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纳吉&迪弗洛：病毒可能是无法消灭的，应对大流行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

　　但互相指责需要停下了。一个病毒肆虐的世界对非洲、南亚、东南亚或南美洲较贫穷地区的预防和缓解意味着什么?最终，答案将取决于未来的突变以及受感染人群的疾病严重程度。但我们可以尝试回答目前存在的菌株类型的问题，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那些已有疾病(如糖尿病)的人来说是最严重的。

　　首先，依靠全民接种疫苗显然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病毒在不断进化，可能需要每年或多次注射疫苗。即使各国能够获得足够的剂量，为成年人口组织经常性的疫苗接种也根本不现实。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一揽子儿童免疫接种包括18个月接种5种疫苗，全世界每年有2 000多万儿童没有完成。其中60%的儿童生活在以下十个国家：安哥拉、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受组织疫苗接种运动的准备工作所限，再加上父母的不以为意(而不是根本的反对)，使得为每个孩子接种五次不同的疫苗变得困难。很难想象，即使所有成年人每年接种一次也是难的。印度是全球疫苗生产商，却是全球儿童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此外，对疫苗的质疑已经在较贫穷国家扎根，这是发达国家的另一个不幸的“出口副产品”。

　　各国应确保任何需要疫苗的人都能获得疫苗，但它们应将系统努力的重点放在最脆弱的人群上：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在相对发达、组织有序的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我们定期从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小组收集数据。他们应该是接种疫苗的主要目标，但只有60%的人接受了新冠疫苗注射。未接种疫苗的原因包括害怕和不以为意，因为这些人认为病毒并不那么危险，还有一些人接种疫苗太困难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被说服，但这需要持续的努力。

　　其次，治疗似乎更有希望。辉瑞公司的这种新型抗病毒药物有助于预防感染者患上严重疾病，生产成本很低。对治愈性治疗的需求总是大于对预防的需求，因此人们很可能会以很高的比率接受这些药物。实验室可以通过降低治疗成本和普及治疗来弥补自己未能使疫苗变得便宜或普及的过错，辉瑞公司似乎也倾向于这么做。这里的主要危险类似于困扰抗生素和抗疟药有效性的问题：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可能导致耐药性以及假冒伪劣药品的出现。各国现在应该开始建立药物分销渠道，限制这两方面的问题。例如，他们可以在没有阳性检测结果的情况下禁止人们获得药物。

　　第三，中低收入国家不能持续处于在永久的紧急状态中。印度部分地区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学校已经关闭了近两年。在乌干达，学校在今年1月首次重新开放，就在奥密克戎传播的时候。在菲律宾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学校在20个月后于11月中旬重新开放，但在1月份奥密克戎爆发后再次关闭。这样的学校关闭可能会对学生群体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将很难赶上进度，甚至永远不会回来。紧急状态还扰乱了对其他疾病的管理。世卫组织估计，一直在下降的疟疾病例在2020年增加了1400万例。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大流行之前，全世界有1900万儿童没有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2020年，则有2200万儿童没有接种第一次麻疹疫苗。由于经济每况愈下，饥饿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完全封锁已不再可行。

　　可能需要接受病毒会永远存在

　　当我们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其含义就相对清晰了。就像普通感冒或流感一样，未来每个人都将永远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人们需要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做好准备。就像流感一样，大流行会有季节性的起伏，在可预见的未来，感染病毒的威胁将持续存在。这一点可不能掉以轻心——可能有些变异比流感更致命——但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就目前而言，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鉴于此，从长远来看，封锁、强制接种疫苗、甚至永久性室内强制戴口罩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是持续不断的对大流行的忧虑也会很快变得难以忍受。

　　因此，应对大流行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必须确定这些人群，说服他们每年接种疫苗，或按照医学共识，说服他们在进入人群密集的地方时戴上口罩。或许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朋友和亲属需要注意他们所见的人的任何预先存在的疾病，并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特别是当他们怀疑自己可能感染新冠时。让检测更便宜、更容易获得将会有所帮助，让疫苗更广泛地获得也会有所帮助。创造条件让病人得以自我隔离也是有用的，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任何一个在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呆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公共资助的空间来提供帮助，人们可以以象征性的费用(或免费)在那里度过几天，类似于孟买的隔离中心或西孟加拉邦的养老院。

　　这当然不是大流行刚袭来时许多人(包括我们两人)所想象的没有新冠病毒的世界。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一个新常态，比原来要稍微糟糕一些，但希望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充满焦虑。

　　作者简介：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发展经济学教授，阿卜杜勒·拉提夫·贾米勒贫困行动实验室联合创始人。他们著有《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也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在大流行袭来第一年，大多数人认为世界有机会消灭新冠病毒。现在，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从大流行的起伏来看，新冠病毒可能会消失，也可能变得足够温和而没有什么危险，这似乎是目前乐观的说法。但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消失了，那也不会是因为人们做了什么。快速的变异和不完善的接种意味着病毒仍在不受控制，至少目前如此。

　　从永久性的广泛检测到常规疫苗接种，公共卫生专家已经接受了大流行对美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但同样重要的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要弄清楚世界上不太发达的地区如何应对大流行。

　　在大流行初期，发达国家没有调动足够的资源——如疫苗、防护装备和氧气瓶——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很多人得不到足够的治疗，数以百万计的不必要的死亡，令人沮丧的接种情况，以及一系列危险的新变种。尽管这听起来很愚蠢，但世界陷入这场灾难时，人们可能都还在梦游中，没有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来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来阻止这场灾难。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应对大流行与在发达国家控制大流行是不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较贫穷国家缺乏有效保护其人口所需的一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资源。但也因为，近期的历史表明，总体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非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因为美国本身应对大流行就很糟糕。

　　战胜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2020年初，在没有新冠疫苗或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能够通过非药物干预措施采取有力的措施应对大流行。科学家们很快就了解到，戴口罩和限制行动对阻止病毒的传播是有效的。这些措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2020年春季的印度，这些措施的实施力度可能过大。但在各国等待疫苗和治疗的同时，这些措施提供了安全保障。到当年年底，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和批准了几种高效疫苗。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投资甚至在研究完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意味着数百万剂疫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投入使用。

　　那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对疫苗公平的必要性发出了正确的声音。广泛分发疫苗显然是正确的决定，从纯粹自利的角度来看也是明智的。如果没有广泛的疫苗接种，这种疾病将继续传播、变异，并威胁到那些不能或不愿接种疫苗的西方人。主要国际机构发起了新冠疫苗获取计划，以确保购买疫苗并向全世界分发。2021年1月1日，人们如释重负地庆祝新年。

　　然后，在春天的某个时候，人们开始变得沮丧。

　　尽管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感染率已经下降，但世界忽视了适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组织在将疫苗推向世界的过程中行动缓慢，这是不可原谅的，这给病毒留下了巨大的变异空间，并使其卷土重来。从4月开始，印度遭受了由一种新变种引发的第二波残酷打击，这种变种最终被命名为德尔塔(Delta)，这恰恰说明了大量未接种疫苗或部分接种疫苗的人所面临的危险。5月，当西方世界怀着恐惧和怜悯的心情看着印度发生的一切时，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印度的危机将成为世界的危机。

　　不幸的是，我们是对的——德尔塔变种在各地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引发了致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对疫苗接种的热情被许多人的怀疑所取代，美国有大量未接种疫苗的人。到2021年7月4日，当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我们在抗击这种病毒方面取得了一定胜利”时，我们已经相当确定，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德尔塔变种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致命的夏季大传播。

　　抗击大流行的失败状态

　　只能希望当前的奥密克戎变种大流行是最后一波，而非会永久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奥密克戎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未接种疫苗，病毒就有太多的机会繁殖和变异，任何可用的疫苗都无法对所有未来可能的变种有防护作用。目前，消灭病毒还只是痴人说梦，没有什么能保证下一个变种不会比现在的更危险。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我们很难不感到愤怒。在政府的帮助下，科学家和企业迅速开发出了几种疫苗，而发达国家错过了将它们分发到世界各地的机会，这是不合情理的。2021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法召集所有主要国际组织，支持一项耗资 500 亿美元在未来两年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群接种疫苗的计划，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经济理由。他们认为，主要通过防止商业中断，这将为世界经济节省约9万亿美元。在随后于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各国的反应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成员国基本上不承诺任何事情。

　　那次会议可能标志着西方应对大流行的最低谷。事实上，它可能被视为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未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刻，最发达的国家显然选择了背弃其他所有国家。到该计划被提出时，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合理地宣称是本国人口要求有限的疫苗剂量优先国内使用，也无法辩称本国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而且，这些国家刚刚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来支撑经济，他们当然不能板着脸说自己缺钱。

　　我们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未能广泛分发疫苗。这个世界怎么可能错过这样一个良机，去做一些利己和合乎道德的事情，同时也错过一个展示善意的大好机会?反对这种疫苗广泛分发可行性的理由似乎很无力：mRNA疫苗的生产能力在欧洲和北美的几个国家迅速提升。不可思议的是，其他国家，包括印度(世界制药大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和韩国在内，如果北美和欧洲的疫苗生产国允许，它们能在几个月内开发出类似的疫苗技术——要么通过开放知识产权，要么通过直接转让技术。如果它们真的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制药业，发达国家可以支付制造商足够的钱在任何地方生产更多的疫苗，然后将它们出口到贫穷国家。如果这些公司对他们能以全价销售多少疫苗有信心的话，他们肯定能够在生产上进行必要的投资。理想的情况是，在大流行早期，发达国家应该像满足本国需求那样，直接为提升全球生产能力提供足够的资金。但制造商没有资金，也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力，而且似乎也没有其他足够强大的动力来推动它们。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全球范围内迅速开展疫苗接种就足以消灭病毒，可能被认为过于乐观。根据“我们的数据世界”(Our World in Data)的预测，到2022年年中，有三大地区无法为其70%的人口全面接种疫苗。其中一个包括几乎整个非洲，第二个从东欧延伸到叙利亚，而第三个是美国，尽管疫苗广泛可用，但只有 62% 的人口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这使得数百万美国人容易感染和传播病毒，使其发生变异。(加强针的推进也非常缓慢;到目前为止，已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有 35% 已接受了额外的注射。)这意味着，即使最终有足够的剂量到达非洲和世界上其他较贫穷的地区，这些地方仍然很容易受到来自美国新变种的感染。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要对这场大流行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后果负双重责任：一是为本国人口囤积疫苗，再一个是实际上却没有使用这些疫苗。

　　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

　　但互相指责需要停下了。一个病毒肆虐的世界对非洲、南亚、东南亚或南美洲较贫穷地区的预防和缓解意味着什么?最终，答案将取决于未来的突变以及受感染人群的疾病严重程度。但我们可以尝试回答目前存在的菌株类型的问题，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那些已有疾病(如糖尿病)的人来说是最严重的。

　　首先，依靠全民接种疫苗显然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病毒在不断进化，可能需要每年或多次注射疫苗。即使各国能够获得足够的剂量，为成年人口组织经常性的疫苗接种也根本不现实。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一揽子儿童免疫接种包括18个月接种5种疫苗，全世界每年有2 000多万儿童没有完成。其中60%的儿童生活在以下十个国家：安哥拉、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受组织疫苗接种运动的准备工作所限，再加上父母的不以为意(而不是根本的反对)，使得为每个孩子接种五次不同的疫苗变得困难。很难想象，即使所有成年人每年接种一次也是难的。印度是全球疫苗生产商，却是全球儿童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此外，对疫苗的质疑已经在较贫穷国家扎根，这是发达国家的另一个不幸的“出口副产品”。

　　各国应确保任何需要疫苗的人都能获得疫苗，但它们应将系统努力的重点放在最脆弱的人群上：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在相对发达、组织有序的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我们定期从一个由老年人组成的小组收集数据。他们应该是接种疫苗的主要目标，但只有60%的人接受了新冠疫苗注射。未接种疫苗的原因包括害怕和不以为意，因为这些人认为病毒并不那么危险，还有一些人接种疫苗太困难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被说服，但这需要持续的努力。

　　其次，治疗似乎更有希望。辉瑞公司的这种新型抗病毒药物有助于预防感染者患上严重疾病，生产成本很低。对治愈性治疗的需求总是大于对预防的需求，因此人们很可能会以很高的比率接受这些药物。实验室可以通过降低治疗成本和普及治疗来弥补自己未能使疫苗变得便宜或普及的过错，辉瑞公司似乎也倾向于这么做。这里的主要危险类似于困扰抗生素和抗疟药有效性的问题：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可能导致耐药性以及假冒伪劣药品的出现。各国现在应该开始建立药物分销渠道，限制这两方面的问题。例如，他们可以在没有阳性检测结果的情况下禁止人们获得药物。

　　第三，中低收入国家不能持续处于在永久的紧急状态中。印度部分地区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学校已经关闭了近两年。在乌干达，学校在今年1月首次重新开放，就在奥密克戎传播的时候。在菲律宾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学校在20个月后于11月中旬重新开放，但在1月份奥密克戎爆发后再次关闭。这样的学校关闭可能会对学生群体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将很难赶上进度，甚至永远不会回来。紧急状态还扰乱了对其他疾病的管理。世卫组织估计，一直在下降的疟疾病例在2020年增加了1400万例。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大流行之前，全世界有1900万儿童没有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2020年，则有2200万儿童没有接种第一次麻疹疫苗。由于经济每况愈下，饥饿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完全封锁已不再可行。

　　可能需要接受病毒会永远存在

　　当我们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其含义就相对清晰了。就像普通感冒或流感一样，未来每个人都将永远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人们需要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做好准备。就像流感一样，大流行会有季节性的起伏，在可预见的未来，感染病毒的威胁将持续存在。这一点可不能掉以轻心——可能有些变异比流感更致命——但治疗可能会有所帮助。就目前而言，没有明显的替代方案。鉴于此，从长远来看，封锁、强制接种疫苗、甚至永久性室内强制戴口罩都是不现实的选择。即使是持续不断的对大流行的忧虑也会很快变得难以忍受。

　　因此，应对大流行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必须确定这些人群，说服他们每年接种疫苗，或按照医学共识，说服他们在进入人群密集的地方时戴上口罩。或许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朋友和亲属需要注意他们所见的人的任何预先存在的疾病，并采取特别预防措施，特别是当他们怀疑自己可能感染新冠时。让检测更便宜、更容易获得将会有所帮助，让疫苗更广泛地获得也会有所帮助。创造条件让病人得以自我隔离也是有用的，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任何一个在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呆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公共资助的空间来提供帮助，人们可以以象征性的费用(或免费)在那里度过几天，类似于孟买的隔离中心或西孟加拉邦的养老院。

　　这当然不是大流行刚袭来时许多人(包括我们两人)所想象的没有新冠病毒的世界。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一个新常态，比原来要稍微糟糕一些，但希望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充满焦虑。

　　作者简介：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发展经济学教授，阿卜杜勒·拉提夫·贾米勒贫困行动实验室联合创始人。他们著有《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也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