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七中全会：权力布局悬而未决

　　人事安排悬而未决的几种可能性

　　2018年5月7日至12日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未对最高核心机构即政治局委员构成做出任何调整，仅按计划通过三项决议，即《关于集中建设德才兼备的各级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级干部队伍的决议》《关于干部、公务员、职员、武装力量和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改革的决议》《关于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决议》。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出乎预料之外的结果呢?

　　第一种可能性，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未能全面掌控政局。过去十多年来越南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走向公民社会的趋势明显，以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为目标的政治系统的革新，其实质是以削弱越共对国家的领导权为主要内容，因而党的总书记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十二大以来，阮富仲着手扭转党的权力被削弱的倾向，在提高个人威望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例如，2017年12月，越南发行了阮富仲《在革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上下两册著作，汇集了其自2011年担任总书记以来的重要讲话内容和发表的文章，作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学习材料;2018年1月29日，在给阮富仲颁发入党50周年纪念章时，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称阮富仲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然而，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扭转的;况且，越南政治文化中向来缺乏核心人物，权力结构松散成为常态，因此，要树立阮富仲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并非易事。

　　第二种可能性，是目前越共反腐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当中，结局还未明朗，不能排除当前处于权力结构高层的官员今后不会牵涉进去，因此需要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而不急于做出新的调整和安排，在下一次中央全会即十二届八中全会再做安排也不迟。

　　第三种可能性，是越共党内各派系较量未能做出妥协，因而基本维持现状是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实际上，越共内部存在派系斗争是被公认的实事，加上反腐导致各种裙带关系和利益集团的重组，内部斗争有增无减。随着反腐深化和干部管理制度的调整，越共把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整党决议细化为数百条的规定，并进一步要求党员干部实行财产公开化、行政问责制等，各种限制越来越多，不少干部人心惶惶，怠工懒政，拉帮结派以寻求相互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难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未能完成人事更迭，而把主要议题放在集中讨论战略干部即高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上，目的是使越共十三大选拔出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有章可循。这一情况与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共中央在2014年6月颁发新的《党内选举规则》，从而为十二大人事安排提供制度准备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干部公职人员工资改革和保险制度改革的决议，提出让干部公职人员依靠工资收入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这实际上为制止干部利用公权进行贪污腐败的现象提供物资基础。因此，三项决议有利于越南健全干部队伍管理机制，为选拔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进入高层奠定基础，从而为越共政权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反腐风声鹤唳 权力格局引关注

　　2017年以来，越南反腐风生水起，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位在位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日中天的政治新星丁罗升拉下马并让他锒铛入狱。丁罗升以渎职罪和贪污腐败罪分别于2017年底和2018年初两次被判刑13年和18年监禁，合计量刑监禁30年，而其原先执掌的越南石油系、银行系国企高管和一批涉案政府官员，有的已被宣判，有的还在调查审理中。另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件是，越南公安系统高官，原公安部反高科技犯罪警察局局长阮清化因涉嫌组织网络赌博被逮捕，而后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大批公安部门官员涉案。5月4日清晨，该局副局长被发现在自己办公室上吊自杀，引发了公安系统乃至越南政局的强烈震动，原因是此案有可能牵涉到越共更高层官员。

　　越南政局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舆论认为这是阮富仲在利用反腐调整权力布局，为越共十三大做人事安排准备。因此，观察家对2018年5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中期会议，即七中全会抱有浓厚的兴趣，预计此次会议将

“做出重大人事决定，对越南政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超龄任职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是否会在此时引退?哪些新锐将登上越共权力的顶峰，成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可能在2021年召开的十三大上角力越共权力核心的“四驾马车”?这些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

　　关键人物命运多舛 好事仍需多磨

　　2016年1月，在越共十二大完成新领导班子安排后，与往常不同的是，在第一次与记者见面的越南权力核心“四驾马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旁边，多了一位人物，即被看成五号人物的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兄，这被解读为丁世兄将在一年后或者十二届中期会议上接替已超龄但以“特殊情况”留任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然而，在2016年10月访美回国后，丁世兄就很少露面，之后又传出他身患重病的消息，至今未曾在公开场合露面。

　　另一位有可能接替总书记位置的是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依据是越共议论多年的一项人事制度改革，即党的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然而，就在丁世兄患病消息传出后不久，陈大光也被曝出身患重病。这些诡异的现象在越南引起议论纷纷，人们联想到2015年突然患病去世的原岘港市委书记阮伯清。阮伯清是一个务实敢干的人，在他执掌岘港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十多年间，岘港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变成越南最宜居、最安全、最整洁的城市，因而广受当地百姓拥护，越共十二大前，他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的呼声极高。然而在开会之前，他却莫名其妙地患上不治之症并很快过世，当地传言他因权力之争而被放毒致死。因此，人们猜测丁世兄和陈大光的病情与其可能作为接班人也有某种关联。

　　在2017年5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上，原本预计总书记换人的可能性并未成为现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腐深化，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丁世兄和陈大光的身体状况也未见好转，因此二人接替总书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甚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前，传言二人要被调出政治局，加上丁罗升被捕后位置的空缺，应有三个新人进入政治局。

　　对于有可能代替丁世兄和陈大光的人选，人们也开始各种猜测。其中，越共中央已在2017年7月任命越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陈国旺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原因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丁世兄因病需“继续长期治疗”，但却未说明是否免去丁世兄的职务。陈国旺被看成是“亲中远美”的“铁腕人物”，他1953年出生，2007〜2011年担任越南最高检察院院长，因而掌握了大量涉案官员的档案资料，与阮富仲搭档，无疑将有利于反腐和干部任选。陈国旺2016年1月当选政治局委员，年龄上具有优势，目前被认为最可能成为阮富仲的接班人选。

　　而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补选了两名书记处书记，即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潘庭镯和越共中央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阮春胜。因此，潘庭镯可望与阮富仲、陈国旺结成“反腐铁三角”。

　　2018年3月，越共中央宣布任命越共中央党校——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阮春胜接替丁世兄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的职位，而当年阮富仲曾担任此职位。阮春胜出生于1956年，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在此之前担任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与中国学术界交往甚多，他目前还担任越中友协主席。因此，阮春胜也被看成是一颗潜在的政治新星，原被预计在十二届七中全会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而进入权力核心。另一位原被预计进入政治局的是接替陈国旺担任检查委员会主任的陈锦秀，该职务一向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然而，七中全会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结果，陈锦绣仅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同时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的还有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陈青敏。

　　人事安排悬而未决的几种可能性

　　2018年5月7日至12日召开的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未对最高核心机构即政治局委员构成做出任何调整，仅按计划通过三项决议，即《关于集中建设德才兼备的各级干部队伍、尤其是战略级干部队伍的决议》《关于干部、公务员、职员、武装力量和企业员工的薪酬制度改革的决议》《关于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决议》。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出乎预料之外的结果呢?

　　第一种可能性，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未能全面掌控政局。过去十多年来越南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走向公民社会的趋势明显，以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为目标的政治系统的革新，其实质是以削弱越共对国家的领导权为主要内容，因而党的总书记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十二大以来，阮富仲着手扭转党的权力被削弱的倾向，在提高个人威望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例如，2017年12月，越南发行了阮富仲《在革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上下两册著作，汇集了其自2011年担任总书记以来的重要讲话内容和发表的文章，作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学习材料;2018年1月29日，在给阮富仲颁发入党50周年纪念章时，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国旺称阮富仲是“党员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然而，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扭转的;况且，越南政治文化中向来缺乏核心人物，权力结构松散成为常态，因此，要树立阮富仲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并非易事。

　　第二种可能性，是目前越共反腐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当中，结局还未明朗，不能排除当前处于权力结构高层的官员今后不会牵涉进去，因此需要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而不急于做出新的调整和安排，在下一次中央全会即十二届八中全会再做安排也不迟。

　　第三种可能性，是越共党内各派系较量未能做出妥协，因而基本维持现状是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实际上，越共内部存在派系斗争是被公认的实事，加上反腐导致各种裙带关系和利益集团的重组，内部斗争有增无减。随着反腐深化和干部管理制度的调整，越共把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整党决议细化为数百条的规定，并进一步要求党员干部实行财产公开化、行政问责制等，各种限制越来越多，不少干部人心惶惶，怠工懒政，拉帮结派以寻求相互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难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综上所述，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未能完成人事更迭，而把主要议题放在集中讨论战略干部即高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上，目的是使越共十三大选拔出高素质的领导班子有章可循。这一情况与越共十二大召开前越共中央在2014年6月颁发新的《党内选举规则》，从而为十二大人事安排提供制度准备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干部公职人员工资改革和保险制度改革的决议，提出让干部公职人员依靠工资收入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这实际上为制止干部利用公权进行贪污腐败的现象提供物资基础。因此，三项决议有利于越南健全干部队伍管理机制，为选拔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进入高层奠定基础，从而为越共政权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