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3日7时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前行。

　　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一种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

　　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文化崛起

　　我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其内在心理还是欧洲中心的。

　　中国文化总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从最基本的说起，但是这个影响我认为是100年以后，对历史来说是很短，对个体来说非常漫长。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西方人要懂得中国文化得懂中文，然后才能同中国人做生意。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是少数人。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

　　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本文综合选编自《李泽厚、易中天对话：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文化重量与海外前景——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等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3日7时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前行。

　　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一种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

　　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文化崛起

　　我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其内在心理还是欧洲中心的。

　　中国文化总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从最基本的说起，但是这个影响我认为是100年以后，对历史来说是很短，对个体来说非常漫长。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西方人要懂得中国文化得懂中文，然后才能同中国人做生意。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是少数人。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

　　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本文综合选编自《李泽厚、易中天对话：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文化重量与海外前景——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等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