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元旦恐袭三问：谁干的？为什么？怎么又是土耳其？

　　当新年的脚步刚刚到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39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近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在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反恐安全形势严峻的同时，也反映出土耳其内外政策在过去一年剧烈变化导致所带来的影响。

　　神秘的袭击者

　　此次袭击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017年元旦的凌晨1点左右，地点是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夜总会。当时该夜总会正在举行跨年活动，一名假扮成圣诞老人的袭击者突然向欢庆的人群开枪，由于当时聚会的人有大约800人(包括夜总会雇员在内)，因此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此次恐袭的实施者显示出了较强的心理素质，根据当前汇总的信息显示，袭击者大约在凌晨1：15分乘坐出租车来到现场，并从出租车的后备箱中取出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袭击者使用的自动步枪。随后袭击者从包中取出步枪，将负责维护现场治安的一名警察打死，并向夜总会内的欢庆的人群疯狂扫射。在子弹打光之后，袭击者从容不迫的撤离现场，在途中更换服装，消失在新年的夜色中。袭击者的整个过程让土耳其国内媒体惊呼“专业、训练有素和冷血”。

　　此前据俄罗斯卫星网1月1日报道，袭击伊斯坦布尔夜总会的恐怖分子被击毙。但袭击者的身份仍然成迷。有现场目击者称，袭击者说阿拉伯语，因此很可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极端分子。但是根据以往IS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果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它会在第一时间“认领”该事件，即使袭击者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它也会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并对袭击者进行褒扬。而此次袭击之后，IS仍然保持沉默，因此很可能并不是IS所为。

　　另一方面，IS极端分子在发动恐怖袭击过程中，往往会选择“自杀袭击”，即在自己被击毙之前不会停止杀戮。去年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克国际机场的袭击事件中，袭击者尽管也是手持武器和手雷射杀候机乘客，但是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持续袭击，直到被安全人员击毙。此次袭击事件，袭击者在袭击之后化妆逃离，显示出袭击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谋划好了撤退事宜，因此与IS以往的袭击过程有些不符。

　　如果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或者其下属分支机构所为，也有可能，比如2016年12月在伊斯坦布尔贝西科塔什球场外的袭击事件，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库尔德自由之鹰”所为。但是“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的袭击，袭击者往往是库尔德人，在动手前多以流利的土耳其语掩饰身份。而此次袭击者则被目击者描述为“说阿拉伯语”，与以往经验存在偏差。而选择元旦之日的夜总会这样的时间地点发动袭击，更显示出某些伊斯兰教元素，而这与“库尔德工人党”秉持的左翼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相符。

　　除了IS和“库尔德工人党”之外，第三个可能的袭击者就是流亡海外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不久前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事件的凶手，就被土耳其政府认定是“居伦运动”的支持者。由于居伦本人的伊斯兰背景，其支持者在元旦发动袭击以显示对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警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居伦运动”的袭击者的目标更倾向于政府要员，针对平民的袭击，又似乎并不符合“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套路”。

　　巨大的安防漏洞

　　此次袭击事件，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安全体系的重大漏洞。在袭击事件发生前的12月底，土耳其国内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安全机构，已经接到了袭击预警，表明元旦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活动。因此在跨年夜，土耳其警方和安全机构出动了大量的安保人员，分散在伊斯坦布尔各地，维持治安。

　　在袭击现场，土耳其的安全机构仍然出现了防控漏洞。一般大型公共场所的反恐安保，除了配置明显的安保人员，如身着制服的警察之外，还要配置暗处身着便衣的“暗哨”。但是在此次袭击中，现场除了被打死的一名土耳其年轻警察(这名警察仅21岁，成为警察仅10个月)之外，负责安保的“暗哨”则没有及时预警，甚至有媒体称便衣安保人员当时已经睡着。因此袭击者得以突然发难，在发动袭击之后，从容逃离。

　　安保的漏洞和情报防控的缺位，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安全系统的失职。尽管从2016年7月份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开始了针对情报和司法领域大规模的“清洗”，但是早在2014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和“居伦运动”决裂时，土耳其政府针对司法系统的“清洗”就已经开始。在2015年，土耳其国内就开始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当时就曾有土耳其“被退休”的情报官员撰文，批评政府大规模“清洗”司法机构，带来的“情报工作效率低下”。而进入2016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曾经安静而温和的土耳其，似乎在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遍布危险的国度。

　　此外，在袭击发生之前，土耳其国内一些伊斯兰舆论谴责民众“过圣诞”和“过元旦”，认为圣诞节和元旦都是“西方的节日”，而不是伊斯兰教的节日。而在此次袭击事件之后，一些土耳其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认为袭击震慑了“崇洋媚外者”。在袭击发生前，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还向国内80000多清真寺宣布，元旦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节日。而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甚至走上街头，抗议“欢庆元旦”。

　　剧变的痛楚

　　此次袭击事件，显示出土耳其国内急剧变化的内政外交方针所带来的影响。在内政方面，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导向，由一个执政初期“追求民主”“反对军事干政”的政党，演变为了一家独大的政党，并且力图通过修改宪法将国家体制变革为“总统制”。为达到此目的，“正义与发展党”选择了与右翼的“民族行动党”合作，而抛弃了执政初期库尔德政治力量。

　　在追求“总统制”的道路上，“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曾经选择和“居伦运动”结盟，共同打击土耳其国内军队力量。当2013年埃尔多安由于腐败事件而受到民众质疑之时，“居伦运动”也和“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决裂，埃尔多安甚至称“居伦运动”支持者是土耳其国内的“影子政府”，决心予以清除。在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中，埃尔多安就指责居伦本人指挥了政变。

　　但是与“居伦运动”决裂，并不代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抛弃伊斯兰政治倾向。无论是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新奥斯曼主义”，还是埃尔多安及其团队不时透露出的“伊斯兰化宪法”，土耳其国内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伊斯兰政治力量大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削弱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和曾经以捍卫世俗主义为纲的土耳其军队。

　　在去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更加紧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依据“紧急状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高压态势，在打击“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同时，针对媒体、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进行了审查，大大加强了对社会舆论的管控。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抛弃了埃尔多安早年间所倡导的“民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承诺，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库尔德政治力量“人民民主党”议员和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被土耳其安全机构逮捕，表明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道路已经被“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堵死。

　　而在2016年上半年，随着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的下台，“正义与发展党”内部权力结构经历了新一轮的洗牌，伴随而来的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剧烈变化。尤其是去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与欧洲国家因为“人权问题”、“免签证”、“难民问题”等关系僵化，与美国关系则由于引渡居伦而受到影响。而在叙利亚战场，面对俄罗斯和伊朗力挺的巴沙尔政府军不断反攻，以及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不断扩张，土耳其被迫与俄罗斯主动修好，甚至在不久前与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了关于叙利亚境内停火的协议。“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也不再死守“巴沙尔下台”的先决条件，转而通过务实的态度保持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关切。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变化，导致了土耳其针对IS等极端组织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尤其是在袭击发生前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的叙利亚境内停火协议上，土耳其承诺将会继续打击IS和“胜利阵线”等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武装。短时期内外交政策的迅速摇摆，则点燃了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IS和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针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不断涌现。

　　土耳其元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示出在剧烈变动的内外政策中，土耳其国内安全的脆弱和敏感。当修宪公投即将到来，当土耳其“向东看”，一个“大总统制”下的土耳其，也必然将面临转型中的巨大安全挑战。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当新年的脚步刚刚到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39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近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在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反恐安全形势严峻的同时，也反映出土耳其内外政策在过去一年剧烈变化导致所带来的影响。

　　神秘的袭击者

　　此次袭击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017年元旦的凌晨1点左右，地点是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夜总会。当时该夜总会正在举行跨年活动，一名假扮成圣诞老人的袭击者突然向欢庆的人群开枪，由于当时聚会的人有大约800人(包括夜总会雇员在内)，因此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此次恐袭的实施者显示出了较强的心理素质，根据当前汇总的信息显示，袭击者大约在凌晨1：15分乘坐出租车来到现场，并从出租车的后备箱中取出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袭击者使用的自动步枪。随后袭击者从包中取出步枪，将负责维护现场治安的一名警察打死，并向夜总会内的欢庆的人群疯狂扫射。在子弹打光之后，袭击者从容不迫的撤离现场，在途中更换服装，消失在新年的夜色中。袭击者的整个过程让土耳其国内媒体惊呼“专业、训练有素和冷血”。

　　此前据俄罗斯卫星网1月1日报道，袭击伊斯坦布尔夜总会的恐怖分子被击毙。但袭击者的身份仍然成迷。有现场目击者称，袭击者说阿拉伯语，因此很可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极端分子。但是根据以往IS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果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它会在第一时间“认领”该事件，即使袭击者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它也会大张旗鼓的进行宣传，并对袭击者进行褒扬。而此次袭击之后，IS仍然保持沉默，因此很可能并不是IS所为。

　　另一方面，IS极端分子在发动恐怖袭击过程中，往往会选择“自杀袭击”，即在自己被击毙之前不会停止杀戮。去年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克国际机场的袭击事件中，袭击者尽管也是手持武器和手雷射杀候机乘客，但是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持续袭击，直到被安全人员击毙。此次袭击事件，袭击者在袭击之后化妆逃离，显示出袭击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谋划好了撤退事宜，因此与IS以往的袭击过程有些不符。

　　如果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或者其下属分支机构所为，也有可能，比如2016年12月在伊斯坦布尔贝西科塔什球场外的袭击事件，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库尔德自由之鹰”所为。但是“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的袭击，袭击者往往是库尔德人，在动手前多以流利的土耳其语掩饰身份。而此次袭击者则被目击者描述为“说阿拉伯语”，与以往经验存在偏差。而选择元旦之日的夜总会这样的时间地点发动袭击，更显示出某些伊斯兰教元素，而这与“库尔德工人党”秉持的左翼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相符。

　　除了IS和“库尔德工人党”之外，第三个可能的袭击者就是流亡海外的“居伦运动”支持者。不久前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事件的凶手，就被土耳其政府认定是“居伦运动”的支持者。由于居伦本人的伊斯兰背景，其支持者在元旦发动袭击以显示对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警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居伦运动”的袭击者的目标更倾向于政府要员，针对平民的袭击，又似乎并不符合“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套路”。

　　巨大的安防漏洞

　　此次袭击事件，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安全体系的重大漏洞。在袭击事件发生前的12月底，土耳其国内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安全机构，已经接到了袭击预警，表明元旦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活动。因此在跨年夜，土耳其警方和安全机构出动了大量的安保人员，分散在伊斯坦布尔各地，维持治安。

　　在袭击现场，土耳其的安全机构仍然出现了防控漏洞。一般大型公共场所的反恐安保，除了配置明显的安保人员，如身着制服的警察之外，还要配置暗处身着便衣的“暗哨”。但是在此次袭击中，现场除了被打死的一名土耳其年轻警察(这名警察仅21岁，成为警察仅10个月)之外，负责安保的“暗哨”则没有及时预警，甚至有媒体称便衣安保人员当时已经睡着。因此袭击者得以突然发难，在发动袭击之后，从容逃离。

　　安保的漏洞和情报防控的缺位，显示出土耳其国内安全系统的失职。尽管从2016年7月份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开始了针对情报和司法领域大规模的“清洗”，但是早在2014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和“居伦运动”决裂时，土耳其政府针对司法系统的“清洗”就已经开始。在2015年，土耳其国内就开始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当时就曾有土耳其“被退休”的情报官员撰文，批评政府大规模“清洗”司法机构，带来的“情报工作效率低下”。而进入2016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曾经安静而温和的土耳其，似乎在短时期内，成为了一个遍布危险的国度。

　　此外，在袭击发生之前，土耳其国内一些伊斯兰舆论谴责民众“过圣诞”和“过元旦”，认为圣诞节和元旦都是“西方的节日”，而不是伊斯兰教的节日。而在此次袭击事件之后，一些土耳其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认为袭击震慑了“崇洋媚外者”。在袭击发生前，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还向国内80000多清真寺宣布，元旦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节日。而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甚至走上街头，抗议“欢庆元旦”。

　　剧变的痛楚

　　此次袭击事件，显示出土耳其国内急剧变化的内政外交方针所带来的影响。在内政方面，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导向，由一个执政初期“追求民主”“反对军事干政”的政党，演变为了一家独大的政党，并且力图通过修改宪法将国家体制变革为“总统制”。为达到此目的，“正义与发展党”选择了与右翼的“民族行动党”合作，而抛弃了执政初期库尔德政治力量。

　　在追求“总统制”的道路上，“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曾经选择和“居伦运动”结盟，共同打击土耳其国内军队力量。当2013年埃尔多安由于腐败事件而受到民众质疑之时，“居伦运动”也和“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决裂，埃尔多安甚至称“居伦运动”支持者是土耳其国内的“影子政府”，决心予以清除。在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中，埃尔多安就指责居伦本人指挥了政变。

　　但是与“居伦运动”决裂，并不代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抛弃伊斯兰政治倾向。无论是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新奥斯曼主义”，还是埃尔多安及其团队不时透露出的“伊斯兰化宪法”，土耳其国内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伊斯兰政治力量大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削弱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和曾经以捍卫世俗主义为纲的土耳其军队。

　　在去年7月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更加紧张，“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依据“紧急状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高压态势，在打击“居伦运动”支持者的同时，针对媒体、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进行了审查，大大加强了对社会舆论的管控。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抛弃了埃尔多安早年间所倡导的“民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承诺，尤其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库尔德政治力量“人民民主党”议员和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被土耳其安全机构逮捕，表明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道路已经被“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堵死。

　　而在2016年上半年，随着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的下台，“正义与发展党”内部权力结构经历了新一轮的洗牌，伴随而来的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剧烈变化。尤其是去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耳其与欧洲国家因为“人权问题”、“免签证”、“难民问题”等关系僵化，与美国关系则由于引渡居伦而受到影响。而在叙利亚战场，面对俄罗斯和伊朗力挺的巴沙尔政府军不断反攻，以及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不断扩张，土耳其被迫与俄罗斯主动修好，甚至在不久前与俄罗斯和伊朗达成了关于叙利亚境内停火的协议。“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也不再死守“巴沙尔下台”的先决条件，转而通过务实的态度保持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关切。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变化，导致了土耳其针对IS等极端组织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尤其是在袭击发生前土耳其和俄罗斯达成的叙利亚境内停火协议上，土耳其承诺将会继续打击IS和“胜利阵线”等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武装。短时期内外交政策的迅速摇摆，则点燃了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IS和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境内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针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不断涌现。

　　土耳其元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示出在剧烈变动的内外政策中，土耳其国内安全的脆弱和敏感。当修宪公投即将到来，当土耳其“向东看”，一个“大总统制”下的土耳其，也必然将面临转型中的巨大安全挑战。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