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拜登的上台是一个把中美关系带回正常交往轨道的机会

　　大选结果出炉两周后，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陆续公布了新内阁的部分核心成员名单。除了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之外，其他人都追随拜登多年，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面孔。但对拜登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精英政治的回归，他正处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交缠的节点，并且留给他的是一个没有中间道路的极化环境。

　　新内阁团队

　　虽然“对华强硬”成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面对拜登这样熟悉中国事务的传统政客，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迎来了新的契机。就拜登新内阁成立后的种种挑战以及对华政策，《凤凰周刊》采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他强调，中美双方要利用这个机会，重建在特朗普时期几乎全面停摆的交流渠道，这才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起点。

　　拜登很难延续传统外交风格

     《凤凰周刊》：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很多人评价说，即便特朗普时代结束，特朗普主义还在。在你看来，特朗普时代会给拜登留下什么?

　　赵穗生：特朗普2016年上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对共和党建制派新保守主义抵制的结果。所谓新保守主义(Neocon)是一种基于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干涉主义，最主要表现是“9·11”事件后时任总统小布什发起对外战争和干涉主义。

　　现在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 情绪仍然很强烈，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且这次获得7400万人的支持，与这种情绪有很大关系。特朗普限制移民、不再对外扩张、没有进行直接对外战争、把对外资源拿回国内，这些主张都满足了国内的这种情绪。

　　拜登的外交政策理论基础是民主党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与新保守主义殊途同归，都是要传播美国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拜登的外交政策会继续追求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重建过去那种盟友体系。但是时过境迁，美国已经没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毕竟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很大;而在国内，他的政策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尽管拜登用的都是他信任的建制派老班底，但这些人进入政府后在外交上的作为相当有限。特朗普虽然离开了，但支持他的民众力量还在，这股力量将牵制美国的内外政策。拜登要改变过去四年中所有的政策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能否做到也很难说。

　　拜登当选后一直强调，他将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他不可能如愿——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迎合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此一来选择拜登的8000万人就会不满。如果拜登不考虑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就做不成全民总统。他的两难处境非常明显，尤其是特朗普到目前都没认输，而且共和党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政党。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时代结束了，但特朗普主义还会延续，这也是对拜登的最大挑战。

　　《凤凰周刊》：拜登新内阁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等人都是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的老面孔。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会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

　　赵穗生：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非常传统。当时的背景是从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9·11”事件后美国在外交事务上过分透支。奥巴马因此想重新设定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衰退。这样的内外环境迫使奥巴马选择在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以建立合作关系为核心。

　　当时美国声称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并强调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后来美国意识到，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因此搞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来重新定义对华关系，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逐渐压过了合作。但奥巴马时期的总基调还是致力于两国之间的合作。

　　而等到拜登上台时，国际环境彻底变了。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现在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智库，整个大环境都把中国当做对手，特朗普政府里甚至有人把中国当做“冷战敌手”。因此拜登很难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尤其是其对华政策。

　　不过，美国的传统外交风格强调与盟国的合作，强调美国要作为世界领袖承担国际责任，占据道义制高点，有责任维护全球各个地区的稳定、经济自由化，这整套思路不能简单说是奥巴马的风格，奥巴马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受到很大的破坏，拜登在这一层面重新回到奥巴马时期，也可以说是美国传统外交风格的回归。

　　美国传统外交强调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相对理性追求，这一点也在过去几年也被严重破坏。特朗普不仅抛弃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且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拜登肯定会改变特朗普的做法，因为他的风格与奥巴马以及美国传统外交在这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从拜登目前挑选的内阁成员可以看出，这些人都在建制派体制里浸润多年，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与奥巴马时期以及美国传统也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可以对拜登及其团队的行为做出较为理性的预测，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会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传统价值观。不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不一样了，美国国力也大不如前，能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风格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传统风格呢?

　　赵穗生：我认为想要延续很难。美国想重回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重新建立盟友体系，这些在特朗普时期全部被毁坏，不断退群，出尔反尔，美国在世界上已经信用全无，很难让其他国家短时间内再次相信美国。很多人都会问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四年后再出现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怎么办?

　　特朗普的出现不仅是由于美国价值观的削弱、政治决策失误或选民的失误，而是美国相对国力削弱所决定的。过去大家都在说美国为首的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如今却在谈E7——即“东方七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及土耳其)，E7的GDP总量2015年就超过了G7，2040年很可能达到G7的两倍。整个世界力量的重组使美国在应对很多问题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引发了来自国内的焦虑——对美国这套运作体系、制度功能的焦虑，尤其是美国在外交上的过分透支，让它的国力不再能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有过的那种单极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再回来了。

　　《凤凰周刊》：拜登这次任命了很多女性和少数族裔来担任政府要职，这说明了什么?

　　赵穗生：拜登任命女性和少数族裔迎合了目前美国政治正确的环境，这两大群体也的确对他当选起了很大作用。不仅仅是迎合，拜登是真心感谢黑人和女性在投票当中对他的支持。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左倾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即这种所谓的对少数族裔或对女性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走得太远了。拜登看中的身份标签其实与美国传统中知人善任的原则相违背，抛弃了贤能政治(meritocracy)，即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依据肤色性别来用人。这个问题现在美国没人敢说，非常忌讳。这种政治正确大大增加了美国制度的运作交易成本。这将成为美国未来的一个潜在威胁。

　　过去政府里做到地位较高的人都是白人男性，很多人这次却难有机会进入拜登政府，除了几个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人(如布林肯和沙利文)，很多有能力的人落选。他们也辅佐过拜登多年，并为他竞选筹款，这些人肯定会失落，却无法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更不喜欢特朗普。

　　在涉及少数族裔和性别问题上，特朗普显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他太缺乏尊重和同理心，但拜登在这方面也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虽然他比民主党内那些极端派好得多。他的选择也反映出他当前受到来自极端自由主义的压力，这一发展趋势值得担忧。

　　“美国政经两极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凤凰周刊》：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内政外交上首要议题分别是什么?

　　赵穗生：拜登率先宣布了国安和外交团队，显然他对这方面非常重视，而且这些人员因为相对熟悉也较容易任命。但他上台后，外交和国安都很难成为首要议题，当务之急还是国内问题。拜登已经感觉到美国民主制度、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些都反映在疫情的处理和这次选举上，所以他最迫切的是要恢复经济，以及在跟共和党的平衡较量中恢复美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民主制度运作。此外，社保、公共卫生和社会公正以及因为种族矛盾导致的问题都必须面对，但是难以解决。

　　特朗普的四年里，基本一半以上的政府职位都没完全通过国会任命的程序，大多数都是代理或空置。这样有利于他个人拍板做决策。拜登要重新建立决策制度运作和程序，与特朗普有着天壤之别。但很多人这几年离开了政府职位，外交国安人员士气低落，重新建立需要时间。

　　拜登施政时还将面临的挑战是——右的特朗普主义，左的极端自由主义，两股力量把他夹在中间。美国政治经济两极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中产阶级也受到很大打击，中间派的观点、政策两头不讨好，拜登想走中间路线虽然可取，但是很难有所作为。

　　对外议题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热点国家只要不成为爆发点，拜登很难有机会主动出击，而会先控制住局面，进行危机管控。美国接下来对外的首要议题是跟盟友修复关系，因为这相对容易得多。拜登当选后，美国的盟国基本上都第一时间发来祝贺，说明这些国家早就对特朗普忍无可忍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扭转过去四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和外交造成的影响吗?

　　赵穗生：未来在走中间路线难的情况下，拜登可能还是会回到他的基本盘——温和的自由主义但又不会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未来四年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两年后的中期选举。

　　这次大选民主党在众议院虽然维持了多数，但失去了几个席位。能否拿到参议院还是未知数，要到明年1月5日才能揭晓。如果拿不回参议院，拜登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如果能够拿回参议院，最后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50票对50票的局面，加上副总统一票打破平衡(注：在参议院的100个议席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目前分别拿下50席和48席，剩余2席由佐治亚州明年1月5日的计票结果决定)。如果中期选举再丢哪怕一张票，未来拜登会面临国会的掣肘，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因此，他现在就得开始为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布局，否则这四年会举步维艰。

　　《凤凰周刊》：虽说特朗普输了大选，但很多分析认为共和党并没有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优势。你怎么看?

　　赵穗生：我认为共和党输了。特朗普不仅仅输掉一次选举，还会在卸任后面临很多官司，包括他的企业逃税以及家庭成员非法问题等。他现在正考虑给家庭成员和自己特赦，但是很难做成。

　　有报道称四年后特朗普会重新归来，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四年后美国政局变化会很大，他要重新出山必须先经过激烈的党内初选，和这次不同(在任总统党内初选只是走形式)。届时共和党很难再选择他，而要给别人机会。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共和党输了。共和党需要重新聚集力量，找到新的方向和领袖。过去四年来，特朗普在很多地方改造了共和党，因此共和党要重新找到出路并不容易。但如果做不到，共和党会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基本盘会越来越窄，想东山再起也很难了。

　　应重建对话机制让中美重回正轨

      《凤凰周刊》：中国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之间的对抗局面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不要对他抱有过多期待。拜登和特朗普打压中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

　　赵穗生：谈到中美关系，我总结为过去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期是寻求共同利益，合作定义竞争，现在是利益冲突加剧并定义竞争，竞争定义合作。特朗普时期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打压而打压，甚至做一些违背双方利益、损人不利己的事。未来中美竞争格局不会改变，但会更为理性。拜登绝不会为了打压中国而打压，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大于特朗普。

　　如果说特朗普把中国当成冷战敌手，拜登则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冷战敌手和竞争对手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零和游戏，后者有可能双赢。特朗普发动冷战是想要推翻中国执政党，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拜登不会以此为目标，而是与中国在竞争中一比高下。

　　未来拜登想要跟中国竞争，需要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国力——例如让美国有更多盟友、进一步加强科技能力、经济结构上能承受各种竞争从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要解决国内社会分裂、收入不公、教育滞后、种族矛盾等问题。

　　《凤凰周刊》：拜登上台后会在哪些领域给中美关系留下喘息窗口，又会在哪些领域持续施压?

　　赵穗生：我认为现在不仅是喘息的窗口，更可以称之为一个机会。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但可以回到理性、避免新冷战以及全面对抗的正确轨道上。对中美两国来说，现在有了理性思考设定双边关系的机会。

　　不过，由于对华施压和强硬已是华盛顿共识，双方心理上的不信任也达到短期难以弥合的状态，拜登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美国两党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未来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因此不管谁上台都要对中国进行打压，特朗普当选时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 (tipping point)”。而现在远超当时的临界点。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建交以来最坏的地步。但在这期间，中国承受美国压力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尽管美国会继续对中国施压，未来拜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仍会做出调整，比如人文交流会逐渐增加，以签证来要挟中国留学生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从经济还是人才需求上，美国大学都很需要中国学生。但他在经贸、科技、人权领域会继续对华施压，在科技领域绝不会松手。此外，包括中美双方在疫苗上的竞争——尽管大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想要开始合作，恐怕还要有缓冲期。

　　《凤凰周刊》：是否可以从拜登选出的内阁成员——例如布林肯和沙利文等人的态度来推断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

　　赵穗生：拜登最强调游戏规则，布林肯、沙利文这些人强调的也是要靠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对华关系和冷战那种你死我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在两国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他们绝对不会手软;但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他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非理性地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且他们会改变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方式，联合美国的盟友，通过多边机制、以对等公平游戏规则为抓手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外部环境因而有可能更为严峻。

      《凤凰周刊》：拜登主张修复、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如此一来欧洲和日韩等国是否会因美国而疏远中国?

　　赵穗生：拜登会修复与这些盟友的关系，但不会像特朗普一样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一点对这些国家压力不大。拜登团队在这一方面比较清醒。至于说欧洲、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并不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而是自己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它们不喜欢特朗普，但还是想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这种局面未来会继续存在。至于拜登如何平衡与盟友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凤凰周刊》：11月16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及中美问题时提建议说，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对中美双方来说，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赵穗生：沟通对于双方太重要了。前段时间，我非常担心中美之间沟通渠道全面停摆。2017年中美国家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提到准备建立六个对话机制，结果一个都没启动。中美交恶以来，从最高级别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到部委之间的双边对话，乃至像知识产权、跨国犯罪等对话机制都全面停摆。这是特朗普这四年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当初奥巴马上台时曾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我跟奥巴马团队的很多人有过接触——他们当时给奥巴马提建议说，“要尽快尽早在个人层面上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很好的沟通关系。”他也是首位在就任第一年就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

　　拜登的上台是一个把中美关系带回正常交往轨道的机会，而且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当初宣布竞选时，拜登说过一句话：“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Come on, man!”(中国人要来吃我们的午餐?根本不可能!)言外之意，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威胁”这一想法很荒唐，但当时这点被特朗普抓住不放，认为拜登上台后中国就高兴了。我期待双方利用拜登新政府上台的机会，重新建立实质性的对话机制，这是中美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起点。

　　原题《拜登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手，未来会如何对华出牌?》

　　大选结果出炉两周后，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陆续公布了新内阁的部分核心成员名单。除了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之外，其他人都追随拜登多年，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面孔。但对拜登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精英政治的回归，他正处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交缠的节点，并且留给他的是一个没有中间道路的极化环境。

　　新内阁团队

　　虽然“对华强硬”成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面对拜登这样熟悉中国事务的传统政客，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迎来了新的契机。就拜登新内阁成立后的种种挑战以及对华政策，《凤凰周刊》采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他强调，中美双方要利用这个机会，重建在特朗普时期几乎全面停摆的交流渠道，这才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起点。

　　拜登很难延续传统外交风格

     《凤凰周刊》：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很多人评价说，即便特朗普时代结束，特朗普主义还在。在你看来，特朗普时代会给拜登留下什么?

　　赵穗生：特朗普2016年上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对共和党建制派新保守主义抵制的结果。所谓新保守主义(Neocon)是一种基于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干涉主义，最主要表现是“9·11”事件后时任总统小布什发起对外战争和干涉主义。

　　现在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 情绪仍然很强烈，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且这次获得7400万人的支持，与这种情绪有很大关系。特朗普限制移民、不再对外扩张、没有进行直接对外战争、把对外资源拿回国内，这些主张都满足了国内的这种情绪。

　　拜登的外交政策理论基础是民主党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与新保守主义殊途同归，都是要传播美国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拜登的外交政策会继续追求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重建过去那种盟友体系。但是时过境迁，美国已经没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毕竟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很大;而在国内，他的政策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尽管拜登用的都是他信任的建制派老班底，但这些人进入政府后在外交上的作为相当有限。特朗普虽然离开了，但支持他的民众力量还在，这股力量将牵制美国的内外政策。拜登要改变过去四年中所有的政策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能否做到也很难说。

　　拜登当选后一直强调，他将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他不可能如愿——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迎合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此一来选择拜登的8000万人就会不满。如果拜登不考虑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就做不成全民总统。他的两难处境非常明显，尤其是特朗普到目前都没认输，而且共和党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政党。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时代结束了，但特朗普主义还会延续，这也是对拜登的最大挑战。

　　《凤凰周刊》：拜登新内阁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等人都是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的老面孔。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会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

　　赵穗生：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非常传统。当时的背景是从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9·11”事件后美国在外交事务上过分透支。奥巴马因此想重新设定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衰退。这样的内外环境迫使奥巴马选择在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以建立合作关系为核心。

　　当时美国声称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并强调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后来美国意识到，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因此搞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来重新定义对华关系，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逐渐压过了合作。但奥巴马时期的总基调还是致力于两国之间的合作。

　　而等到拜登上台时，国际环境彻底变了。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现在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智库，整个大环境都把中国当做对手，特朗普政府里甚至有人把中国当做“冷战敌手”。因此拜登很难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尤其是其对华政策。

　　不过，美国的传统外交风格强调与盟国的合作，强调美国要作为世界领袖承担国际责任，占据道义制高点，有责任维护全球各个地区的稳定、经济自由化，这整套思路不能简单说是奥巴马的风格，奥巴马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受到很大的破坏，拜登在这一层面重新回到奥巴马时期，也可以说是美国传统外交风格的回归。

　　美国传统外交强调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相对理性追求，这一点也在过去几年也被严重破坏。特朗普不仅抛弃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且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拜登肯定会改变特朗普的做法，因为他的风格与奥巴马以及美国传统外交在这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从拜登目前挑选的内阁成员可以看出，这些人都在建制派体制里浸润多年，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与奥巴马时期以及美国传统也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可以对拜登及其团队的行为做出较为理性的预测，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会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传统价值观。不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不一样了，美国国力也大不如前，能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风格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传统风格呢?

　　赵穗生：我认为想要延续很难。美国想重回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重新建立盟友体系，这些在特朗普时期全部被毁坏，不断退群，出尔反尔，美国在世界上已经信用全无，很难让其他国家短时间内再次相信美国。很多人都会问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四年后再出现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怎么办?

　　特朗普的出现不仅是由于美国价值观的削弱、政治决策失误或选民的失误，而是美国相对国力削弱所决定的。过去大家都在说美国为首的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如今却在谈E7——即“东方七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及土耳其)，E7的GDP总量2015年就超过了G7，2040年很可能达到G7的两倍。整个世界力量的重组使美国在应对很多问题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引发了来自国内的焦虑——对美国这套运作体系、制度功能的焦虑，尤其是美国在外交上的过分透支，让它的国力不再能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有过的那种单极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再回来了。

　　《凤凰周刊》：拜登这次任命了很多女性和少数族裔来担任政府要职，这说明了什么?

　　赵穗生：拜登任命女性和少数族裔迎合了目前美国政治正确的环境，这两大群体也的确对他当选起了很大作用。不仅仅是迎合，拜登是真心感谢黑人和女性在投票当中对他的支持。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左倾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即这种所谓的对少数族裔或对女性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走得太远了。拜登看中的身份标签其实与美国传统中知人善任的原则相违背，抛弃了贤能政治(meritocracy)，即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依据肤色性别来用人。这个问题现在美国没人敢说，非常忌讳。这种政治正确大大增加了美国制度的运作交易成本。这将成为美国未来的一个潜在威胁。

　　过去政府里做到地位较高的人都是白人男性，很多人这次却难有机会进入拜登政府，除了几个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人(如布林肯和沙利文)，很多有能力的人落选。他们也辅佐过拜登多年，并为他竞选筹款，这些人肯定会失落，却无法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更不喜欢特朗普。

　　在涉及少数族裔和性别问题上，特朗普显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他太缺乏尊重和同理心，但拜登在这方面也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虽然他比民主党内那些极端派好得多。他的选择也反映出他当前受到来自极端自由主义的压力，这一发展趋势值得担忧。

　　“美国政经两极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凤凰周刊》：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内政外交上首要议题分别是什么?

　　赵穗生：拜登率先宣布了国安和外交团队，显然他对这方面非常重视，而且这些人员因为相对熟悉也较容易任命。但他上台后，外交和国安都很难成为首要议题，当务之急还是国内问题。拜登已经感觉到美国民主制度、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些都反映在疫情的处理和这次选举上，所以他最迫切的是要恢复经济，以及在跟共和党的平衡较量中恢复美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民主制度运作。此外，社保、公共卫生和社会公正以及因为种族矛盾导致的问题都必须面对，但是难以解决。

　　特朗普的四年里，基本一半以上的政府职位都没完全通过国会任命的程序，大多数都是代理或空置。这样有利于他个人拍板做决策。拜登要重新建立决策制度运作和程序，与特朗普有着天壤之别。但很多人这几年离开了政府职位，外交国安人员士气低落，重新建立需要时间。

　　拜登施政时还将面临的挑战是——右的特朗普主义，左的极端自由主义，两股力量把他夹在中间。美国政治经济两极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中产阶级也受到很大打击，中间派的观点、政策两头不讨好，拜登想走中间路线虽然可取，但是很难有所作为。

　　对外议题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热点国家只要不成为爆发点，拜登很难有机会主动出击，而会先控制住局面，进行危机管控。美国接下来对外的首要议题是跟盟友修复关系，因为这相对容易得多。拜登当选后，美国的盟国基本上都第一时间发来祝贺，说明这些国家早就对特朗普忍无可忍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扭转过去四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和外交造成的影响吗?

　　赵穗生：未来在走中间路线难的情况下，拜登可能还是会回到他的基本盘——温和的自由主义但又不会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未来四年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两年后的中期选举。

　　这次大选民主党在众议院虽然维持了多数，但失去了几个席位。能否拿到参议院还是未知数，要到明年1月5日才能揭晓。如果拿不回参议院，拜登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如果能够拿回参议院，最后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50票对50票的局面，加上副总统一票打破平衡(注：在参议院的100个议席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目前分别拿下50席和48席，剩余2席由佐治亚州明年1月5日的计票结果决定)。如果中期选举再丢哪怕一张票，未来拜登会面临国会的掣肘，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因此，他现在就得开始为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布局，否则这四年会举步维艰。

　　《凤凰周刊》：虽说特朗普输了大选，但很多分析认为共和党并没有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优势。你怎么看?

　　赵穗生：我认为共和党输了。特朗普不仅仅输掉一次选举，还会在卸任后面临很多官司，包括他的企业逃税以及家庭成员非法问题等。他现在正考虑给家庭成员和自己特赦，但是很难做成。

　　有报道称四年后特朗普会重新归来，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四年后美国政局变化会很大，他要重新出山必须先经过激烈的党内初选，和这次不同(在任总统党内初选只是走形式)。届时共和党很难再选择他，而要给别人机会。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共和党输了。共和党需要重新聚集力量，找到新的方向和领袖。过去四年来，特朗普在很多地方改造了共和党，因此共和党要重新找到出路并不容易。但如果做不到，共和党会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基本盘会越来越窄，想东山再起也很难了。

　　应重建对话机制让中美重回正轨

      《凤凰周刊》：中国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之间的对抗局面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不要对他抱有过多期待。拜登和特朗普打压中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

　　赵穗生：谈到中美关系，我总结为过去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期是寻求共同利益，合作定义竞争，现在是利益冲突加剧并定义竞争，竞争定义合作。特朗普时期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打压而打压，甚至做一些违背双方利益、损人不利己的事。未来中美竞争格局不会改变，但会更为理性。拜登绝不会为了打压中国而打压，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大于特朗普。

　　如果说特朗普把中国当成冷战敌手，拜登则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冷战敌手和竞争对手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零和游戏，后者有可能双赢。特朗普发动冷战是想要推翻中国执政党，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拜登不会以此为目标，而是与中国在竞争中一比高下。

　　未来拜登想要跟中国竞争，需要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国力——例如让美国有更多盟友、进一步加强科技能力、经济结构上能承受各种竞争从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要解决国内社会分裂、收入不公、教育滞后、种族矛盾等问题。

　　《凤凰周刊》：拜登上台后会在哪些领域给中美关系留下喘息窗口，又会在哪些领域持续施压?

　　赵穗生：我认为现在不仅是喘息的窗口，更可以称之为一个机会。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但可以回到理性、避免新冷战以及全面对抗的正确轨道上。对中美两国来说，现在有了理性思考设定双边关系的机会。

　　不过，由于对华施压和强硬已是华盛顿共识，双方心理上的不信任也达到短期难以弥合的状态，拜登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美国两党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未来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因此不管谁上台都要对中国进行打压，特朗普当选时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 (tipping point)”。而现在远超当时的临界点。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建交以来最坏的地步。但在这期间，中国承受美国压力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尽管美国会继续对中国施压，未来拜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仍会做出调整，比如人文交流会逐渐增加，以签证来要挟中国留学生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从经济还是人才需求上，美国大学都很需要中国学生。但他在经贸、科技、人权领域会继续对华施压，在科技领域绝不会松手。此外，包括中美双方在疫苗上的竞争——尽管大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想要开始合作，恐怕还要有缓冲期。

　　《凤凰周刊》：是否可以从拜登选出的内阁成员——例如布林肯和沙利文等人的态度来推断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

　　赵穗生：拜登最强调游戏规则，布林肯、沙利文这些人强调的也是要靠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对华关系和冷战那种你死我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在两国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他们绝对不会手软;但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他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非理性地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且他们会改变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方式，联合美国的盟友，通过多边机制、以对等公平游戏规则为抓手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外部环境因而有可能更为严峻。

      《凤凰周刊》：拜登主张修复、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如此一来欧洲和日韩等国是否会因美国而疏远中国?

　　赵穗生：拜登会修复与这些盟友的关系，但不会像特朗普一样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一点对这些国家压力不大。拜登团队在这一方面比较清醒。至于说欧洲、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并不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而是自己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它们不喜欢特朗普，但还是想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这种局面未来会继续存在。至于拜登如何平衡与盟友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凤凰周刊》：11月16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及中美问题时提建议说，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对中美双方来说，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赵穗生：沟通对于双方太重要了。前段时间，我非常担心中美之间沟通渠道全面停摆。2017年中美国家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提到准备建立六个对话机制，结果一个都没启动。中美交恶以来，从最高级别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到部委之间的双边对话，乃至像知识产权、跨国犯罪等对话机制都全面停摆。这是特朗普这四年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当初奥巴马上台时曾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我跟奥巴马团队的很多人有过接触——他们当时给奥巴马提建议说，“要尽快尽早在个人层面上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很好的沟通关系。”他也是首位在就任第一年就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

　　拜登的上台是一个把中美关系带回正常交往轨道的机会，而且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当初宣布竞选时，拜登说过一句话：“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Come on, man!”(中国人要来吃我们的午餐?根本不可能!)言外之意，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威胁”这一想法很荒唐，但当时这点被特朗普抓住不放，认为拜登上台后中国就高兴了。我期待双方利用拜登新政府上台的机会，重新建立实质性的对话机制，这是中美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起点。

　　原题《拜登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手，未来会如何对华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