼保留了其“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关键元素，有利于私人提供实体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右翼的经济模式在1980年的皮诺切特时代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经济霸权被归因于私营部门，通常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穷人仍然依赖公立学校和卫生诊所，它们的质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而中产阶级必须为私有化的质量更高的社会服务买单。公路是收费的，甚至是水资源，都被许可给私人供应商加以承包。

　　与此同时，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丑闻表明寡头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公共人物和私人之间——相互勾结，操纵药品和卫生纸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在民意调查中直线下降。

　　导火索

　　导致大规模示威的导火索是地铁票价的小幅上涨。愤怒的学生们决定跳过闸口，防暴警察用殴打来对付他们——社交媒体上生动地捕捉到了这种不相称的暴力行为。但是，但这场社会抗争的深层根源是对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平等和中产阶级梦想破灭的愤怒。

　　政府对街头示威的冷漠反应更是火上浇油。亿万富翁、右翼的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称“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而一位完全听不到民众呼声的内阁部长则建议，工人们可以通过早晨早点上班来避免高峰时段的地铁高票价。随着街头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警察滥用职权进一步激怒了市民。皮涅拉迫切希望恢复秩序，他命令军队出动，但只下达了有限交战的命令，这让学生们相信，他们不必害怕1973年那样的镇压会重演是正确的。

　　安全部队无力镇压蒙面青年(其中一些人看来协调得很好)，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全国各地烧毁和劫掠财产而不受惩罚，这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惧。显然，自1990年以来执政的民主政府忽视了确保安全的基本情报能力。最近发生的对警察和军官的清洗主要是针对轻微的腐败行为，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安全机构的实力。

　　一个值得欢呼的政治解决方案

　　随着全球民主的发展，智利的政治体系变得越来越分散。支持皮涅拉总统的右翼联盟包括一个意识形态激进的政党(独立民主联盟，简称UDI)，它曾支持过皮诺切特将军，一个长期支持商业的团体(国家革新)，以及一个更年轻的社会自由主义倾向(Evopoli)的组织。左翼分裂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倡导21世纪女权、环境保护和参与性更强的民主运动。共产党在议会中也有代表，拥有大约5%的选票。

　　最近几周，所有政党都承受着应对社会动荡的压力。几乎所有人都急于化解民众的愤怒，将不同意见引进合法、民主的程序，并为其政治阶层重新赢得一些信誉。他们还希望先发制人，采用更坚决的军事手段阻止右翼极端分子利用街头示威制造骚乱。

　　经过长达两天的马拉松式讨论，在11月15日星期五清晨，议会领导人在众多媒体面前向民众宣布了一项重大妥协。在明年4月份举行的公投中,将为选民提供两部分选择:1)是否要为智利制定新宪法,2)是否应通过由现任议员和新当选议员一同制定新宪法(右翼人士倾向如此)，或完全由新当选议员组成的新议会来制定(许多抗议者的主要要求)。

　　2020年10月选举后，议会将有一年的时间完成其工作，然后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整个改革过程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共产党没有签署全国协议，但表示将参加制宪会议。)

　　作为同意起草一部全新宪法的条件，民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了重要扩展:新宪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智利执政联盟主要政党独立民主联盟参议员胡安·安东尼奥·科罗马说，这个严格的通过条件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即任何间接的多数，无论何种肤色，都无法完全决定创始宪法的内容。”

　　许多智利人对新宪法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他们仍然非常关切那能否满足他们当前的经济愿景，仍有些人可能坚持留在街头示威，倡导新的社会公约。现任总统和国会将面临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以及降低医疗和教育成本的压力。健全的国家财政预算在应对社会需求方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需要进行重大的税收改革，以便满足公众对更具包容性的模式的期望。在效率和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的驱动下，国家经济增长率必须重新获得动力。

　　艰苦的工作正在智利人面前展开，他们要在确保商业信心吸引强劲投资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使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队现代化。如果他们取得成功，智利将重新获得拉丁美洲最繁荣和最先进民主国家的声誉。

　　然而，今天智利人已经完全有理由庆祝:他们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力通过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验，而且与1973年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凝聚着共识的前进之路。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11/18/chileans-learned-the-right-lessons-after-the-pinochet-era/

　　1973年，智利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着没收财产的运动，保守派运输工会(transportation unions)组织罢工，左翼和右翼政党都举行大规模街头示威，这种情况下，智利政客们未能跨越党派间的鸿沟以稳定民主制度。后来，武装部队介入，时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自杀身亡，之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用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了智利长达17个黑暗的年头。

　　鉴于历史的教训，上周，智利政界各方面人士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最终废除了皮诺切特时代最初颁布的宪法，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

　　这项全国性的政治协议是对超过三周激烈的街头示威活动的直接回应。在这场发生在首都圣地亚哥超过一百万智利人参与的大游行(大约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中，蒙面的青年人烧毁公共标识，洗劫零售商店的事件成为焦点。这是智利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众集会。

在街头抗议的民众

　　经济起伏

　　这次的街头示威更多地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不是现有的社会组织。抗议活动的主力是这个国家的青年，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一直是智利政治运动的先锋。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已经变得太自满、胆怯，太畏惧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两极分化，并重蹈1973年崩溃和镇压的覆辙。

　　智利的青年们认为，这次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和整个南美洲实行的高人权标准已成为主流，约束了国家警察和军方的力量。意识形态极端分化的冷战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尽管智利目前在社会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维护民主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各方达成了广泛共识。许多智利人也承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穷人的社会安全保障应该得到加强。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智利经济表现出色，年均增长5%。圣地亚哥遍布上流社会郊区，拥有闪亮的玻璃摩天大楼，数百万美元的住宅公寓，豪华零售店和数不清的美食选择，可与任何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媲美。

　　经济增长的成果已经逐渐显现，智利贫困率从1990年的40%降到今天的10%以下。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超过了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些健康指标也超过了美国。智利人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74岁增加到今天的80岁。

　　但在最近五年里，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上升。教育和医疗的自付费用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退休金也跟不上了。这是一个人们期待落空的典型例证，新兴的中产阶级担心自己永远不会拥有那些豪华公寓。更糟糕的是，人们担心自己可能会重新陷入祖父母那样的贫困生活里。

　　长期以来，智利的政治在主张高度市场自由化的右翼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两极分化。中间偏左的政府推出了大量惠及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社会项目，但政治右翼保留了其“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关键元素，有利于私人提供实体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右翼的经济模式在1980年的皮诺切特时代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经济霸权被归因于私营部门，通常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穷人仍然依赖公立学校和卫生诊所，它们的质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而中产阶级必须为私有化的质量更高的社会服务买单。公路是收费的，甚至是水资源，都被许可给私人供应商加以承包。

　　与此同时，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丑闻表明寡头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公共人物和私人之间——相互勾结，操纵药品和卫生纸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在民意调查中直线下降。

　　导火索

　　导致大规模示威的导火索是地铁票价的小幅上涨。愤怒的学生们决定跳过闸口，防暴警察用殴打来对付他们——社交媒体上生动地捕捉到了这种不相称的暴力行为。但是，但这场社会抗争的深层根源是对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平等和中产阶级梦想破灭的愤怒。

　　政府对街头示威的冷漠反应更是火上浇油。亿万富翁、右翼的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称“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而一位完全听不到民众呼声的内阁部长则建议，工人们可以通过早晨早点上班来避免高峰时段的地铁高票价。随着街头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警察滥用职权进一步激怒了市民。皮涅拉迫切希望恢复秩序，他命令军队出动，但只下达了有限交战的命令，这让学生们相信，他们不必害怕1973年那样的镇压会重演是正确的。

　　安全部队无力镇压蒙面青年(其中一些人看来协调得很好)，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全国各地烧毁和劫掠财产而不受惩罚，这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惧。显然，自1990年以来执政的民主政府忽视了确保安全的基本情报能力。最近发生的对警察和军官的清洗主要是针对轻微的腐败行为，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安全机构的实力。

　　一个值得欢呼的政治解决方案

　　随着全球民主的发展，智利的政治体系变得越来越分散。支持皮涅拉总统的右翼联盟包括一个意识形态激进的政党(独立民主联盟，简称UDI)，它曾支持过皮诺切特将军，一个长期支持商业的团体(国家革新)，以及一个更年轻的社会自由主义倾向(Evopoli)的组织。左翼分裂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倡导21世纪女权、环境保护和参与性更强的民主运动。共产党在议会中也有代表，拥有大约5%的选票。

　　最近几周，所有政党都承受着应对社会动荡的压力。几乎所有人都急于化解民众的愤怒，将不同意见引进合法、民主的程序，并为其政治阶层重新赢得一些信誉。他们还希望先发制人，采用更坚决的军事手段阻止右翼极端分子利用街头示威制造骚乱。

　　经过长达两天的马拉松式讨论，在11月15日星期五清晨，议会领导人在众多媒体面前向民众宣布了一项重大妥协。在明年4月份举行的公投中,将为选民提供两部分选择:1)是否要为智利制定新宪法,2)是否应通过由现任议员和新当选议员一同制定新宪法(右翼人士倾向如此)，或完全由新当选议员组成的新议会来制定(许多抗议者的主要要求)。

　　2020年10月选举后，议会将有一年的时间完成其工作，然后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整个改革过程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共产党没有签署全国协议，但表示将参加制宪会议。)

　　作为同意起草一部全新宪法的条件，民众的政治权利得到了重要扩展:新宪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投票通过。智利执政联盟主要政党独立民主联盟参议员胡安·安东尼奥·科罗马说，这个严格的通过条件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即任何间接的多数，无论何种肤色，都无法完全决定创始宪法的内容。”

　　许多智利人对新宪法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他们仍然非常关切那能否满足他们当前的经济愿景，仍有些人可能坚持留在街头示威，倡导新的社会公约。现任总统和国会将面临提高最低工资和养老金，以及降低医疗和教育成本的压力。健全的国家财政预算在应对社会需求方面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需要进行重大的税收改革，以便满足公众对更具包容性的模式的期望。在效率和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的驱动下，国家经济增长率必须重新获得动力。

　　艰苦的工作正在智利人面前展开，他们要在确保商业信心吸引强劲投资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使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队现代化。如果他们取得成功，智利将重新获得拉丁美洲最繁荣和最先进民主国家的声誉。

　　然而，今天智利人已经完全有理由庆祝:他们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力通过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验，而且与1973年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凝聚着共识的前进之路。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原文链接：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11/18/chileans-learned-the-right-lessons-after-the-pinochet-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