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斌：中俄关系一定是有上限的，就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有强国参与的战争都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冲击，并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在权力失衡的国际体系中，强国很容易反应过度，选择预防性战争回应体系压力。

　　从悲观的角度看，俄乌战争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导致国际秩序长期处于“冷和平”中，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不可避免地与俄罗斯持续对抗。积极地看，国际秩序将回归“动荡和平”的状态，还存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虽然机会很小。

　　因为俄罗斯有西方国家需要的、储量巨大的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而西方国家有俄罗斯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但是，无论国际体系处于“冷和平”还是“动荡和平”，都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中俄关系。

　　面对权力失衡的国际体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中关系超过传统军事政治同盟，而中国外长则表述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全面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行为、国内舆论。

　　然而，中俄关系并非中国对外关系中唯一的大国关系。中俄双边关系的变化往往会受到第三方关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特定的时空下，良性循环的中俄关系只能保证中俄双方不冲突、不对抗、互惠互利，但中国无法控制是否在其他大国关系的变化中获得好处，或面临险境。

　　更重要的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无战争状态下的产物，而在战争状态下，各种不可控的风险要远远高于无战争状态。所以，中俄关系一定是有上限的，而这个上限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任何战争都有终点，但战争的代价可能会产生相当长的影响，并无法预见所有代价。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一个先进国家外交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让该国获益却不会得罪其他各国，也不会让它们心生恐惧而联手采取压制行动。因此，在战争中反思中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俄乌战争及大国政治可能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国外交需要重视并做好以下工作：

　　要始终高举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大旗。新中国外交史和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双边关系若凌驾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上，一定会降低对外战略的灵活性，限制外交决策的自由度。

　　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力是不断变化的，体系内会生成制衡的力量，让国际体系趋于相对均衡。由于主权国家都可以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所以各种力量总是在此消彼长。事实上，中国对外关系越有弹性，对外战略就越有韧性，越有利于在“冷和平”或“动荡和平”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要合理定位中俄关系，避免高估中俄关系对制衡国际体系压力的重要性，并对可能影响中国人民利益的负面因素“动态清零”，不要让任何大国关系绑架中国人民的利益。

　　国家经济和技术自强是回应国际体系压力的必要条件。拥有高质量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寻求或维护强国地位的必由之路。

　　超常的军事实力在短期内对维护强国地位是有效的，但长期来看，若经济和技术实力落后，军事实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中国要善于在竞争性共处中不断发展自己，让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平衡发展。

　　最后，国际秩序变化不一定是霸权国衰落，而是中国等其他国家发展了。中国需要在变化中学习，与其他强国、弱国共存和互动，并构建积极进步的国家声誉。

　　汉斯·摩根索指出，威望政策是合理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要素。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本国拥有的实力，既不显示过多，又不呈现过少，是高明的国家威望政策的任务。在新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不仅要促进国际主义，更要维护国际正义，用自己的行动塑造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秩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原题《反思战争下的中俄关系》

　　有强国参与的战争都会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冲击，并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在权力失衡的国际体系中，强国很容易反应过度，选择预防性战争回应体系压力。

　　从悲观的角度看，俄乌战争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导致国际秩序长期处于“冷和平”中，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将不可避免地与俄罗斯持续对抗。积极地看，国际秩序将回归“动荡和平”的状态，还存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虽然机会很小。

　　因为俄罗斯有西方国家需要的、储量巨大的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而西方国家有俄罗斯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但是，无论国际体系处于“冷和平”还是“动荡和平”，都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中俄关系。

　　面对权力失衡的国际体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中关系超过传统军事政治同盟，而中国外长则表述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全面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行为、国内舆论。

　　然而，中俄关系并非中国对外关系中唯一的大国关系。中俄双边关系的变化往往会受到第三方关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特定的时空下，良性循环的中俄关系只能保证中俄双方不冲突、不对抗、互惠互利，但中国无法控制是否在其他大国关系的变化中获得好处，或面临险境。

　　更重要的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无战争状态下的产物，而在战争状态下，各种不可控的风险要远远高于无战争状态。所以，中俄关系一定是有上限的，而这个上限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任何战争都有终点，但战争的代价可能会产生相当长的影响，并无法预见所有代价。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一个先进国家外交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让该国获益却不会得罪其他各国，也不会让它们心生恐惧而联手采取压制行动。因此，在战争中反思中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俄乌战争及大国政治可能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国外交需要重视并做好以下工作：

　　要始终高举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大旗。新中国外交史和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双边关系若凌驾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上，一定会降低对外战略的灵活性，限制外交决策的自由度。

　　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力是不断变化的，体系内会生成制衡的力量，让国际体系趋于相对均衡。由于主权国家都可以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所以各种力量总是在此消彼长。事实上，中国对外关系越有弹性，对外战略就越有韧性，越有利于在“冷和平”或“动荡和平”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要合理定位中俄关系，避免高估中俄关系对制衡国际体系压力的重要性，并对可能影响中国人民利益的负面因素“动态清零”，不要让任何大国关系绑架中国人民的利益。

　　国家经济和技术自强是回应国际体系压力的必要条件。拥有高质量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寻求或维护强国地位的必由之路。

　　超常的军事实力在短期内对维护强国地位是有效的，但长期来看，若经济和技术实力落后，军事实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中国要善于在竞争性共处中不断发展自己，让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平衡发展。

　　最后，国际秩序变化不一定是霸权国衰落，而是中国等其他国家发展了。中国需要在变化中学习，与其他强国、弱国共存和互动，并构建积极进步的国家声誉。

　　汉斯·摩根索指出，威望政策是合理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要素。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本国拥有的实力，既不显示过多，又不呈现过少，是高明的国家威望政策的任务。在新冷战思维、霸权主义抬头的今天，中国不仅要促进国际主义，更要维护国际正义，用自己的行动塑造一个稳定繁荣的世界秩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原题《反思战争下的中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