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德斯坦：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并不足以扭转“第三波专制化浪潮”

　　看到乌克兰人英勇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的无端入侵，以保卫他们刚刚民主化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俄罗斯的失败不单单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威胁被消除了。他们认为，这还能重振自由国际主义本身，为冷战后日益衰落且功能失调全球秩序注入新的活力。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于2022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

　　战胜克里姆林宫将有助于颠覆西方过于软弱和分裂、无法抵制威权主义的说法，还可能促使持观望态度的国家重新考虑是否接受俄罗斯或其他国家。但那种认为击败普京就能扭转持续了十六年的全球民主衰落趋势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尽管乌克兰决定性的胜利可能会暂时扭转这种趋势，但民主衰落背后的原因基本上与俄罗斯或他国的行动无关。相反，世界上民主国家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内部。内部因素的交织——包括有害的两极分化、反精英的态度，以及利用这些情绪的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崛起——已经导致了民主世界中共同价值观的崩溃。

　　民主衰落

　　民主倒退的一个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正面临持续的治理危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等领导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公然颠覆民主制度。

　　这些趋势被研究者称为“第三波专制化浪潮”，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为明显。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的最新报告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正变得越来越专制，巴西、印度和美国等长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结果，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降至26年来的最低。

　　威权主义也在弱民主国家或竞争性专制国家(即混合政体国家)迅速扩张。例如，在乌干达2021年总统选举期间，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授权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继续掌权。他在投票前完全封锁了互联网，并使用国家安全部队恐吓和逮捕记者、公民社会行动者和反对派人物，如总统候选人波比·温(Bobi Wine)，他在投票后被警方拘留。在这方面，乌干达远非个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不同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侵犯人权事件，说明了这一趋势的长远可能性。

　　研究表明，威权主义正在抬头，而民主运动和机制未能以足够的力量作出回应，导致许多压制性措施得以进行。尽管在萨尔瓦多、缅甸和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的选民最近投票否定了其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支持了自由派)等国也出现了一些抵制，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见。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世界，支持威权的抗议活动一直在上升。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公民社会”的发展，即右倾的公民行为者与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联合起来，拒绝自由民主的规范。在世界各地，专制领导人正在动员民众推进他们的反民主议程。在巴西，数千人于2021年9月举行集会，响应博索纳罗的呼吁，罢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在美国，特朗普于2021年1月6日鼓动了一场国会骚乱。在泰国，保皇党已经组建了反民主联盟，以威慑反对派抗议者。这些民众动员表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关于自由治理可取性的规范论证。

　　威权的势头

　　事实上，威权者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削弱了所有公民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无论其国籍如何。非自由主义领导人正以越来越多的“成功”为论据，认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尤其是当这些自由妨碍其统治时。威权者们正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文化保护等一系列理由来证明主权优先于普世主义。抛弃普世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势头正在增强，部分原因是威权者们感到需要遵循自由民主模式的压力正在减少。

　　普世规范的削弱正在以各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互联网的“分裂”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像伊朗、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可能已经引领了这一趋势。而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民主国家也制定了规定，规定公民可以获取和发布哪些信息，这显然违反了言论自由。例如，在印度，政府已经下令，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删除威胁“印度的统一、完整、国防、安全或主权”的内容。这进而引发了对合法言论的广泛压制，比如印度政府下令Twitter封禁数百个与2021年农民抗议活动有关的账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盘算，如果他们能破坏削弱他们权力的普遍民主原则，他们就能更容易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并继续执政。

　　一系列民主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恶化：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自由民主”的六个关键指标，从司法独立到行政监督，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降。在数十个国家，执政者制定了限制性法律措施，限制非政府组织，开展“攻击性抹黑运动”，抹黑独立组织，故意在民间社会行为体中挑拨离间。领导人为这些措施辩护说，公民社会团体正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称外国代理人破坏政治制度。例如，2018年，欧尔班通过了著名的“阻止索罗斯”法案，该法针对的是欧尔班长期以来的目标——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该法律规定协助无证移民为非法行为，并为欧尔班政府打击其政治对手提供了方便的借口。世界各地的威权者越来越多地以国家主权的名义使用类似的限制来为镇压辩护。

　　在一些国家，莫斯科等在强化威权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和苏丹，与俄罗斯武装部队关系密切的准军事组织——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带头制造虚假信息，破坏反对派，通过采掘业特许权获得服务报酬，并开展导致平民死亡的联合军事行动。

　　对抗专制

　　当西方政策制定者努力对抗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时，他们应该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与俄罗斯等的竞争。人们已经普遍怀疑美国的动机。一系列外交政策失误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虐囚丑闻，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以及美国无人机造成的无法解释的平民死亡。美国遏制俄罗斯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在许多国家反响平平。例如，当我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查时，我的消息来源一再提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感觉无关紧要，他们认为美国参与他们的国家是出于自己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不是为了促进该国的民主或繁荣。正如历史学家彼得·斯莱兹金(Peter Slezkine)所写的那样，“在美国(主要是西方)的正式盟友之外，对反俄制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这种情绪触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相信美国总统乔·拜登所谓的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较量。他们看到的美国议程是：关于民主的崇高言辞之下其实是地缘政治考量。拜登最近的中东之行——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他对杀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负有责任)碰拳，并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埃及政府拘留了数万名政治犯)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更是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恢复全球民主议程的合法性，但这是非常艰难的。拜登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明确表示支持基于价值观的做法。当拜登与沙特王储或埃及总统这样的威权主义者会面时，他也应该召集沙特或埃及的活动人士，共同讨论他们国家糟糕的人权记录。拜登政府也应该言行一致，对他们表示支持。在定于 2023 年举行的民主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国应宣布为全球正义和民主设立一个独立基金。这样一个基金的目标很简单：为当地活动人士、公民社会组织、独立记者和普通公民提供资源和手段，以对抗不公正、捍卫人权和推进民主自由，特别是在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等专制环境下。

　　该基金应独立于任何政府来运作。而应由一个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小型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其运作(美国可以通过承诺1亿美元的种子融资来启动项目)。在民粹主义者和威权者拥有如此大的扩音器，并获得政治势头的时候，该基金可以帮助平衡这些趋势，让自由派的声音能够在自己的社区重新拥有政治优势。

　　民主并非是注定会到来的：它必须得到培育、维持和争取。如果民主国家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政治权利很重要，或者如果公民变得太过失望或愤世嫉俗，不再关心他们是如何被治理的，新一代的威权者将非常愿意介入并夺取权力的缰绳。如果他们成功了，世界将变得更加暴力、腐败和危险。

　　作者简介：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7年，他担任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看到乌克兰人英勇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的无端入侵，以保卫他们刚刚民主化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俄罗斯的失败不单单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威胁被消除了。他们认为，这还能重振自由国际主义本身，为冷战后日益衰落且功能失调全球秩序注入新的活力。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于2022年6月在丹麦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

　　战胜克里姆林宫将有助于颠覆西方过于软弱和分裂、无法抵制威权主义的说法，还可能促使持观望态度的国家重新考虑是否接受俄罗斯或其他国家。但那种认为击败普京就能扭转持续了十六年的全球民主衰落趋势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尽管乌克兰决定性的胜利可能会暂时扭转这种趋势，但民主衰落背后的原因基本上与俄罗斯或他国的行动无关。相反，世界上民主国家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内部。内部因素的交织——包括有害的两极分化、反精英的态度，以及利用这些情绪的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崛起——已经导致了民主世界中共同价值观的崩溃。

　　民主衰落

　　民主倒退的一个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正面临持续的治理危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等领导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公然颠覆民主制度。

　　这些趋势被研究者称为“第三波专制化浪潮”，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为明显。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的最新报告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正变得越来越专制，巴西、印度和美国等长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结果，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降至26年来的最低。

　　威权主义也在弱民主国家或竞争性专制国家(即混合政体国家)迅速扩张。例如，在乌干达2021年总统选举期间，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授权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继续掌权。他在投票前完全封锁了互联网，并使用国家安全部队恐吓和逮捕记者、公民社会行动者和反对派人物，如总统候选人波比·温(Bobi Wine)，他在投票后被警方拘留。在这方面，乌干达远非个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不同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侵犯人权事件，说明了这一趋势的长远可能性。

　　研究表明，威权主义正在抬头，而民主运动和机制未能以足够的力量作出回应，导致许多压制性措施得以进行。尽管在萨尔瓦多、缅甸和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的选民最近投票否定了其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支持了自由派)等国也出现了一些抵制，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见。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世界，支持威权的抗议活动一直在上升。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公民社会”的发展，即右倾的公民行为者与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联合起来，拒绝自由民主的规范。在世界各地，专制领导人正在动员民众推进他们的反民主议程。在巴西，数千人于2021年9月举行集会，响应博索纳罗的呼吁，罢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在美国，特朗普于2021年1月6日鼓动了一场国会骚乱。在泰国，保皇党已经组建了反民主联盟，以威慑反对派抗议者。这些民众动员表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关于自由治理可取性的规范论证。

　　威权的势头

　　事实上，威权者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削弱了所有公民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无论其国籍如何。非自由主义领导人正以越来越多的“成功”为论据，认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尤其是当这些自由妨碍其统治时。威权者们正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文化保护等一系列理由来证明主权优先于普世主义。抛弃普世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势头正在增强，部分原因是威权者们感到需要遵循自由民主模式的压力正在减少。

　　普世规范的削弱正在以各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互联网的“分裂”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像伊朗、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可能已经引领了这一趋势。而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民主国家也制定了规定，规定公民可以获取和发布哪些信息，这显然违反了言论自由。例如，在印度，政府已经下令，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删除威胁“印度的统一、完整、国防、安全或主权”的内容。这进而引发了对合法言论的广泛压制，比如印度政府下令Twitter封禁数百个与2021年农民抗议活动有关的账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盘算，如果他们能破坏削弱他们权力的普遍民主原则，他们就能更容易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并继续执政。

　　一系列民主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恶化：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自由民主”的六个关键指标，从司法独立到行政监督，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降。在数十个国家，执政者制定了限制性法律措施，限制非政府组织，开展“攻击性抹黑运动”，抹黑独立组织，故意在民间社会行为体中挑拨离间。领导人为这些措施辩护说，公民社会团体正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称外国代理人破坏政治制度。例如，2018年，欧尔班通过了著名的“阻止索罗斯”法案，该法针对的是欧尔班长期以来的目标——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该法律规定协助无证移民为非法行为，并为欧尔班政府打击其政治对手提供了方便的借口。世界各地的威权者越来越多地以国家主权的名义使用类似的限制来为镇压辩护。

　　在一些国家，莫斯科等在强化威权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和苏丹，与俄罗斯武装部队关系密切的准军事组织——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带头制造虚假信息，破坏反对派，通过采掘业特许权获得服务报酬，并开展导致平民死亡的联合军事行动。

　　对抗专制

　　当西方政策制定者努力对抗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时，他们应该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与俄罗斯等的竞争。人们已经普遍怀疑美国的动机。一系列外交政策失误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虐囚丑闻，爱德华·斯诺登的泄密，以及美国无人机造成的无法解释的平民死亡。美国遏制俄罗斯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在许多国家反响平平。例如，当我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查时，我的消息来源一再提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感觉无关紧要，他们认为美国参与他们的国家是出于自己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不是为了促进该国的民主或繁荣。正如历史学家彼得·斯莱兹金(Peter Slezkine)所写的那样，“在美国(主要是西方)的正式盟友之外，对反俄制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这种情绪触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相信美国总统乔·拜登所谓的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较量。他们看到的美国议程是：关于民主的崇高言辞之下其实是地缘政治考量。拜登最近的中东之行——他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他对杀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负有责任)碰拳，并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埃及政府拘留了数万名政治犯)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更是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恢复全球民主议程的合法性，但这是非常艰难的。拜登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明确表示支持基于价值观的做法。当拜登与沙特王储或埃及总统这样的威权主义者会面时，他也应该召集沙特或埃及的活动人士，共同讨论他们国家糟糕的人权记录。拜登政府也应该言行一致，对他们表示支持。在定于 2023 年举行的民主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国应宣布为全球正义和民主设立一个独立基金。这样一个基金的目标很简单：为当地活动人士、公民社会组织、独立记者和普通公民提供资源和手段，以对抗不公正、捍卫人权和推进民主自由，特别是在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等专制环境下。

　　该基金应独立于任何政府来运作。而应由一个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小型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其运作(美国可以通过承诺1亿美元的种子融资来启动项目)。在民粹主义者和威权者拥有如此大的扩音器，并获得政治势头的时候，该基金可以帮助平衡这些趋势，让自由派的声音能够在自己的社区重新拥有政治优势。

　　民主并非是注定会到来的：它必须得到培育、维持和争取。如果民主国家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政治权利很重要，或者如果公民变得太过失望或愤世嫉俗，不再关心他们是如何被治理的，新一代的威权者将非常愿意介入并夺取权力的缰绳。如果他们成功了，世界将变得更加暴力、腐败和危险。

　　作者简介：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7年，他担任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