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 ：风口浪尖上的沙特政府调整内外政策

 　   2018年底，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宣布更换多名内阁重要成员。外界普遍认为，沙特王室此举是为了控制卡舒吉案的政治余波。

　　2018年10月初，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遇害。国际社会齐声谴责沙特，有媒体还称王储穆罕默德本人牵涉其中……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沙特新领导层在近两年苦心打造的革新“人设”似乎瞬间坍塌。但随着事态发展，卡舒吉案的冲击波正在迅速衰减，沙特王室高层与卡舒吉案的切割基本完成，“软着陆”已无悬念。此前，国际媒体纷纷猜测沙特王位传承恐有变数，但事实表明此案不会危及王室统治，王位传承也不会生变。这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国际社会谴责声浪虽高，但有特朗普政府鼎力相助、俄罗斯等大国如常交往、土耳其见好就收，预想中的国际制裁并未发生。虽有个别国家制裁直接涉案人员，另有国家暂停对沙特军售，但尚无一国对沙特实施全面制裁，现在看来沙特的国际环境并未严重恶化。二是2018年底沙特高层出访多个阿拉伯国家，并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2019年初又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多个亚洲国家，已用实际行动冲破国际“封锁”。三是卡舒吉案在沙特国内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国际社会，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萨勒曼国王父子手中。不过，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沙特还是不得不全面调整内外政策，以化解危机、消除负面影响。

　2018年12月15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德拉伊耶公园出席活动。

　   1、外交上去激进化

　　沙特新领导层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锐意改革”。穆罕默德王储推出“2030愿景”改革计划，大刀阔斧对沙特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有些举措甚至打破了沙特延续百年的禁忌。然而，沙特新领导层的改革者形象并未被外界广泛认可。因为伴随改革进程，沙特冒进、莽撞的行动接二连三，与改革的话语和氛围格格不入，一些改革措施更是自相矛盾。比如，也门战火延绵不休，沙特不仅没有实现速战速决、扬名立万的目标，反而陷入战争泥潭，还酿成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导致与伊朗的对峙升级;联手阿联酋等盟友，重拳出击打击海湾“小兄弟”卡塔尔，却未能令后者俯首称臣;“扣押”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逼其辞职，后又在国际压力下收回成命;阿美石油公司上市计划雷声大雨点小，似已搁浅;发动反腐风暴，抓捕大批王公贵胄，但解决方式却是类似绑票的交钱放人……可以说，即便没有卡舒吉事件，如此这般的行为举措也到了该收一收手的时候。只不过卡舒吉之死让这一刻提前到来而已。因此，卡舒吉事件后，沙特在外交和军事战略方面，面临去激进化和收缩战线的紧迫需要。

　　沙特新领导层上任后，取得的最大外交胜利便是成功地“买通”了特朗普。在页岩油革命和美国能源独立冲击下，沙特力挽狂澜拯救岌岌可危的沙美盟友关系，以“军购换安全”成功取代“石油换安全”，为沙美盟友关系提供新的基石。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外访首站选在沙特，双方签署千亿美元军购订单;后来，穆罕默德王储也对美国进行了罕见的21天超长访问。此外，沙美关系的新基础还包括拥有共同的敌人——伊朗，以及新近发现的共同盟友——以色列。因此，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仍将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为实现这个目标，沙特需要积极配合美国在中东“双反(伊朗、恐怖主义)一保(以色列)”的战略，继续挑头遏制伊朗，并择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帮美国分担责任，整合阿拉伯国家，共同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在地区政策方面，卡舒吉事件间接为也门和平提供了机会窗口。美国开始就此向沙特施压，不再为其战斗机提供加油服务。打了几年糊涂仗之后，沙特陷入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已经认识到也门已成为战略负资产，必须从这场打不赢的战争中脱身，这也是新一轮也门和谈的大背景。然而，如何在和谈中让也门各派别各得其所，如何协调阿联酋等外部力量同心同德、共同进退，对于沙特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最近特朗普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军。对于沙特而言，这意味着其数年来在叙的巨额投入恐将付诸东流，沙特或会成为叙利亚战争最大的输家。鉴于叙政权主导战局和重建的局面已不可逆转，作为战略收缩的重要一步，沙特将不得不择机承认叙政权。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逐步淡出中东、俄罗斯在中东强势崛起的新现实，沙特开始实施外交多元化战略，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两面下注，与俄罗斯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并发展与中国、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以拓展合作伙伴，分散风险。

　　2、聚盟友拓空间

　　面对卡舒吉事件引发的国际压力，加上海合会、阿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顿，沙特着力谋求开辟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改善国际环境。2018年末，沙特举办了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与会的埃及、苏丹、也门、吉布提、索马里和约旦一致同意建立合作机制，以保障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安全，加强在安全、投资与开发以及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参与该机制的国家均为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非沿岸国家未被邀请;除沙特外，均为经济较落后的阿拉伯国家，沙特是其主要援助国，对沙特具有较强烈的经援诉求。红海和亚丁湾海域是亚非欧三大洲海上航运的十字路口，每年全球80%的货物海运和四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沙特显然欲填补这个地缘政治和区域整合的空白。

　　而沙特选择此时匆忙推出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一是为了改变卡舒吉事件造成的不利国际处境;二是打算以新机制为依托，配合红海新区建设计划，促进该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渔业合作。沙特的目标是成为红海地区的“老大”，将沿岸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三是排挤在该地区活动频繁、实力上升的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近年来，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利用苏丹、索马里、吉布提等国经济落后、急需援助的机会，在该地区投下巨资，重点收购或投资兴建港口、码头、物流设施。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更是为了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控制军事要塞，夺取战略支点。此外，沙特力推新的区域合作机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沙特对现有阿拉伯区域合作组织失去信心，甚至准备“另起炉灶”。未来沙特或许还会考虑将以色列纳入该机制，使其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平台。以色列一贯重视红海地区蕴含的丰富资源和巨大商机，也计划通过沙特参与该地区的开发，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战略延伸地带。

　　3、调内阁渡难关

　　2018年12月27日，萨勒曼国王宣布改组内阁，涉及多个重要职位。其中，原外交大臣朱拜尔转任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接替他的是年近七旬的前财政大臣阿萨夫;曾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的阿卜杜拉·本·班达尔亲王出任国民卫队司令;穆萨阿德·艾班任重新恢复设立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这些人事变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调整负责处理卡舒吉事件的官员，消除不良影响。比如，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原为朱拜尔所管辖。当然，朱拜尔属于阿卜杜拉国王时代的官员，被替换也在预料之中。阿萨夫长期担任财政大臣，经济外交经验丰富，有利于缓解沙特面临的吸引外资困难。二是引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增加内阁威望和经验值，改变此前内阁成员多为年轻人和企业界人士的局面。三是为王位传承铺路。长期担任内阁成员并多次处理敏感安全外交事务的艾班等人出任要职，将辅佐穆罕默德王储。国民卫队司令易人，则可以看出沙特高层对曾长期听命于阿卜杜拉家族的国民卫队仍心存芥蒂，希望进一步“驯化”这支武装力量，消除王位传承的不确定因素。通过此次内阁调整可以看出，卡舒吉事件对王室权力传承并无实质影响，穆罕默德王储的权力将更加巩固，顺利继位的把握较此前更大。

　　卡舒吉事件会是规范沙特领导层行为的契机吗?目前还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此事，沙特领导层会吸取教训，加强自律。沙特改革顺应国家进步发展的潮流，也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改革不是万灵药，更不是护身符。未来，沙特会否进行王室内部改革，重组效忠委员会;会如何处理萨勒曼·奥代等宗教人士;会否与以色列举行高级别会晤，甚至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都将为观察沙特内政外交调整与转型提供重要视角。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18年底，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宣布更换多名内阁重要成员。外界普遍认为，沙特王室此举是为了控制卡舒吉案的政治余波。

　　2018年10月初，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遇害。国际社会齐声谴责沙特，有媒体还称王储穆罕默德本人牵涉其中……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沙特新领导层在近两年苦心打造的革新“人设”似乎瞬间坍塌。但随着事态发展，卡舒吉案的冲击波正在迅速衰减，沙特王室高层与卡舒吉案的切割基本完成，“软着陆”已无悬念。此前，国际媒体纷纷猜测沙特王位传承恐有变数，但事实表明此案不会危及王室统治，王位传承也不会生变。这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国际社会谴责声浪虽高，但有特朗普政府鼎力相助、俄罗斯等大国如常交往、土耳其见好就收，预想中的国际制裁并未发生。虽有个别国家制裁直接涉案人员，另有国家暂停对沙特军售，但尚无一国对沙特实施全面制裁，现在看来沙特的国际环境并未严重恶化。二是2018年底沙特高层出访多个阿拉伯国家，并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2019年初又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多个亚洲国家，已用实际行动冲破国际“封锁”。三是卡舒吉案在沙特国内受到的关注远低于国际社会，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萨勒曼国王父子手中。不过，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沙特还是不得不全面调整内外政策，以化解危机、消除负面影响。

　2018年12月15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德拉伊耶公园出席活动。

　   1、外交上去激进化

　　沙特新领导层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锐意改革”。穆罕默德王储推出“2030愿景”改革计划，大刀阔斧对沙特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革，有些举措甚至打破了沙特延续百年的禁忌。然而，沙特新领导层的改革者形象并未被外界广泛认可。因为伴随改革进程，沙特冒进、莽撞的行动接二连三，与改革的话语和氛围格格不入，一些改革措施更是自相矛盾。比如，也门战火延绵不休，沙特不仅没有实现速战速决、扬名立万的目标，反而陷入战争泥潭，还酿成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导致与伊朗的对峙升级;联手阿联酋等盟友，重拳出击打击海湾“小兄弟”卡塔尔，却未能令后者俯首称臣;“扣押”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逼其辞职，后又在国际压力下收回成命;阿美石油公司上市计划雷声大雨点小，似已搁浅;发动反腐风暴，抓捕大批王公贵胄，但解决方式却是类似绑票的交钱放人……可以说，即便没有卡舒吉事件，如此这般的行为举措也到了该收一收手的时候。只不过卡舒吉之死让这一刻提前到来而已。因此，卡舒吉事件后，沙特在外交和军事战略方面，面临去激进化和收缩战线的紧迫需要。

　　沙特新领导层上任后，取得的最大外交胜利便是成功地“买通”了特朗普。在页岩油革命和美国能源独立冲击下，沙特力挽狂澜拯救岌岌可危的沙美盟友关系，以“军购换安全”成功取代“石油换安全”，为沙美盟友关系提供新的基石。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外访首站选在沙特，双方签署千亿美元军购订单;后来，穆罕默德王储也对美国进行了罕见的21天超长访问。此外，沙美关系的新基础还包括拥有共同的敌人——伊朗，以及新近发现的共同盟友——以色列。因此，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仍将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为实现这个目标，沙特需要积极配合美国在中东“双反(伊朗、恐怖主义)一保(以色列)”的战略，继续挑头遏制伊朗，并择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帮美国分担责任，整合阿拉伯国家，共同打造“阿拉伯版北约”。

　　在地区政策方面，卡舒吉事件间接为也门和平提供了机会窗口。美国开始就此向沙特施压，不再为其战斗机提供加油服务。打了几年糊涂仗之后，沙特陷入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已经认识到也门已成为战略负资产，必须从这场打不赢的战争中脱身，这也是新一轮也门和谈的大背景。然而，如何在和谈中让也门各派别各得其所，如何协调阿联酋等外部力量同心同德、共同进退，对于沙特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最近特朗普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军。对于沙特而言，这意味着其数年来在叙的巨额投入恐将付诸东流，沙特或会成为叙利亚战争最大的输家。鉴于叙政权主导战局和重建的局面已不可逆转，作为战略收缩的重要一步，沙特将不得不择机承认叙政权。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逐步淡出中东、俄罗斯在中东强势崛起的新现实，沙特开始实施外交多元化战略，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两面下注，与俄罗斯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并发展与中国、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的关系，以拓展合作伙伴，分散风险。

　　2、聚盟友拓空间

　　面对卡舒吉事件引发的国际压力，加上海合会、阿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顿，沙特着力谋求开辟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改善国际环境。2018年末，沙特举办了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与会的埃及、苏丹、也门、吉布提、索马里和约旦一致同意建立合作机制，以保障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安全，加强在安全、投资与开发以及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参与该机制的国家均为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非沿岸国家未被邀请;除沙特外，均为经济较落后的阿拉伯国家，沙特是其主要援助国，对沙特具有较强烈的经援诉求。红海和亚丁湾海域是亚非欧三大洲海上航运的十字路口，每年全球80%的货物海运和四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沙特显然欲填补这个地缘政治和区域整合的空白。

　　而沙特选择此时匆忙推出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一是为了改变卡舒吉事件造成的不利国际处境;二是打算以新机制为依托，配合红海新区建设计划，促进该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渔业合作。沙特的目标是成为红海地区的“老大”，将沿岸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三是排挤在该地区活动频繁、实力上升的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近年来，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利用苏丹、索马里、吉布提等国经济落后、急需援助的机会，在该地区投下巨资，重点收购或投资兴建港口、码头、物流设施。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更是为了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控制军事要塞，夺取战略支点。此外，沙特力推新的区域合作机制，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沙特对现有阿拉伯区域合作组织失去信心，甚至准备“另起炉灶”。未来沙特或许还会考虑将以色列纳入该机制，使其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平台。以色列一贯重视红海地区蕴含的丰富资源和巨大商机，也计划通过沙特参与该地区的开发，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战略延伸地带。

　　3、调内阁渡难关

　　2018年12月27日，萨勒曼国王宣布改组内阁，涉及多个重要职位。其中，原外交大臣朱拜尔转任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接替他的是年近七旬的前财政大臣阿萨夫;曾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的阿卜杜拉·本·班达尔亲王出任国民卫队司令;穆萨阿德·艾班任重新恢复设立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这些人事变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调整负责处理卡舒吉事件的官员，消除不良影响。比如，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原为朱拜尔所管辖。当然，朱拜尔属于阿卜杜拉国王时代的官员，被替换也在预料之中。阿萨夫长期担任财政大臣，经济外交经验丰富，有利于缓解沙特面临的吸引外资困难。二是引入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增加内阁威望和经验值，改变此前内阁成员多为年轻人和企业界人士的局面。三是为王位传承铺路。长期担任内阁成员并多次处理敏感安全外交事务的艾班等人出任要职，将辅佐穆罕默德王储。国民卫队司令易人，则可以看出沙特高层对曾长期听命于阿卜杜拉家族的国民卫队仍心存芥蒂，希望进一步“驯化”这支武装力量，消除王位传承的不确定因素。通过此次内阁调整可以看出，卡舒吉事件对王室权力传承并无实质影响，穆罕默德王储的权力将更加巩固，顺利继位的把握较此前更大。

　　卡舒吉事件会是规范沙特领导层行为的契机吗?目前还无从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此事，沙特领导层会吸取教训，加强自律。沙特改革顺应国家进步发展的潮流，也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改革不是万灵药，更不是护身符。未来，沙特会否进行王室内部改革，重组效忠委员会;会如何处理萨勒曼·奥代等宗教人士;会否与以色列举行高级别会晤，甚至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都将为观察沙特内政外交调整与转型提供重要视角。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