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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与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危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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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与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危机(下)

郑异凡:“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与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危机(下)
2019-04-01 10:22:13
来源:钝角网-《新视角》 作者: 郑异凡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成立有可能避免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后所采取的那种红色恐怖,以较为平和、自由、民主的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现象,也许会给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各种条件来看,另一种前景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命定只存在一种可能性的。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发布“给同志们的信”,声明返回中央委员会,信中写道:

  我坚决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查明哪些集团支持苏维埃政权。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协议的明确计划,我完全支持,因为它要求支持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监督法令,承认苏维埃政权。

  孟什维克在回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中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想使谈判变得困难,根据我们的建议(违背不调和分子的意愿),通过决定消除了谈判的障碍。

  然而,对方也不愿迎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达成协议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这不是我们的过错。现在已经证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达成协议,而只想找到借口来破坏它。现在所有工人和士兵都明白,谁应当对破坏协议负责。现在(我坚信这一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会把破坏协议的责任归之于孟什维克,会加入我们的政府。

  我现在收回退出中央的声明。我向我的最亲密的同志们呼吁:同志们,我们以极大的牺牲公开反对我们中央的多数,要求妥协。然而另一方拒绝了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同我们的老朋友联合起来,一起斗争。在困难的时日,在需要极端负责的时候,防止党犯错误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党不会分裂,也不应当分裂。

  1917年11月17日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政府组成达成协议,12月9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任了财产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司法人民委员、邮电人民委员、城乡自治人民委员,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还进入了其他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两名代表任不管部部长,拥有表决权。

  这也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但不是各党派和工会所主张的那种由当时俄国实际存在的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

  1918年春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党的执政联盟结束,恢复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

  全俄铁执委会的行动摇摆不定,但它多次抵制通过铁路运送反布尔什维克人员,却让布尔什维克自由行动,并且自始至终没有举行铁路总罢工。这说明全俄铁执委会并没有站在敌对方面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确实是谋求国内和平、谋求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

  当然,对这样一个不听话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会放过的,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分裂了全俄铁执委会,在全俄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并行的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Викжедор),由25名布尔什维克、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几名独立人士组成。布尔什维克党立即承认了该委员会,并任命其中的罗果夫担任铁路人民委员。

(14)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jpg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

  小结

  争取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对立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布尔什维克实际上要独享全部政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还认为自己有力量,也开出对方不能接受的要价,各不相让。

  布尔什维克中央多数派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中占多数,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最多只允许参与夺权的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政府,而决不允许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这点非常明确。然而,排斥这两大社会主义党派,就不是当时各派主张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了。布尔什维克中央虽然派人参加同全俄铁执委会的谈判,但谈判仅仅是缓兵之计,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并不准备通过谈判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

  另一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虽然主张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但要价甚高,想把布尔什维克排除在政府之外,要求列宁和托洛茨基让出政府中的位置,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是十月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谈判双方都不愿意妥协,“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主张遭到破产,成为空中楼阁。

  布尔什维克内部在1917年有过三次大争论——(一)是否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二)是否举行武装起义;(三)是否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三个问题存在内在联系,对列宁等激进派持异议的代表人物也基本上是加米涅夫等人。对反对派的严厉谴责在中央会议上通不过,事后这些人仍然担任要职:季诺维也夫担任了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加米涅夫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李可夫也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所以争论过去,分歧消失,也就不再旧事重提了。

  当时广大工人及其工会都希望国内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政府,避免内战。全俄铁执委会顺应普遍的呼声,持中立的立场,召开协商会议谋求各党派和解,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是符合民意的。它们虽然以罢工相威胁,但并没有实施罢工,否则全国交通运输就会陷入瘫痪、给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看来他们还真是保持了中立。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都没有什么地位,对此自然心有不甘,七月事变是改变地位的一个尝试,但失败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给了布尔什维克翻身的机会,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列宁决定乘胜追击,通过武装起义取得政权。10月25日的起义取得了成功。这场武装夺权是社会主义派别中的激进派推翻温和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队伍内部的争斗,结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政权被布尔什维克所推翻。这以后国内是有可能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参与的可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三大政党的合作会给俄国的发展提供别样的前景。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如果成立,则立宪会议就会是社会主义政党占压倒多数的会议,就不会出现武力驱散立宪会议的场景,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宪法。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失败、驱散立宪会议,造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军队的分裂后果严重,导致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在德国军队进攻前一败涂地,被迫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统一的俄国军队是有可能坚持到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口号之一是和平,但是紧接着的国内战争并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和平,却带了三年的血腥内战。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成立有可能避免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后所采取的那种红色恐怖,以较为平和、自由、民主的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现象,也许会给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各种条件来看,另一种前景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命定只存在一种可能性的。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本文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5期

责任编辑:昀舒
郑异凡:“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与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危机(下)

郑异凡:“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争论与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危机(下)

2019-04-01 10:22:13
来源:钝角网-《新视角》 作者: 郑异凡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成立有可能避免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后所采取的那种红色恐怖,以较为平和、自由、民主的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现象,也许会给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各种条件来看,另一种前景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命定只存在一种可能性的。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和政府危机

  对成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等主张成立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单独执政。

  1917年10月29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开会,列宁和托洛茨基因处理战事缺席。会议显示,党的上层存在重大分歧。

  会议首先全票通过“中央认为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并改变其成员”的决定。加米涅夫声明:“处首位的是政府纲领及其对何者负责,而不是政府的人员构成。”

  “扩大政府基础”意味着允许其他政党的代表进入新政权,所以会议通过决定,“允许各党派对候选人相互提出异议”。把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政党的代表补进中央执行委员会。让铁路工会、邮电工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代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议程的第五项为:“我们对包括人民社会党人在内的所有苏维埃政党加入政府一事不提出最后通牒。”起初以七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但稍后,对此条进行记名投票并征询缺席中央委员的意见,结果为四票赞成(加米涅夫、米柳亭、李可夫、索科尔尼科夫),七票反对(越飞、捷尔任斯基、文特尔、柯伦泰、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被否决。

  在秘书所做的原始记录中有被涂去的下列文字:“同意放弃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候选人资格,如果有此要求的话。”在涂掉的文字后面写有“通过”字样。这段文字显示,会议讨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在新政府内的职位问题,并曾经同意可以考虑换人。

  会议还通过决定:“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并对其负责。”“政府批准和平法令及土地法令。”这项决定是针对全俄铁执委会中有人主张成立政府对其负责的“人民苏维埃”的。

  10月29日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坚持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政府,政府对其负责,坚持了新政权的纲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同时又同意扩大政权基础,允许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一些并未加入苏维埃的工会组织的代表补充进中央执行委员会。

  1917年11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继续开会,列宁和托洛茨基出席了这次会议。

(7)加米涅夫。.jpg

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报告了同各党派以及全俄铁执委会会谈情况,说代表团的任务只是听取各党派的意见。他说会上建议成立政府对之负责的机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是另一种机构,它由100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5名农民、80名来自舰队、100名来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杜马、15名来自铁总、20名来自全俄工会的代表等组成。这大概就是叫作“人民苏维埃”的机构。

  托洛茨基态度强硬,他说:没有参加起义的政党想从推翻他们的政党手里夺权。如果我们得不到多数,那干吗要举行起义,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一点,那么很清楚,他们不要我们的纲领。我们必须占75%。我们不能给他们对人选提出异议之权,我们不能让出列宁的主席位置,因为放弃这些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可以接受杜马的代表,如果能保障在一周之内进行改选的话。

  托洛茨基得到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支持,他们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保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中的多数,不能让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职位,必须坚持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会上发言,他说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停止执行。现在不必同全俄铁执委会谈判。必须派军队到莫斯科去,谈判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全俄铁执委会站在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那一边。我们曾经要求全俄铁执委会把军队运往莫斯科,可是它拒绝了,我们应当向群众呼吁,群众一定会把它抛弃的。必须援助莫斯科人,这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现在是结束动摇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军队都拥护我们。这里谁也无法证明基层群众反对我们。全俄铁执委会没有参加苏维埃,也不能让它参加;苏维埃是群众自愿组成的机关,而全俄铁执委会没有群众基础。

  加米涅夫选宣读了三次会议的决议,证明代表团没有讨论过候选人问题,没有做交易,而仅仅是听取意见并报告中央。

  索科尔尼科夫认为为赢得时间进行了迂回运动。现在护国派做了妥协,我们的地位大大恶化了,如果现在补充人员,那么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就会沦为少数,尤其是如果农民代表进来的话。结论是需要中断这些谈判,争取今后补充人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多数地位。

  李可夫认为,如果我们中断谈判,那么支持我们的集团就会离去,我们就无法掌握政权。加米涅夫完全正确地进行了谈判。实际上我们需要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而斗争。改选不能立即进行,不能保证我们会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俄铁执委会。

  季诺维也夫认为,现在达成妥协非常重要。但有两点不能放弃,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和政权对苏维埃负责。

  米柳亭提问,我们是否坚持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是这样,谈判就毫无用处。我们无法支持长期的国内战争。我们客观上已经贯彻了我们的纲领。苏维埃政权是必需的,而在这种政权下必须妥协。

  梁赞诺夫认为,在彼得堡,政权甚至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在苏维埃手里,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们处于孤立状态。我们已经犯了错误,我们领导了政府,并用命名加剧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中级官吏将会支持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拒绝妥协,我们就会失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让人觉得我们欺骗了群众,我们原本答应给他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内部开始分裂。建议在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几个法令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保留我们在政府中的最重要的职位。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加米涅夫认为,在胜利的时候也必须妥协,全俄铁执委会掌握巨大的力量。目前它还保持中立,而如果它反对我们,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可能不够使了。我们暂时还可以对付罢工,但如果罢工延续数周,那我们就输了。只能同全俄铁执委会一起斗争,而不能反对他。加米涅夫表示赞同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全部条件。

  斯维尔德洛夫认为不必中断谈判,但要做大的改变。大家都在问,除布尔什维克外谁参加政府?在苏维埃政府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我们不能中断谈判,这并不妨碍逮捕全俄铁执委会的某些人,它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不过它号召的罢工会在某些地方实施。必须保持代表大会决定的增补苏维埃的主要条款。

  会议表决是否中断谈判:四票赞成,十票反对。

  中央会议最后决定:

  根据先前的谈判经验,认定妥协党进行的这些谈判目的不是要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政权,而是要造成工人和士兵之间的分裂,瓦解苏维埃政权,以最终达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妥协。

  中央决定:鉴于已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允许我党党员今天参加社会革命党人成立所谓清一色政权的最后尝试,以最终揭露此政策站不住脚并彻底停止关于联合政权的继续谈判。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最终关上了同全俄铁执委会谈判的大门,也最终结束了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谈判。

  决议中所说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应是同日通过的“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的条件”的决定,其中写道:

  1.承认苏维埃政府的纲领,它表现在土地法令、和平法令以及关于工人监督的两个方案。

  2.承认必须同反革命(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进行无情斗争。

  3.承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政权的唯一之源。

  4.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要其代表在全俄铁执委会主持的协商会议上坚持这几条,实际上也是封死了谈判的大门。

  11月2日,少数派控制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投票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政府中的人数和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主张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把政府的半数席位提供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

  11月3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同全俄铁执委会达成任何协议,认为这个全俄铁执委会明天就会被下层用革命手段推翻。

  列宁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决议案中谴责反对派的前三条没有通过,列宁在决议稿上勾掉了这三条。后面几条解释了党的政策,声明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享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前几小时,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邀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的责任。”

  11月3日,中央多数派给少数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反对派作出选择,或者由反对派及其同盟者一道组织新政府,“那时我们将认为我们不受这个新政权的任何约束”,或者要求反对派到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工作。通牒说,“分裂会是一件极可悲的事”,但相信我们的政策会得到革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

  少数派并没有退让,11月4日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诺根等四名中央委员递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其中写道:

  中央委员会11月1日通过决定,实际上拒绝了同参加苏维埃的党派达成协议以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我们认为只有立即在我们指定的条件下缔结协定,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在新的阵地上予以巩固并聚集力量为社会主义继续斗争。

  我们认为必须成立这样的政府以防止继续流血、防止临近的饥荒和防止革命被卡列金分子摧毁,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真正实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

  我们用难以置信的力量得以修改中央的决定,并做出新的决定,它本可以成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然而新的决定却使中央的领导集团采取一系列行动,明显表明它坚决不让成立苏维埃各政党的政府,而不惜代价,不顾工人和士兵的任何牺牲,坚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

  我们不能为中央的这种致命的政策承担责任,这种政策违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愿,他们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斗争。

  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的称号,以便有权向工人和士兵公开讲出自己的看法,号召他们支持我们的口号:由各苏维埃政党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此条件下达成协议!

  我们在胜利之际,在我党统治之际退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静观中央领导集团的政策使工人政党失去此胜利成果,使无产阶级遭到毁灭。

  我们仍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之中,希望无产阶级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并且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意识到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与此同时,一批人民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声明,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

  我们主张必须成立由所有苏维埃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者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成立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巩固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10月-11月英勇斗争的成果。

  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只有一条道路——借用政治恐怖手段保持纯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我们不能也不愿走这条路。我们看到,这会导致把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排除出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建立不负责任的制度,摧毁革命和国家。我们不能为这样的政策负责,因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

  在声明上签名的有:工商人民委员B•诺根、内务人民委员A•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B•米柳亭、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加入此声明有:梁赞诺夫、出版事务委员H•杰尔贝舍夫、国家印刷厂委员C•阿尔布佐夫、赤卫队政委尤列涅夫、劳动部争议处处长费多罗夫(工人部主席)、拉林。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也签了名,但不退出政府:“在必须达成协议问题上赞同对总的政治形势的评价,但认为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

  后来在声明上签名的还有全俄工会委员会书记洛佐夫斯基。他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整个心灵感觉到,中央的策略在导致无产阶级先锋队孤立、工人阶级内战,我不认为可以为党纪而保持沉默……面对消灭异己报刊、搜查、任意逮捕、摧残和迫害,我不能沉默,这些行为招致全体居民怨声载道,在劳动群众中造成一种印象,刺刀制度就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宣传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对一位人民委员威胁罢工官员,以遣送前线、剥夺食品供应卡为要挟,要求电讯职工服从,我不能沉默。……我不能压制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工人群众深刻的不满情绪,这个政权变成了纯布尔什维克政权。……我不能允许个人崇拜,让政治协议取决于内阁中的某人,并因此拖延哪怕一分钟的流血。

  由于一批人民委员辞职,苏维埃政权出现了第一次政府危机。不过危机持续时间不长,不久反对派返回了原先的岗位。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发布“给同志们的信”,声明返回中央委员会,信中写道:

  我坚决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查明哪些集团支持苏维埃政权。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协议的明确计划,我完全支持,因为它要求支持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监督法令,承认苏维埃政权。

  孟什维克在回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中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想使谈判变得困难,根据我们的建议(违背不调和分子的意愿),通过决定消除了谈判的障碍。

  然而,对方也不愿迎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要求,达成协议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这不是我们的过错。现在已经证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达成协议,而只想找到借口来破坏它。现在所有工人和士兵都明白,谁应当对破坏协议负责。现在(我坚信这一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会把破坏协议的责任归之于孟什维克,会加入我们的政府。

  我现在收回退出中央的声明。我向我的最亲密的同志们呼吁:同志们,我们以极大的牺牲公开反对我们中央的多数,要求妥协。然而另一方拒绝了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同我们的老朋友联合起来,一起斗争。在困难的时日,在需要极端负责的时候,防止党犯错误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党不会分裂,也不应当分裂。

  1917年11月17日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政府组成达成协议,12月9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任了财产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司法人民委员、邮电人民委员、城乡自治人民委员,此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还进入了其他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两名代表任不管部部长,拥有表决权。

  这也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但不是各党派和工会所主张的那种由当时俄国实际存在的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

  1918年春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党的执政联盟结束,恢复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

  全俄铁执委会的行动摇摆不定,但它多次抵制通过铁路运送反布尔什维克人员,却让布尔什维克自由行动,并且自始至终没有举行铁路总罢工。这说明全俄铁执委会并没有站在敌对方面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确实是谋求国内和平、谋求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

  当然,对这样一个不听话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是不会放过的,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分裂了全俄铁执委会,在全俄铁路工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并行的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Викжедор),由25名布尔什维克、4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几名独立人士组成。布尔什维克党立即承认了该委员会,并任命其中的罗果夫担任铁路人民委员。

(14)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jpg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政府

  小结

  争取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对立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布尔什维克实际上要独享全部政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还认为自己有力量,也开出对方不能接受的要价,各不相让。

  布尔什维克中央多数派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权,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中占多数,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最多只允许参与夺权的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政府,而决不允许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这点非常明确。然而,排斥这两大社会主义党派,就不是当时各派主张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了。布尔什维克中央虽然派人参加同全俄铁执委会的谈判,但谈判仅仅是缓兵之计,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并不准备通过谈判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

  另一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虽然主张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但要价甚高,想把布尔什维克排除在政府之外,要求列宁和托洛茨基让出政府中的位置,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是十月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谈判双方都不愿意妥协,“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主张遭到破产,成为空中楼阁。

  布尔什维克内部在1917年有过三次大争论——(一)是否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二)是否举行武装起义;(三)是否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三个问题存在内在联系,对列宁等激进派持异议的代表人物也基本上是加米涅夫等人。对反对派的严厉谴责在中央会议上通不过,事后这些人仍然担任要职:季诺维也夫担任了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加米涅夫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李可夫也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如此等等,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所以争论过去,分歧消失,也就不再旧事重提了。

  当时广大工人及其工会都希望国内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政府,避免内战。全俄铁执委会顺应普遍的呼声,持中立的立场,召开协商会议谋求各党派和解,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这是符合民意的。它们虽然以罢工相威胁,但并没有实施罢工,否则全国交通运输就会陷入瘫痪、给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看来他们还真是保持了中立。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都没有什么地位,对此自然心有不甘,七月事变是改变地位的一个尝试,但失败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给了布尔什维克翻身的机会,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列宁决定乘胜追击,通过武装起义取得政权。10月25日的起义取得了成功。这场武装夺权是社会主义派别中的激进派推翻温和派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队伍内部的争斗,结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政权被布尔什维克所推翻。这以后国内是有可能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参与的可能,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三大政党的合作会给俄国的发展提供别样的前景。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如果成立,则立宪会议就会是社会主义政党占压倒多数的会议,就不会出现武力驱散立宪会议的场景,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宪法。成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失败、驱散立宪会议,造成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裂。军队的分裂后果严重,导致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在德国军队进攻前一败涂地,被迫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统一的俄国军队是有可能坚持到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口号之一是和平,但是紧接着的国内战争并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和平,却带了三年的血腥内战。

  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成立有可能避免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后所采取的那种红色恐怖,以较为平和、自由、民主的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现象,也许会给世界留下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从各种条件来看,另一种前景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命定只存在一种可能性的。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本文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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