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政治与政治谋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政治谋杀中丧生的地方官员都是巴郎盖(村)级的。这类事件对于菲律宾人而言司空见惯，它们虽可在地方引起不小的轰动，但似乎已很难在国家级媒体上博得眼球。而2009年马京达瑙大屠杀之所以受到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谋杀对象是省一级官员，因谋杀而死亡的人数巨大，其中还累及了大量的无辜人员。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状况来看，笔者认为，7月2日以来的连续枪杀正是菲律宾甚至东南亚政治谋杀“景观”之真实写照。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部分专家学者无视菲律宾政治谋杀“传统”，而将此次事件与杜特尔特的缉毒行动联系在一起?

　　曲解的动机与政治的暗流

　　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缉毒行动成为菲律宾最受瞩目的事件，菲律宾国内外媒体方面在报道中，针对缉毒行动和杜特尔特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又有传闻称四起枪杀事件中三位受害者或曾涉毒。因此，将此次事件与缉毒行动或与缉毒行动所造成的暴力氛围联系起来，似乎是非常合理的推测。但这样一种猜测并没有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纳入考虑。特别是菲律宾国内的专家学者，其中主要包括杜特尔特政权以及缉毒行动的反对者，更是如此。在笔者看来，他们刻意忽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转而对杜特尔特以及缉毒行动进行攻击，表明了其特定政治立场。

　　杜特尔特上台以来在对外政策、国内安全、立法等领域的动作，对菲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外交政策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杜特尔特上台前菲律宾以及国际上在南海局势中的既得利益者;其在缉毒行动中对暴力的使用，引起了人权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的不满，并公开质疑政府缉毒行动的合法性;而戒严和修宪，更触动了部分专家学者们本来紧绷的神经，因为几十年前马科斯正是由此确立了自己独裁者的地位。虽然一系列举措使杜特尔特不断成为众矢之的，但杜特尔特在很大程度上妥善应对了质疑，并成功获得人民的支持。然而，杜特尔特的反对者并未因此而放松攻击，从此次谋杀事件的舆论方向来看，反对者们仍然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对其进行责难与批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他们选择忽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对四起枪杀事件的动机进行刻意的曲解。

　　四起案件及其解读让我们一窥菲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首先，政治谋杀作为菲律宾的“特色景观”，呈现出菲律宾地方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极端的政治手段。其次，通过专家学者对于枪杀事件表达出的不同观点，能够看到他们所持有的不同政治立场。最后，杜特尔特政府的反对者们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事件，在其政治立场的基础上对杜特尔特政府展开攻击，而这种攻击是杜特尔特执政以来所面临的常态。

　　2019年菲国中期选举举目可及，宪法修订仍在进行，有关人士目下心头最大的疑团尚未解开：杜特尔特是否会借助修宪和中期选举使自己成为一名独裁者?这种紧张的气氛必然会在未来一年中持续发酵。正如此次谋杀事件，若事实果如笔者所判断，那么选举前的紧张气氛以及期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杜特尔特反对者用来攻击他的利器。

　　杜特尔特治下的连续枪杀事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来，在外交与内政领域做出的一系列动作使其一次次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舆论的焦点。对外他一反前总统的外交政策，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对内在宣布就职当天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缉毒行动，使用极端手段打击社会各阶层的毒品犯罪活动。2017年5月杜特尔特就任刚满一年时，菲律宾南部爆发了恐怖主义危机。在打击恐怖主义武装的过程中，杜特尔特先是宣布棉兰老岛戒严两个月(宪法规定的时间上限)，随后又两次延长戒严期限，直到战事结束，戒严仍未解除。反恐局势刚趋稳定，就任刚满两年的杜特尔特又提出改菲律宾为联邦制，并着手修宪。

　　正在人们争相猜测杜特尔特改制修宪的意图时，从7月2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菲律宾四名官员陆续遭到枪杀，再次将菲律宾国内政治推向风口浪尖。2日，塔纳武安市市长哈里里在市政厅举行升旗仪式时遭狙击手射击，送医途中死亡。3日下午，甲万那端市市长博特遭到身份不明枪手伏击，送医后不治身亡。7日上午，三宝颜市一名新任村长马加利亚内斯遭不明枪手击杀;当日下午，特雷塞马蒂雷斯市副市长鲁比根与在医院外遭到不明枪手射击，当场死亡，随行司机送医后身亡。

　　四起连续枪杀背后的动机引起了各界专家学者的种种猜测，其观点主要为以下几种。

　　一派专家持“反抗论”，他们认为枪杀地方官员是对杜特尔特强人政治的一种反抗。杜特尔特任达沃市长时期，就因打击犯罪手段之严厉而获得“制裁者”这一毁誉参半的绰号。在他的“铁腕”之下，达沃市从“谋杀之都”变成了“东南亚最安宁城市”。担任总统以来，杜特尔特仍然延续其以往的执政风格。由此，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系列枪杀事件是针对杜特尔特政府的一次反抗。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人戏称菲律宾为“亚洲谋杀之国”。

　　另一种观点持“涉毒论”，部分专家认为，这些事件与杜政府的“毒品战争”有很大关联。作为政府缉毒行动的参与者，各地政府官员都在抓捕行动中杀死了大批毒品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哈里里市长，曾在2016年让毒品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这一行为不仅招致人权组织的谴责，更引起了毒品犯罪组织的愤怒。因此，有专家推测此次枪杀是毒品犯罪组织的报复行为。

　　另一种“涉毒论”对动机的判断与前者相反，认为除博特外，三位被杀官员都其曾涉足毒品交易，并被政府列入涉毒嫌疑人名单。随后，政府曾澄清哈里里并未涉毒，但仍在2017年底撤销了其监管缉毒行动的职务。由此，专家推测三位官员之死或许并非毒品犯罪组织所为，而是赏金猎人或是政府暗中派人谋杀。

　　关于副市长鲁比根之死，有专家持“政治斗争论”观点，认为这是政治谋杀。鲁比根已经连任三届副市长，并在此前公开宣称有计划竞选市长。因此，他们认为是市长位置的潜在竞争者策划了此次谋杀。菲律宾警方也已沿此方向进行调查，目前已经传讯现任市长萨贡，但其个人也已任满三届，并称与此次谋杀无关。

　　政治谋杀——菲律宾的“特色景观”

　　尽管四起枪杀事件的背后动机尚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此次事件与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暴力执法有关，正是这样一种滥用暴力的氛围，导致了肆无忌惮击杀政府官员的行为。笔者认为，虽然四位被杀害的地方官员中有三位被指与缉毒行动有关，但考虑到长期以来菲律宾政治谋杀的高发性，四起事件很有可能是政治谋杀。

　　几十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谋杀并不罕见。就菲律宾而言，1983年独裁者马科斯对反对党首领阿基诺二世的谋杀，是东南亚乃至世界政治谋杀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之一，直接导致了几年后推翻马科斯的“人民力量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菲律宾的政治谋杀现象仍然屡见不鲜。2009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马京达瑙省大屠杀事件，省长候选人曼古达达图一家连同记者共50余人遭到选举对手的杀害。虽然最近十年来，此类新闻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菲律宾的政治谋杀问题并未有所缓解，尤其各种选举日前后成为政治谋杀的集中高发区间。每年选举期间，菲律宾国家警察都会列出“选举特殊观察区域”，俗称“暴力热点区域”。这些区域因政客的私人武装力量、枪械持有率高、雇佣帮派的存在，而有可能发生剧烈的暴力冲突。尽管政府提前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地方提高戒备，但仍无法避免政治谋杀的发生。杜特尔特上任以来，已有12位市级地方官员(不包括此次连续枪杀事件当中的三位)在政治谋杀中丧命。就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仅半个月内就发生了26起政治谋杀，总共造成20人死亡，其中包括两位候选人、六位平民以及12名地方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政治谋杀中丧生的地方官员都是巴郎盖(村)级的。这类事件对于菲律宾人而言司空见惯，它们虽可在地方引起不小的轰动，但似乎已很难在国家级媒体上博得眼球。而2009年马京达瑙大屠杀之所以受到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谋杀对象是省一级官员，因谋杀而死亡的人数巨大，其中还累及了大量的无辜人员。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状况来看，笔者认为，7月2日以来的连续枪杀正是菲律宾甚至东南亚政治谋杀“景观”之真实写照。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部分专家学者无视菲律宾政治谋杀“传统”，而将此次事件与杜特尔特的缉毒行动联系在一起?

　　曲解的动机与政治的暗流

　　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缉毒行动成为菲律宾最受瞩目的事件，菲律宾国内外媒体方面在报道中，针对缉毒行动和杜特尔特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又有传闻称四起枪杀事件中三位受害者或曾涉毒。因此，将此次事件与缉毒行动或与缉毒行动所造成的暴力氛围联系起来，似乎是非常合理的推测。但这样一种猜测并没有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纳入考虑。特别是菲律宾国内的专家学者，其中主要包括杜特尔特政权以及缉毒行动的反对者，更是如此。在笔者看来，他们刻意忽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转而对杜特尔特以及缉毒行动进行攻击，表明了其特定政治立场。

　　杜特尔特上台以来在对外政策、国内安全、立法等领域的动作，对菲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外交政策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杜特尔特上台前菲律宾以及国际上在南海局势中的既得利益者;其在缉毒行动中对暴力的使用，引起了人权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的不满，并公开质疑政府缉毒行动的合法性;而戒严和修宪，更触动了部分专家学者们本来紧绷的神经，因为几十年前马科斯正是由此确立了自己独裁者的地位。虽然一系列举措使杜特尔特不断成为众矢之的，但杜特尔特在很大程度上妥善应对了质疑，并成功获得人民的支持。然而，杜特尔特的反对者并未因此而放松攻击，从此次谋杀事件的舆论方向来看，反对者们仍然试图利用一切机会对其进行责难与批评。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他们选择忽视菲律宾的政治谋杀“传统”，对四起枪杀事件的动机进行刻意的曲解。

　　四起案件及其解读让我们一窥菲国内政治的复杂性。首先，政治谋杀作为菲律宾的“特色景观”，呈现出菲律宾地方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极端的政治手段。其次，通过专家学者对于枪杀事件表达出的不同观点，能够看到他们所持有的不同政治立场。最后，杜特尔特政府的反对者们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事件，在其政治立场的基础上对杜特尔特政府展开攻击，而这种攻击是杜特尔特执政以来所面临的常态。

　　2019年菲国中期选举举目可及，宪法修订仍在进行，有关人士目下心头最大的疑团尚未解开：杜特尔特是否会借助修宪和中期选举使自己成为一名独裁者?这种紧张的气氛必然会在未来一年中持续发酵。正如此次谋杀事件，若事实果如笔者所判断，那么选举前的紧张气氛以及期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杜特尔特反对者用来攻击他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