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其影响

 　　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作者授权转载。

　　在斯大林高度极权主义政体下，各种类型的“三人小组”大行其道，它们拥有无须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对其认定的惩处对象实施逮捕、入狱、流放直至枪决等镇压措施的权力。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开始出现。曾多年担任克格勃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以前，我们也曾采取过预防性措施，1957年，我们了解到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他们的纲领中写进了推翻现存政权的内容……我们决定采取措施让他悬崖勒马。我们跟他进行了谈话。”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1959—1974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表明，克格勃主要对以下几类人采取“预防警告”措施：“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政治有害行为者”;“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被正式宣布警告者”。

　　这份档案文件也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就已经存在，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仅1967年至1970年就有58298人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1971—1974年有63108人受到“预防警告”处置。1967年6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揭示了受到“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人数猛增的原因：“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克格勃

　　1967年7月克格勃专门成立了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第五局。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曾指出组建该局的目的和动机：“该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虑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因此，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

　　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事先预警性”。第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威胁性、强制性和压迫性。通常会对受警告公民施加倘若不接受警告将会招致怎样的严酷惩处的威胁，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和强制，事实上倘若受警告者仍旧一意孤行、不听警告的话，确实会遭受比较严厉的惩处：1967—1970年，“先受到警告后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100多人，1971—1974年则为50多人。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必须在笔录上签字，这些文字材料留档，会在心理和精神上对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一定的威慑和恐惧。第三，是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菲利普逐博布科夫曾对“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结果作了这样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预防性措施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有一次莫斯科某高校的一名学生被请到克格勃接待处谈话，这个学生好像是克雷萨诺夫。托普特金处长和他谈话，并且很快就说服了他。他当时表示，说自己过于轻率，并对处长表示诚挚的感谢，保证抛弃原先的想法。可是，两天后，他已经到了瑞士——我们是通过广播得到这一消息的。”

　　虽然相对于斯大林时期高度极权主义政体而言，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其措施在保障人权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确实是一个改变，但是“预防警告”工作机制仍然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事先预警性”特点，必然要求以广泛而深入的线人网络和告密机制为其正常运作的前提，这不仅需要克格勃工作人员殚精竭虑地监督、监视苏联社会和民众，更需要在苏联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中物色并发展克格勃的线人及其网络。这势必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隔膜、互不信任、彼此戒备，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

　　第二，“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实施和运用，给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实际上，绝大多数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并非是真的秉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更鲜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际活动，往往是因为对物价上涨、物质短缺、工资下降等社会现实不满发了牢骚而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

　　第三，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通过“杀鸡骇猴”效应使整个苏联社会处于高度的精神压抑状态之中。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之下的人们，不得不学会并练就了不露声色、保持沉默、隐蔽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本领。长期处于这种精神压抑状态之下，人们的身心健康自然会受到摧残，不少人出现了心理障碍和精神扭曲。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在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姆列钦在其专著《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

　　第四，长期掩盖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错失了从根本上和实质上化解矛盾和危机的契机。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措施，一方面使苏联社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总数大幅度减少，似乎苏联社会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获得了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却掩盖和隐藏了苏联社会日渐加剧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方面是人们的自主思想、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受到压抑、禁锢和摧残，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人日复一日地麻木并陶醉于政治开明、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无视广大民众对发展生产力、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正当、合理诉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势在必然。

 　　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作者授权转载。

　　在斯大林高度极权主义政体下，各种类型的“三人小组”大行其道，它们拥有无须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对其认定的惩处对象实施逮捕、入狱、流放直至枪决等镇压措施的权力。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开始出现。曾多年担任克格勃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以前，我们也曾采取过预防性措施，1957年，我们了解到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他们的纲领中写进了推翻现存政权的内容……我们决定采取措施让他悬崖勒马。我们跟他进行了谈话。”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1959—1974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表明，克格勃主要对以下几类人采取“预防警告”措施：“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政治有害行为者”;“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被正式宣布警告者”。

　　这份档案文件也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就已经存在，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仅1967年至1970年就有58298人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1971—1974年有63108人受到“预防警告”处置。1967年6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揭示了受到“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人数猛增的原因：“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克格勃

　　1967年7月克格勃专门成立了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第五局。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曾指出组建该局的目的和动机：“该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虑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因此，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

　　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事先预警性”。第二，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威胁性、强制性和压迫性。通常会对受警告公民施加倘若不接受警告将会招致怎样的严酷惩处的威胁，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和强制，事实上倘若受警告者仍旧一意孤行、不听警告的话，确实会遭受比较严厉的惩处：1967—1970年，“先受到警告后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100多人，1971—1974年则为50多人。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必须在笔录上签字，这些文字材料留档，会在心理和精神上对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一定的威慑和恐惧。第三，是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菲利普逐博布科夫曾对“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结果作了这样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预防性措施并不是每次都能奏效。有一次莫斯科某高校的一名学生被请到克格勃接待处谈话，这个学生好像是克雷萨诺夫。托普特金处长和他谈话，并且很快就说服了他。他当时表示，说自己过于轻率，并对处长表示诚挚的感谢，保证抛弃原先的想法。可是，两天后，他已经到了瑞士——我们是通过广播得到这一消息的。”

　　虽然相对于斯大林时期高度极权主义政体而言，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其措施在保障人权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确实是一个改变，但是“预防警告”工作机制仍然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一，“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事先预警性”特点，必然要求以广泛而深入的线人网络和告密机制为其正常运作的前提，这不仅需要克格勃工作人员殚精竭虑地监督、监视苏联社会和民众，更需要在苏联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中物色并发展克格勃的线人及其网络。这势必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隔膜、互不信任、彼此戒备，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

　　第二，“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实施和运用，给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实际上，绝大多数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并非是真的秉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更鲜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际活动，往往是因为对物价上涨、物质短缺、工资下降等社会现实不满发了牢骚而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

　　第三，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通过“杀鸡骇猴”效应使整个苏联社会处于高度的精神压抑状态之中。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之下的人们，不得不学会并练就了不露声色、保持沉默、隐蔽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本领。长期处于这种精神压抑状态之下，人们的身心健康自然会受到摧残，不少人出现了心理障碍和精神扭曲。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在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姆列钦在其专著《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

　　第四，长期掩盖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错失了从根本上和实质上化解矛盾和危机的契机。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及措施，一方面使苏联社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总数大幅度减少，似乎苏联社会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获得了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却掩盖和隐藏了苏联社会日渐加剧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方面是人们的自主思想、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受到压抑、禁锢和摧残，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人日复一日地麻木并陶醉于政治开明、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无视广大民众对发展生产力、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正当、合理诉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