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左翼一路走来，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然而，拉美左翼风光不再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过去几十年拉美政治的发展轨迹表明，拉美政治风向标或左忽右地摇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2018年元旦前夕，在大洋彼岸的秘鲁，有两条新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兴趣。
2017年12月21日，秘鲁国会以79票赞成、19票反对的结果，否决了针对总统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1938—）的弹劾案。这一弹劾案由反对党发起，它们要求以“永久性丧失道德行为能力”为名弹劾库琴斯基。
2017年12月24日，库琴斯基宣布，由于医生认定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患有不断恶化且无法治愈的退行性疾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决定赦免藤森。藤森于2009年4月因谋杀和绑架罪而被秘鲁最高法院判处25年监禁。藤森现年79岁，如果服满刑期，届时他将达高龄93岁。
一、给人权罪行受害者的“一记耳光”
库琴斯基在2016年6月代表“为了变革秘鲁人”党（Peruanos Por el Kambio）以微弱多数赢得总统选举。他曾在竞选期间承诺不会赦免藤森，如今为什么大发善心？秘鲁的媒体认为，身为议员的藤森之子藤森健治(Kenji Fujimori)在针对库琴斯基的一次至关重要的弹劾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帮助这位总统保住了执政地位。
许多秘鲁人在得知藤森被大赦后，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高呼“藤森有罪”、“取消赦免”等口号，抗议库琴斯基总统作出的决定。圣诞节后，抗议者再次举行游行示威，警方向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与此同时，藤森的支持者则欢呼雀跃，在医院门口守护，庆祝藤森获得自由。
藤森出狱后，藤森健治发推文向库琴斯基表示了感谢，称这次赦免是“一种高尚和宽宏大量的姿态”。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也发推文表达了她的喜悦，称这对她的家庭而言是美好的一天，尽管她没有公开感谢总统。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藤森庆子以微弱的差距输给了库琴斯基。
且不论藤森的出狱是否政治交易的结果，藤森在推动秘鲁走上改革之路的过程中，委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对库琴斯基总统赦免藤森的不仅是一些秘鲁人。2017年12月28日，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以及两位人权专家——法国人阿涅斯•卡拉马尔（Agnes Callamard）和哥伦比亚人德格列夫（Pablo de Greiff）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秘鲁政府不应屈服于政治压力，忽视国内和国际的义务；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不能与该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相背离；涉及人道主义赦免的案件需要经过严格、可靠和透明的司法程序，并与国际人权标准相一致。
这两位人权专家还表示，国际人权法规定，限制对犯有包括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罪行在内的严重侵犯人权者给予大赦、赦免或其他责任豁免。出于政治动机给予藤森特赦破坏了秘鲁司法部门和国际社会为实现正义所做的努力，是给侵犯人权受害者的“一记耳光”。
联合国两位人权专家的立场出现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HCHR）官方网站上，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我们无法确认他们的立场是否反映了联合国的官方立场，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特赦藤森的决定正确与否，已引起联合国系统内有关人士的关注。
二、藤森上台前的秘鲁
根据秘鲁的法律，只有出生在秘鲁的秘鲁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总统。藤森于1938年7月28日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其父母亲于1934年从日本移居秘鲁。
但也有人认为，藤森的出生地不是秘鲁，而是日本。他们的证据是藤森母亲说过的话。她说，她与丈夫移居秘鲁时，已生育了两个孩子，抵达秘鲁后又生育了两个，而藤森是他家的第二个孩子。这意味着，藤森是在日本出生的，出生后不久随同父母移居秘鲁。
关于藤森出生地之谜的议论持续了很长时间。2000年，日本政府宣布，藤森父母在日本驻利马使馆中办理了藤森的出生证。这意味着，藤森是在秘鲁出生的。此后，秘鲁人似乎不再关心藤森在哪里出生。
1990年是秘鲁的大选年。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候选人为在大选中获胜而采取了多种战略。藤森是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农业专家的身份参加竞选的。为此，他在1989年成立了名为“变革90”（Cambio 90）的政党，将“诚信”、“技术”和“工作”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
藤森的竞选对手主要是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虽然两人都主张秘鲁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他们也有重要的差别。略萨被认为是传统的保守派精英。他的竞选策略是在电视媒体上频繁露面，以争取中产阶级选民、知识分子和城市选民的支持。而藤森则以“平民总统候选人”的形象走访各地，有时甚至坐着拖拉机去边远地区争取选票。1990年6月10日，在秘鲁大选前一天的晚上，藤森在接受一家媒体的独家采访时说：“不久前我阅读了埃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他在这本书中所说的非正规人民，就是真正处于边缘化的秘鲁人。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这些秘鲁人实际上是伟大的新秘鲁的希望所在。”可见，在藤森的心目中，平民百姓是他战胜其他总统候选人的“法宝”。（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生于1941年，秘鲁经济学家。《另一条道路》[El Otro Sendero]1986年以西班牙文初版，英文版[The Other Path: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于1989年推出，分别在拉美和西方形成巨大影响。——编注）
但在多次民意测验中，略萨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在第一轮选举中，略萨获得了28.2％的选票，藤森仅得到24.3％的选票。然而藤森并不气馁。第一轮选举结束后，他进一步调整了竞选策略。除了继续动员低收入阶层的选民以外，他还积极寻求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在第二轮投票中，藤森终于赢得了胜利。
事实上，略萨在第一轮选举中领先就已充分说明，秘鲁的政党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而藤森的获胜则彻底改变了秘鲁的传统政治格局。
秘鲁的传统政治格局具有以下特点：中左的阿普拉党（APRA）、持民族主义和改革立场的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和中右的基督教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Cristiano）是历次总统竞选的主要参与者；构成政治民主基础的选民对传统政党的执政能力越来越产生怀疑，求变的心态很强烈；腐败现象司空见惯，从而使选民对传统政党的厌恶与日俱增；政治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削弱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
毫无疑问，最使选民反感的是，传统政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初，秘鲁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1985年，36岁的政治新秀、阿普拉党领袖加西亚（Alan García，1949—）在大选中获胜。他当年7月就任后立即颁布法令，决定从1986年1月1日起废弃货币索尔，以新货币印蒂取而代之（1印蒂等于1000索尔）。新货币的发行实际上是对原来的货币进行贬值，以达到扩大出口和减少经常项目赤字的目的。此外，加西亚政府还提高了工资，降低了利率，增加了食品补贴，并禁止进口多种消费品。
加西亚政府的“非正统”经济计划使1986到1987年的秘鲁经济出现了较高的增长率。但是，从1988年起，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由于加西亚政府在是年9月实施了不当的经济政策（paquetazos），加之国内恐怖活动得不到遏制，秘鲁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恐怖组织实施的切断电路、炸毁桥梁、绑架和爆炸等破坏活动进一步损害了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和经济秩序。为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加西亚政府越来越依靠军队和警察的力量。由于军队和警察经常错杀无辜，加西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灰暗。
三、藤森改革的成败得失
藤森于1990年7月末就任秘鲁总统。
他上台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已连续三年衰退，通货膨胀率高达7600%，宏观经济形势极不稳定；在政治领域，党派之争并没有随大选的结束而趋于缓和；在社会领域，以“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为代表的恐怖组织经常从事各种暴力活动，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媒体和投资者对藤森的治理能力缺乏了解，因而不时表现岀疑虑的心态。
藤森在组阁时曾希望秘鲁自由与民主研究所（ILD）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德索托任总理，还希望德索托帮助政府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德索托担心自己就任总理后会丧生“独立性”，因而谢绝了藤森的提名，但他表示，他愿意为藤森政府提供咨询。
藤森在当选后的第三天召集了在竞选活动中为他出谋划策的顾问以及德索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马丁·哈迪（Martin Hardy）举行会谈。藤森对哈迪说，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口号是“不对秘鲁经济实施休克疗法”，因此他上台后应该信守承诺，用渐进的方式来实施经济改革。
会后，德索托对藤森说，为控制通货膨胀，除了实施“休克疗法”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如果藤森能够改变其态度，自由与民主研究所愿意为他制定一个经济计划。德索托还建议藤森尽快会见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便得到这些机构对秘鲁经济问题的“诊断”。藤森采纳了德索托的建议。
德索托的弟弟阿尔瓦罗·德索托（Álvaro de Soto，1943—）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在阿尔瓦罗的安排下，同样身为秘鲁人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1920—）答应在联合国总部主持一个会议，讨论秘鲁的改革方案。征得藤森同意后，德索托还请曾在1980年代担任秘鲁财政部长、当时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帕斯托·门多萨（Carlos Rodríguez-Pastor Mendoza，1934—1995）起草了一个“休克疗法”计划，以便在必要时替代藤森本人制定的渐进式稳定化计划。此外，德索托还与帕斯托提供了一个名单，供藤森在组阁时参考。
作为藤森的私人代表，德索托在藤森赴美之前拜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1933—）。德索托对康德苏说，藤森上台后将为恢复秘鲁经济增长而采取任何措施。德索托还希望康德苏直截了当地向藤森指出秘鲁的改革之路。康德苏许诺，他不会对藤森使用外交辞令，而是要明确地向藤森提出他对秘鲁改革方案的看法。
1990年6月29日，藤森与国际机构领导人讨论秘鲁经济形势的会议在联合国总部大楼的第38层举行。会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世界银行行长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1922—2003）和美洲开发银行行长伊格莱西亚斯（Enrique V.Iglesias，1930—）。德索托也参加了会议。当藤森介绍完毕其渐进式稳定化计划时，会议室内鸦雀无声。康德苏等人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因为他们不同意藤森的改革方案。而在德索托全盘托出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帕斯托·门多萨制定的“休克疗法”后，康德苏立即说道：“这才是我爱听的美妙音乐”。
这一次会议无疑使藤森放弃了在竞选时他作出的“以渐进方式实施改革”的承诺。回国后不久，藤森决定任命胡安·乌尔塔多（Juan Carlos Hurtado Miller，1939—）为财政部长。令人不解的是，乌尔塔多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因此，1991年2月，乌尔塔多仅在任职六个月后就下台了。他的接班人是德索托推荐的旅居美国的卡洛斯·博洛尼亚（Carlos Boloña Behr，1950—）。在藤森和博洛尼亚等人的配合下，秘鲁的经济改革全面展开。
秘鲁人称藤森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计划为“藤森休克”（Fujishock）。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秘鲁政府建立了大量国有企业。应该说，国有企业在秘鲁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供了大量产品和服务。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和其他一些因素，秘鲁的国有企业同样面临效率低下和亏损严重的问题。
藤森上台后不久就制定了庞大的私有化计划。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被出卖。据估计，藤森政府通过私有化获得了约90亿美元的收入，其中18亿美元用于扶贫，近20亿美元用于偿还外债，20亿美元用于国家公务员的社会保障开支，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买军火。
在推动私有化的过程中，藤森政府实施了一种被称作“人民资本主义”的拍卖方式。根据这一方式，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获得私有化企业的股份。鉴于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政府规定，这些人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获得资金，首付款的比重为10％，贷款利率为12％。为避免富人获得更多的股份，政府规定，任何人购买的股份总额不得超过相当于1400美元的上限。
第二，降低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化。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为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秘鲁政府高筑贸易壁垒，从而使国内企业免受外国产品的竞争。藤森上台后，把开放市场作为经济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关税从改革前的80%降至1990年代末的13%。此外，藤森政府还降低了非关税壁垒。除武器、军火和毒品以外，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不再需要进口许可证。
第三，实施金融自由化。1980年代初，秘鲁政府曾试图通过降低储备金要求、提高利率上限和对外资开放市场等措施来推动金融自由化。但是，1983年爆发债务危机后，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美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本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因此，酝酿中的金融自由化计划未能实施。
藤森政府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第一个举措是于1991年4月颁布了《金融与保险机构法》（即DL637法），同时废弃了1931年的银行法。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提高公众对金融部门的信任度。为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于1991年颁布了《证券市场法》。1992年4月实施“自我政变”后，藤森的权力进一步扩大。5月，政府关闭了四家国有开发银行，8月又关闭了一家。地方上的国有银行与一家名为大陆银行(Banco Continental)的国有银行合并。三年后，大陆银行也被私有化。
为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政府于1992年12月29日颁布了《中央储备银行法》（即DL26123法）。该法不再要求中央银行担负起加快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任，而是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保持货币稳定和调节货币供应；除购买财政部债券以外，中央银行不得用其他方式向公共部门融资；中央银行不得设立多重汇率，不得为改变私人银行的投资组合而进行干预；中央银行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确定利率的上限和下限，因此，至1991年，所有利率管制措施都被放弃；至1992年，所有定向贷款也被取消，本币储蓄的储备金率不断降低（1990年代中期为9％）。
第四，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在加西亚当政时期，由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秘鲁的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一是生产得不到发展，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二是财政收支难以保持平衡，政府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弥补赤字；三是政府采取的控制价格和增加补贴的方法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信号。
应该指出，在1980年代，除秘鲁以外，其他拉美国家也面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但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反通货膨胀计划。秘鲁等国采用的是非正统手段，即利用行政手段来管制价格，不是在宏观经济领域实施紧缩性政策。
事实上，藤森上台伊始就认识到，能否控制通货膨胀率是他在经济领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通货膨胀率得不到控制，他的改革计划就难以取得成功。为此，藤森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取消价格管制和价格补贴；改进税收机制和完善征税体系；强化财政纪律，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进口商品的供给，以满足市场供应。
第五，放宽对外资的限制。1980年代以前，在安第斯共同体的框架内，秘鲁对外资实施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藤森上台后，把吸引外资视为复苏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因此政府颁布了《私人投资法》和《外国投资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外资能够享受的种种优惠。这些优惠措施主要包括：简化外资的审批程序；外资企业拥有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可以抽回所有投资，汇岀所有利润；外资可进入绝大多数领域；外资企业可利用任何一种货币在商业银行转移资金。（安第斯共同体成立于1969年，是拉美地区历史最久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之一，成员国为安第斯山麓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2006年委内瑞拉政府要求退出该组织]。——编注）
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如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经济学人智库[EIU]）认为，秘鲁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在整个拉美地区来说也是最为宽松的。在1992至2001年期间，秘鲁吸引了约170亿美元的外资，主要来自西班牙、美国和英国。
第六，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稳定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前，秘鲁的“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控制，覆盖面小，亏损严重（亏损额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二）。
1993年，秘鲁成为第一个仿效智利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拉美国家。改革的重点同样是建立个人账户，由私人部门经营和管理。但是，秘鲁的改革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不提供最低的福利；工人既可以留在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中，也可以进入新的制度；新制度中工人的平均年龄仅为25岁，低于任何一个拉美国家。
最初，新制度要求工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款，因此新制度的吸引力似乎不大。从1995年7月起，政府颁布法规，要求新旧制度的缴款额度必须相同。其结果是，至1997年9月，加入新制度的工人从最初的不足10万人快速增加到170万人，相当于正规部门中工人总数的44％。但是，被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排除在外的非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51%）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仍然无法进入新制度。
藤森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一，改革使秘鲁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阴影。在藤森当政的十年时间内（1990年7月至2000年11月），只有1992年和1998年的增长率为负数。此外，在十年时间内，有五个年份的增长率高于拉美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994年，秘鲁的GDP增长率高达12.7％，居拉美各国之首。
第二，藤森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使通货膨胀率从7650%降至139%。1999年，即藤森第二任期结束前夕，通货膨胀率仅为3.7%。
第三，吸引了大量外资。一方面，私有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众多投资机遇；另一方面，藤森政府采取了多种吸引外资的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措施改善了秘鲁在国际上的形象，使其成为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场所。仅在1996年，进入秘鲁的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就接近35亿美元。
第四，金融自由化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改善了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坏账和呆账比重从1990年的20％下降到1995年的6％。资本市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至1997年，股票市场上的交易量比1990年增长了15倍。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的贷款显著增加，普通消费者则更容易获得信用卡服务和自动取款机的服务，支票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
第五，税制改革和其他一些措施使财政形势得到了改善。一方面，藤森政府取消了多种财政补贴，从而降低了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藤森政府通过打击偷税漏税和提高征税效率等手段，使税收总额相当于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不足5％上升到1999年的12.5％。其结果是，秘鲁的财政形势得到了改善。1990年，秘鲁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为7.5％，至1997年，财政收支实现了0.2％的盈余。尽管此后几年又出现了逆差，但逆差相当于GDP的比重不大（1998至2000年分别为-0.8％、-31％和-3.1％）。
第六，对外经济关系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8年，秘鲁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亚太国家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秘鲁与欧盟的关系不断发展。在1990至2001年期间，秘鲁与欧盟合作的项目资金总额高达2.76亿欧元，从而使秘鲁成为安第斯共同体中接受欧盟援助最多的国家。此外，秘鲁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第七，在社会发展领域，藤森政府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1990年的14.3％下降到2000年的10.1％。其中男性的文盲率从同期的7.9％减少到5.3％，女性的文盲率从同期的20.6％跌落到14.6％。婴儿的死亡率从1985至1990年的68‰下降到1995至2000年的45‰。此外，1990年代期间秘鲁的贫困率也有一定的下降。
虽然藤森的改革具有上述正面作用，但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改革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秘鲁的贫困率仍然高达49％。在1990年代后期，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二是改革并没有使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藤森下台时，矿产品和鱼粉的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仍然高达将近三分之二。这一出口商品结构与此前四十年没有多大的变化。三是失业问题依然很严重。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藤森的“休克计划”启动后，首都利马的失业率立即从1991年的5.9％上升到1992年的9.4％。此后，失业率一直徘徊在8％至9.2％之间，一直高于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还应该指出的是，当年打着“诚信”旗号参与总统竞选的藤森，上台后虽然采取了不少反腐败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例如，在藤森当政时期，政府用于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总额高达25亿美元，因此建筑业是1990年代发展最快的行业。这些工程通常是由政府部门与私人建筑公司共同承包的，而有些私人建筑公司的老板就是政府官员（其中之一是曾在1993至1998年期间任秘鲁经济部长的豪尔赫·卡梅[Jorge Camet Dickmann,1927—2013]）。藤森下台后，根据国会的调查，卡梅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政府获得的大量资金投入他自己承包的工程项目中。对此，藤森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四、“另一种政绩”和“自我政变”
在推动改革的同时，藤森还有力地打击了崇尚暴力活动的反政府组织。藤森的“硬拳出击”被视为其当政期间的“另一种政绩”。
秘鲁的反政府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光辉道路”，另一个是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Túpac Amaru）。由于它们经常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因此国际舆论经常称之为恐怖主义组织。
“光辉道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创始人古斯曼（Abimael Guzmán，1934—）曾经是一位在大学教授哲学的讲师。“光辉道路”是秘鲁最主要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曾制造无数起大大小小的恐怖事件，包括暗杀、绑架以及炸毁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
藤森上台时，“光辉道路”控制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地盘。2003年8月，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公布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在1980至2000年期间发生的各种政治暴力中，共有69280人被杀或失踪，其中54%的死亡与“光辉道路”从事的恐怖活动有关。
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是由若干激进的左派组织于1984年成立的。据估计，在成立之初，它的规模在三百到六百人之间，活动范围限于东部地区的丛林地带。它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不及“光辉道路”那样频繁，但同样给秘鲁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恐怖组织的暴力活动严重影响了秘鲁的投资环境，使国内外投资者趑趄不前。为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藤森赋予军队以任意逮捕嫌疑犯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进行秘密审判的权力。此外，藤森还鼓励农村地区的居民成立农民巡逻队（rondas campesinas），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恐怖主义活动。1992年6月，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领导人珀雷（Víctor Polay，1951—）被捕；同年9月，“光辉道路”头目古斯曼被擒。此后，恐怖主义活动大为减少。但许多人权组织认为，秘鲁军队经常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不尊重人权，甚至错杀无辜。
然而，藤森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得到议会的支持。由于总统府与议会的矛盾无法调和，藤森依靠军队的支持，于1992年4月强行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改组司法机构（罢免了23位大法官中的13位），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于一身。国际媒体称这一事件为藤森总统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或“藤森政变”（Fujigolpe）。翌年，新宪法问世。它规定，总统可以连任一届；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可以处死刑；议会改为一院制。
“藤森政变”在国际上引起了众多非议。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德国和西班牙暂停了一些援助计划的实施，委内瑞拉中止了与秘鲁的双边外交关系，阿根廷则召回了其驻秘鲁的大使，阿根廷和智利甚至还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停止秘鲁在该组织中的席位。然而，仅仅过了两周，美国总统布什就承认藤森是秘鲁的“合法”总统。据报道，美国之所以默认藤森的“自我政变”，主要是因为藤森在打击“光辉道路”等暴力组织方面出手不凡。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光辉道路”在秘鲁掌权，这个拉美国家会出现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
藤森的“自我政变”不仅得到了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还拥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民意测验表明，藤森的支持率最高时曾达到73％。在1993年的全民公决中，藤森推出的新宪法获得了通过。这一宪法使藤森得以再次参加竞选。
五、连任、流亡和入狱
毋庸置疑，藤森在经济领域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在打击“光辉道路”时采取的强硬手段，使他在1995年4月的总统大选中以64％的选票击败了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德奎利亚尔，趾高气扬地蝉联总统，并控制了议会。
藤森的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秘鲁就与厄瓜多尔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在亚马逊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边界争端。此外，秘鲁还与智利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但1996年12月发生的日本使馆人质事件使藤森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12月17日晚，日本驻秘鲁大使在大使官邸为庆祝日本天皇63岁生日而举行招待会。正在宾主举杯畅饮之际，一伙恐怖分子冲进大使官邸，扣押了600多名人质。一场举世瞩目的人质危机由此开始。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之一是藤森政府必须释放数年前被抓获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领导人。双方僵持数月之久，恐怖分子先后释放了三百余名人质，但藤森政府始终没有让步。后来，在美国反恐怖特种部队的协助之下，藤森成功地解救了人质。
人质危机的解决以及经济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藤森的知名度。但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恐怖活动的减少，使秘鲁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人权、民主和腐败等问题。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的副作用以及藤森在反腐败和民主建设等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为反对派向藤森发动进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藤森的第二个任期远远不如其第一任风光。
1993年通过的秘鲁宪法将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藤森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其支持者在议会通过一项法律，令他可以在2000年谋求第三个任期。
2000年4月的大选是藤森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本次大选是秘鲁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在第一轮大选中，他与反对派候选人托莱多（Alejandro Toledo，1946—）的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按规定应举行第二轮选举。托莱多指责藤森在大选中有舞弊行为，要求推迟举行第二轮选举，但遭到藤森拒绝。托莱多愤然宣布退出竞选。5月28日，藤森在没有对手的第二轮选举中顺利实现了第三次蝉联总统的计划。
虽然藤森在这一次有争议的大选中获得了胜利，但他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同年9月，藤森的亲信、国家情报局局长蒙特西诺斯（Vladimiro Montesinos,1946—）用重金收买反对派议员的“录像带丑闻”曝光后，秘鲁政局出现动荡。
面对国内外的各种攻击和指责，藤森作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选择。2000年11月17日，在赴文莱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藤森未按计划到巴拿马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而是去了日本，并于20日在东京向秘鲁议会递交了辞呈。21日，秘鲁议会不是接受了藤森的辞职请求，而是将其罢免。
在秘鲁的要求下，国际刑警组织于2003年3月26日对藤森发出了“红色通缉令”。2005年11月6日，藤森出人意外地离开躲避了五年之久的日本，出现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据报道，藤森欲以此为大后方，在翌年的秘鲁总统大选中东山再起。但他在抵达圣地亚哥数小时后就被智利警方逮捕。2009年4月7日，秘鲁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藤森25年监禁，罪名是参与两起绑架杀人案和犯有“践踏人权罪”。
六、拉美政治的历史不会终结
藤森在秘鲁政坛的崛起和退场，一定程度上也是1990年代以来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缩影。这一缩影的特点是：以传统的老牌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家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新一代领导人”推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改革的副作用使许多选民大失所望；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反对派的攻击结合在一起，使“新一代领导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拉美政治舞台上，藤森的退场几乎与左派力量的再起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随着拉美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该地区的左派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一些左派人士甚至提出了各种理论，其中包括主张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依附论”以及希望用武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游击中心论”。事实上，即便在六七十年代，面对军政府的残酷迫害，左派力量仍然能在推动拉美政治民主化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挫折，拉美的左派力量陷入了低潮。许多人或退出左派党，或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后转向右派党。曾几何时，拉美的右翼力量为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独霸天下而兴高采烈。美国更是为自己在西半球成功地“抵御共产主义影响”而沾沾自喜。
然而，以1998年查韦斯（Hugo Chávez，1954—2013）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为标志，拉美左派东山再起，极大地改变了拉美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曾几何时，被国际媒体视为左翼政治家当政的拉美国家多达八个（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这些国家的领土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1.8%，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53.8%。当时，国际上有这样一句名言：欧洲在右转，拉美在左转。一些国际媒体将此现象形容为西半球的“粉红色浪潮”。
拉美左派力量的主张一般都包括以下内容：注重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强化政府的作用，反对私有化，捍卫国家主权和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这些主张得到了拉美国家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反全球化人士的积极呼应。因此，当2004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时，迎接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除了智利官方的外交礼节以外，还有无数智利人的抗议和示威。甚至还有人高呼：“布什滚回去！”
拉美左派力量能东山再起的原因是许多选民有求变的心态。当然，这一心态与他们面对的现实密切相关。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其内容包括：对大量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以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放松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搞金融自由化；取消对外资的多种限制，扩大国民经济的对外开放度。
上述改革措施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例如，由于政府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被降低，许多社会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又如，在国民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许多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有些企业或缩小生产规模，或倒闭。其结果是，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一些国家，城市失业率高达20％。再如，虽然改革使不少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些问题使拉美的左派力量和广大选民认识到，拉美不能听凭新自由主义的摆布，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因此，拉美左派力量的复兴无疑向世人表明，拉美敢于向新自由主义说“不”！
此外，在许多拉美国家，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社会治安的恶化等问题，也使为数不少的拉美人对现实感到不满、甚至愤慨。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出现一个不同于过去历届总统的“能人”，以一种超凡的手法解决各种问题。
2004年4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题为《拉丁美洲的民主》（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owards a Citizens’Democracy）的报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拉美人对现实非常不满。该报告指出，在被调查的18个国家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如果专制统治能够解决拉美的经济问题，他们宁愿不要民主。该报告还说，许多拉美人对传统政党和政府的无能感到厌倦，因而希望新的领导人（即便是铁碗政治家也无妨）能够为国家带来新的气象，能够加快经济发展。
应该指出，与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不同的是，拉美的新一代左派不主张采用“对总统府发起武装攻击”这样的暴力手段来获取政权，也不愿意通过在农村或城市打游击战的方式来发动革命，而是希望实现“协商一致的变革”，即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各阶层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民主的框架内以法律手段解决分歧，在国家的各种大事方针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因此，即便是曾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SLN），现在也放弃了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的激进主张；而2000年3月至2006年3月在任的智利总统拉戈斯（Ricardo Lagos，1938—）则不仅不像其他地区的反全球化人士那样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反而积极地与有关国家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2003年1月至2011年1月担任巴西总统的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1945—）更是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现实的左派总统”。虽然他上台后提出了引人注目的“零饥饿计划”，以缓解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在经济领域，他基本上延续了前任政府的政策，以致于许多人在2005年年初召开，主要由反全球化人士和左派人士参加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指责他在经济领域中“向右转”。
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拉美左翼风光不再的原因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无非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众所周知，在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选民的基本要求就是确保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但在许多左翼当政的拉美国家，选民的这一要求却得不到满足。在“石油王国”委内瑞拉，民众居然为了得到基本的食品和日用品而长时间地排队。这是极为不可思议的。
在左翼当政的拉美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原因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疲软，导致出口收入下降。这对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左翼国家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二是经济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从而打击了私人投资，损害了经济活力。
诚然，自1970年代出现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的政党政治不断完善。但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矛盾时常恶化，有时甚至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尤其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这一矛盾实际上从未消停过。
除上述两个显著的“通病”以外，不同的左翼政府还有不同的遭遇。例如，委内瑞拉政府长期遭受美国的打压。美国甚至帮助查韦斯的对手在2002年4月发动了一次政变。在巴西，卢拉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1947—）都口口声声要打击腐败，但是，无论在政府内还是他们所在的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内，腐败始终是一个难以驱赶的恶魔。
拉美左翼风光不再这一事实似乎能告诉我们：发展总是硬道理，此其一；其二，以政治共识为基础的政治稳定来之不易，极为重要。
当然，面对冷酷的现实，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拉美左翼政府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且不论政府应该把多少公共资金用于社会发展，难以否定的事实是：弱势群体中许多成员的生活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改善。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探索和“试错”。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无论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1962—）政府还是普通的民众，大概都知道他们的国家应该如何发展。
事实上，并非每一个左翼政府都是失败的。如在厄瓜多尔，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甚至美国的一些媒体也承认，前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1963—）创造了“奇迹”。
拉美左翼一路走来，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然而，拉美左翼风光不再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过去几十年拉美政治的发展轨迹表明，拉美政治风向标或左忽右地摇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本文原刊于《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原题：“论藤森现象”。本次重刊时由作者本人结合新的动态进行了较多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