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伊朗革命40周年漫谈

 　　今年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40周年。虽然40年来整个世界局势经历了沧桑巨变，诸如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冷战的结束、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等等，伊朗革命的历史性影响仍然远未消失，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

　　首先是华盛顿以“中东安全会议”的名义，在华沙召集的60余国“反伊朗阵线”大会。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联袂主持，加紧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制裁。可是在最重要的欧洲盟国中，法国、德国以及欧盟首脑醒目缺席，而英国也只是外交部长应景点缀。同时英、法、德三国和欧盟，都再次声明继续支持伊朗核协议，并且组织紧急经贸机制，帮助伊朗回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对比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之际，法德两国只是持消极异议，置身事外，今天却是整个老牌欧洲大陆旗帜鲜明地与华盛顿针锋相对，伊朗的国际地位可见一斑。

　　40多年来，从两伊战争中积极支持萨达姆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敌对措施几乎从未停止过，可以与对付古巴相比。可是古巴在失去苏联支撑后，国际影响急剧下降，到今天几乎无足轻重。但是毫无大国力量支持的伊朗，国际影响却节节上升，今天取得了公认的“区域霸权”，并且成为日益扩大的“什叶派新月”的当然领袖。

　　40多年来，伊朗自身也出现了极大变迁，特别表现在教育的普及提高，尤其是妇女教育的成功。伊朗大学女生人数已经显著超过男生。与此同时，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从革命前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六个以上小孩，降到到近年只有1.6出头。对比之下，埃及妇女生育率仍然超过3，沙特也超过2.5。就是中东最世俗的土耳其，妇女生育率还是在2.0之上。说伊朗是大中东穆斯林社会现代化的先锋，并不过分。

　　伊朗革命也带来不少负面的国际影响。最突出的一项，或许是今天逊尼派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潮流的高涨。这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抵御伊朗革命的影响，开始积极投资援建海外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推广沙特“正宗”的原教旨瓦哈比教义，40年来总共花费了1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经济学人》的统计数字)。从塔利班到伊斯兰国，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像东南亚一代的传统“温和”回教地区，极端主义的兴起与沙特援建的宗教学校教育直接相关。

　　伊朗革命初期，曾经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有过正面影响，穆斯林兄弟会便从伊朗革命获得很大的激励。或许是两伊战争中叙利亚之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萨达姆，伊朗新政权逐渐放弃原先的“泛伊斯兰”旗号，而越来越以什叶派领袖自居，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冲突，终于在叙利亚内战中演变为公开的教派战争。这样的发展，不仅无形中帮助了逊尼派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延续，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停滞不前、遭到外部势力操控的重要原因。

　　伊朗革命后的新宪法第六条规定总统和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连美国《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也承认代表了“民主核心”。这种新型的“伊斯兰民主”保证了下层民意的诉求渠道，显著优于“阿拉伯街头”遭到无情压制的阿拉伯各国。但是伊朗宗教力量仍然控制了过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限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且因此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特别是日益世俗化的城市中产阶层对保守宗教权威的不满。伊朗如何化解这种社会危机，仍然是个未决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与土耳其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中处于完全敌对的立场。但是近来两国不仅在经贸关系上找到了显著的利益交集，在国际政治上也日益走到一起，特别是支持像穆兄会那样的阿拉伯社会底层力量。所以在华盛顿主持的华沙会议，招来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专制领袖的同时，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而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召开针锋相对的首脑峰会。

　　这说明受到民意制约的穆斯林领袖，还是可以克服教派冲突的障碍，是叙利亚内战发展为逊尼派-什叶派“三十年战争”以来的积极现象。

　　总之，伊朗革命40年来的正反影响和发展，说明伊斯兰世界仍然在寻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今年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40周年。虽然40年来整个世界局势经历了沧桑巨变，诸如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冷战的结束、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等等，伊朗革命的历史性影响仍然远未消失，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

　　首先是华盛顿以“中东安全会议”的名义，在华沙召集的60余国“反伊朗阵线”大会。美国副总统和国务卿联袂主持，加紧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制裁。可是在最重要的欧洲盟国中，法国、德国以及欧盟首脑醒目缺席，而英国也只是外交部长应景点缀。同时英、法、德三国和欧盟，都再次声明继续支持伊朗核协议，并且组织紧急经贸机制，帮助伊朗回避美国的经济制裁。

　　对比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之际，法德两国只是持消极异议，置身事外，今天却是整个老牌欧洲大陆旗帜鲜明地与华盛顿针锋相对，伊朗的国际地位可见一斑。

　　40多年来，从两伊战争中积极支持萨达姆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敌对措施几乎从未停止过，可以与对付古巴相比。可是古巴在失去苏联支撑后，国际影响急剧下降，到今天几乎无足轻重。但是毫无大国力量支持的伊朗，国际影响却节节上升，今天取得了公认的“区域霸权”，并且成为日益扩大的“什叶派新月”的当然领袖。

　　40多年来，伊朗自身也出现了极大变迁，特别表现在教育的普及提高，尤其是妇女教育的成功。伊朗大学女生人数已经显著超过男生。与此同时，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中妇女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从革命前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六个以上小孩，降到到近年只有1.6出头。对比之下，埃及妇女生育率仍然超过3，沙特也超过2.5。就是中东最世俗的土耳其，妇女生育率还是在2.0之上。说伊朗是大中东穆斯林社会现代化的先锋，并不过分。

　　伊朗革命也带来不少负面的国际影响。最突出的一项，或许是今天逊尼派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潮流的高涨。这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了抵御伊朗革命的影响，开始积极投资援建海外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推广沙特“正宗”的原教旨瓦哈比教义，40年来总共花费了1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经济学人》的统计数字)。从塔利班到伊斯兰国，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像东南亚一代的传统“温和”回教地区，极端主义的兴起与沙特援建的宗教学校教育直接相关。

　　伊朗革命初期，曾经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有过正面影响，穆斯林兄弟会便从伊朗革命获得很大的激励。或许是两伊战争中叙利亚之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萨达姆，伊朗新政权逐渐放弃原先的“泛伊斯兰”旗号，而越来越以什叶派领袖自居，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冲突，终于在叙利亚内战中演变为公开的教派战争。这样的发展，不仅无形中帮助了逊尼派阿拉伯专制政权的延续，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停滞不前、遭到外部势力操控的重要原因。

　　伊朗革命后的新宪法第六条规定总统和议会必须由选举产生，连美国《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也承认代表了“民主核心”。这种新型的“伊斯兰民主”保证了下层民意的诉求渠道，显著优于“阿拉伯街头”遭到无情压制的阿拉伯各国。但是伊朗宗教力量仍然控制了过多的社会权力和资源，限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且因此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积累，特别是日益世俗化的城市中产阶层对保守宗教权威的不满。伊朗如何化解这种社会危机，仍然是个未决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与土耳其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中处于完全敌对的立场。但是近来两国不仅在经贸关系上找到了显著的利益交集，在国际政治上也日益走到一起，特别是支持像穆兄会那样的阿拉伯社会底层力量。所以在华盛顿主持的华沙会议，招来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专制领袖的同时，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而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召开针锋相对的首脑峰会。

　　这说明受到民意制约的穆斯林领袖，还是可以克服教派冲突的障碍，是叙利亚内战发展为逊尼派-什叶派“三十年战争”以来的积极现象。

　　总之，伊朗革命40年来的正反影响和发展，说明伊斯兰世界仍然在寻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