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美国新总统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国仍面临被国际孤立的风险

　　上周，全世界舆论都在聚焦着临门一脚就可以产生的美国新总统，似乎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迄今为止，拜登在法律上当选美国总统还受到争议，但一个事关中国外部环境态势的重要信息显现了出来，而且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通过媒体披露的，而是直接传达给中国方面的。

　　11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应邀访问了中国非政府智库察哈尔学会的北京总部适园，与该学会会长韩方明和研究员们就中美关系未来和近期美国选举进行了座谈，并发表了演说。傅德恩在这里透露了三个对中美关系未来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不管美国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将继续推动公平对等的对华关系;其次，两党普遍且一贯支持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最后，美国的政策将继续寻求一种重结果的关系，它真正着手解决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上述信息以及美国新政府正在采取的其它行动显示，中国可能面临国际孤立，需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拜登

　　中国存在被国际孤立的风险

　　仅从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上述信息来看，就很难使人对中美关系乐观。

　　其一是，不管美国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寻求“公平对等”的对华关系。这说明美国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是不公平、不对等的，美国的意思显然是：中国对美国的开放不够，现在只是美国方面在对华开放;同时双方交往也不符合对等交易原则。

　　其二，所谓美国“两党普遍且一贯支持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等于是明确告诉中国：当前以对华施压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也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是如此。

　　最后一条，美国对华关系寻求的是“重结果”，“真正着手解决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仅靠务虚办外交的主要操作形式，是不能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的，这不被接受，必须要有实际行动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而且要有实际效果。

　　美国官员还谈到两国人员交往的不对等，例如：中国驻美国人员可以自由地和美国官员和各阶层沟通，而美国驻华人员和中国人交往则非常困难，受到各种限制，等等。

　　必须看到，美国临时代办传达的上述信息绝非个人立场，而是以个人表述形式传达的官方立场。考虑到美国正处于新总统产生的前夜，上述立场甚至应该被理解为拜登本人的立场，否则作为一个临时主持使馆工作的官员，驻华临时代办也不会轻易放上面的话。还有，选择非政府智库察哈尔学会作为他们的传话平台本身就表明：美国驻华使馆在华的官方沟通管道出现了问题，至少不够顺畅。

　　上述立场表明，如果中国对美政策不做出重大调整的话，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执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政策，而且，近来美国拜登团队透露出来的信息证明：美国新政府未来将采取更加有力和有效的办法向中国施压。

　　据路透社报道说：拜登的两名首席顾问10月28日透露，如果拜登当选，在处理美国对华关税之前将立即与美国的主要盟国研商，争取用“集体影响力”来强化他制衡中国的能力。为此，拜登将首先停止特朗普对欧盟和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以避免重复特朗普的错误，引发盟国的强烈不满，然后大家合力对付中国。

　　拜登的顾问透露：需要马上(与盟国)进行磋商，“以确定我们可以共同对中国施加影响的领域”。”

　　据报道，顾问们不愿说明拜登如果当选，是否会倾向于取消对中国的高额关税：“在我们确切了解会(从特朗普那里)继承一些什么东西之前，他不会过早锁定任何立场，但与盟友的协商将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不会如特朗普那样擅自行动。

　　笔者较早前一直发表文章主张：假设中美脱钩，但只要中国仍然拥有东盟、欧盟和日本的市场，中国将不会过于被动，笔者的依据是因为特朗普与盟友的关系恶劣，根据笔者了解，盟友大多不愿意和他合作反华，尤其是日本、德国和法国。但现在，拜登纠正特朗普恶化盟友关系的做法，团结盟友共同对华的政策态势，可能会使情况发生釜底抽薪的颠覆性效应。在奥巴马时代，作为副总统的拜登经常代表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比较得到盟国的认可。

　　可以预测：被特朗普否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望重新恢复，仅此一条就已经产生孤立中国的效应，并使得日后的中日关系更加复杂和难处，因为安倍才是TPP最热衷的推进者。

　　此外，欧洲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笔者早就在欧洲方面听到美国驻华临时代办的上述怨言。就当前来说，中国在南海、台湾和香港事务上全面出击的政策，基本不为欧洲主要国家所认可，德国甚至扬言，如果南海发生战事，德国将出兵，而这一言论在今天的德国总统担任外长时，笔者就听到了他的类似观点。同时，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也一直受到欧洲的批评。笔者甚至可以预判，届时即将签署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都有可能发生波折，或者生出枝节。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可能受到国际孤立的明显态势。

　　对外战略需大收缩

　　当然，中共五中全会后确定了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环境正常，中国理论上可以暂时应对上述不利态势。但由于世界性疫情及其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中国执行内循环战略碰上了不好的时机。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国内官民两方都很难有消费能力。当然，中国有老办法：大项目、大会战;国企一马当先;计划经济优先等等，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此类行为方式只能解决一时，而且从投入与产出、从经济效益角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方面，中国本身就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财富。

　　正因为如此，中共五中全会一再强调，内循环绝不意味着放弃外部循环，中国仍然高度重视与国外的经贸往来。主观愿望很好，但中国赶上了两党拥有一致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政府，美国对华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面临国际孤立的很大可能。如此，双循环将只有单循环，而这很难有可持续性。

　　在现代历史上，美国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曾经数度改变中国国运，例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国长时间地被封锁等历史阶段。今天，中国正面临着新的历史关头，中国必须在外交和对外战略上确定两个关键问题：进攻还是收缩;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框架。

　　就进取型对外战略而言，中国面临三大问题：中国不掌握世界顶尖水平的高科技、管理水平和能源;中国实际上不掌握国际最强支付货币手段的美元。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缺陷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盟友，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无论是进行抗美援朝还是金门炮战，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依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印边界战争马上就面临空前被动，以后中苏珍宝岛冲突导致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采取行动，被美国制止了。以后和越南的边界冲突，同样是因为美国的默许导致苏联难以出兵，才使得中国的行动相对顺利。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有对外战争的顺利，都是因为借助了外来力量，而今天中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上述客观现实就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对外战略只能取收缩和守势。当前首先要在南海停止紧张局势，起码是降低紧张局势的水平，用警察力量代替军队，尤其是在有争议的岛礁和海域地区，因为中国的主张事实上缺乏联合国、国际法和邻国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不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即台湾没有直接违反中国反分裂法的行为，就不宜采用武力行为。

　　至于与美国的关系，首先，绝对不宜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战术性、机会主义的方略，而应该在思想上视之为关乎民族崛起的核心问题，并在这一前提下，本着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确立一个长期的双边关系框架。笔者曾多次在媒体发文，主张中美应该建立“新G2”的关系，即：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核心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现在如果拜登当选，也许正是一个机会。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周，全世界舆论都在聚焦着临门一脚就可以产生的美国新总统，似乎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迄今为止，拜登在法律上当选美国总统还受到争议，但一个事关中国外部环境态势的重要信息显现了出来，而且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通过媒体披露的，而是直接传达给中国方面的。

　　11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应邀访问了中国非政府智库察哈尔学会的北京总部适园，与该学会会长韩方明和研究员们就中美关系未来和近期美国选举进行了座谈，并发表了演说。傅德恩在这里透露了三个对中美关系未来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不管美国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将继续推动公平对等的对华关系;其次，两党普遍且一贯支持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最后，美国的政策将继续寻求一种重结果的关系，它真正着手解决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上述信息以及美国新政府正在采取的其它行动显示，中国可能面临国际孤立，需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拜登

　　中国存在被国际孤立的风险

　　仅从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上述信息来看，就很难使人对中美关系乐观。

　　其一是，不管美国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寻求“公平对等”的对华关系。这说明美国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是不公平、不对等的，美国的意思显然是：中国对美国的开放不够，现在只是美国方面在对华开放;同时双方交往也不符合对等交易原则。

　　其二，所谓美国“两党普遍且一贯支持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等于是明确告诉中国：当前以对华施压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也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是如此。

　　最后一条，美国对华关系寻求的是“重结果”，“真正着手解决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仅靠务虚办外交的主要操作形式，是不能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的，这不被接受，必须要有实际行动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而且要有实际效果。

　　美国官员还谈到两国人员交往的不对等，例如：中国驻美国人员可以自由地和美国官员和各阶层沟通，而美国驻华人员和中国人交往则非常困难，受到各种限制，等等。

　　必须看到，美国临时代办传达的上述信息绝非个人立场，而是以个人表述形式传达的官方立场。考虑到美国正处于新总统产生的前夜，上述立场甚至应该被理解为拜登本人的立场，否则作为一个临时主持使馆工作的官员，驻华临时代办也不会轻易放上面的话。还有，选择非政府智库察哈尔学会作为他们的传话平台本身就表明：美国驻华使馆在华的官方沟通管道出现了问题，至少不够顺畅。

　　上述立场表明，如果中国对美政策不做出重大调整的话，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执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政策，而且，近来美国拜登团队透露出来的信息证明：美国新政府未来将采取更加有力和有效的办法向中国施压。

　　据路透社报道说：拜登的两名首席顾问10月28日透露，如果拜登当选，在处理美国对华关税之前将立即与美国的主要盟国研商，争取用“集体影响力”来强化他制衡中国的能力。为此，拜登将首先停止特朗普对欧盟和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的做法，以避免重复特朗普的错误，引发盟国的强烈不满，然后大家合力对付中国。

　　拜登的顾问透露：需要马上(与盟国)进行磋商，“以确定我们可以共同对中国施加影响的领域”。”

　　据报道，顾问们不愿说明拜登如果当选，是否会倾向于取消对中国的高额关税：“在我们确切了解会(从特朗普那里)继承一些什么东西之前，他不会过早锁定任何立场，但与盟友的协商将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不会如特朗普那样擅自行动。

　　笔者较早前一直发表文章主张：假设中美脱钩，但只要中国仍然拥有东盟、欧盟和日本的市场，中国将不会过于被动，笔者的依据是因为特朗普与盟友的关系恶劣，根据笔者了解，盟友大多不愿意和他合作反华，尤其是日本、德国和法国。但现在，拜登纠正特朗普恶化盟友关系的做法，团结盟友共同对华的政策态势，可能会使情况发生釜底抽薪的颠覆性效应。在奥巴马时代，作为副总统的拜登经常代表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比较得到盟国的认可。

　　可以预测：被特朗普否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望重新恢复，仅此一条就已经产生孤立中国的效应，并使得日后的中日关系更加复杂和难处，因为安倍才是TPP最热衷的推进者。

　　此外，欧洲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实际上，笔者早就在欧洲方面听到美国驻华临时代办的上述怨言。就当前来说，中国在南海、台湾和香港事务上全面出击的政策，基本不为欧洲主要国家所认可，德国甚至扬言，如果南海发生战事，德国将出兵，而这一言论在今天的德国总统担任外长时，笔者就听到了他的类似观点。同时，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政策也一直受到欧洲的批评。笔者甚至可以预判，届时即将签署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都有可能发生波折，或者生出枝节。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可能受到国际孤立的明显态势。

　　对外战略需大收缩

　　当然，中共五中全会后确定了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环境正常，中国理论上可以暂时应对上述不利态势。但由于世界性疫情及其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中国执行内循环战略碰上了不好的时机。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国内官民两方都很难有消费能力。当然，中国有老办法：大项目、大会战;国企一马当先;计划经济优先等等，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此类行为方式只能解决一时，而且从投入与产出、从经济效益角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方面，中国本身就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财富。

　　正因为如此，中共五中全会一再强调，内循环绝不意味着放弃外部循环，中国仍然高度重视与国外的经贸往来。主观愿望很好，但中国赶上了两党拥有一致对华政策的美国新政府，美国对华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面临国际孤立的很大可能。如此，双循环将只有单循环，而这很难有可持续性。

　　在现代历史上，美国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曾经数度改变中国国运，例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国长时间地被封锁等历史阶段。今天，中国正面临着新的历史关头，中国必须在外交和对外战略上确定两个关键问题：进攻还是收缩;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框架。

　　就进取型对外战略而言，中国面临三大问题：中国不掌握世界顶尖水平的高科技、管理水平和能源;中国实际上不掌握国际最强支付货币手段的美元。还有一个非常要命的缺陷是：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盟友，而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无论是进行抗美援朝还是金门炮战，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依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印边界战争马上就面临空前被动，以后中苏珍宝岛冲突导致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采取行动，被美国制止了。以后和越南的边界冲突，同样是因为美国的默许导致苏联难以出兵，才使得中国的行动相对顺利。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有对外战争的顺利，都是因为借助了外来力量，而今天中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上述客观现实就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对外战略只能取收缩和守势。当前首先要在南海停止紧张局势，起码是降低紧张局势的水平，用警察力量代替军队，尤其是在有争议的岛礁和海域地区，因为中国的主张事实上缺乏联合国、国际法和邻国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不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即台湾没有直接违反中国反分裂法的行为，就不宜采用武力行为。

　　至于与美国的关系，首先，绝对不宜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战术性、机会主义的方略，而应该在思想上视之为关乎民族崛起的核心问题，并在这一前提下，本着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确立一个长期的双边关系框架。笔者曾多次在媒体发文，主张中美应该建立“新G2”的关系，即：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核心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现在如果拜登当选，也许正是一个机会。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