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胡祖六：接触政策失败了吗?拜登需要现实的对华政策

　　改变中国

　　从尼克松执政初期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追求这些具体而实际的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在苏联解体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许多人认为世界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之时。美国决策者预见了一个“单极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大获全胜，世界将永久和平。

　　这些想法让乔治·h·w·布什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产生了这样的期望:将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将为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解释他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那样，“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同意引进民主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克林顿对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之间的联系很有信心。他说:“中国越放开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企业精神。”“当个人拥有力量时……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乔治·w·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把这一战略逻辑带到了21世纪。和克林顿一样，他们都相信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将促进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愿望，并最终迫使中国领导层开放政治制度。正如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外交政策》说的那样，“他们的政策将与我们的政策保持一致——不是在几个月内，但这终将发生。”奥巴马对这样的历史轨道充满信心，他在2009年访问中国时做出了同样的预测，称:“当你开始看到这样的经济自由时，那么政治自由就开始了……做好准备。”

　　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期望都是幻想。中国永远不会延续日本和德国的轨道，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导致预判失败的是一种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伴随着一种愿景:美国被一个理想的结局迷住了，却不承认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的教训

　　看看与中国打交道的记录，拜登政府应该从中汲取四个教训。首先，在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时，接触政策的成功之处多于失败：华盛顿能够从越南撤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扭转对苏联的力量平衡。通过说服北京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获得更多它想要的，华盛顿减缓了核武器的扩散，打击了全球恐怖主义，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并避免了另一次大萧条。成功的秘诀在于，美国塑造了客观条件，使中国领导人相信，按照华盛顿的意愿行事符合他们的利益。面对一个强大得多的中国，拜登和他的团队遵循这一策略的难度要大得多。然而，他们会发现，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正确的联盟和结盟，美国才能希望影响中国的行为。

　　其次，那些为了促进民主而主张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与那些为了追求同样的目标而在中东发动战争的人一样，都是被误导的。当迈克·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时，他提议将这一目标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并试图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无疑会导致失败。美国人不应动摇他们在《独立宣言》中阐明的信念，即所有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适用于北京管理的14亿中国人。但是，要解决对美国生存的直接威胁，需要与当下的中国合作，而不是幻想实现一个人们可能希望看到的中国。防止军事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未来的流行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管理金融危机——如果不接受北京政权的威权模式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如此这一现实，这些都无法实现。

　　拜登可以得到的第三个教训是，开放和一体化政策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未来的成功仍将至关重要。当特朗普忙于让美国向内发展时，中国领导人站出来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热烈欢迎美国的回归。但华盛顿回来的时候，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更小，而其挑战者的经济规模(按某些指标衡量)现在已与美国一样大。因此，美国将需要努力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全球竞争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并确保自己能从中获益。尽管如此，这是必须要做的——没有人说治理国家是容易的。

　　最后，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成功应对这一代人的重大挑战，会给后人带来新的、更艰巨的挑战。与中国的接触让美国在20世纪的主要斗争中占上风。这也让华盛顿与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长期竞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就是美国的命运：从独立战争到冷战，面对连续不断的严峻挑战。在华盛顿与北京展开当下的竞争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基辛格在1976年关于应对最后一个巨大挑战的演讲中说过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做什么。现在只剩下去做了。”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胡祖六是春华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8/unsentimental-china-policy

　　50年前的七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了他标志性的外交政策成就：对中国开放。次年二月，在被媒体称为“震撼世界的一周”里，他飞往北京会见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美国与北京长达半个世纪的接触由此开始。当时，作为苏联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但在此后的十年内，美国总统卡特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承认北京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废除了美国与台湾的防务条约。接下来就是为人熟知的历史:中国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美中关系的解冻使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访杭州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与中国的接触被誉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两党合作的罕见成功，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同意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合作，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如今，随着北京在国内变得更加专制，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两党领导人都宣布接触政策是失败的。正如美国总统乔·拜登的高级亚洲顾问库尔特·坎贝尔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19年的《外交事务》上所写的那样，“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草草结束。”

　　然而，值得记住的是，与中国接触的全部意义是什么。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并不是为了改变它。从尼克松开始，动机显然是出于理性的：平衡与苏联的关系，说服中国停止输出革命，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直到冷战结束后，改变中国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

　　如今，在拜登和他的团队制定新战略以应对这一代人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之际，许多人敦促他们完全放弃对华接触。这将是一个错误。相反，政府应该从美国50年的对华政策中吸取教训：要基于现实，聚焦那些对保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相反，试图通过政治工程来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则会得到糟糕的结果。

　　接触政策的逻辑

　　历史记录中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来探知尼克松及其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在冷战后半段在寻求改善对华关系时的想法。这四位总统的首要目标都是地缘政治。尼克松有一个紧迫的要求：为陷入越战泥潭的十多万美军的撤离创造条件。然而，对于四位总统来说，他们的首要目标都是通过扩大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裂痕，来扭转力量平衡，对抗苏联。用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这次会面代表着“三角外交”的一步。通过扩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他们都将更愿意与华盛顿合作。

　　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都着眼于这一地缘政治上的胜利;他们都没有寻求改变中国共产党。如果这些总统中的任何一位需要作出承诺，可以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不会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协议，他们会毫不动摇地接受。里根在1984年承认了这一点，在对中国进行了六天的访问后，他试图打消那些质疑与北京接触的人的疑虑。“如果你谈论美国的共产主义，我是一个反共主义者，”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一些国家。”他坚称，美国和中国可以“在世界上和睦相处”。

　　这些总统还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新兴世界秩序。(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谈到另一个竞争对手时说的那样，“让他在帐篷里撒尿，好过让他在外面撒尿。”)在与幕僚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阐述了向中国开放的逻辑。“必须这么做……他们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他说。“他们现在不是军事强国，但25年后他们将具有决定性力量。对我们来说，如果现在不采取我们为结束这种孤立所能做的事情，情况将变得非常危险。”或者正如基辛格后来总结的那样，“尼克松……敦促在地缘政治考虑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以便让中国重返国际体系。”

　　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继续努力将中国纳入这一秩序。卡特在1978年解释说，尽管他对人权作出了明确承诺，但世界“必须包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翌年，布热津斯基在一群商界领袖的吹风会上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制度，”他说。他补充说:“我们既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广泛接触，将这个国家重塑为另一个美国。”

　　除了安全目标之外，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还希望促进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的贫困和饥饿人口数量占世界最多。和他们的前任一样，这些总统相信美国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摆脱贫困。这一信念是华盛顿在二战后选择重建欧洲、创建世界银行以及建立后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主要原因。

　　接触政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从自身的标准来看，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取得了成功。接触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扩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很快就取得了成效。1972年5月，尼克松飞往莫斯科，与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举行峰会，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开启了一段被称之为“缓和”(détente)的有节制竞争时期。也许对美国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对中国的开放削弱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意识形态凝聚力;毕竟，毛在没有与共产主义集团的高级伙伴协商的情况下就与其头号敌人建立了关系。

　　对华开放还促使中国外交政策更广泛地转向广泛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革命热情正在消退，北京减少了对北越共产党的支持，并推动他们签署了1973年与美国签署的和平协议。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中国成为里根政府驱逐苏联军队的秘密战争中的重要盟友，向阿富汗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1980年，随着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加剧，中国甚至在其领土上部署了美国的雷达和监视系统。

　　那么接触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什么呢，让中国加入世界秩序?这也取得了成功。如今，妖魔化中国已成为一种时尚，很难看出这个国家已经从曾经的“革命火车头”转变成了什么。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解放战争，帮助巴基斯坦和朝鲜设计核武器，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将自己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今天，它已成为所有主要国际组织的积极成员。它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最多的部队和第二多的资金。在联合国安理会，它很少行使否决权，通常和美国一起投票。

　　也许中国成功融入全球体系的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美国迫切寻求全球支持，以防止另一场大萧条。尽管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而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受影响最小的，北京还是迅速回应了华盛顿的呼吁。中国是第一个推出经济刺激方案的国家，规模达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市场剧烈波动之际，当莫斯科试图说服北京抛售其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时，中国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至于接触的第三个目标，即让中国人摆脱贫困，结果堪称是一个奇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这是有史以来所有大国中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一次。中国通过放弃计划经济和拥抱西方的自由市场原则实现了这一点。1978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九个生活在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之下。如今，超过90%的人都在这条线上。

　　批评中国的人士经常引用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包含两种权利:一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个是政治权利。与美国宪法一样，《宣言》申明了言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权利。但它也声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尽管中国在政治权利方面的记录一直很糟糕，但在扩大公民经济权利方面，它取得了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成功。

　　改变中国

　　从尼克松执政初期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追求这些具体而实际的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在苏联解体后，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许多人认为世界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之时。美国决策者预见了一个“单极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大获全胜，世界将永久和平。

　　这些想法让乔治·h·w·布什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产生了这样的期望:将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将为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解释他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理由那样，“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同意引进民主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克林顿对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之间的联系很有信心。他说:“中国越放开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企业精神。”“当个人拥有力量时……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乔治·w·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把这一战略逻辑带到了21世纪。和克林顿一样，他们都相信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将促进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愿望，并最终迫使中国领导层开放政治制度。正如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对《外交政策》说的那样，“他们的政策将与我们的政策保持一致——不是在几个月内，但这终将发生。”奥巴马对这样的历史轨道充满信心，他在2009年访问中国时做出了同样的预测，称:“当你开始看到这样的经济自由时，那么政治自由就开始了……做好准备。”

　　现在看来，很明显，这些期望都是幻想。中国永远不会延续日本和德国的轨道，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导致预判失败的是一种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伴随着一种愿景:美国被一个理想的结局迷住了，却不承认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的教训

　　看看与中国打交道的记录，拜登政府应该从中汲取四个教训。首先，在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时，接触政策的成功之处多于失败：华盛顿能够从越南撤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扭转对苏联的力量平衡。通过说服北京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获得更多它想要的，华盛顿减缓了核武器的扩散，打击了全球恐怖主义，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并避免了另一次大萧条。成功的秘诀在于，美国塑造了客观条件，使中国领导人相信，按照华盛顿的意愿行事符合他们的利益。面对一个强大得多的中国，拜登和他的团队遵循这一策略的难度要大得多。然而，他们会发现，只有通过与其他国家建立正确的联盟和结盟，美国才能希望影响中国的行为。

　　其次，那些为了促进民主而主张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与那些为了追求同样的目标而在中东发动战争的人一样，都是被误导的。当迈克·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时，他提议将这一目标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并试图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这无疑会导致失败。美国人不应动摇他们在《独立宣言》中阐明的信念，即所有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适用于北京管理的14亿中国人。但是，要解决对美国生存的直接威胁，需要与当下的中国合作，而不是幻想实现一个人们可能希望看到的中国。防止军事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未来的流行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管理金融危机——如果不接受北京政权的威权模式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如此这一现实，这些都无法实现。

　　拜登可以得到的第三个教训是，开放和一体化政策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未来的成功仍将至关重要。当特朗普忙于让美国向内发展时，中国领导人站出来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热烈欢迎美国的回归。但华盛顿回来的时候，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更小，而其挑战者的经济规模(按某些指标衡量)现在已与美国一样大。因此，美国将需要努力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全球竞争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并确保自己能从中获益。尽管如此，这是必须要做的——没有人说治理国家是容易的。

　　最后，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成功应对这一代人的重大挑战，会给后人带来新的、更艰巨的挑战。与中国的接触让美国在20世纪的主要斗争中占上风。这也让华盛顿与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长期竞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就是美国的命运：从独立战争到冷战，面对连续不断的严峻挑战。在华盛顿与北京展开当下的竞争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基辛格在1976年关于应对最后一个巨大挑战的演讲中说过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做什么。现在只剩下去做了。”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胡祖六是春华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8/unsentimental-china-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