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

　　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借鉴了波兰民族主义思想的某些元素(例如，恢复民族国家，恢复与族裔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又译为"种族民族主义"--编者注]类似的民族优越感)，这更加深了圣彼得堡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现象本身的不理解。叠加在一起的上述两个平行进程，使得沙俄当局开始将乌克兰民族思想和乌克兰国家思想视为波兰和奥地利帝国联合削弱沙俄的"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观点在俄罗斯公共话语中流传甚广，以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单独就此问题出版了一本不乏自嘲意味的小册子。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主张的国家范围

　　总的来说，后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理论起源于一个相当复杂的进程。1848年的"民族之春"过程中，产生了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变体--假想中的乌克兰在俄帝国境内区域的文化性民族主义和奥地利帝国加利西亚境内的政治性民族主义。与两者相伴的是沙俄和奥地利帝国两个中央政府不同的举措。如果说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发展因帝国体制的客观原因而受到抑制，那么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同样是由于帝国的存在和发展特点，乌克兰民族运动反而受到鼓励。乌克兰思想的拥护者从俄罗斯流向奥地利帝国，与之相伴，大俄罗斯认同的拥护者类似地从奥地利帝国移民至俄罗斯。因此，19世纪末之前，加利西亚就已经成为亲乌克兰派的"堡垒"。需要强调一点，沙俄和奥地利两个大陆帝国的政府及其官僚，无意探究乌克兰民族思想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本国的现有模式。

　　与此同时，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待大俄罗斯自我认同和地区性乌克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俄罗斯和日耳曼传统中的忠于民族原则。俄罗斯自叶卡捷琳娜大帝开明专制时代起，就已经接受了文化因素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建构模式。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是19世纪末之前)，一个人只有接受了作为精神层面和社会平等层面要件的东正教，才能被认为是俄罗斯人。

　　与此相反，在日耳曼，具备日耳曼民族-语言共性是最根本因素，并且"民族"(народ)和"国族"(нация)这两个术语是等同的(译者注："народ"，类似于汉语"少数民族"中的"民族";"нация"也表示"民族"的意思，是类似于汉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这样更大的概念，故此处译为"国族")。得到奥地利帝国当局庇护的亲乌克兰派，开始快速吸收日耳曼民族学派的论点。于是，出现了在尚未适应的观察者看来荒谬，但在奥地利-德意志言论中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当时的亲乌克兰派出版物中，俄罗斯人被称为乌克兰殖民者与芬兰-乌戈尔语族居民联姻的后裔。不仅如此，乌克兰人由此获得了有别于"臣服于鞑靼人的莫斯科佬"(译者注："莫斯科佬"是旧时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的"民族独立感"，后者被描绘成落后无知的蒙昧主义者(译者注：蒙昧主义指贬低和抹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否定科学知识，主张人类社会应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的思想)。

班杰拉签署发表的乌克兰国家宣言

　　这些产生于浪漫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经历了"帝国世纪"并在剧变时代获得了新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利西亚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一部分，未来乌克兰版图的其他部分当时加入了苏联。历史学家阿历克谢o米勒指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乌克兰人社会化和民族动员经验，对乌克兰东西部对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说苏联"少数民族干部当地化"政策包含着苏联国际主义成分，那么波兰在加利西亚的政策，则加深了乌克兰居民与波兰居民的隔阂，推动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

　　需要指出一点，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沿日耳曼传统的轨道继续发展，并且不再只是效仿德意志版本民族主义的老观点，还吸纳其新特点。德米特里o顿佐夫和尤里o利帕在20世纪20～30年代发表的著作展现了民族社会主义和种族理论对于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有力影响。在文字符号上，这一点体现为出自纳粹语言的特殊词汇的乌克兰化。例如，德语的Aufbau("重建"意指"构建新的德国")对应为乌克兰语的розбудова(与"构建"近义，例如"розбудованацi?"指国家构建)。另一个结构，Gesinnung(使自身具有"真正的"日耳曼精神)，对应为乌克兰语的"свiдомостю"("真正乌克兰人"的觉悟)。192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英文缩写为"OUN"--编者注)的出现，使民族主义运动的各激进团体联合起来。

　　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语境、大众媒体和闲暇议论中，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老一套早已根深蒂固。它已成为固定表达，被贴上负面因素为主的一系列标签。尽管它作为某种客观现实，被用来描述乌克兰当下的政治局势，但使用这一术语的每个人都会注入自己的解读。

　　在俄罗斯保守派话语的氛围中，乌克兰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出版物中所谓"乌克兰民族方案"的种种特征。十月革命前，这一术语用于称呼因各种原因而未被纳入当时帝国范畴内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帝国和白军思想试图以一种相当折中的形式在当今俄罗斯境内复兴，在此过程中，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本身，被视为是对诸如"俄罗斯世界"等著名精神心灵概念的挑战，而此类概念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晰。在白军看来，乌克兰是某种人造的政治有机体，为其而"发明"出来的"乌克兰民族方案"巩固了其存在。需要指出一点，历史地看，帝国和白军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乌克兰民族方案"秉持这样的立场在当时是说得通的，但在当代很不合时宜。

1941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游行

　　自由主义阵营代表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也持倾向于否定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在本质上与上述观点完全不同。对于他们而言，乌克兰民族主义不仅是与强权国家密切相关的排外型侵略性意识形态，而且是现代观点看来落后、没有生命力的思想传统。对于那些不属于前述任何一个阵营的人而言，乌克兰民族主义依旧是那套令人费解的刻板话语，且这些话语多半出自二战期间和二战后。

　　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思想(乌克兰民族主义也不例外)之间大不相同，包括在对其极为重要的一点--理论问题--上也各不相同。我们习惯于视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种种，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极少一部分思想家的一种尝试。他们试图复兴过去某一特定时段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精神准则。这其中首先涉及的是纳粹德国与苏联战争中的一系列事件。当代乌克兰研究者们有时会提到，乌克兰民族在这场战争中两头受气，不得不作为"第三方势力"行动，同时与苏联、德国两方作战。德国战败后，乌克兰起义者继续与莫斯科对抗，这一对抗又持续了十年。今天乌克兰的"极端"学说，恰好迎合了当下极端状态--有时甚至是末世状态--卷土重来以及人们再次经历这种状态的情形。由于自身的极度特殊性和明显的折中主义，当代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并不考虑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复杂性，同时也不会摒弃乌克兰的政治传统。

　　研究者们认为，一直以来，乌克兰的同一性，因显著的族群起源和社会形成特点而有别于俄罗斯，与俄罗斯社会模式有着一系列明显区别。这其中包括波兰-立陶宛王国(17世纪中叶前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都归属波兰-立陶宛王国)基于契约的选举君主制，并进而由此产生的对专制君主制这一制度的不理解，以及哥萨克的民族和文化多元性。美国历史学家广昭指出，即便是在文明已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代，归入今日乌克兰版图的那些区域都曾是荒蛮之地的化身，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俄罗斯"祖国"概念的对立面。

　　长期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治下的乌克兰，其政治和思想层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影响。波兰-立陶宛王国曾意图"以罗斯合法继承人的身份"，与同样觊觎这一地位的正在巩固中的俄罗斯国家相抗衡。波兰-立陶宛王国解体后，遗留下来的便是对于王国往昔及其体制的浪漫主义追忆。乌克兰在这一追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乌克兰不仅是关系到什拉赫塔制度("什拉赫塔"指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贵族，"什拉赫塔制度"是一种众议院贵族限制国王权力的制度--编者注)繁荣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而且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某种边界空间。乌克兰"重构"过程中，包括知名的波兰"乌克兰学派"在内的文学传统起了不小的作用。对于以波格丹o扎列斯基、安东尼o马利切夫斯基和谢韦林o戈什奇尼斯基为代表的"乌克兰学派"而言，乌克兰的过去变为独具一格的史诗，而体现出"乌克兰桀骜不驯精神"的哥萨克成为乌克兰居民的精华。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学派"的某些论点后来在果戈里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了欧洲大陆所有地区，也触动了未来变为乌克兰领土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当时处于沙俄和奥地利帝国治下。这两个帝国内政体制的特点，也决定了未来乌克兰人民族-政治发展的独特性。例如，沙俄帝国境内的小俄罗斯和第聂伯乌克兰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在研究民族主义时，更倾向于将之视为文化现象。同时，在奥地利帝国的加利西亚，居民多为卢森尼亚人，由于长期与这个"七拼八凑"的帝国的其他民族相互竞争，他们自身的民族政治特性意识要强烈得多。这一情形后来成为各自当局对俄罗斯西南各省居民和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居民采取根本不同政策的原因(1867年，"奥地利帝国"更名为"奥匈帝国"--编者注)。

　　对于沙俄帝国而言，当时盛行的忠于王朝或者至少是忠于东正教的原则，决定着帝国某一民族或某个臣民的社会地位，觉醒中的民族主义不为人们所理解，甚至连陌生事物都算不上。顺便提下，小俄罗斯与今日乌克兰版图中的其他土地一样，至多被视为"大俄罗斯"的历史地区，或者俄罗斯民族南部分支聚居的民族地区。无论如何，依据所有可能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和人类学特征，沙俄帝国当局的官方立场认定，小俄罗斯属于俄罗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的自由主义改革，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似乎获得了某种动力，但随后很快就受到1863年瓦卢耶夫法令和1876年埃姆斯法令的严格限制。[译者注：俄政府内务大臣瓦卢耶夫1863年颁布的瓦卢耶夫法令禁止用乌克兰语印制科普与宗教书籍(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除外)，把用乌克兰语从事教学视为政治宣传活动，声称"任何单独的小俄罗斯语过去没有，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有"。此后，用乌克兰语出版的书籍逐年减少，1864年出版了12种，1865年5种，1867～1869年每年2种，之后便杜绝了用乌克兰语出版书籍。1876年沙皇在德国的巴特埃姆斯又签署了"埃姆斯法令"。该项法令不仅禁止用乌克兰语撰写和翻译书籍(甚至歌词也不行)，而且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和小册子运入境内传播;禁止举办乌克兰语展览、乌克兰语歌曲演唱会、乌克兰语诗歌朗诵会等。]两个法令的措施多半旨在反对乌克兰语的传播，而乌克兰语恰恰是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瓦卢耶夫法令

关于埃姆斯法令的牌匾

　　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境内乌克兰民族主义形成的进程出现了倒退。维也纳当局对帝国东部边境波兰人的日益活跃甚为担忧，并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同时加强对加利西亚卢森尼亚人的控制。19世纪60年代之前，卢森尼亚人有两个主要派别，亲俄派(大俄罗斯认同的拥护者)和亲乌克兰派/民族主义者(乌克兰民族自决的拥护者)。前者有着源于其名称的鲜明思想路线，而后者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平台缺乏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由于后者发展不充分，并且形成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总体上是在效仿波兰和德意志。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处境，迫使其拥护者们制造出了大多属于哥萨克时代的乌克兰民族历史的一系列著名事件。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不仅在加利西亚，而且在沙俄帝国的乌克兰境内，都出现了"大俄罗斯认同策略和乌克兰认同策略"的分野。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尔o格鲁舍夫斯基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从远古至当代乌克兰统一历史的概念。

　　与上述事件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进程。由于俄罗斯政府的两个法令，乌克兰运动拥护者逃离俄罗斯，而奥地利帝国当局针对俄罗斯人的类似举措，使得亲俄运动拥护者逃往俄罗斯。这种独特的"居民交换"是对加利西亚境内大俄罗斯认同拥护者阵地的洗牌，将加利西亚变成了亲乌克兰派的最主要堡垒。

　　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举措并非不智之举，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原因，看清这一点至关重要。沙俄帝国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撼动着帝国的根基;相应地，奥地利帝国境内一心向往俄罗斯的亲俄势力，预示着该国国内本已岌岌可危的族群民族平衡随时会崩塌。形式多样的跨境融合(包括泛斯拉夫主义在内)的意图，令奥地利帝国高度警觉(某个时刻之后，沙俄帝国对此也高度警觉)。正是由于害怕沙俄的影响力随着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不断扩大(据某些评估，19世纪中叶前，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居民比例达46%)，维也纳方面开始明显加大对乌克兰思想的扶持。

　　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借鉴了波兰民族主义思想的某些元素(例如，恢复民族国家，恢复与族裔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又译为"种族民族主义"--编者注]类似的民族优越感)，这更加深了圣彼得堡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现象本身的不理解。叠加在一起的上述两个平行进程，使得沙俄当局开始将乌克兰民族思想和乌克兰国家思想视为波兰和奥地利帝国联合削弱沙俄的"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观点在俄罗斯公共话语中流传甚广，以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单独就此问题出版了一本不乏自嘲意味的小册子。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曾主张的国家范围

　　总的来说，后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理论起源于一个相当复杂的进程。1848年的"民族之春"过程中，产生了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变体--假想中的乌克兰在俄帝国境内区域的文化性民族主义和奥地利帝国加利西亚境内的政治性民族主义。与两者相伴的是沙俄和奥地利帝国两个中央政府不同的举措。如果说在俄罗斯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发展因帝国体制的客观原因而受到抑制，那么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同样是由于帝国的存在和发展特点，乌克兰民族运动反而受到鼓励。乌克兰思想的拥护者从俄罗斯流向奥地利帝国，与之相伴，大俄罗斯认同的拥护者类似地从奥地利帝国移民至俄罗斯。因此，19世纪末之前，加利西亚就已经成为亲乌克兰派的"堡垒"。需要强调一点，沙俄和奥地利两个大陆帝国的政府及其官僚，无意探究乌克兰民族思想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本国的现有模式。

　　与此同时，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待大俄罗斯自我认同和地区性乌克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俄罗斯和日耳曼传统中的忠于民族原则。俄罗斯自叶卡捷琳娜大帝开明专制时代起，就已经接受了文化因素居统治地位的民族建构模式。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是19世纪末之前)，一个人只有接受了作为精神层面和社会平等层面要件的东正教，才能被认为是俄罗斯人。

　　与此相反，在日耳曼，具备日耳曼民族-语言共性是最根本因素，并且"民族"(народ)和"国族"(нация)这两个术语是等同的(译者注："народ"，类似于汉语"少数民族"中的"民族";"нация"也表示"民族"的意思，是类似于汉语"中华民族"中的"民族"这样更大的概念，故此处译为"国族")。得到奥地利帝国当局庇护的亲乌克兰派，开始快速吸收日耳曼民族学派的论点。于是，出现了在尚未适应的观察者看来荒谬，但在奥地利-德意志言论中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当时的亲乌克兰派出版物中，俄罗斯人被称为乌克兰殖民者与芬兰-乌戈尔语族居民联姻的后裔。不仅如此，乌克兰人由此获得了有别于"臣服于鞑靼人的莫斯科佬"(译者注："莫斯科佬"是旧时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的"民族独立感"，后者被描绘成落后无知的蒙昧主义者(译者注：蒙昧主义指贬低和抹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否定科学知识，主张人类社会应回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的思想)。

班杰拉签署发表的乌克兰国家宣言

　　这些产生于浪漫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经历了"帝国世纪"并在剧变时代获得了新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利西亚成为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一部分，未来乌克兰版图的其他部分当时加入了苏联。历史学家阿历克谢o米勒指出，正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乌克兰人社会化和民族动员经验，对乌克兰东西部对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说苏联"少数民族干部当地化"政策包含着苏联国际主义成分，那么波兰在加利西亚的政策，则加深了乌克兰居民与波兰居民的隔阂，推动了激进民族主义的形成。

　　需要指出一点，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沿日耳曼传统的轨道继续发展，并且不再只是效仿德意志版本民族主义的老观点，还吸纳其新特点。德米特里o顿佐夫和尤里o利帕在20世纪20～30年代发表的著作展现了民族社会主义和种族理论对于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有力影响。在文字符号上，这一点体现为出自纳粹语言的特殊词汇的乌克兰化。例如，德语的Aufbau("重建"意指"构建新的德国")对应为乌克兰语的розбудова(与"构建"近义，例如"розбудованацi?"指国家构建)。另一个结构，Gesinnung(使自身具有"真正的"日耳曼精神)，对应为乌克兰语的"свiдомостю"("真正乌克兰人"的觉悟)。192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英文缩写为"OUN"--编者注)的出现，使民族主义运动的各激进团体联合起来。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班杰拉派）通过的决议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的激进势力看来，乌克兰民族运动主要目的是建立乌克兰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20世纪初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乌克兰国家，那么如今已经变为建立乌克兰人的国家，具有族裔民族主义和排外性言论的明显特征。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乌克兰民族运动本身发生了分化。在学校和团体社会化过程中(尽管波兰政府对付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措施十分严厉，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还是非常活跃)，倾向保守的老一辈，与急剧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年轻人产生了冲突。正因此，新一代乌克兰民族运动在波兰政府对民族主义者采取严苛政策和欧洲畏惧苏联心理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产生，从中出现一批有名的代表，如雅罗斯拉夫o斯捷茨科和斯捷潘o班杰拉。渐渐地，他们甚至开始竭力排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里的老一代。在年轻的激进派看来，老一辈的手段和立场已然落伍，并且他们在捍卫乌克兰思想的斗争中不够积极。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蜕变，原因很复杂。很难说这当中是德意志公共话语(特别是民族社会主义)还是当时欧洲一系列其他极右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试图克服乌克兰民族运动思想体系和政治平台不完整的缺陷。然而，1941～1944年纳粹德国侵占乌克兰期间的事件证明，激进民族主义为了实现这种"克服"不择手段。无论是参与纳粹分子战争罪行，还是为捍卫自身利益亲自实施犯罪，激进民族主义都不排斥，其追随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不肯接受苏联战胜纳粹德国以及战后境内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实，继续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又持续了大约十年。

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

　　尽管公认1954年之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地下活动已被粉碎，并且客观上遭受重创，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地下团体已然初具规模。这些团体或是处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影响之下，或是已部分独立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其中包括乌克兰解放联合党、乌克兰工农联盟、乌克兰民族阵线。不仅如此，这些团体的思想宗旨与乌克兰异见者运动并不相同。当时，异见者之中也不乏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不认同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认为苏联体制是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拦路石。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内，在一系列新领域内确立认同感的需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推动人们转而诉诸因苏联国家出现而被迫"停顿"下来的历史元素。例如，在俄罗斯，这样的历史元素是沙俄帝国末期，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的独立时期。在乌克兰，又是出于某些原因，出现了不止一个甚至不止两个的类似参照系。例如，1992年以现代形式象征性地举行了权力标志交接仪式，前苏联体制内的乌克兰将权力移交给其昔日的对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推行印有基辅大公和哥萨克盖特曼("盖特曼"的意思是军队指挥官--编者注)头像的乌克兰国家货币(格里夫纳)，则是诉诸更久远时代的体现。

　　然而，正如危机时期和分界时期时常发生的那样，乌克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种相当折中的形式，将现实的历史事实和民族主义的神话融为一体。乌克兰民族运动拥有丰富的实践，除侵略性的族裔民族主义外，也包含着民族民主主义党派和民族自由主义党派的经验。出于不很明确的原因，这些丰富的实践并没有在当代积累下来。将民族理解为由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目标而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体，这一更加新鲜的社会发展理念(可以将其假定为公民民族主义)，同样也没有得到推广。

　　众所周知，乌克兰政府错过了构建更为现代的乌克兰认同，并使之与新时代环境相适应的"机会"。这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乌克兰政府从未想过要应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因此，20世纪30年代高涨而现在已然过时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乌克兰国家西部地区内复兴之时，该国一些地区(东部和南部地区)内，部分居民保持了苏联精神。正如前文所述，两种现象的出现，都是由于缺乏一个可取代它们的关于促进国家发展和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的明晰概念，都是出于试图在复杂且变化迅速的世界中探寻参照系。

　　由此可以发现，在乌克兰境内，构建民族思想体系的各种尝试贯穿于民族建构的复杂历史全过程。民族思想体系的构建进程，因乌克兰领土的依附地位以及民族国家建造过程中的种种客观困难，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例如，在中欧和东欧，各种民族主义一般彼此效仿，民族实质上成了目的，而不是通向国家的手段。乌克兰民族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走了一条与东欧各民族类似的道路，从19世纪40年代颇具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见解直至20世纪40年代一面倒的族裔民族主义的道路。半个世纪的苏联执政期"淹没"了族裔民族主义的展现机会，而在当代乌克兰，它再度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

乌克兰亲欧盟游行

　　同时，应当指出一点，乌克兰民族主义因其拥护者立场尖锐的声明和大众媒体的宣传，已经演变成一种刻板话语，与其说是现实、具有竞争力的社会思想，不如说是某种政治实践。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进程，改变着自身文化边界的判定，相应地改变着社会互动形式的合法化问题，使得民族性退居次要位置，并提供用以取代其的新参照系。可以想见，未来的乌克兰，将有能力运用新的认同原则对抗固守"陈旧"世界图景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这是自然的，因为现代世界中以惯见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对于信奉它的民族本身，还是对于该民族的邻邦而言，都变得极其危险，这样的民族主义应该一去不复返。

　　(相关简介：伊戈尔·巴里诺夫(ИгорьИгоревичБаринов)，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社会-经济与政治比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为俄文，首刊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2014年出版的报告集《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内政治进程与2014～2020年俄乌关系展望》，经作者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