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湖论坛】周天勇：非常时期需要启动重大改革和实施重大战略

　　“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先生在论坛开幕上的演讲。

周天勇　

　　我们现在和未来处于一个出口不确定、投资消费需求萎缩，生产过剩常态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非常时期，如果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得有比较重大的改革和一些战略举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基础，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几年比较大的机构和有名的学者都采用索罗模型(全要素生产力模型)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计算，首先根据中国的人口变动以及计划生育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发现，少子化、老龄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大。而且我觉得近几年经济下行可能与中美贸易战以及许多应对措施的不到位也有关系，但是人口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因素。

　　我们根据人口的因素计算的结果显示，未来假如说不采取改革措施，不采取重大的发展战略措施，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2023年以后，一直可能就是3%的GDP增长速度。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再用全要素生产力模型进行了数据正向输入的模拟，但是这种计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假定的是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说人口、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都是自由流动的，都是通过市场交易定价的，而且最后一个假定是商品可以全部卖掉，也就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许多条件是不满足的，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管制，农村的土地不能交易。在索罗模型的假定里，一切要素要通过市场交易进行定价，但是中国农村土地是不能交易，也不能定价的。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是用一个反事实的办法进行计算。比如说我们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金有多少，不能够以市场经济的要求流动配置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对其逐项改革， 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通过这种假设条件还原法，我们计算了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要素的配置。资本要素的配置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企业资本和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市场经济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找像我们这样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包括转型国家，它的税负率一般是GDP的28%。但是，我们这几年都是36%、37%、38%。也就是说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多收了6—8个百分点的税。那么这6—8个百分点的税，如果是按照85%从企业来收的，它的资本产出率是多少，如低中高分别为15%、25%和35%，GDP的损失是多少，这是能算出来的。假如说今天减税，每年需要减多少?假如我们定一个标准30%，减6%就得6万亿，6万亿实际上一年减不掉，那就减三年。三年每年两万亿的税，我们测算了一下，也就是每年可获得0.425%的GDP增长率，但是也只能减三年，不能永远减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我们把民营企业设为竞争性的企业，国有企业的利率低，它不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特别是国有企业贷款的比例和债市的比例大概要达到60%。原来以为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大，最后我们按照15年计算下来，比如说民营企业的资金配置到75%，每年只有低0.2%的增长率，高0.25%的增长率，这是资金的增长潜力。

　　第二，我们计算的就是劳动力的配置。我们劳动力的配置标准是什么呢?按照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在2017年的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72%，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12%。我们现在去看，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它们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也就是13%左右。但是，我们现在第一产业里，特别是农业里的劳动力比例是多少呢?26%，扭曲太大。就是说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中国农业里多窝了13%的劳动力。这13%的劳动力，如果在非农业劳动生产领域，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四倍，也就是说因为扭曲发生了损失，按照我们的计算，这种损失2017年大概是5万7千亿人民币。那么我们进行改革，把户籍放开，三五年之后，城市化水平能不能到80%，农业劳动力就业扭曲能不能扭转到5%，我们原来想它的增长潜力可能非常大，一些学者说如果户籍改革，每年会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潜力。我最后算了以后，非常失望。按照这个速度把农业里窝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业里面，最后发现前7年只有大概0.45% ，中间五年只有0.2%，最后五年是0。后来反复算，发现是什么原因，就是经济主力人口在收缩，每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把转移过来的那一部分增长给抵消掉了。所以，最后发现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对经济滞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就是土地，我们算土地要素如果重新配置会怎么样?最后发现土地的问题就是应该让它交易，但没让它交易。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说要素要经过市场交易来进行配置，实际上很多土地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交易配置，包括城市里的土地二级市场没放开，很多土地是划拨的。因此，我们这个团队把城里的土地、农村的土地、耕地、草地、建设用地、宅基地全部用影子价格的办法进行了计算。中国农村2017年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资产，包括划拨的等等，当然还有一些不可交易的，比如政府大楼，最后我们计算土地的两项改革力度如果加大，第一项是交易，第二项是资本化。要让它入股变成资本，比如可以拿去注册企业等等，办一个农家乐等等。土地改革带来的新增长潜力大概在1.5%—2.5%之间，就看力度多大。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土地改革，而且它在全部改革的新潜能中占70%到80%。只有土地改革才能越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增长线，才能上去，才能跨越，其他改革都不行。关于土地改革，我最近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修改土地管理法的，要给农民土地交易权、建设权。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就是调水改土。现在我们很大的麻烦就是对土地实行的计划经济，建设用地管理、18亿亩红线等等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但是，我们调水的量比美国、加拿大，包括印度，许多调水大国都要少。我们调水的话，能改造出来很多土地，土地18亿亩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废掉了。劳动力能市场交易，资金能市场交易，只有土地不能交易，这个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它肯定会影响效率，肯定会影响增长潜力的。所以，一项比较大的改革就是调水改土，彻底废掉土地的计划经济等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谢谢!

　　“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先生在论坛开幕上的演讲。

周天勇　

　　我们现在和未来处于一个出口不确定、投资消费需求萎缩，生产过剩常态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非常时期，如果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得有比较重大的改革和一些战略举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基础，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近几年比较大的机构和有名的学者都采用索罗模型(全要素生产力模型)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计算，首先根据中国的人口变动以及计划生育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发现，少子化、老龄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影响非常大。而且我觉得近几年经济下行可能与中美贸易战以及许多应对措施的不到位也有关系，但是人口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因素。

　　我们根据人口的因素计算的结果显示，未来假如说不采取改革措施，不采取重大的发展战略措施，从2020年，到2021年、2022年、2023年以后，一直可能就是3%的GDP增长速度。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再用全要素生产力模型进行了数据正向输入的模拟，但是这种计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假定的是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说人口、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都是自由流动的，都是通过市场交易定价的，而且最后一个假定是商品可以全部卖掉，也就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许多条件是不满足的，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管制，农村的土地不能交易。在索罗模型的假定里，一切要素要通过市场交易进行定价，但是中国农村土地是不能交易，也不能定价的。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这是用一个反事实的办法进行计算。比如说我们人口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金有多少，不能够以市场经济的要求流动配置会有什么损失，如果对其逐项改革， 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通过这种假设条件还原法，我们计算了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要素的配置。资本要素的配置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企业资本和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市场经济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找像我们这样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包括转型国家，它的税负率一般是GDP的28%。但是，我们这几年都是36%、37%、38%。也就是说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多收了6—8个百分点的税。那么这6—8个百分点的税，如果是按照85%从企业来收的，它的资本产出率是多少，如低中高分别为15%、25%和35%，GDP的损失是多少，这是能算出来的。假如说今天减税，每年需要减多少?假如我们定一个标准30%，减6%就得6万亿，6万亿实际上一年减不掉，那就减三年。三年每年两万亿的税，我们测算了一下，也就是每年可获得0.425%的GDP增长率，但是也只能减三年，不能永远减下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我们把民营企业设为竞争性的企业，国有企业的利率低，它不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特别是国有企业贷款的比例和债市的比例大概要达到60%。原来以为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大，最后我们按照15年计算下来，比如说民营企业的资金配置到75%，每年只有低0.2%的增长率，高0.25%的增长率，这是资金的增长潜力。

　　第二，我们计算的就是劳动力的配置。我们劳动力的配置标准是什么呢?按照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在2017年的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72%，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12%。我们现在去看，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它们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也就是13%左右。但是，我们现在第一产业里，特别是农业里的劳动力比例是多少呢?26%，扭曲太大。就是说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中国农业里多窝了13%的劳动力。这13%的劳动力，如果在非农业劳动生产领域，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四倍，也就是说因为扭曲发生了损失，按照我们的计算，这种损失2017年大概是5万7千亿人民币。那么我们进行改革，把户籍放开，三五年之后，城市化水平能不能到80%，农业劳动力就业扭曲能不能扭转到5%，我们原来想它的增长潜力可能非常大，一些学者说如果户籍改革，每年会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潜力。我最后算了以后，非常失望。按照这个速度把农业里窝的劳动力转到非农业里面，最后发现前7年只有大概0.45% ，中间五年只有0.2%，最后五年是0。后来反复算，发现是什么原因，就是经济主力人口在收缩，每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把转移过来的那一部分增长给抵消掉了。所以，最后发现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对经济滞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就是土地，我们算土地要素如果重新配置会怎么样?最后发现土地的问题就是应该让它交易，但没让它交易。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说要素要经过市场交易来进行配置，实际上很多土地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交易配置，包括城市里的土地二级市场没放开，很多土地是划拨的。因此，我们这个团队把城里的土地、农村的土地、耕地、草地、建设用地、宅基地全部用影子价格的办法进行了计算。中国农村2017年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资产，包括划拨的等等，当然还有一些不可交易的，比如政府大楼，最后我们计算土地的两项改革力度如果加大，第一项是交易，第二项是资本化。要让它入股变成资本，比如可以拿去注册企业等等，办一个农家乐等等。土地改革带来的新增长潜力大概在1.5%—2.5%之间，就看力度多大。最后我们发现只有土地改革，而且它在全部改革的新潜能中占70%到80%。只有土地改革才能越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增长线，才能上去，才能跨越，其他改革都不行。关于土地改革，我最近写了很多文章，包括修改土地管理法的，要给农民土地交易权、建设权。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就是调水改土。现在我们很大的麻烦就是对土地实行的计划经济，建设用地管理、18亿亩红线等等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但是，我们调水的量比美国、加拿大，包括印度，许多调水大国都要少。我们调水的话，能改造出来很多土地，土地18亿亩红线和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废掉了。劳动力能市场交易，资金能市场交易，只有土地不能交易，这个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它肯定会影响效率，肯定会影响增长潜力的。所以，一项比较大的改革就是调水改土，彻底废掉土地的计划经济等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