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中亚“大牌局”中的重要玩家——中亚犹太人族群与以色列-中亚国家关系

　　三、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现状

　　中亚国家都对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感兴趣。1993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成为第二个正式访问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元首(第一个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是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个中亚国家元首。尽管意识到其举动会引起伊斯兰国家的消极反应，阿卡耶夫还是强调：吉尔吉斯人民对以色列问题很理解，经历各种迫害、苦难和屈辱之后，犹太人争取到每个民族都可以拥有的、对历史上祖国的神圣权利。后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1995年5月)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5年12月)都访问了以色列。

　　以色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发展顺利，乌国是以色列在中亚实现利益的重要基点，是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中亚国家——以色列在塔什干开设了中亚第一个使馆。卡里莫夫号召以色列到乌国投资，表示：两国关系可以向全世界表明，穆斯林与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对抗。以色列作家称赞两国关系是犹太人与穆斯林和平共处的出色范例，两国已形成特殊关系;乌国作为穆斯林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信仰宽容，犹太族未受迫害。二战期间，乌兹别克共和国接收了几十万犹太难民。以色列官员表示，除了高加索，中亚是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而在这一地区，犹太人与乌国联系在一起。卡里莫夫总统与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会晤时曾说过：我了解犹太人，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从无排犹思想的国家的领导人。2004年11月15日，以色列驻乌大使伊曼纽尔•梅里在犹太文化中心动情地讲道：母亲于二战期间被疏散到吉尔吉斯共和国，他的人生因此与中亚紧密联系。梅里指出，乌国犹太人可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色列通过“马莎夫”国际合作中心与乌兹别克斯坦展开人文合作。以色列帮助乌国培训护士，令乌方人员了解以色列的医疗体系，获得有关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技能。乌方迫切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塔什干的犹太人社团“犹太文化中心”也为乌以两国的合作提供协助。2004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中亚犹太人科学学会”，其组织者是以色列和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以及美国的赞助者。双方还准备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中近东地区军备竞赛等方面展开合作，卡里莫夫多次表示，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样，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关系被局限于以色列在中亚的利益框架内。

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但直到42年后，两国才正式建交

　　以色列使馆组织讨论会，意在争取中亚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敌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宣传战”。例如，以色列表示：伊朗公开支持恐怖分子;欧洲反犹浪潮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阿拉伯人口增多;等等。乌政府曾经制定计划，打算在2006年到2010年吸引外资近70亿美元，这些计划涉及各个经济领域。为此卡里莫夫号召以色列商人到乌兹别克斯坦勇敢投资，并认为：以乌伙伴关系可以向全世界表明，穆斯林和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对抗。

　　2003年初，费尔干纳建立了乌以合资公司“费力兹”，生产冷饮和酒类，投资50万美元。2007年以色列“贝特曼”公司对克孜库姆磷粉加工厂改造完毕，磷肥产量从57万吨提高到250万吨。

　　两国也在天然气领域合作。2000年，以色列贝特曼公司中标乌国卡什卡达丽雅州的天然气矿，该矿占该国天然气生产总量的36%。2003年8月，以色列天然气压缩站投入使用。以色列还参与乌国的金矿开采。2003年底，贝特曼公司投资纳沃伊矿业公司，开采考克拉塔斯和道吉兹套金矿，能将两处金矿的年开采量从5吨提高到20吨。

　　中亚普遍缺水，以色列作为沙漠国家却出色地解决了用水问题，中亚国家纷纷派出专业人员赴以色列学习。以色列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最成功的项目是滴水灌溉。乌兹别克斯坦水资源严重缺乏，境内有许多荒漠，水文地理状况与以色列相似，而且因为过度开采咸海导致生态灾难。以色列技术对于乌国意义重大，同时，以色列与乌国的合作也为自己树立了国家品牌。1994年7月，卡里莫夫接见佩雷斯时表示，乌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如果利用以色列技术，乌国棉花产量就可以大幅提高。1995年，乌国棉花出口在其外贸总额中占50%，棉花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收获26至27公担。而以色列每公顷棉花产量是55至60公担。如果能够运用以色列技术，乌国棉花产量将从每年400万吨再增加150万吨。在以色列专家帮助下，乌国棉花产量提高了40%，水分损耗大大降低，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两国还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2004年塔什干的以色列使馆发生爆炸，以色列专家携带大量先进设备前往协助调查。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国对以色列的作用更加重视。

　　2017年1月23日，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主办名为“太阳的国度：以色列致乌兹别克斯坦”仪式，将以色列收藏的珍稀艺术藏品赠送给乌兹别克斯坦。

　　以色列非常重视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因此其在哈国的经济活动较为活跃。1992年1月，以色列通讯部长访问哈国，希望在通讯领域发展合作。同年4月，哈代表团访以，两国签署协议，就农业、畜牧业和为哈国培训现代科技人才进行合作。1992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理捷列先科率团访问以色列，成果巨大，代表团带回了近120项合作项目的提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请以色列对哈国工业生产提供援助，以减少哈国对出口原料的依赖。以哈农业合作积极，许多以色列大公司都在哈投资。1992年，由于实施了四个合作项目，哈国的棉花和番茄产量提高了5倍。在以色列帮助下，哈萨克斯坦的牛奶产量比原来提高了60%。以色列还帮助哈萨克斯坦建立信息网络、提供卫星通信等。哈国为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了优越环境。2004年，以色列驻哈大使莫舍•卡姆希表示：由于两国共同努力，以色列得以将先进技术运用到哈国企业;哈以外交任务是建立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两国的农业合作很成功，每头牛的年产奶量提高到5千升，对乌尔加列渔业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捕鱼量达每年5亿尾。以色列向哈国企业转让集水灌溉系统、温室种植棉花等先进技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哈国国民经济推进迅速，国民收入显著提高。

　　以色列还组织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哈方人员的专业技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出一批熟谙现代商务的领导人;以色列援助沼气技术，派出一批医疗、教育和公民社会等领域的专家;发展远程教育，为哈方培训高水平专家。

　　以色列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互信很高。2006年3月，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大公司Direct Capital在阿斯塔纳获得一块4.5万平方米的地皮，价值超过2600万美元，用于建生活区和商业中心(以色列街)，预计商业额每年可达5千万美元。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哈国不动产市场投资，表明哈以之间关系稳定。“欧亚工业协会”主席、“欧亚银行”董事长、“欧亚犹太人大会”主席亚•马什凯维奇对于促成此事助力甚多(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婿帖木儿•库利巴耶夫也在该公司任职)。

　　阿斯塔纳建起中亚最大的犹太教堂。哈国犹太人马什凯维奇领导的“欧亚犹太人大会”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对话、穆斯林和犹太人改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欧亚犹太人大会”还组织数次与中亚犹太人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马什凯维奇本人出资在保罗达尔和阿拉木图修建犹太教堂，还出资为哈国的五个城市建犹太教中心。2009年以色列总理访问哈国，盛赞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和平共存的“哈萨克斯坦模式”。

　　以色列同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也主要在农业领域。1995年，土库曼斯坦的棉花产量为130万吨，1996年锐减到43万吨。1994年土库曼斯坦总理访问了以色列，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也访问了土国。土库曼与以色列的梅尔哈弗公司签约，运用以色列的技术和设备建了15个牛奶厂。土库曼斯坦与以色列的关系紧密，有一重原因在于：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的关系向来紧密，而土耳其与以色列是盟友关系，因此，土库曼斯坦与以色列发展关系并无障碍。2014年11月，土库曼斯坦希望以色列帮助该国发展农业、卫生，以及天然气领域，同时，以色列公司还积极参与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希炼油厂改造项目。

　　1990年代末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关系恶化(2016年9月卡里莫夫去世后，两国改善关系)，而两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形成鲜明对照。塔吉克斯坦受伊朗影响深刻，因此，塔国外交路线及境内伊斯兰激进势力令以色列担忧。1992年，塔国爆发反以游行——标语是：“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塔以关系笼罩在伊朗的阴影之下。中亚五国中，唯独塔国领导人不曾访问以色列。多年来，伊朗与以色列紧张对抗，伊朗多次声明要将以色列“消灭”，两国很难和解。另一方面，伊朗与塔吉克斯坦有特殊关系，伊朗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努力打造“雅利安人共同体”或曰“波斯语共同体”。塔国是伊朗对中亚发挥影响的重要支柱;而对于塔国来说，与伊朗的友好关系乃是塔国外交的支柱，塔国与以色列发展关系面临伊朗的压力。“伊斯兰复兴党”坚持反以色列立场，且与伊朗的关系紧密。1992年，塔国外交部长请以色列外交官阿里耶•列文接受塔国电视台的访谈，引起了伊朗驻塔国使馆的抗议，甚至还是引发塔国内战的促因之一。

　　但是，以色列民间对塔国投资从未断绝。例如，出身布哈拉犹太人的富商列瓦耶夫最早对塔国投资，主要在棉花种植和加工领域。塔吉克斯坦是中亚第二大产棉国。棉花出口是外贸大宗，而如果运用以色列技术，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塔国追随伊朗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变得僵化，需要改变政策的是塔国，而不是以色列。当然，塔国需要平衡自己与伊朗、以色列的关系。

　　以色列也与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合作。1993年1月，阿卡耶夫访问以色列，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农业先进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优质土地，但粮食生产很落后，希望获得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公司还为该国的私人和社会需求提供服务。

　　中亚国家希望帮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消除矛盾，以利于同时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由于阿以冲突，中亚国家常常被迫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寻求平衡。1995年9月，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访问哈萨克斯坦，当地报纸发文：哈萨克斯坦可以做阿以双方的调停人，因为哈有其优势——哈国多数国民都是穆斯林，掌握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有工业潜力，自然资源丰富，军队装备和素质良好，政府善于制定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外贸额很小。中亚国家主要出口工业原料，而以色列不需要;以色列需要石油和天然气，而中亚地理位置封闭，运输不畅，无法向以色列出口。由于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紧张，哈萨克斯坦和伊朗之间的办法(哈萨克斯坦向伊朗北部地区输送石油，而相应地，哈萨克斯坦从波斯湾港口获得伊朗的石油用于出口)显然不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的工业产品、通讯工具、农业机械、医疗器械等是中亚国家急需的，但中亚国家购买力很低;而以色列的贷款能力低，无力保障中亚国家的贷款需求。此外，制约中亚国家与以色列贸易的因素还有：中亚国家投资环境差，银行体系不发达，技术熟练人才缺乏，等等。

　　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以色列借助土耳其实现其战略，现在以色列独立推行对中亚政策。以色列在中亚取得很大成功。中亚政界和知识界认为以色列是科技发达的民主国家，可以帮助各国实现现代化;而且，除土库曼之外，中亚国家对以色列都很信任。而以色列的另一项成就是将伊朗妖魔化，令伊朗在中亚国家丧失魅力，中亚国家对伊朗心怀戒惧，为以色列争取了更多空间。

　　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影响到以色列-中亚关系。伊朗呼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这种激进政策未得到中亚国家的认同。以色列从中亚国家争取到宝贵的政治支持。例如，201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支持了谴责以色列人权状况的声明。这首先是因为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中亚国家不想卷入，诸如乌、哈等国还希望在一些国际伊斯兰组织中发挥作用，需要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其次，一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仍然参照俄罗斯的立场。另一方面，以色列很少参与西方对中亚国家人权的批评，这是以色列在该地区建立稳定关系的前提。

　　以色列在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占据独特地位。1991年后，中亚新独立国家与各个世界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建立联系。以色列国家规模很小，距离中亚遥远，但却是军事-科技强国，也是中亚“大牌局”中的重要玩家。以色列在中亚有巨大利益，中亚国家对以色列在中亚的作用也有独特定位。由于中亚的犹太人群体，中亚国家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发展具有特殊动力。大致从1980年代苏联改革时期开始，与中亚犹太人相关的许多论著相继发表。这既与中亚犹太人族群的大规模移民有关，也与以色列政府在中亚地区日益积极的政治、商贸、文化活动有关，同时，也与国际犹太人团体对中亚犹太人族群的关注力度加大有关。西方世界出版的一些相关著作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引起回声。近年来，移居西方的中亚犹太人显示出对原居地的怀恋(后苏联国家较为多见的所谓“怀乡病”)，并在移居国和原居地之间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了联系，因而中亚犹太人的历史、文化题材仍然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引发许多研究者、记者、作家、影视导演的积极关注。

　　我国学界对中亚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这既是犹太人问题(或所谓犹太学)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中亚族群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和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紧密相关。本文试图考察中亚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梳理和分析以色列-中亚国家关系的历史基础、现状，中亚犹太人与以色列-中亚国家关系的交叉互动也是中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剖面。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结束委任统治的前一天，英国总督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犹太国成立，国名为以色列

　　一、苏联犹太人问题与苏联-以色列关系演变

　　中亚-以色列(以及今日独联体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是苏联-以色列关系的延续和组成部分，而苏以关系是今日中亚-以色列关系的历史基础。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俄国犹太人及其与俄帝国(及苏联)的关系也有很长的前史。到19世纪后期，俄国也如西方社会一样，爆发排犹浪潮。俄国犹太人开始萌生了独立建国思想，即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同时，犹太人在1917年革命乃至整个苏联历史中都扮演了特殊角色：布尔什维克党中有大量犹太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因而有人将十月革命视为犹太人革命甚或共济会阴谋。1930年代大量犹太人被提拔到苏联政府(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高级职位上，好几位苏联政府副主席、人民委员都是犹太人。苏联看起来是一个坚决反对排犹政策的国家。但是，在1937年(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中的大量犹太人遭到清洗，直到贝利亚上台，大规模清洗才告结束。

　　与赫鲁晓夫等人的说法相反，莫洛托夫并不认为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他指出：斯大林强调犹太人的许多优点——工作能力强、凝聚力强、政治活跃。但是莫洛托夫也曾提及：1939年5月，斯大林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犹太族)更换为莫洛托夫(俄罗斯族)。并且对莫洛托夫说：把部里的犹太人清理掉(中译本译为“把犹太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撵走”)。随即，莫洛托夫对外交人民委员会进行了清洗，并宣称：“我们将永远终结犹太教堂。”

　　许多论者指出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后的排犹、反犹倾向和事件：在纳粹德国占领区发生了犹太人暴乱和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一些投靠纳粹的苏奸帮助德国人抓捕藏匿的犹太人;帮助德国人甄别战俘中的犹太人;游击队拒绝接收犹太人，将其视为不可靠分子，甚至把侥幸逃离犹太人隔都、投奔游击队的犹太难民赶回，最极端的做法是将其作为德国间谍枪毙;还有人散布谣言说，在前线是看不到犹太人的，他们都躲在后方。为此，伊利亚•爱伦堡曾在1943年撰文愤怒驳斥：你们大家大概听说过“前线看不到”的犹太人，不到特定时候，那些正在作战的犹太人感觉不到自己是犹太人;只有他们拿到了被疏散到后方的亲人的信件，信中对到处散布的“前线看不到犹太人”、“犹太人不作战”的谣传表示困惑的时候，他们才能感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些在战壕里读信的战士便会笼罩着不安，不是为自己不安，而是为自己的亲人——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和委屈。此外，犹太人往往不受提拔，被扣发奖章，等等。数据表明：在未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20%的犹太人都参军了;总共达50.1万人，而且牺牲人数达19.8万(比例达到40%，高于作为平均值的25%)。如果犹太人只是在后方活动，伤亡决不可能如此之大。还有人证明：伤亡的犹太人官兵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表明这些官兵都是在前线而不是在后方伤亡的。

　　另一方面，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接收了来自波兰西部的数十万犹太难民，犹太人在苏联国民中的比例从第九位上升到第四位。这些犹太人都在苏联的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共和国)和远东得到安置。

　　二战后，苏联国内开始了新的政治运动，以反“世界主义”为号召，对犹太人团体(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等)进行审查和镇压。1948年1月12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米霍埃尔斯空难身亡(依据贝利亚手札，米霍埃尔斯案其实是斯大林指示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具体策划的);该委员会遭到取缔，理由是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同国外犹太人“反动”组织保持联系和从事间谍活动。1947年，苏联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在以色列建国后立即予以承认，希望其坚持亲苏政策，但以色列领导人倒向西方，苏联被迫重新审定外交原则。此外，由于以色列建国而引发的苏联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亲以情绪也引发苏联政府警惕——有人推断，1948年10月苏联犹太人热情欢迎梅厄夫人是引发苏联政府反犹政策的直接促因。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将犹太人视为美国的潜在或现实盟友;反过来，对美国冷战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苏联对犹太人的不信任感。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苏联与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关系，对以色列抱敌视态度;反过来，美国政府和国会犹太人背景的院外集团主导了美国的中东政策，令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成为美苏对抗的战场，阿以冲突演化为东西方冲突。同时，以色列也主动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反苏阵营，遏制苏联对中东的扩张。1952、1953年间，苏联、东欧国家爆发涉及犹太人的政治案件。1953年1月13日，苏联披露了所谓“医生案件”，据称，有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医生、护士团伙试图加害国家领导人，甚至试图毒杀儿童。这样，以色列、苏联双方互生恶感，苏联驻以色列使馆附近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随即，2月11日，苏联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以关系才出现转机。1967年6月10日，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苏联与以色列断交，这种情形持续近二十四年，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始终是美国的盟友，甚至被认为是美国位于中东的第五十一个州。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新思维”，与美国合作，调整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支持对伊拉克制裁和动武)，苏联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变得微妙，与以色列的关系相应发生转变。从1980年代末起，双方甚至开始了“蜜月期”。1991年10月18日，苏联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双方互派大使，开始商业交流和旅游合作，文化联系扩大;以色列也同个别中亚共和国发展类似关系(如土库曼和阿塞拜疆)。同时，苏联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双方的矛盾，避免发生军事冲突。苏联犹太人获准集体移居以色列。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1989年到1991年间，有46万犹太人从苏联移民以色列。苏联政府决定，在阿拉伯国家偿清欠债之前，不向其提供武器;苏联(以及1991年后的独联体国家)与西方一起制裁伊拉克，以色列表示欢迎，而阿拉伯国家则对苏联颇为不满。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不再发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等声明。以色列受到的政治和道义压力大大减轻，相应地，阿拉伯世界与俄罗斯的关系趋于冷淡。

　　以色列从与苏联的关系中受益多多。苏联允许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建立一些犹太人组织和机构，这些组织和机构开展积极活动，为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提供便利。但双方的经济合作却成效有限。

　　二、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相互需求

　　以色列重视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1991年后，以色列很快就承认中亚国家独立。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家电、服装鞋袜等日常消费品都需要进口，税收高，生活成本高，国内市场狭小，食品昂贵;原料和技术设备不足，缺乏重型和中型机械制造业，依赖美国的援助，外贸赤字巨大，迫切需要扩大活动范围，因而对于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寄予厚望。

　　而犹太人群体是以色列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不久，以色列立即在新独立国家开设使馆。一位以色列高官说，在他们还没有确定向哪儿走之前，我们有机会进入那里并对事件进程施加影响。

犹太人的迁徙路线

　　以色列自立国后，一以贯之地关注海外犹太人的命运。1950年，以色列通过《回归法》，鼓励全球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而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犹太人移民问题变得复杂化：之前以色列只需与一国谈判解决，1991年后就需要与多个国家谈判。大批犹太人离开苏联，似乎是新的“出埃及记”。从1991年底到1996年间，大约有50万说俄语的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国民人口一下子增加了10%。以色列从这些俄语人口中获益良多，这些在苏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是一笔巨大财富。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中有6.5万人是科技人员，其中7000人是理工科博士或硕士。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移民使以色列成为高科技人才比例在国民中占比最高的国家，科技潜力猛增。统计表明，以色列劳动力中11%到14%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新增公民成为政治资源、智力资源、人力资源，极大地充实了以色列的国力，巩固其国家安全。鉴于移民与迁出国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将担当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纽带，使以色列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有更多平台。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移民潮的最大赢家。

　　中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主要由于1991年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开始急剧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令犹太人缺乏信心;中亚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失业率高、生活水平低，少数民族境遇更加艰难;中亚国家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强化主体民族地位的政策，在语言、文化、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方面对少数民族造成压力。

　　塔吉克斯坦一度爆发了内战，一些政治力量宣扬反犹思想，犹太人出走的情形在该国最为突出。杜尚别市中心有1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被拆除。1989年全苏人口统计表明，塔吉克共和国居住着14800名犹太人，而到1993年内战前后，塔国犹太人只剩1000人——现在该国只有几百名犹太人。

　　土库曼斯坦的政策也影响到犹太人的宗教生活。1989年，土库曼共和国住着2500多名犹太人，到2003年土库曼斯坦只剩800名犹太人。

　　1989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有6000名犹太人，1993年已有3000名犹太人离开，现在只剩不到1500人。由于经济恶化、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冲突不断，导致吉国南部大批犹太人离开。1999年，吉尔吉斯对“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乌伊运”)分子采取行动，还通过了新的《国语法》，限制俄语居民的活动范围，许多犹太人选择离开。

　　1989年，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犹太人有95000人(该数字被认为大大低于实际情况)，而到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犹太人只剩12000人。据估计，离开乌国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总数在12万到13万之间。除了经济因素，该国民族冲突不断：1989年费尔干纳谷地土耳其人与梅斯赫特人发生冲突;1990年安集延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从1995年起，“基地”组织在乌、吉两国宣扬“犹太人是中亚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灾难根源，以色列和美国是穆斯林的头号敌人”等说法——极端组织还将他们仇视的乌国总统卡里莫夫也说成是犹太人。从1999年起，“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塔什干等城市制造恐怖袭击，甚至试图在艰险地段开展游击战。类似的威胁和压力是导致犹太人离开乌国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布哈拉犹太人在此地已经居住几百年。1989年统计表明，布哈拉犹太人共26000人，而2017年的一则报道说，布哈拉现在仅有犹太人420人。

　　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形势较好，但是同样有犹太人大批离开。1989年统计表明，哈萨克斯坦有19900名犹太人，现在已剩10000人左右。

　　以色列的政策也是犹太人移民的重要因素。按照《回归法》，以色列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中亚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甚至犹太人与他族建立的混合家庭都有权迁居以色列。中亚犹太人可免费去以色列学意第绪语;九年级、十年级学生可到以色列学习，稍后其父母也可以去以色列;部分青年人还可接受宗教教育;举办各种专业培训，帮助新来青年快速找到工作。以色列的发达令中亚犹太人向往。

　　以色列的国际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中亚犹太人来说，最可怕的经历就是1992年、1993年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因为担心内战蔓延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所有经乌国的空中交通都已中断，以色列代表从杜尚别乘坐俄军军车到全城各地收留犹太人，再经莫斯科回到以色列。

　　其次，以色列-中亚关系中有重要的地缘政治考量。苏联解体使以色列暂时受到鼓舞，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和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变化，以色列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了。以色列为在外交和战略上巩固自己的地位，与土耳其合作、反对伊朗，防止伊朗在中亚的影响力上升。以色列担心，与中亚国家相邻但与以色列敌对的伊朗在中亚影响力上升，威胁其利益和安全。除了在西亚、波斯湾地区的竞争和对抗之外，以色列还在中亚地区继续防范伊朗。因此，以色列在中亚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

　　以色列在中亚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希望中亚国家放弃支持巴勒斯坦，但是没能取得成功;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中亚国家的外交努力却取得效果。1992年，阿拉法特访问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双方同意互派代表，这一事实迫使以色列采取措施。以色列总理伊萨克•沙米尔致信美国国会的20名议员，要求美国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影响，令其与巴勒斯坦绝交。以色列还通过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警告哈萨克斯坦，令其同巴勒斯坦减少联系。尽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在中亚保持影响力。1992年2月，阿拉法特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同年3月，塔吉克斯坦也扩大了同巴解组织的联系。

　　以色列-中亚的关系中还存在土以关系的因素。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战略关系中，关于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这一历史问题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土耳其政府长期不承认大屠杀的事实，并且千方百计阻挠国际社会通过对该事件的认定，遭到国际社会谴责。土耳其坚持类似政策得到以色列政府以及国际犹太组织的支持。从以色列建国后不久的戴维•本古里安时代起，以色列政府就制订方略，联合非阿拉伯国家(哪怕是穆斯林国家)对抗阿拉伯世界，包括联合土耳其、埃塞俄比亚、伊朗等国，而土耳其一直是其重要盟友。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以色列的政策受挫。

　　以色列与土耳其在中亚有共同利益：不允许伊朗在中亚加强影响，不允许伊朗扩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能源管道问题上制约伊朗的地缘政治意图。以色列往往与土耳其协调行动，互相支持，并配合美国的战略。双方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于1996年签署了大批合作协议。此外，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问题上，以色列支持阿塞拜疆。土耳其也向来在纳-卡问题上支持阿塞拜疆、反对亚美尼亚，为阿塞拜疆培训军官，举行联合军演，提供武器装备等。到1999年前后，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结盟，以色列与阿塞拜疆高层往来频繁。但是，鉴于伊朗和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压力，加上三国之间关系并不平衡(土耳其-阿塞拜疆关系远胜于阿塞拜疆-以色列关系，以色列-阿塞拜疆经济联系薄弱)，结盟政策难以为继。由于土耳其的立场和犹太人的支持，联合国迄今未能确认1915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事件是种族灭绝。以色列-土耳其关系涉及以色列的根本利益。2001年4月，以色列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在访问土耳其前表示：断言亚美尼亚人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种族灭绝，是没有意义的;在种族灭绝的问题上把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等同是不可接受的。2002年2月8日，以色列驻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大使在电视采访时表示：1915年事件是个悲剧，史学家应该研究，但不能认为是种族灭绝。2002年2月15日，亚美尼亚外交部向以色列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以色列外交部为此做出解释。2000年亚美尼亚人纪念大屠杀85周年之际，以色列的立场开始向亚美尼亚倾斜，引起土耳其不满。2000年夏，400多名土耳其军官联名要求与以色列绝交、与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

　　以色列重视中亚的能源，而土库曼的环里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输往土耳其)得到西方支持，以色列积极参与，梅尔哈弗公司很早就已站稳脚跟。1998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访问伊朗，哈梅内伊希望土库曼与以色列绝交;但土库曼仍然邀请以色列参与其能源项目，并将部分项目让伊朗公司参与。2008年9月，以色列外交部重组，加强了对外高加索和对中亚外交，将其视为外交优先方向——特别是中亚能源生产国。以色列外交官称，应该让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明白，以色列能够给他们的比伊朗给的要多。以色列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还具有政治示范意义，借此向阿拉伯世界表明：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可以和睦相处，穆斯林国家也可以从这种合作中受益;所谓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的冲突是不存在的，即使有，过错也不在以色列。多年以来，土耳其-以色列合作是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典范，而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可以作为典范。

　　哈萨克斯坦曾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中亚国家。以色列担心哈萨克斯坦的核技术或核武器流入伊朗，对以色列来说将是一场噩梦。有人主张哈萨克斯坦应该保留核武器，以便在将来变成“穆斯林的核武器”。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让贵国担心的是我国有核武器;但我国核武器保管得很好，经我国国界运输核武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992年9月，哈总理捷列先科访以时表示：哈不打算把核武器卖给伊朗或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得到这番说明，以色列还是对哈伊两国的紧密关系感到不安。最终，经过一番动摇和犹豫，以及来自美俄等国的压力，哈萨克斯坦决定放弃拥有核武器;而多数中亚国家也都反对在中亚地区保留核武器(2014年，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先科披露，当年希望获得哈国核武器的，正是卡扎菲)。1997年2月，中亚国家领导人决定在第五十二次联大上以中亚五国的名义重申卡里莫夫让中亚成为无核区的建议。

　　以色列也不愿俄罗斯在中亚加强影响，因为苏联一直坚持反犹政策并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1991年后，俄罗斯与伊朗、阿拉伯国家关系良好，尽管俄罗斯和以色列已经建交，但仍然支持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对北约向中亚扩张比较谨慎，担心俄罗斯会采取强硬措施回应。1997年3月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俄，对俄罗斯同伊朗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心。当年9月11日，内塔尼亚胡发布命令称：由于俄罗斯同伊朗进行军事合作，中止同俄罗斯的大批民用合同——包括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合同。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表示：他们不需要我们，但是需要天然气。反过来，以色列与美国、土耳其的合作导致以色列-俄罗斯关系恶化。

　　中亚国家在独立后首先关注地区安全。一般来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有着长期的深刻矛盾，而中亚国家与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更亲近，再加上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财力雄厚，以色列对中亚国家并无吸引力。但是，中亚国家意识到，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平衡政策能够利益最大化。例如，哈萨克斯坦认为，阿以双方无法调和的立场(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和南黎巴嫩被占领土命运)迫使我们需要考虑并维持该地区的利益平衡;因而，1995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先后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中亚国家认为以色列对美国能够施加很大影响、美国会满足以色列的任何要求。这多少有所夸大。苏联的长期宣传令中亚民众形成成见，即以色列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以色列可对美国施加重大影响。这些观念令中亚国家对以色列产生想象：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有助于中亚国家加入西方。此外，中亚国家认识到，以色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以色列的地理条件比中亚恶劣，但却积累了非常出色的技术。中亚也有许多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因此，中亚国家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银行业、通讯、医疗技术(数据表明：土库曼斯坦的儿童死亡率甚至比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死亡率都高三倍多，几乎是以色列其他居民同一指标的七倍)。此外，以色列的大量中亚移民推动以色列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加速了以色列向中亚国家转让技术。

　　以色列不仅对中亚的自然资源感兴趣，而且也看重其市场，希望中亚国家购买自己的工农业产品。1992年2月，以色列驻俄大使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双方谈判建交并发展互利合作。塔什干是苏联解体后以色列开设使馆的第二个国家的首都(在莫斯科之后)。1992年3月，《消息报》指出，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第二个敢同以色列广泛合作的伊斯兰国家。很快，以色列代表团也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1994年夏，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1995年8月，佩雷斯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

　　以色列希望通过油气管道项目与中亚国家结盟，得到土库曼斯坦的积极回应。中亚国家与以色列的合作引起伊朗担忧。1996年在阿什哈巴德·会议上，伊朗领导人拉夫桑贾尼希望中亚领导人不要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打交道。2006年7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土库曼议会演讲时谈及：自从以色列建国后，近东国家就受到持续威胁;这个体制总是在制造不稳定和紧张，挑动敌对。但是，土库曼斯坦并未听从，尼亚佐夫表示：希望全方位吸收以色列高科技。

　　三、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合作现状

　　中亚国家都对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感兴趣。1993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成为第二个正式访问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元首(第一个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是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个中亚国家元首。尽管意识到其举动会引起伊斯兰国家的消极反应，阿卡耶夫还是强调：吉尔吉斯人民对以色列问题很理解，经历各种迫害、苦难和屈辱之后，犹太人争取到每个民族都可以拥有的、对历史上祖国的神圣权利。后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1995年5月)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5年12月)都访问了以色列。

　　以色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发展顺利，乌国是以色列在中亚实现利益的重要基点，是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中亚国家——以色列在塔什干开设了中亚第一个使馆。卡里莫夫号召以色列到乌国投资，表示：两国关系可以向全世界表明，穆斯林与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对抗。以色列作家称赞两国关系是犹太人与穆斯林和平共处的出色范例，两国已形成特殊关系;乌国作为穆斯林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信仰宽容，犹太族未受迫害。二战期间，乌兹别克共和国接收了几十万犹太难民。以色列官员表示，除了高加索，中亚是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而在这一地区，犹太人与乌国联系在一起。卡里莫夫总统与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会晤时曾说过：我了解犹太人，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从无排犹思想的国家的领导人。2004年11月15日，以色列驻乌大使伊曼纽尔•梅里在犹太文化中心动情地讲道：母亲于二战期间被疏散到吉尔吉斯共和国，他的人生因此与中亚紧密联系。梅里指出，乌国犹太人可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色列通过“马莎夫”国际合作中心与乌兹别克斯坦展开人文合作。以色列帮助乌国培训护士，令乌方人员了解以色列的医疗体系，获得有关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技能。乌方迫切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塔什干的犹太人社团“犹太文化中心”也为乌以两国的合作提供协助。2004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中亚犹太人科学学会”，其组织者是以色列和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以及美国的赞助者。双方还准备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中近东地区军备竞赛等方面展开合作，卡里莫夫多次表示，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样，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关系被局限于以色列在中亚的利益框架内。

以色列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但直到42年后，两国才正式建交

　　以色列使馆组织讨论会，意在争取中亚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敌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宣传战”。例如，以色列表示：伊朗公开支持恐怖分子;欧洲反犹浪潮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阿拉伯人口增多;等等。乌政府曾经制定计划，打算在2006年到2010年吸引外资近70亿美元，这些计划涉及各个经济领域。为此卡里莫夫号召以色列商人到乌兹别克斯坦勇敢投资，并认为：以乌伙伴关系可以向全世界表明，穆斯林和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对抗。

　　2003年初，费尔干纳建立了乌以合资公司“费力兹”，生产冷饮和酒类，投资50万美元。2007年以色列“贝特曼”公司对克孜库姆磷粉加工厂改造完毕，磷肥产量从57万吨提高到250万吨。

　　两国也在天然气领域合作。2000年，以色列贝特曼公司中标乌国卡什卡达丽雅州的天然气矿，该矿占该国天然气生产总量的36%。2003年8月，以色列天然气压缩站投入使用。以色列还参与乌国的金矿开采。2003年底，贝特曼公司投资纳沃伊矿业公司，开采考克拉塔斯和道吉兹套金矿，能将两处金矿的年开采量从5吨提高到20吨。

　　中亚普遍缺水，以色列作为沙漠国家却出色地解决了用水问题，中亚国家纷纷派出专业人员赴以色列学习。以色列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最成功的项目是滴水灌溉。乌兹别克斯坦水资源严重缺乏，境内有许多荒漠，水文地理状况与以色列相似，而且因为过度开采咸海导致生态灾难。以色列技术对于乌国意义重大，同时，以色列与乌国的合作也为自己树立了国家品牌。1994年7月，卡里莫夫接见佩雷斯时表示，乌国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如果利用以色列技术，乌国棉花产量就可以大幅提高。1995年，乌国棉花出口在其外贸总额中占50%，棉花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收获26至27公担。而以色列每公顷棉花产量是55至60公担。如果能够运用以色列技术，乌国棉花产量将从每年400万吨再增加150万吨。在以色列专家帮助下，乌国棉花产量提高了40%，水分损耗大大降低，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两国还在反恐领域加强合作。2004年塔什干的以色列使馆发生爆炸，以色列专家携带大量先进设备前往协助调查。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国对以色列的作用更加重视。

　　2017年1月23日，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使馆主办名为“太阳的国度：以色列致乌兹别克斯坦”仪式，将以色列收藏的珍稀艺术藏品赠送给乌兹别克斯坦。

　　以色列非常重视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因此其在哈国的经济活动较为活跃。1992年1月，以色列通讯部长访问哈国，希望在通讯领域发展合作。同年4月，哈代表团访以，两国签署协议，就农业、畜牧业和为哈国培训现代科技人才进行合作。1992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理捷列先科率团访问以色列，成果巨大，代表团带回了近120项合作项目的提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请以色列对哈国工业生产提供援助，以减少哈国对出口原料的依赖。以哈农业合作积极，许多以色列大公司都在哈投资。1992年，由于实施了四个合作项目，哈国的棉花和番茄产量提高了5倍。在以色列帮助下，哈萨克斯坦的牛奶产量比原来提高了60%。以色列还帮助哈萨克斯坦建立信息网络、提供卫星通信等。哈国为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了优越环境。2004年，以色列驻哈大使莫舍•卡姆希表示：由于两国共同努力，以色列得以将先进技术运用到哈国企业;哈以外交任务是建立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两国的农业合作很成功，每头牛的年产奶量提高到5千升，对乌尔加列渔业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造后，捕鱼量达每年5亿尾。以色列向哈国企业转让集水灌溉系统、温室种植棉花等先进技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哈国国民经济推进迅速，国民收入显著提高。

　　以色列还组织各种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哈方人员的专业技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出一批熟谙现代商务的领导人;以色列援助沼气技术，派出一批医疗、教育和公民社会等领域的专家;发展远程教育，为哈方培训高水平专家。

　　以色列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互信很高。2006年3月，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大公司Direct Capital在阿斯塔纳获得一块4.5万平方米的地皮，价值超过2600万美元，用于建生活区和商业中心(以色列街)，预计商业额每年可达5千万美元。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对哈国不动产市场投资，表明哈以之间关系稳定。“欧亚工业协会”主席、“欧亚银行”董事长、“欧亚犹太人大会”主席亚•马什凯维奇对于促成此事助力甚多(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婿帖木儿•库利巴耶夫也在该公司任职)。

　　阿斯塔纳建起中亚最大的犹太教堂。哈国犹太人马什凯维奇领导的“欧亚犹太人大会”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对话、穆斯林和犹太人改善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欧亚犹太人大会”还组织数次与中亚犹太人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马什凯维奇本人出资在保罗达尔和阿拉木图修建犹太教堂，还出资为哈国的五个城市建犹太教中心。2009年以色列总理访问哈国，盛赞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和平共存的“哈萨克斯坦模式”。

　　以色列同土库曼斯坦的合作也主要在农业领域。1995年，土库曼斯坦的棉花产量为130万吨，1996年锐减到43万吨。1994年土库曼斯坦总理访问了以色列，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也访问了土国。土库曼与以色列的梅尔哈弗公司签约，运用以色列的技术和设备建了15个牛奶厂。土库曼斯坦与以色列的关系紧密，有一重原因在于：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的关系向来紧密，而土耳其与以色列是盟友关系，因此，土库曼斯坦与以色列发展关系并无障碍。2014年11月，土库曼斯坦希望以色列帮助该国发展农业、卫生，以及天然气领域，同时，以色列公司还积极参与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希炼油厂改造项目。

　　1990年代末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关系恶化(2016年9月卡里莫夫去世后，两国改善关系)，而两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形成鲜明对照。塔吉克斯坦受伊朗影响深刻，因此，塔国外交路线及境内伊斯兰激进势力令以色列担忧。1992年，塔国爆发反以游行——标语是：“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塔以关系笼罩在伊朗的阴影之下。中亚五国中，唯独塔国领导人不曾访问以色列。多年来，伊朗与以色列紧张对抗，伊朗多次声明要将以色列“消灭”，两国很难和解。另一方面，伊朗与塔吉克斯坦有特殊关系，伊朗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努力打造“雅利安人共同体”或曰“波斯语共同体”。塔国是伊朗对中亚发挥影响的重要支柱;而对于塔国来说，与伊朗的友好关系乃是塔国外交的支柱，塔国与以色列发展关系面临伊朗的压力。“伊斯兰复兴党”坚持反以色列立场，且与伊朗的关系紧密。1992年，塔国外交部长请以色列外交官阿里耶•列文接受塔国电视台的访谈，引起了伊朗驻塔国使馆的抗议，甚至还是引发塔国内战的促因之一。

　　但是，以色列民间对塔国投资从未断绝。例如，出身布哈拉犹太人的富商列瓦耶夫最早对塔国投资，主要在棉花种植和加工领域。塔吉克斯坦是中亚第二大产棉国。棉花出口是外贸大宗，而如果运用以色列技术，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塔国追随伊朗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变得僵化，需要改变政策的是塔国，而不是以色列。当然，塔国需要平衡自己与伊朗、以色列的关系。

　　以色列也与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合作。1993年1月，阿卡耶夫访问以色列，表示：以色列是一个农业先进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优质土地，但粮食生产很落后，希望获得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公司还为该国的私人和社会需求提供服务。

　　中亚国家希望帮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消除矛盾，以利于同时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由于阿以冲突，中亚国家常常被迫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寻求平衡。1995年9月，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访问哈萨克斯坦，当地报纸发文：哈萨克斯坦可以做阿以双方的调停人，因为哈有其优势——哈国多数国民都是穆斯林，掌握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有工业潜力，自然资源丰富，军队装备和素质良好，政府善于制定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与中亚国家的外贸额很小。中亚国家主要出口工业原料，而以色列不需要;以色列需要石油和天然气，而中亚地理位置封闭，运输不畅，无法向以色列出口。由于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紧张，哈萨克斯坦和伊朗之间的办法(哈萨克斯坦向伊朗北部地区输送石油，而相应地，哈萨克斯坦从波斯湾港口获得伊朗的石油用于出口)显然不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的工业产品、通讯工具、农业机械、医疗器械等是中亚国家急需的，但中亚国家购买力很低;而以色列的贷款能力低，无力保障中亚国家的贷款需求。此外，制约中亚国家与以色列贸易的因素还有：中亚国家投资环境差，银行体系不发达，技术熟练人才缺乏，等等。

　　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以色列借助土耳其实现其战略，现在以色列独立推行对中亚政策。以色列在中亚取得很大成功。中亚政界和知识界认为以色列是科技发达的民主国家，可以帮助各国实现现代化;而且，除土库曼之外，中亚国家对以色列都很信任。而以色列的另一项成就是将伊朗妖魔化，令伊朗在中亚国家丧失魅力，中亚国家对伊朗心怀戒惧，为以色列争取了更多空间。

　　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影响到以色列-中亚关系。伊朗呼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这种激进政策未得到中亚国家的认同。以色列从中亚国家争取到宝贵的政治支持。例如，201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支持了谴责以色列人权状况的声明。这首先是因为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中亚国家不想卷入，诸如乌、哈等国还希望在一些国际伊斯兰组织中发挥作用，需要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其次，一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仍然参照俄罗斯的立场。另一方面，以色列很少参与西方对中亚国家人权的批评，这是以色列在该地区建立稳定关系的前提。

　　四、中亚犹太人：中亚国家-以色列关系前景

　　如前所述，犹太民族遍布世界，在中亚有大量的流散同胞。中亚犹太人族群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亚的原住族群，也被称为布哈拉犹太人;另一部分是从俄帝国到苏联时期移居中亚的犹太人移民——包括从欧俄部分、波兰等。布哈拉犹太人也被称为“土著犹太人”，居住中亚已有漫长的历史。没有直接文献能够证明犹太人最早何时到达中亚，多数研究者只是依据一些零零碎碎的间接文献推断，因而有各种说法。一种看法认为是在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从波斯帝国(当时中亚属于波斯帝国)移居此地——有学者推测是被强制迁徙的。也有人认为是与阿拉伯人一起来到中亚。有人认为，犹太人抵达中亚首先是因为犹太人参与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所致。一些人倾向于将犹太人移居中亚的历史说得很悠久，认为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原始居民就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为布哈拉城市奠定基础——布哈拉在意第绪语中的意思是“选民”——而其他族群都是后来者。1954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土库曼共和国境内的谋夫发掘出一些瓦片，上面刻有一些犹太字母和名字，能够证明部分犹太人至少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已经到过中亚。但是不能证明这些犹太人就在当地扎根或成为最早的布哈拉犹太人。比较有说服力的考证认为犹太人大规模移居中亚发生在萨曼王朝(首都是布哈拉)繁盛时期的9到10世纪。按照这一结论，布哈拉犹太人也当之无愧地堪称是中亚的原住民。

　　12世纪末，犹太人旅行家本雅明在其旅行记中最早提及：撒马尔罕和希瓦有一些犹太人社区，犹太人数目约五万人，“其中一些人非常有钱、有学问”。1867年俄国征服中亚并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之后，中亚犹太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加入突厥斯坦总督区，另一部分则留在布哈拉酋长国。而犹太人则因布哈拉而得名。19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多将中亚土著犹太人称为“布哈拉犹太人”。

　　中亚归并俄国之后，犹太人处境得到改善，此前他们被认为是“无权”、“屈辱”的。犹太人被称为“土著犹太人”，获得与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可以建立自己的街区亚胡迪马哈拉(马哈拉即中亚城市里的街区、基层组织)。但是突厥斯坦总督区很快就做出一系列限制。1889年，在《突厥斯坦管理条例》补充案中限制布哈拉汗国(当时尚在俄国庇护下，形式上是独立的)犹太人在突厥斯坦总督区购买土地和不动产;而1892年进一步规定：未经布哈拉汗国政府许可，不得离境一年以上;购买土地和不动产，需经过复杂认证，只有证明自己久远的先祖就住在这里后，才被承认为土著犹太人。

　　19世纪末，突厥斯坦和布哈拉酋长国的犹太人近1.6万;到1920年代～1930年代，中亚犹太人近2万。由于种种限制，布哈拉犹太人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及葡萄酒酿造、石雕、金银首饰打造、粉刷、演艺等行业，一些行业是其他族群也从事的，一些被犹太人垄断。经过漫长的时间，布哈拉犹太人已经丧失民族语言(意第绪语)，多数都说东伊朗语(法尔斯语)，唯一能够与其他族群区分开来的文化特征是：他们始终保留犹太教信仰。在中亚社会，穆斯林对犹太人尽管有某种歧视，但仍有一定的宽容度，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从各方面来看，犹太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在19世纪后半期，由于犹太人遵章守法、隐忍内敛，得以躲过反犹暴乱。布哈拉犹太人为中亚地区的科学、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本地区文明的中心，其教育水平高于相邻的穆斯林族群。

　　1924年苏联政府进行民族划界之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划给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因此，犹太人主要聚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塔吉克共和国：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卡尔希、杜尚别、忽盏、马尔吉兰、浩罕等地聚居。在1920年代，苏维埃政府曾为犹太族群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开设学校，用意第绪语和塔吉克语出版书籍、报纸、杂志，建起犹太剧院，等等。1922年，撒马尔罕还建立了土著犹太人博物馆。但是，1930年代苏联政府在中亚推行土地改革，世代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的犹太人被迫从事原来不熟悉的农业，他们不会种地，也不会建房，这种政策导致了不幸后果，留在城里的犹太人成为被剥夺者。1932年，政府发起运动，没收民众的贵重物品和钻石、玉石等，许多布哈拉犹太人成为受害者，家用金银餐具、宗教场所的器皿都被没收。

　　在不同时期里，有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成为所谓“犹太穆斯林”;反过来，也有其他族群人士改信犹太教。2009年哈萨克斯坦的统计表明，信仰犹太教的除犹太人之外，还有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鞑靼人、东干人、俄罗斯人、日耳曼人等，共计5281人。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外来犹太人移入中亚，与土著犹太人(布哈拉犹太人)一起成为中亚犹太人族群的组成部分。

　　第一阶段：随着俄国征服中亚，一批随俄军进入中亚的犹太人就地安置，被称为“亚历山大的士兵”。同时期还有一些阿富汗和伊朗的犹太人辗转移居此地。

　　第二阶段：1920年代到1930年代，许多犹太青年来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参加五年计划建设。例如，1926年哈萨克共和国有犹太人3600人，1939年达到19200人。一些苏联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者也被流放中亚，如：托洛茨基于1928～1929年间在哈萨克共和国的阿拉木图生活。

　　第三个阶段是在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间，由于战争局势，大量犹太人被疏散到大后方中亚;同时，由于德国入侵，苏联接收了许多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其中不少东欧犹太人在中亚(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共和国)被安置。

　　第四阶段：1954～1960年，赫鲁晓夫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发起了垦荒运动，犹太人与其他族群一起从苏联的欧洲部分来到中亚。

　　另一方面，从俄帝国时期至今，中亚犹太人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移民潮，移出中亚。

　　第一波，在19世纪最后20年，有200个布哈拉犹太人家庭移出，在耶路撒冷形成布哈拉犹太人街区。他们的移居既是由于经济原因，也由于俄国政府的限制措施，同时，其中许多人宗教造诣深厚，移居是出于宗教动机。

　　第二波移民潮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苏俄各地爆发族际冲突和反犹暴乱，4000多名布哈拉犹太人离开中亚。1924年国境关闭后，还有人经阿富汗和伊朗非法出境。一些离开者被迫半路返回。

　　第三波移民潮是在1970年代，由于美苏关系缓和，苏联政府允许犹太人移居境外。有近10000名布哈拉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第四次移民潮是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景不明，经济-社会转型，民族冲突频发，引发犹太人移居。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乎是全体移居，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以色列。1993至1994年间移居国外的中亚犹太人表示，移居的原因主要是：多数亲戚、亲人都已移居或准备移居，如果他们继续留下来就难以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1990年代中亚犹太人的移出进程是持续、单向的。

　　经过几波移民，中亚犹太人已成为绝对少数，只剩下3000到4000人。尤其是布哈拉犹太人原本聚居于塔、乌两国，其人口迁出趋势不可逆转，现在留下来的多是丧失活力的人口，即老年人或有种种原因未能移居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亚犹太人作为族群已不复存在，已经丧失族群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意义，而只剩下一些单独的个体。要寻找布哈拉犹太人，只能到中亚以外的他乡。留居此地的犹太人成为历史-文化化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民族学-文化学景观，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除了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顺利;与以色列关系稳定、合作紧密;犹太人投资积极)之外，犹太族在中亚基本上复兴无望。

　　塔吉克斯坦长期受到伊朗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有较为深厚的反犹社会基础，不信任以色列和犹太人，很多民众乃至精英都相信关于犹太人的阴谋论。但布哈拉犹太人或许会在塔国与以色列关系突破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塔国的以色列商人谢明•绍伊赫特布罗德认为，布哈拉犹太人曾与塔吉克族共同生活数百年，在语言、文化、习俗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互相了解，二战时有数千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曾受到塔吉克人民的热情接待。布哈拉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望成为以色列和塔国友谊的桥梁。

　　犹太民族数千年来散居世界各地，即使在以色列，不同的犹太人群体间也存在隔阂：例如，在美国和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赛法迪犹太人之间一直存在隔阂，只有共同的犹太教信仰能够克服隔阂、帮助新归化的布哈拉犹太人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在以色列、美国、加拿大等移居地，布哈拉犹太人仍然聚居在单独的街区，他们背负着中亚故乡的深刻烙印，保持传统生活方式，又成为当地社会独特的族群-文化孤岛。移居境外的布哈拉犹太人仍保留关于中亚的温馨记忆。不少人患有“思乡病”，撰写了关于中亚故土(布哈拉、撒马尔罕等)的回忆录、小说。

　　人口流出是犹太人对转型时期的中亚国家不确定性的本能反应(丧失安全感、安定感)，从中亚国家的角度来看，如同日耳曼人、俄罗斯人的流出一样，犹太人大批离开不啻是经济、政治、智力的损失。而从另一角度看，移居境外的犹太人仍是中亚国家和以色列的共同财富。他们既了解以色列，也了解中亚国家，移居后与中亚国家继续保持联系，未来他们仍然可能再次回流故地(再移居)，旅游、投资或寻根、探亲，因而注定是相关国家交流往来的纽带。

　　相关简介：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本文刊于杂志总第76期，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