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管窥委内瑞拉

　　“地狱机场”的今与昔

　　上一篇文章《加拉加斯奇遇记》是我多年前在加拉加斯转机后不久写的。一晃十几年过去，最近从网上看到，加拉加斯机场已经比13年前更加破败了。

　　据说，在2007年国际油价飙升，查韦斯治下经济相对较好时，针对机场那些严重问题，政府曾拨款对机场设施进行维修、改善和升级。但是不久情况就再度恶化，最近几年更是急剧恶化。随着委内瑞拉经济的全面崩溃，这个作为“查韦斯革命橱窗”的首都机场，其状况已经变得惨不忍睹、匪夷所思：由于长期拖欠费用，安保、清洁服务公司已经终止合同。机场的空调、卫生系统都无法正常工作。

　　更实质性的是机场的航线航班大幅缩减，近几年来至少12家国外航空公司撤离该机场。他们自己的航空公司更是纷纷消失，3年内至少6家公司停止经营。我们上次从加拉加斯到基多所乘航班的经营者圣巴巴拉航空公司，这些年来几经挣扎后，终于在2018年4月破产停业。尚在勉强经营的“央企”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由于长期无力购机，已经成为“全拉美最古老的机队”，而且事故频发，令人生畏。

　　如今的西蒙. 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垃圾遍地，酷热难捱，不要说空调、保洁的瘫痪，连水电供应都已无法保证。机场地区犯罪猖獗，外国空乘人员不敢在此过夜，据说连候机室的座椅都被卸走不少，导致旅客难觅坐处。

　　保安公司撤离后，被派来负责安全保障的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经常以武力勒索旅客”。报界称这个机场近年来出现“自由落体式的加速堕落”，以至于旅界把该机场评价为“地狱机场”、“全球无论如何不能去的几个机场”之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近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政治危机也就可以理解了。

　　曾几何时，1980年代前委内瑞拉经济繁荣时期，这个机场曾经是拉美最繁忙的机场，也是当时世界上极少几个奢华的超音速协和客机使用的机场之一。现在它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和这个拉美首富的石油大国变成饥荒国家一样奇葩了。

　　怪谁?

　　“查韦斯革命”搞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最近因为委内瑞拉危机，舆论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查韦斯搞的是“极左”、“独裁”，造成如此灾难。但也有人认为，无论委内瑞拉经济上如何不行，其政治制度与其说像古巴，毋宁说更类似于美国。这些人试图证明“文化决定论”，说委国人民和精英都好逸恶劳，追求高福利，查韦斯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搞成这样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是“国民性”使然。

　　当然，也还有些极左的朋友说一切只怪美国制裁，无论查韦斯、马杜罗，还是委内瑞拉人民都没什么错。甚至说如果有错，那就是查韦斯们还不够独裁，假如早施铁腕，杀光了刁民，委国早就太平了。

　　这种极左之论与那种指责委国“国民性”低劣的极右之论，虽然一个痛骂美国人和委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一个专责委国的贫苦百姓选择了坏头头，但却都认为查韦斯体制属于“美国式”，或者说“西方式”的democracy，而这可不是好东西，如果不是万恶之源，至少对拉美也是无用之物。

　　后一种说法显然不对。无疑，对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美国制裁当然有作用。但是，委内瑞拉的近邻、查韦斯的盟友古巴被美国制裁了半个多世纪，其严厉程度长期比现在对委国的制裁更甚，古巴经济再不行，不也没有垮成这个样子，至少还不至于发生饥荒吧?哈瓦那机场再简陋，还不会垃圾遍地、水电难保吧?而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也是久已有之，于斯而极。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言，2005年我们到委内瑞拉时，加拉加斯机场就已经破败成那样。但美国与委内瑞拉的经济联系不仅密切，而且源远流长，切断它是有个过程的。那么多美国人与委内瑞拉做生意，在美国这种体制下岂能是政府一声令下说断就断的?美国虽然与查韦斯的政治关系很早就趋紧张，但经济关系恶化则要滞后许多。13年前美委的经济关系基本还算是正常的，可是那时委国经济就已经很困难了。把它主要归咎于美国的制裁，无疑说不过去。

　　至于说查韦斯“极左”，固然不能算错。但是委内瑞拉与朝鲜、古巴这类国家至少在政治上确实不一样。有人说委内瑞拉实行的是像美国一样的democracy政治，甚至到查韦斯后期和马杜罗时期都如此，这无疑太夸张了。

　　谌旭彬先生批驳前者的文化决定论，指出过去委内瑞拉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种种漏洞，以及查韦斯时代的严重倒退，也是对的。但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否定了后期查韦斯和马杜罗体制中残留的宪政成分，而且连委内瑞拉1958年军人独裁废除后政党政治时代的一切进展都全盘否定，说委内瑞拉从来就只有“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而且如今的危机似乎就是因此而来——我觉得这样说也是不能服人的。

　　谌先生的主要论据，是说1958年军人统治结束后，委国的几个主要政党签订了“分蛋糕协议”，没有展开激烈的政党竞争。同时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也不完善，没有严格做到三权分立。这后一个指责涉及技术细节，在此不能详论。但被贬称为政党“分赃”的“蓬托菲霍体系”(谌称“菲霍角体制”)，却大有可商榷之处。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下的政党政治并非“圣人治国”，它是以承认人性缺陷难免为前提的一种多元利益在代议制下进行理性博弈的安排。这种博弈既包含对抗，也包含妥协。而且就破坏理性博弈的危险而言，你死我活的对抗要比“不那么高尚”的妥协有害得多。

　　只要存在言论自由、结社组党自由，只要不是那种只忠于个人的会党，而是代议制下自由公民从事竞选的政党，只要它们的博弈无论对抗还是妥协都是公开的，那么政党间关系其实就是各党所代表的选民群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妥协即便被贬称“分赃”，那也是选民群的“分赃”而非个人贪污公共利益的私下分赃，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上多元利益的协调。这不就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功能吗?

　　而且我的一个重要观察是：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恰恰就长于协调那种便于讨价还价的经济利益矛盾，包括所谓的阶级矛盾;而对于难以计量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之类矛盾，其失灵的机率就更大，比如，老牌的英国宪政解决劳资矛盾极为有效，处理北爱尔兰那种宗教冲突就很吃力。

　　所以，哪怕谌旭彬说的菲霍角体制种种缺陷都存在，只要他不否认当时存在着基本的言论自由、结社组党自由，只要承认“分蛋糕”的还是政党而不是会党，只要代议机制还存在(他的文章似乎都没有否证这些)，就不能否认委内瑞拉存在过哪怕是初级的、不完善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事实上，政党间不要说妥协，就是结盟甚至合并，也与一个政党分裂为几个新党一样正常。妥协的主要政党间可能竞争不足，甚至一党独大乃至一党多派(公开的)，这些现象也未必就不容于宪政。因为人性的缺陷导致的社会上利益的多元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在代议制下必然就会出现竞争性多元政治。原先的大党也迟早会分裂，会出现新的反对党。在蓬托菲霍“分蛋糕”的三党之外，后来就不断有新的政党崛起，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现在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不就是如此吗?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政体最早也是从“一党制”演变来的。当年北美英国殖民地的“两党制”(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北美的延伸)在美国革命后一度只剩辉格党人——原来的托利党因为是亲英派，在独立战争后便不复存在。但因为有政治自由和利益多元，很快就从北美“老辉格党人”中分化出了“联邦党人”和“民主派”等等，最后形成今天的民主、共和两党。

　　委内瑞拉的倒退

　　当然，委内瑞拉的政党政治之路要坎坷得多。说委国曾经实现“美国式的democracy”就夸张了。事实上democracy-autocratic这个观察维度不可忽视——有人喜欢用“仁政”之类的概念来回避这种观察，只能是自欺欺人，但是其实现“程度”还是大有区别。

　　正如当年储安平先生说：自由有的是“多少”的问题，有的是“有无”的问题。委内瑞拉的政治自由曾经还是蛮多的。谌旭彬先生也没有否认1958年后“自由放任 vs 福利国家”之争仍是该国政党政治的内容。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查韦斯的上台就与这种斗争有关。

　　谌先生不同于一味痛骂福利国家的“白右”和持类似观点的中国朋友，他也批评了菲霍角体制下“右派”过强，底层福利被过分削减，导致民众不满。事实上查韦斯就是因此得以上台的。查韦斯虽然是军人出身，搞过军事政变，并不多么忠于宪政原则，但他1998年上台确实是民选的结果。这表明菲霍角体制下的政党政治还是给了民众为福利而博弈的很大空间，怎么能以“专制集权”一语概之?

　　实际上，查韦斯的经济主张虽然很快趋于激进化，外交上更是很早就“反美”，但政治上破坏宪政规则也还是较晚的事。他早年基本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玻利瓦尔主义”，而且还曾把玻利瓦尔主义解释成“社会民主主义”乃至英国工党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他成立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后来改为统一社会主义党)最初也自我定位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民主左派”。直到2005年查韦斯开始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才对自己过去“考虑过第三条道路”、“说了很多‘人道资本主义’的话”表示后悔，转而热衷于效法古巴等更“左”的典型。

　　但是即便后来他大讲“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表示激进改革也要在法律框架下用“democracy的方式”来推行，宪法改革也必须通过全民公决。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入“21世纪社会主义”的道统，但又明确宣布马克思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委内瑞拉是不可行的，它不是委内瑞拉的道路。应该说，直到他死后的马杜罗时期，委内瑞拉的constitution遗产也没有完全被破坏，与古巴不同，这个国家仍然有自由的媒体、民选的国会和合法的反对党。只是它们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马杜罗用各种官办“群众组织”进行社会控制，发展准军事组织和特务政治形成压力，以各种罪名把不少反对派名人剥夺权利使其不能参选。特别是查韦斯1999年休宪已经空前强化了总统权力，马杜罗还嫌不够，竟然直接剥夺国会立法权，抛开国会自己搞一个“制宪大会”炮制更加集权的“宪法”。这些行为的确在专制道路上越走越远。但这些做法类似于普京、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还不敢完全抛弃constitution包装，与古巴、朝鲜还是不同的。

　　“地狱机场”的今与昔

　　上一篇文章《加拉加斯奇遇记》是我多年前在加拉加斯转机后不久写的。一晃十几年过去，最近从网上看到，加拉加斯机场已经比13年前更加破败了。

　　据说，在2007年国际油价飙升，查韦斯治下经济相对较好时，针对机场那些严重问题，政府曾拨款对机场设施进行维修、改善和升级。但是不久情况就再度恶化，最近几年更是急剧恶化。随着委内瑞拉经济的全面崩溃，这个作为“查韦斯革命橱窗”的首都机场，其状况已经变得惨不忍睹、匪夷所思：由于长期拖欠费用，安保、清洁服务公司已经终止合同。机场的空调、卫生系统都无法正常工作。

　　更实质性的是机场的航线航班大幅缩减，近几年来至少12家国外航空公司撤离该机场。他们自己的航空公司更是纷纷消失，3年内至少6家公司停止经营。我们上次从加拉加斯到基多所乘航班的经营者圣巴巴拉航空公司，这些年来几经挣扎后，终于在2018年4月破产停业。尚在勉强经营的“央企”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由于长期无力购机，已经成为“全拉美最古老的机队”，而且事故频发，令人生畏。

　　如今的西蒙. 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垃圾遍地，酷热难捱，不要说空调、保洁的瘫痪，连水电供应都已无法保证。机场地区犯罪猖獗，外国空乘人员不敢在此过夜，据说连候机室的座椅都被卸走不少，导致旅客难觅坐处。

　　保安公司撤离后，被派来负责安全保障的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经常以武力勒索旅客”。报界称这个机场近年来出现“自由落体式的加速堕落”，以至于旅界把该机场评价为“地狱机场”、“全球无论如何不能去的几个机场”之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近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政治危机也就可以理解了。

　　曾几何时，1980年代前委内瑞拉经济繁荣时期，这个机场曾经是拉美最繁忙的机场，也是当时世界上极少几个奢华的超音速协和客机使用的机场之一。现在它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和这个拉美首富的石油大国变成饥荒国家一样奇葩了。

　　怪谁?

　　“查韦斯革命”搞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最近因为委内瑞拉危机，舆论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查韦斯搞的是“极左”、“独裁”，造成如此灾难。但也有人认为，无论委内瑞拉经济上如何不行，其政治制度与其说像古巴，毋宁说更类似于美国。这些人试图证明“文化决定论”，说委国人民和精英都好逸恶劳，追求高福利，查韦斯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搞成这样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是“国民性”使然。

　　当然，也还有些极左的朋友说一切只怪美国制裁，无论查韦斯、马杜罗，还是委内瑞拉人民都没什么错。甚至说如果有错，那就是查韦斯们还不够独裁，假如早施铁腕，杀光了刁民，委国早就太平了。

　　这种极左之论与那种指责委国“国民性”低劣的极右之论，虽然一个痛骂美国人和委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一个专责委国的贫苦百姓选择了坏头头，但却都认为查韦斯体制属于“美国式”，或者说“西方式”的democracy，而这可不是好东西，如果不是万恶之源，至少对拉美也是无用之物。

　　后一种说法显然不对。无疑，对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美国制裁当然有作用。但是，委内瑞拉的近邻、查韦斯的盟友古巴被美国制裁了半个多世纪，其严厉程度长期比现在对委国的制裁更甚，古巴经济再不行，不也没有垮成这个样子，至少还不至于发生饥荒吧?哈瓦那机场再简陋，还不会垃圾遍地、水电难保吧?而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也是久已有之，于斯而极。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言，2005年我们到委内瑞拉时，加拉加斯机场就已经破败成那样。但美国与委内瑞拉的经济联系不仅密切，而且源远流长，切断它是有个过程的。那么多美国人与委内瑞拉做生意，在美国这种体制下岂能是政府一声令下说断就断的?美国虽然与查韦斯的政治关系很早就趋紧张，但经济关系恶化则要滞后许多。13年前美委的经济关系基本还算是正常的，可是那时委国经济就已经很困难了。把它主要归咎于美国的制裁，无疑说不过去。

　　至于说查韦斯“极左”，固然不能算错。但是委内瑞拉与朝鲜、古巴这类国家至少在政治上确实不一样。有人说委内瑞拉实行的是像美国一样的democracy政治，甚至到查韦斯后期和马杜罗时期都如此，这无疑太夸张了。

　　谌旭彬先生批驳前者的文化决定论，指出过去委内瑞拉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种种漏洞，以及查韦斯时代的严重倒退，也是对的。但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否定了后期查韦斯和马杜罗体制中残留的宪政成分，而且连委内瑞拉1958年军人独裁废除后政党政治时代的一切进展都全盘否定，说委内瑞拉从来就只有“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而且如今的危机似乎就是因此而来——我觉得这样说也是不能服人的。

　　谌先生的主要论据，是说1958年军人统治结束后，委国的几个主要政党签订了“分蛋糕协议”，没有展开激烈的政党竞争。同时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也不完善，没有严格做到三权分立。这后一个指责涉及技术细节，在此不能详论。但被贬称为政党“分赃”的“蓬托菲霍体系”(谌称“菲霍角体制”)，却大有可商榷之处。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下的政党政治并非“圣人治国”，它是以承认人性缺陷难免为前提的一种多元利益在代议制下进行理性博弈的安排。这种博弈既包含对抗，也包含妥协。而且就破坏理性博弈的危险而言，你死我活的对抗要比“不那么高尚”的妥协有害得多。

　　只要存在言论自由、结社组党自由，只要不是那种只忠于个人的会党，而是代议制下自由公民从事竞选的政党，只要它们的博弈无论对抗还是妥协都是公开的，那么政党间关系其实就是各党所代表的选民群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妥协即便被贬称“分赃”，那也是选民群的“分赃”而非个人贪污公共利益的私下分赃，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上多元利益的协调。这不就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功能吗?

　　而且我的一个重要观察是：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恰恰就长于协调那种便于讨价还价的经济利益矛盾，包括所谓的阶级矛盾;而对于难以计量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之类矛盾，其失灵的机率就更大，比如，老牌的英国宪政解决劳资矛盾极为有效，处理北爱尔兰那种宗教冲突就很吃力。

　　所以，哪怕谌旭彬说的菲霍角体制种种缺陷都存在，只要他不否认当时存在着基本的言论自由、结社组党自由，只要承认“分蛋糕”的还是政党而不是会党，只要代议机制还存在(他的文章似乎都没有否证这些)，就不能否认委内瑞拉存在过哪怕是初级的、不完善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事实上，政党间不要说妥协，就是结盟甚至合并，也与一个政党分裂为几个新党一样正常。妥协的主要政党间可能竞争不足，甚至一党独大乃至一党多派(公开的)，这些现象也未必就不容于宪政。因为人性的缺陷导致的社会上利益的多元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在代议制下必然就会出现竞争性多元政治。原先的大党也迟早会分裂，会出现新的反对党。在蓬托菲霍“分蛋糕”的三党之外，后来就不断有新的政党崛起，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现在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不就是如此吗?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政体最早也是从“一党制”演变来的。当年北美英国殖民地的“两党制”(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在北美的延伸)在美国革命后一度只剩辉格党人——原来的托利党因为是亲英派，在独立战争后便不复存在。但因为有政治自由和利益多元，很快就从北美“老辉格党人”中分化出了“联邦党人”和“民主派”等等，最后形成今天的民主、共和两党。

　　委内瑞拉的倒退

　　当然，委内瑞拉的政党政治之路要坎坷得多。说委国曾经实现“美国式的democracy”就夸张了。事实上democracy-autocratic这个观察维度不可忽视——有人喜欢用“仁政”之类的概念来回避这种观察，只能是自欺欺人，但是其实现“程度”还是大有区别。

　　正如当年储安平先生说：自由有的是“多少”的问题，有的是“有无”的问题。委内瑞拉的政治自由曾经还是蛮多的。谌旭彬先生也没有否认1958年后“自由放任 vs 福利国家”之争仍是该国政党政治的内容。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查韦斯的上台就与这种斗争有关。

　　谌先生不同于一味痛骂福利国家的“白右”和持类似观点的中国朋友，他也批评了菲霍角体制下“右派”过强，底层福利被过分削减，导致民众不满。事实上查韦斯就是因此得以上台的。查韦斯虽然是军人出身，搞过军事政变，并不多么忠于宪政原则，但他1998年上台确实是民选的结果。这表明菲霍角体制下的政党政治还是给了民众为福利而博弈的很大空间，怎么能以“专制集权”一语概之?

　　实际上，查韦斯的经济主张虽然很快趋于激进化，外交上更是很早就“反美”，但政治上破坏宪政规则也还是较晚的事。他早年基本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玻利瓦尔主义”，而且还曾把玻利瓦尔主义解释成“社会民主主义”乃至英国工党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他成立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后来改为统一社会主义党)最初也自我定位为社会民主党一类的“民主左派”。直到2005年查韦斯开始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才对自己过去“考虑过第三条道路”、“说了很多‘人道资本主义’的话”表示后悔，转而热衷于效法古巴等更“左”的典型。

　　但是即便后来他大讲“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表示激进改革也要在法律框架下用“democracy的方式”来推行，宪法改革也必须通过全民公决。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入“21世纪社会主义”的道统，但又明确宣布马克思提到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委内瑞拉是不可行的，它不是委内瑞拉的道路。应该说，直到他死后的马杜罗时期，委内瑞拉的constitution遗产也没有完全被破坏，与古巴不同，这个国家仍然有自由的媒体、民选的国会和合法的反对党。只是它们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马杜罗用各种官办“群众组织”进行社会控制，发展准军事组织和特务政治形成压力，以各种罪名把不少反对派名人剥夺权利使其不能参选。特别是查韦斯1999年休宪已经空前强化了总统权力，马杜罗还嫌不够，竟然直接剥夺国会立法权，抛开国会自己搞一个“制宪大会”炮制更加集权的“宪法”。这些行为的确在专制道路上越走越远。但这些做法类似于普京、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还不敢完全抛弃constitution包装，与古巴、朝鲜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