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迈德·查莱：特朗普及其“三剑客”——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新策略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最常挂在嘴边的地缘政治承诺，就是结束俄乌战争。虽然这个目标在美国选民中很受欢迎，但仅仅实现和平还不够。关键在于，这种和平将如何影响美国民众的自我认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豪赌，既有可能惨败，也可能取得令人欣慰的成功。它可能会像尼克松撤出越南，或是拜登撤离阿富汗那样，以惨痛的失败告终，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也壮大了其对手的胆量。这两种情况都让美国人感到颜面无光，尽管战争已经停止了。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种结局，例如里根从尼加拉瓜撤军，或是老布什在1991年从伊拉克撤军。这两者都结束了冲突，同时扶持了当地领导人，并让他们宣称将致力于和平与繁荣。前两种结局玷污了总统的政治遗产，而后两种则成为了相对积极的历史注脚。

　　那么，特朗普要如何才能避免重蹈尼克松和拜登的覆辙，并争取里根和老布什那样的结局呢?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俄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迪里耶宫举行会谈

　　这就要看特朗普和他的“三剑客”了：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就像传说中的“三剑客”一样，他们将执行国王的意志，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卢比奥和沃尔兹两位参议员都曾在美国参众两院长期任职，经验丰富，而赫格塞斯则拥有深厚的军事专业知识。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所遭遇的大部分政治困境，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脱不开干系。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遭受着毫无根据的“通俄门”指控的无情攻击。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此外，他还面临过弹劾审判，起因是他被指控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索要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与拜登之子之间存在不正当付款的信息。

　　因此，特朗普是华盛顿最不信任乌克兰领导人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从纯粹的交易视角，而非道德层面审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

　　特朗普派遣卢比奥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普京会面——乌克兰和欧洲都被排除在外。 这次会晤是自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两国首次进行广泛对话，这在基辅和整个欧洲引发了焦虑情绪。

　　泽连斯基可能并未意识到，特朗普认为他应对自己遭受的弹劾负有部分责任，而且特朗普也不欣赏泽连斯基那种略带表演性质的道德姿态——对于泽连斯基这样一位前演员来说，这或许是本能反应，但对于像特朗普这样务实的交易者来说，却令人反感。

　　特朗普曾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拒绝举行选举是“独裁者”，并将部分战争责任归咎于乌克兰。

　　信息已经非常明确：特朗普并不认为俄乌冲突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一场没有明确正邪之分的悲剧。如果泽连斯基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就必须抛弃那些公开的姿态，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进行低调务实的对话——首先要问的是：“好吧，我明白了。你们想要什么?”

　　在特朗普看来，欧洲也面临着痛苦的调整。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曾声称“绝不能在乌克兰背后做出任何决定”，但在特朗普的华盛顿看来，这种论调显得格格不入。特朗普的顾问们不禁要问，他有什么底气说这种话?德国究竟提供了多少坦克或资金?德国又何时才能停止从普京那里购买天然气?

　　对于欧洲而言，残酷的现实是，特朗普团队已经将欧洲领导人视为次要角色。

　　此外，特朗普圈子里的商界人士指出，自2022年以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任何一个季度都未超过150亿美元，而仅在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的援助就超过了240亿美元。

　　欧洲领导人似乎仍然认为，乌克兰冲突会像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那样发展，即美国提供主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而欧洲则保持平等的地位——就像1945年那样。特朗普似乎决心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令欧盟倍感窘迫。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白宫可能会根据莫斯科方面的谈判态度，决定解除或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最近访问基辅期间，贝森特甚至向泽连斯基提出了矿产资源开采权的要求，作为对美国过去军事援助的“回报”。

　　贝森特声称乌克兰已经同意了这些条款。然而，泽连斯基在周三公开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为692亿美元——远不及特朗普政府如今寻求的回报。他坚称，任何协议都需要美国为战后和解提供安全保障。

　　秉持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原则，他的团队要求获得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资源，以此作为继续提供美国保护的条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对此感到震惊。

　　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们也在不断强化这一策略：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主张世界秩序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在欧洲扮演次要角色。

　　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这场冲突的走向”——这意味着欧洲要为此买单。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则直言不讳地告诉北约盟国，欧洲必须承担起未来向乌克兰提供大部分军事援助的责任。

　　特朗普坚持要求欧洲在没有美国深度介入的情况下，自行处理乌克兰等“地区性问题”，这最终可能会迫使欧洲构建起独立的防务体系。

　　目前，特朗普与普京的谈判结果仍不明朗，但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这次会谈都标志着美俄关系以及欧洲安全未来迎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最终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既避免让美国显得失败，又能推动欧洲走向军事上的自力更生，那么他的这场豪赌将获得巨大的回报。

　　但如果俄罗斯撕毁停火协议，并最终占领基辅——迫使俄罗斯重演当年美军在越南西贡狼狈撤退的一幕——美国将颜面尽失，特朗普的政治声誉也将因此扫地。

　　高风险，高回报，这就是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敢于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而冒巨大的风险。

　　作者简介：艾哈迈德·查莱(Ahmed Charai)是《耶路撒冷战略论坛报》的出版人。 他同时担任大西洋理事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利益中心和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董事。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最常挂在嘴边的地缘政治承诺，就是结束俄乌战争。虽然这个目标在美国选民中很受欢迎，但仅仅实现和平还不够。关键在于，这种和平将如何影响美国民众的自我认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豪赌，既有可能惨败，也可能取得令人欣慰的成功。它可能会像尼克松撤出越南，或是拜登撤离阿富汗那样，以惨痛的失败告终，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也壮大了其对手的胆量。这两种情况都让美国人感到颜面无光，尽管战争已经停止了。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种结局，例如里根从尼加拉瓜撤军，或是老布什在1991年从伊拉克撤军。这两者都结束了冲突，同时扶持了当地领导人，并让他们宣称将致力于和平与繁荣。前两种结局玷污了总统的政治遗产，而后两种则成为了相对积极的历史注脚。

　　那么，特朗普要如何才能避免重蹈尼克松和拜登的覆辙，并争取里根和老布什那样的结局呢?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俄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迪里耶宫举行会谈

　　这就要看特朗普和他的“三剑客”了：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和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就像传说中的“三剑客”一样，他们将执行国王的意志，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卢比奥和沃尔兹两位参议员都曾在美国参众两院长期任职，经验丰富，而赫格塞斯则拥有深厚的军事专业知识。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所遭遇的大部分政治困境，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脱不开干系。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遭受着毫无根据的“通俄门”指控的无情攻击。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此外，他还面临过弹劾审判，起因是他被指控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索要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与拜登之子之间存在不正当付款的信息。

　　因此，特朗普是华盛顿最不信任乌克兰领导人的美国政治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从纯粹的交易视角，而非道德层面审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

　　特朗普派遣卢比奥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普京会面——乌克兰和欧洲都被排除在外。 这次会晤是自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两国首次进行广泛对话，这在基辅和整个欧洲引发了焦虑情绪。

　　泽连斯基可能并未意识到，特朗普认为他应对自己遭受的弹劾负有部分责任，而且特朗普也不欣赏泽连斯基那种略带表演性质的道德姿态——对于泽连斯基这样一位前演员来说，这或许是本能反应，但对于像特朗普这样务实的交易者来说，却令人反感。

　　特朗普曾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拒绝举行选举是“独裁者”，并将部分战争责任归咎于乌克兰。

　　信息已经非常明确：特朗普并不认为俄乌冲突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一场没有明确正邪之分的悲剧。如果泽连斯基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就必须抛弃那些公开的姿态，与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进行低调务实的对话——首先要问的是：“好吧，我明白了。你们想要什么?”

　　在特朗普看来，欧洲也面临着痛苦的调整。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曾声称“绝不能在乌克兰背后做出任何决定”，但在特朗普的华盛顿看来，这种论调显得格格不入。特朗普的顾问们不禁要问，他有什么底气说这种话?德国究竟提供了多少坦克或资金?德国又何时才能停止从普京那里购买天然气?

　　对于欧洲而言，残酷的现实是，特朗普团队已经将欧洲领导人视为次要角色。

　　此外，特朗普圈子里的商界人士指出，自2022年以来，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任何一个季度都未超过150亿美元，而仅在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的援助就超过了240亿美元。

　　欧洲领导人似乎仍然认为，乌克兰冲突会像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那样发展，即美国提供主要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而欧洲则保持平等的地位——就像1945年那样。特朗普似乎决心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令欧盟倍感窘迫。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白宫可能会根据莫斯科方面的谈判态度，决定解除或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最近访问基辅期间，贝森特甚至向泽连斯基提出了矿产资源开采权的要求，作为对美国过去军事援助的“回报”。

　　贝森特声称乌克兰已经同意了这些条款。然而，泽连斯基在周三公开反驳了这一说法，他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为692亿美元——远不及特朗普政府如今寻求的回报。他坚称，任何协议都需要美国为战后和解提供安全保障。

　　秉持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原则，他的团队要求获得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资源，以此作为继续提供美国保护的条件，也就不足为奇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对此感到震惊。

　　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们也在不断强化这一策略：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主张世界秩序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在欧洲扮演次要角色。

　　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表示，欧洲必须“掌控这场冲突的走向”——这意味着欧洲要为此买单。

　　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则直言不讳地告诉北约盟国，欧洲必须承担起未来向乌克兰提供大部分军事援助的责任。

　　特朗普坚持要求欧洲在没有美国深度介入的情况下，自行处理乌克兰等“地区性问题”，这最终可能会迫使欧洲构建起独立的防务体系。

　　目前，特朗普与普京的谈判结果仍不明朗，但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这次会谈都标志着美俄关系以及欧洲安全未来迎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最终能够达成和平协议，既避免让美国显得失败，又能推动欧洲走向军事上的自力更生，那么他的这场豪赌将获得巨大的回报。

　　但如果俄罗斯撕毁停火协议，并最终占领基辅——迫使俄罗斯重演当年美军在越南西贡狼狈撤退的一幕——美国将颜面尽失，特朗普的政治声誉也将因此扫地。

　　高风险，高回报，这就是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敢于为了追求更大的胜利而冒巨大的风险。

　　作者简介：艾哈迈德·查莱(Ahmed Charai)是《耶路撒冷战略论坛报》的出版人。 他同时担任大西洋理事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利益中心和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董事。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