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竞争的政治网络：对泰国政治中黄衫军和红衫军的研究

　　近些年来，对泰国民主化进程的解释成为了激烈争论的对象。“城市精英与中产阶级”对“农村中的大多数”这一二元对立使得泰国的民主转型两极分化为两大网络：在2006至2008年领导反他信抗议的人民民主联盟(PAD，其支持者俗称“黄衫军”);在2009至2010年领导亲他信示威的反独裁民主联盟(UDD，其支持者俗称“红衫军”)。过去十年正是这两大政治网络展开争夺的一段岁月。

　　本文试图研究泰国政坛的这两大网络，也就是PAD和UDD。使用原始数据以及在2009、2010及2014年对PAD和UDD成员的采访，本文对两大网络的政治争夺进行了探究[1]。PAD网络与王室、军队和官僚体系有着联系，UDD网络则是由前总理他信和他先后创立的一系列政党[2]以及对2006年军事政变感到不满者领导。过去五年间，这两大网络在泰国的民主进程中扮演着颇具影响力的角色。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两大网络，本文将简要地回顾泰国政治的背景以及与该网络相关的状况。其次，本文将从三方面审视该网络：政治概念与观点;组织机构，包括关键决策者和组织网络;成员采取的策略与行动。第三，本文将批判性地分析两大网络各自的特点、关键人士、成员、功能机制。最后，本文还将对该网络在泰国政治中的位置作出解读。

　　从政治网络视角看待泰国政治

　　在他信于2005年再度当选总理之后[3]，泰国便陷入了PAD和UDD这两大权力网络的政治争夺之中。本节将简要地介绍泰国政治的背景以及与当前政局相关的状况。还将对政治与经济治理的机制展开讨论，这些因素对泰国的政治网络也有着影响。

　　泰国实行的是立宪君主制，总理是政府首脑，世袭君主则是国家元首。司法部门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分支。在泰国政治史上，“半民主”政府执政的时期与漫长的威权主义时期交替出现。自从1932年组建了首个代议制政府以来，军队屡屡打断宪政秩序，总计多达18次。自从绝对君主制被废除以来，泰国公民一共见证了超过20次政府更替和18部成文宪法。2014年5月的政变推翻了泰国首位女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他信本人则在2006年9月的军事政变中被“民主改革委员会”推翻。[4]

　　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后，以王室为核心的政治网络发挥了主导作用，直至2007年12月人民力量党在此次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中取胜(该党是泰爱泰党的后续党派，泰爱泰党因收买选票丑闻遭到解散)。在200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5]，掌权的都是亲他信的政府，PAD则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抗议。当年12月，通过司法手段，人民力量党政府被赶下台。在未赢得选举的情况下，民主党领导人阿披实通过幕后政治交易上台[6]。他信的支持者认为阿披实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不断向他施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根据学者邓肯•麦卡戈(D. McCargo)的说法，任何希望在泰国政坛存活下去的政府都必须争夺两种合法性：选举合法性和技术官僚合法性。前者关乎组建政府：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会将主要目标设定为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收买选票的行为十分猖獗;后者则取决于政党在城市中产阶级眼中是否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要想使得代议政治正常运转，使得政治体制更具可问责性、更透明、更稳定，这两种合法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多次政治危机都充分体现了泰国政治中持续存在的特征：强势的军队，弱小的政党，以个人为核心的领导结构，缺乏“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和民众，以及媒体散布的传言与意见的重要作用。在泰国政治中，另外一项不可言说的因素就是君主的政治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于1958年的政变后奠定的。

　　以王室为核心的政治网络对于政治进程、机构，尤其是选举的干预不时显现，在过去十年间格外明显。国王常常被视作维持政治稳定、推动变革的重要人物。麦卡戈认为枢密院成员是在代表君主发挥干预作用，班福德(A. Bamford)和钱亚帕特(C. Chanyapate)则认为王宫是否采取行动，被视作君主向政客发出的政治信号。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充分体现了泰国民主制度中的问题与争执;这一事件再度证明，泰国政治的规则依然是易变的，精英依然自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权凌驾于民众参与之上。

　　就政治网络所源自的背景而言，UDD部分是作为对PAD这场对反他信运动的回应而组建的。保皇派的PAD成员，身着标志性的黄衫，在2006年初发动了反他信示威;随后，他们接受了2007年的选举结果，并解散了这一网络。当亲他信政府试图将这位前总理接回国时，PAD在2008年再度发起抗议，于8月占领了政府大楼，并于11月底、12月初关停了曼谷的机场。PAD和UDD这两大政治网络之间的冲突与争论可以被视作精英式与选举式这两种民主模式之间张力的体现，也可以被视为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权力网络：由专业人士/技术官僚构成的网络，和由多数选民构成的网络。

　　例如，一方面，UDD代表的是选举式、多数派权力网络，支持自由化改革，认为民主制是由各种政治机构(如政党、选举和立法行为)构成的遵守法律和一定形式的进程。另一方面，PAD代表的是精英式、专业人士/技术官僚权力结构，认为除非人民知道自己作出的选择有何种意义并且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否则选举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两种网络都支持民主原则，无论这被视为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以人民之名执政，还是由人民自己来执政。

　　两种网络对于泰国民主政治的不同解读导致了公民社会各团体的两极分化。各种关于民主合法性指的是什么的争论、话语与说明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支持PAD的中产阶级和都市公民团体认为，泰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改正政治腐败和金钱政治所造成的恶果。相较之下，UDD支持者则认为，在2001年选举和权力下放计划之前，他们的声音都未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尽管也承认他信政府有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段时期，中央政府才真正地考虑到了农村地区人民的需求与关切。UDD更加青睐的政策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财政政策来鼓励消费，由此提振国内经济。由于两大政治网络对于政策的解读和偏好存在差异，2006年政变之后，UDD支持者便反对PAD，指控PAD支持这场政变;从此以后，两大团体支持者便频繁发生冲突，至今尚未实现和解。

　　认识PAD及其政治网络

　　在泰国政坛上，PAD是一个组织精良的政治网络，拥有“经理亚洲卫视”(Manager-ASTV)这一强大的传媒机构。对参加了2008年为期六个月抗议的PAD成员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得出了下列结论。这些成员分别来自：“人民之友”团体、国企工人工会联合会、负债农民网络、北方农民联合会、泰国爱国者网络、泰国人民网络委员会、医务工作者网络、争取民主商会、“善地阿索”(Santi-Asoke)僧团、艺术家民主联盟，以及“经理亚洲卫视”团队[7]。

　　采访显示，PAD政治网络的组织风格是垂直且统一的，而不是水平的，其政治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摧毁他信政权、捍卫国家机构”这一话语下，PAD使用的是带有极端保皇式民族主义色彩的挑衅策略。PAD的争议性角色引发了关于都市政治和中产阶级对泰国民主制的破坏作用的讨论。由于这一团体发动的是一场精英主义运动，并不受益于选举式大众政治，因此，其核心成员构想和实践的是超越利益群体之外的议会外政治。该群体发起的政治运动既包括救助负债农民，还包括推翻民选产生的总理，以及建立带有软式威权主义风格的弘扬道德的经济。

　　PAD政治网络结合了精英/城市公民团体以及军方、官僚体系、中产阶级活跃分子、社群主义NGO活动者、小农、保守派学者、企业家以及王室部分成员。PAD的政治行动是以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为基础的。对PAD来说，抵抗发生于对抗共同敌人的共同行动框架内——即反他信运动——而不是由某种阶级或地缘身份决定的。

　　就集体行动而言，PAD政治网络用善治、反腐以及干净的政治等话语重新定义——乃至否决——了民主制原则，将反对派团体的街头政治斗争重新呈现为直接参与式的公民行动，而这种行动也许能够取代代议制民主，或是与之共存。

　　近些年来，对泰国民主化进程的解释成为了激烈争论的对象。“城市精英与中产阶级”对“农村中的大多数”这一二元对立使得泰国的民主转型两极分化为两大网络：在2006至2008年领导反他信抗议的人民民主联盟(PAD，其支持者俗称“黄衫军”);在2009至2010年领导亲他信示威的反独裁民主联盟(UDD，其支持者俗称“红衫军”)。过去十年正是这两大政治网络展开争夺的一段岁月。

　　本文试图研究泰国政坛的这两大网络，也就是PAD和UDD。使用原始数据以及在2009、2010及2014年对PAD和UDD成员的采访，本文对两大网络的政治争夺进行了探究[1]。PAD网络与王室、军队和官僚体系有着联系，UDD网络则是由前总理他信和他先后创立的一系列政党[2]以及对2006年军事政变感到不满者领导。过去五年间，这两大网络在泰国的民主进程中扮演着颇具影响力的角色。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两大网络，本文将简要地回顾泰国政治的背景以及与该网络相关的状况。其次，本文将从三方面审视该网络：政治概念与观点;组织机构，包括关键决策者和组织网络;成员采取的策略与行动。第三，本文将批判性地分析两大网络各自的特点、关键人士、成员、功能机制。最后，本文还将对该网络在泰国政治中的位置作出解读。

　　从政治网络视角看待泰国政治

　　在他信于2005年再度当选总理之后[3]，泰国便陷入了PAD和UDD这两大权力网络的政治争夺之中。本节将简要地介绍泰国政治的背景以及与当前政局相关的状况。还将对政治与经济治理的机制展开讨论，这些因素对泰国的政治网络也有着影响。

　　泰国实行的是立宪君主制，总理是政府首脑，世袭君主则是国家元首。司法部门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分支。在泰国政治史上，“半民主”政府执政的时期与漫长的威权主义时期交替出现。自从1932年组建了首个代议制政府以来，军队屡屡打断宪政秩序，总计多达18次。自从绝对君主制被废除以来，泰国公民一共见证了超过20次政府更替和18部成文宪法。2014年5月的政变推翻了泰国首位女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他信本人则在2006年9月的军事政变中被“民主改革委员会”推翻。[4]

　　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后，以王室为核心的政治网络发挥了主导作用，直至2007年12月人民力量党在此次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中取胜(该党是泰爱泰党的后续党派，泰爱泰党因收买选票丑闻遭到解散)。在200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5]，掌权的都是亲他信的政府，PAD则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抗议。当年12月，通过司法手段，人民力量党政府被赶下台。在未赢得选举的情况下，民主党领导人阿披实通过幕后政治交易上台[6]。他信的支持者认为阿披实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不断向他施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进行选举。

　　根据学者邓肯•麦卡戈(D. McCargo)的说法，任何希望在泰国政坛存活下去的政府都必须争夺两种合法性：选举合法性和技术官僚合法性。前者关乎组建政府：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会将主要目标设定为农村地区，在这些地方收买选票的行为十分猖獗;后者则取决于政党在城市中产阶级眼中是否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要想使得代议政治正常运转，使得政治体制更具可问责性、更透明、更稳定，这两种合法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多次政治危机都充分体现了泰国政治中持续存在的特征：强势的军队，弱小的政党，以个人为核心的领导结构，缺乏“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和民众，以及媒体散布的传言与意见的重要作用。在泰国政治中，另外一项不可言说的因素就是君主的政治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于1958年的政变后奠定的。

　　以王室为核心的政治网络对于政治进程、机构，尤其是选举的干预不时显现，在过去十年间格外明显。国王常常被视作维持政治稳定、推动变革的重要人物。麦卡戈认为枢密院成员是在代表君主发挥干预作用，班福德(A. Bamford)和钱亚帕特(C. Chanyapate)则认为王宫是否采取行动，被视作君主向政客发出的政治信号。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充分体现了泰国民主制度中的问题与争执;这一事件再度证明，泰国政治的规则依然是易变的，精英依然自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权凌驾于民众参与之上。

　　就政治网络所源自的背景而言，UDD部分是作为对PAD这场对反他信运动的回应而组建的。保皇派的PAD成员，身着标志性的黄衫，在2006年初发动了反他信示威;随后，他们接受了2007年的选举结果，并解散了这一网络。当亲他信政府试图将这位前总理接回国时，PAD在2008年再度发起抗议，于8月占领了政府大楼，并于11月底、12月初关停了曼谷的机场。PAD和UDD这两大政治网络之间的冲突与争论可以被视作精英式与选举式这两种民主模式之间张力的体现，也可以被视为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权力网络：由专业人士/技术官僚构成的网络，和由多数选民构成的网络。

　　例如，一方面，UDD代表的是选举式、多数派权力网络，支持自由化改革，认为民主制是由各种政治机构(如政党、选举和立法行为)构成的遵守法律和一定形式的进程。另一方面，PAD代表的是精英式、专业人士/技术官僚权力结构，认为除非人民知道自己作出的选择有何种意义并且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否则选举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两种网络都支持民主原则，无论这被视为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以人民之名执政，还是由人民自己来执政。

　　两种网络对于泰国民主政治的不同解读导致了公民社会各团体的两极分化。各种关于民主合法性指的是什么的争论、话语与说明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支持PAD的中产阶级和都市公民团体认为，泰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改正政治腐败和金钱政治所造成的恶果。相较之下，UDD支持者则认为，在2001年选举和权力下放计划之前，他们的声音都未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尽管也承认他信政府有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段时期，中央政府才真正地考虑到了农村地区人民的需求与关切。UDD更加青睐的政策是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财政政策来鼓励消费，由此提振国内经济。由于两大政治网络对于政策的解读和偏好存在差异，2006年政变之后，UDD支持者便反对PAD，指控PAD支持这场政变;从此以后，两大团体支持者便频繁发生冲突，至今尚未实现和解。

　　认识PAD及其政治网络

　　在泰国政坛上，PAD是一个组织精良的政治网络，拥有“经理亚洲卫视”(Manager-ASTV)这一强大的传媒机构。对参加了2008年为期六个月抗议的PAD成员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得出了下列结论。这些成员分别来自：“人民之友”团体、国企工人工会联合会、负债农民网络、北方农民联合会、泰国爱国者网络、泰国人民网络委员会、医务工作者网络、争取民主商会、“善地阿索”(Santi-Asoke)僧团、艺术家民主联盟，以及“经理亚洲卫视”团队[7]。

　　采访显示，PAD政治网络的组织风格是垂直且统一的，而不是水平的，其政治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摧毁他信政权、捍卫国家机构”这一话语下，PAD使用的是带有极端保皇式民族主义色彩的挑衅策略。PAD的争议性角色引发了关于都市政治和中产阶级对泰国民主制的破坏作用的讨论。由于这一团体发动的是一场精英主义运动，并不受益于选举式大众政治，因此，其核心成员构想和实践的是超越利益群体之外的议会外政治。该群体发起的政治运动既包括救助负债农民，还包括推翻民选产生的总理，以及建立带有软式威权主义风格的弘扬道德的经济。

　　PAD政治网络结合了精英/城市公民团体以及军方、官僚体系、中产阶级活跃分子、社群主义NGO活动者、小农、保守派学者、企业家以及王室部分成员。PAD的政治行动是以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为基础的。对PAD来说，抵抗发生于对抗共同敌人的共同行动框架内——即反他信运动——而不是由某种阶级或地缘身份决定的。

　　就集体行动而言，PAD政治网络用善治、反腐以及干净的政治等话语重新定义——乃至否决——了民主制原则，将反对派团体的街头政治斗争重新呈现为直接参与式的公民行动，而这种行动也许能够取代代议制民主，或是与之共存。

　　1.PAD的构成及主要特征

　　根据对两名PAD成员的采访，PAD政治网络包括各种专业人士(例如教师、医生、律师和政府官员)组织、国企工会、宗教组织(如“善地阿索”僧团及其麾下的“达摩军”)、社群主义NGO、小农组织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个体。PAD的关键成员来自“善地阿索”僧团、“经理亚洲卫视”传媒集团、北方农民联合会、艺术家民主联盟、人民组织网络委员会、青年PAD，以及“争取人民民主运动”。这些组织网络的成员是PAD的关键角色。例如在示威期间，“善地阿索”公社主席、陆军少尉讪丁•勒布特就负责保障PAD的食物供应与安全;来自“经理亚洲卫视”的育达永•林勒特瓦迪则是PAD节目的舞台监督。尽管PAD既不是一个以会员为基础的组织，也不是一个只关心其成员的利益团体，还是有不少人选择加入的原因在于自身利益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促使国企工会支持PAD的原因就在于国企私有化这一问题;小学教师支持PAD的原因则在于，他们对他信政府于2005年时精简机构并将公立学校的掌控权从中央政府处转交给了人手有限的地区当局感到不满。PAD的关键人物是来自“善地阿索”僧团的陆军少将占隆•西孟(Chamlong Srimuang)和来自“经理亚洲卫视”传媒集团的林明达(Sonthi Limthongkun)。PAD有关民族主义、社群主义和干净的政治的话语都是受到了他们两人的影响。

　　就PAD的个体成员而言，关键人物是王室成员和现役军人。支持PAD的王室成员和显贵子弟结成了一个名叫“真相与透明协会”的团体，其成员包括阿农•尼卢邦、兰比阿巴•格森西、当迪•威拉韦达亚、巴拜•巴萨东索、本乍万•格姜内达，以及数位王室成员。这些人不仅参加了为期183天的示威，还为PAD的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难以指认出现役军人的名字，但在乌纳洛姆协会成员中能够发现退役军人的身影，例如其主席便是巴东蓬•格松素将军。其他关键人物还包括青年领袖森丹•春差达丹和朱拉隆功纪念医院的医生敦•西迪颂翁。春差达丹是青年PAD的一员，在PAD占领马卡旺大桥期间帮助组织了PAD示威学校(Sathid Makawan)。他相当于网络的一个节点，因为他所创建的青年PAD这一全新组织会通过网络技术发布信息、进行沟通和动员。西迪颂翁则在“公民志愿者保护土地网络”中同样发挥着节点作用，组织并领导了许多活动，包括脸书运动以及针对他信腐败丑闻的抗议集会。

　　2010年的脸书运动始于互联网(例如分享图片、视频及其他文档)，随后演变成了一场针对UDD要求解散议会抗议活动的反示威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在2006年政变之前便已加入PAD的西迪颂翁发挥了节点作用，在网络上上传各种信息，并由此组建了“公民志愿者保护土地网络”。尽管多数脸书运动的参与者都并非PAD的支持者，但网络信息将他们动员起来，令其加入了西迪颂翁新创建的网络。

　　2.PAD的政治理念

　　PAD政治网络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顾问都受到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影响。他们所经历的领导模式都是垂直式的，这使得他们倾向于贵族式民主制和垂直网络等理念，牺牲了网络内部的民主性。

　　根据“话语斗争”的要求，PAD的主张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组争论：民族主义对抗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对抗民粹主义、干净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道德主义政治话语常常被当作格言使用，以此来巩固其在泰国政坛中的地位。由于这一网络中各个公民社会成员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有权者和无权者的政治策略及政治观点均存在分歧。例如，PAD旗下有着许许多多公民社会志愿团体，其中既包括保守的派别，例如王室成员和政府退休官员参与的那些团体，也包括更加进步的派别，例如北方农民联合会和国企工人工会联合会。他们通过暴力及非暴力的抵抗行为进行抗争。考虑到PAD的权力结构是不平等的，有些精英主义的公民社会组织可能成为国家机构的点缀，主张国家机构持有的观点，并拥护王室和军队等保守机构。麦卡戈提出的“网络君主制”这一概念考察的是王室及其代理人(尤其是前总理炳•廷素拉暖，他代表王室恢复了泰国政坛权力关系的均衡态势，引入了一定的自由主义元素)对政治事务的主动干预。相较之下，PAD政治网络则是由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构成，他们以道德话语主张诚实的政治，还带有一些父权制和民族主义的意味。PAD成员一向维护立宪君主制，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意图改变君主制地位的观点。

　　此外，多数政治观察家都认为1992年5月的事件是中产阶级发动的民主起义。考虑到中产阶级在1976、1991和2006年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可以认为，该阶级在民主起义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很难成为排头兵。起义中的死伤者大多数来自下层阶级，而且正如学者尼迪•伊西旺(Nithi Eawsriwong)所言，中产阶级并不一定信奉民主或是平等价值。学者休伊森(K. Hewison)指出，“考虑到泰国中产阶级在1991年和1992年扮演的不同角色，应该将其视为一支不可预测的政治势力，其行为动机不一定是自由民主价值观”。

　　PAD旗下的各个团体代表着不同的部门与阶级，其联盟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基础的。由于这些团体并不参加选举和政治机构，它们更倾向于按照团体或是职业之分来代表民众，而不是像定期选举和代议政治中常见的那样按照地缘界线来代表民众。这些团体往往采取直接行动，而不是通过正规程序与制度等渠道来参与政治。

　　作为PAD旗下各个团体间权力关系的反映，可以认为其中自称最具代表性、最强有力的团体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白领劳动者，穷人则沦为了PAD网络中的少数派或是点缀。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团体共存但并不平等的状态表明，在公民主动参与泰国政治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

　　为了详细阐述PAD旗下各个组织不同的观点，可以通过图一勾勒出他们所持有的各不相同的经济与政治立场。图一反映了许多PAD成员的政治观点，从中产阶级活跃人士、专业人士团体、学术界、媒体，到负债农民。PAD政治网络涵盖了不同界别，其结盟方式是跨阶级的、以具体问题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或地缘界线为依据的。将所有成员联系到一起的共同主题是具有道德感的干净的政治。正如一名成员在接受访问时提到的，“没有道德原则的民主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要想实现和平、繁荣和稳定，还需要君主制”。

　　3.PAD的组织及功能结构

　　在组织层面上，PAD主要由城市精英、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团体以及个人组成。正如图一所示，PAD成员都赞成通过扩充现有的民主制度来解决金钱政治这一问题，但在应采取何种具体策略及行动方面有着不同观点。PAD的领导层由五人构成，另外的七人则是副手，当领导层被逮捕时就代其行事。PAD的垂直式组织结构意在加强统一性和提高效率，风险则是权力会集中在领导层手中(为期183天的示威活动就是一个例子)。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在民主合法性与组织效率之间达成平衡。人们批评PAD的垂直结构(如图二所示)不利于内部民主。

　　4.PAD的政治策略及行动

　　PAD的政治行动及政治主张包括社区工作、自助组织和追求善治及讲道德的政治。PAD强调的是政治的透明及可问责性，受过教育、有见识的公民的参与，希望凭此来度过泰国目前的政治危机。然而，对“善治”的追求应被理解成泰国精英渴望达到国际标准但又无视穷人面临的问题的结果。

　　PAD采取的是双重政治策略：既对抗，又协商。该政治网络动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极端保皇派情绪来吸引尽可能多的精英加入。其行动策略强调的是反他信和反金钱政治这两大问题，以便获得中产阶级和媒体的支持。PAD所宣扬的民主模式是与道德话语及新威权主义式发展联系在一起的[8]。

　　PAD成员们聚在一起，是要为了“新政治”而战。这一反他信战略团结了对现存的金钱政治感到沮丧的人士。相同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同的观点令他们投入了共同的斗争。这种团结一致的情绪使得他们的斗争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与PAD支持者的多次访谈显示，加入组织后他们对于自己与他人权力关系的认知发生了剧烈改变。通过动员大众这一方式，PAD增强了其成员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向本地官员提出要求。

　　就一般行动而言，学者乌参•臣讪(Uchane Cheangsan)指出，PAD通过抗议和公民不服从——其成员通过集体行动来促使人们注意到国家机构的不足之处——等方式来向政府施压，参与公共决策进程。他们还通过富有挑衅性和扰乱性的行为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从而为谈判赢得更强的议价能力。

　　关于与PAD相关的NGO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所信奉的民主价值观，人们有着激烈的争论。泰国NGO试图通过加强与社群团体及人民组织联系的方式，加强对政治进程的参与。讽刺的是，由许多NGO、大学生活跃人士、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协会在1991至1992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创建的“争取人民民主运动”成为了PAD旗下的一个核心团体，其组织在许多方面都发挥着有违民主价值观的作用。

　　PAD所主张的新政治意在通过限制代议政治，牺牲民主程序，加强制度稳定性。此外，在他们看来，泰国民主制的质量依旧取决于政府及其专职顾问，制度缺陷也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推行;制度安排和代议机制无法落实，于是，人民的权利和对政治的参与也就遭到了损害。

　　在PAD主张的参与式政治和泰国实际存在的民主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城市中产阶级对于穷人所面临问题的认知也是不民主的。媒体、学术界和城市中产阶级等精英团体成员相对而言权势更大，因此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构成挑战。但穷人则没有足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因此，想要自己的声音也被人听到，他们就不得不与中产阶级展开合作，乃至依赖于中产阶级。

　　认识UDD及其政治网络

　　UDD是在2006年政变后组建的一个反PAD组织，它指责PAD支持这场政变。起初，UDD仅仅被视为一个小型组织，只在少数府具有影响力，并无能力发起持久的、大规模的示威。UDD政治网络遭受了军方的严厉镇压，在2010年法院作出没收大笔他信资产的争议判决后再度兴起。

　　根据原始数据以及2010年对UDD成员进行的访谈，本文认为UDD是由许多农村地区的小型组织构成的松散政治网络，具有广播、卫星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型媒体渠道。其组织结构是水平式的、松散的，激发了对于农村问题以及边缘地区民众在泰国民主制中地位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UDD视为一场亲他信的运动。尽管“红色暹罗”等更具社会性、更激进的团体有着不同观点，但他们只是少数派。

　　可以通过“反对派意识”这一概念来理解这一“由众多组织策略和行为模式都大不相同的团体构成的政治网络是如何创建、组织和运转的”。此外，还可以从泰国民主化进程(尤其是1997年颁布新宪法之后)这一视角出发，来理解大众政治的机制。

　　就第一种视角而言，正如学者曼斯布里奇(Mansbridge)所言，某个团体要想采取集体行动，仅仅意识到遭受了不公、明白自己享有共同的利益，或是发现现存体制的局限，仍是不够的，还需要致力于行动以捍卫上述价值;换句话说，要从意识到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更进一步，产生采取行动的意愿。

　　UDD政治网络重新定义了何为社会正义，表明选民参与与政治状况、公共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他们认为，政客实施的经济民粹主义项目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穷人，尤其是那些非农业部门的人士。换句话说，经济民粹主义的主张应当被视为通过动用公共资金的政府项目来赢得选票的合理途径。UDD政治网络被认为是一场反对军队、民主党政府以及PAD的运动，该网络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抵抗策略，并利用了传媒技术和地缘组织。其口号之一便是“反贵族”。

　　就第二种视角而言，泰国政治的问题在于，民主机制将穷人排除在了政治参与之外;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掌控着一系列地方资源，要求地方利益服从全国利益。就国家层面而言，缺乏民主主要是形式民主的失败和公共参与空间的封闭造成的;就地方层面而言，缺乏民主主要是决策权未转交给基层以及地方民主的低下质量造成的。尽管地方民主机构无法正常运转，但UDD的地方网络成员能够通过协商，为本地社群争得利益，例如扶贫和开发自然资源的项目。通过权力下放，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资源，但中央政府依然有权决定政治议程、提供预算、分配人手。如果地方精英与中央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有机会利用这些资源中饱私囊。

　　UDD凭借“政治教育项目”，将自己的根基扩展到了地方层面。在2008至2009年的一年之内，UDD制订了“学校计划”，并在35个府开办了至少400家学校。UDD有三大政治主张：选举民主化，地方经济自由化，终结双重标准、实现社会正义。通过这些主张，UDD确立了自己在泰国政坛的位置。UDD旗下包括各种团体、地方机构及个人：活跃在地方的游说者、乡级行政组织成员[9]、社区广播节目负责人、自由职业者及半熟练工人、接受承包工作的农民、下层安保人员。他们能够参与国家制定的政策规划，对选举政治有所期待。UDD政治网络的一大特征是其成员大多受到沮丧心态的驱动。其关键成员来自新兴经济与社会阶层，尤其是自由职业者，以及那些拥有自然资源、能够进入商业市场的人士。

　　UDD的组织结构是水平式的，由许多组织与个人组成。该政治网络之下还有许多次级网络，例如人民电视网络(PTV);此外还有地方领导人和组织者，以及反对党成员。有些曾在1970年代活跃的行动人士同样结成了团体，担任UDD的顾问[10]。

　　据一名UDD成员在采访中表示，UDD是由许多地方性次级网络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网络，其成员自认为是“红衫军”。其任务在于以府级网络为基础，推行政治教育项目。府级网络代表各个地方网络在全国层面上发声并制定决策，包括举行示威与集会。府级网络包含的组织数量各异：例如，乌汶有8个地方性网络，清迈则有24个。每个地方网络都有自己的广播频道，向当地或是全国播放音乐、民歌以及政治问题。

　　但在实践中，中央领导人发挥的主导作用却在UDD内部引发了争论，尤其是那些来自人民电视网络的人士及前行动人士，他们决定了该组织的政治身份、政治策略及政治议程。例如，一名来自清迈的UDD成员在访谈中表示，在2010年4月的暴力事件后，中央领导人决定继续在曼谷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但地方网络领导人希望结束示威。将UDD的斗争定位为“农民对抗贵族”，同样是居于核心位置的知识分子的主意(见图三，该表反映了UDD的组织结构)。

　　多数网络并非基于成员资格的组织，其组织与资金有赖于外部捐助者(尤其是地方政客以及游说者)。UDD的策略与行动也被认为是政治性的集会，而非公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其议事日程既包括非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活动，也包括通过推动政治正义来落实民主，甚至令前总理他信回归。

　　UDD旗下的众多组织并不仅仅考虑其成员的利益。其构成多种多样，涵盖了各个部门与各个阶级，在“反贵族、反双重标准，通过选票迎回他信”的口号下，因各个具体问题而结成联盟。UDD倾向于基于地缘界线的代议政治与定期选举，同时还在正规程序与制度之外采取直接行动，以此来参与政治。

　　2001年时，在他信领导下，泰爱泰党通过参与式平台来开展竞选活动。此后，这一平台继续发挥着网络中枢的协调作用。彼时，泰爱泰党在各个地区都与农民领袖一道建立了专注农村问题的工作组，从而提供了一个先期平台以便学者和技术官僚分析局势、提出能够吸引选民的政策建议。UDD也借鉴了这样的做法。

　　关于广泛参与这一问题，UDD中的关键成员并不赞同“人民最有智慧”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国家机构要想有效率地运转，公共参与并非唯一行得通的方式;人们需要理解社会义务、社会正义等概念，并通过制度渠道——即选举——来表达自己的异议。他信本人并不认为农业生产能够令农民脱贫，而是希望鼓励农民从政府处获得信贷，通过做小买卖或是售卖当地特产，成为企业家。

　　就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复苏而言，尤其当涉及主权之时，UDD认为地方利益应服从全国利益。由于农村团体的议事日程与在职政客并不相同，二者之间的分歧便进一步在UDD内部引发了冲突。最后，在许多关乎自身的问题上——例如土地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累进税制——农村及城市贫民的地方性网络可能会反对其领导人。

　　2014年5月22日，泰国经历了又一场政变。从此之后，名为“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 and Order)的军政府便一直掌权。政变之后，充满压迫性的政治环境限制了UDD的活动，甚至令其网络变得四分五裂。2014至2015年间的总体政治局势是，泰国的民主制度以及曾一度活跃的政治网络被大大削弱了。UDD尤其受到了军政府的威胁。例如，军队和警察经常会用2014年临时宪法的第44条来为调查、拘禁以及其他侵犯被怀疑从事威胁国家安全行动者权利的行为进行辩护。这些压制行为制造了恐惧的气氛，使得UDD成员不得不隐匿起来，暂停活动，转入地下。军政府严厉惩罚“大不敬”行为，同样引发了普遍的不安，扼杀了网络、纸媒、广播以及公开场合的表达自由。2014年政变后，“大不敬”罪案被移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告被剥夺了提起上诉的权利。由于大多数此类罪案都被秘密处理，无法查明案件数量究竟有多少，但人们认为应该有几百起之多。包括UDD成员在内，已有许多人逃离泰国，避免因“大不敬”行为接受审判。简而言之，UDD遭到了严重削弱。如今，该政治网络无法重提昔日的政治主张，更别提公开挑战军政府了。除非进行新的、自由的、公正的选举，否则UDD成员及其支持者很难重建曾颇具影响力的政治网络。只要军政府的压迫和威胁依旧，UDD的前景就会十分黯淡。

　　结论：政治网络与社会变革

　　要想了解PAD和UDD这两大政治网络，我们需要考察泰国民主制的结构设计。有些精英主义者认为，泰国的政治改革需要面对三大结构性问题：腐败、缺乏效率、缺乏政治领导力;其他人则认为，单凭选举政治不足以缓解国家机构与人民之间围绕自然资源的冲突。

　　本研究表明，通过许多方式，PAD和UDD都向泰国主流政治发起了有效挑战。在概念层面上，两大政治网络都挑战了关于民主与参与的关系的主流看法，使得民众的直接参与被视为具有政治性和民主性的。其斗争表明，民主绝不只在于选举结果，还在于就公共政策展开对话与争论，尤其是当这些决定关乎人民切身利益时。两大网络关注的都是民主、参与及赋权的意义，尤其关注那些通常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们，并且主张经济平等与社会正义。

　　有人批评这两大网络的民主观是无效率的，会对制度性民主与国家机构的权力构成威胁。UDD那种参与式民主更加关注地方，而非全国。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的实践和参与中，都涌现出了许多政治构想。这些构想面临着其他种类政治实践的激烈竞争，例如与当权政客做交易。因此，在与主流政治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UDD的民主观接受了最为严峻的考验。

　　UDD和PAD都是跨阶级的政治网络，采取的是双重策略：一方面以具体问题为基础，反对或支持某个人物或主题;另一方面通过结成团体来改善人民生活。他们都把受到某项政策或某个目标影响的人团结起来，赋予不同成员以相同的身份。成员享有相同的观点，都致力于更加投入地参与政治斗争。据参与过斗争的成员表示，他们对于自己和当局之间权力关系的认知发生了巨大改变。

　　然而，这一策略的成功引发了国家机构的反应。政治冲突常常被认为是泰国权力结构运转不良的后果;面对威权主义行为，参与式民主这一理念也无太大用武之地。因此，现存的政治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大政治网络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员的多样性以及其组织结构的特征表明，两大政治网络都是围绕着特定主题或是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来践行反对派政治的，而不是围绕着特定的阶级或政治身份。在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打交道时，许多成员选择通过与这些人结成联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策略在网络内部引发了冲突。通过议会外政治行动来反对主流选举机构，也反映了老牌中产阶级对新兴中产阶级的敌意。例如，许多PAD成员认为UDD的抗议活动是受到他信及其追随者操纵的，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

　　然而，自2014年的军事政变以来，泰国的政治网络面临了严峻考验。与近来的其他几次政变相比，2014年的政变表现出了强烈的新威权主义倾向。主导军政府的是民族主义领导人，他们试图通过掌控官僚体系和国家机构来确立一种新型政治合法性。除此之外，军政府还获得了官僚体系、军队、王室等非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支持。有人认为，泰国政治目前正处于从混合型政体或曰选举式威权主义政体向彻底的威权主义政体转型过程中。为此，军政府建立了一个政治网络，以保护保守派。换句话说，军政府及其盟友可能从身穿黄衣的政治网络，转变成身穿蓝衣乃至深绿衣的政治网络。

　　最后，两大网络的批评者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利益集团，通过主张道德政治、新型政治、“农奴对抗贵族”等来使自己的利益具有合法性。通过声称民主政治有助于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将民主与普通人和权力的关系联系起来，两大网络都团结起了一批成员，并使其成为了一支政治力量。

　　在泰国那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市场导向型社会中，许多社会团体对民主制度抱有更高的期望。对他们而言，民主是通过选举展开政治竞争的方式。因此，他们自视为政治消费者，在各种政策产品中进行挑选。换句话说，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网络提供了出自各自精英之手的政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代议式自由民主制的制度性假设在三个层面上遭遇了挑战：对于民主的理解，制定决策的机制，以及以更大程度参与主流政治为目的的斗争方式。通过对PAD和UDD的研究，本文令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两大政治网络的机制与政策，以及他们对泰国政治的影响。

　　相关简介：Naruemon Thabchumpon，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原文为英文，刊于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办的《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第五卷第一期(2016年4月)。经该期刊及作者本人授权，《新视角》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对PAD成员的采访进行过两次：一次是在2009年初，在PAD占领了曼谷机场之后;另一次是在2014年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抗议期间。对UDD成员的采访是在2010年三、四月反对阿披实政府的大型集会上完成的。鉴于泰国的政治局势，在此匿去受访者的姓名。

　　[2] 这些政党分别是：1998至2007年间的泰爱泰党，2007至2008年间的人民力量党，以及2008年至今的为泰党。

　　[3] 他信是一名前警官和电信大亨。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将其推翻。流亡期间，他在泰国政坛依然保持着巨大影响力。

　　[4] 一开始，“民主改革委员会”自称为“立宪君主制民主改革委员会”。后来，为避免在国际上遭受批评，“立宪君主制”的字样被去掉了。

　　[5] 当于2008年2月返回泰国后，他信为避免因腐败罪名锒铛入狱，于当年8月主动选择流亡。

　　[6] 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司法决定是在PAD的政治抗议——尤其是占领素万那普机场的举动——压力下作出的。

　　[7] 与这些成员的采访最初是在2009年8月至10月完成的，距离PAD占领曼谷机场过去了一年时间。在2014年年初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抗议期间又重访了某些团体，以便考察彼此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总计采访了13个团体的30人。

　　[8] 国家机构扮演的不仅仅是常规的发展式角色(例如分配国家资源)，更具有威权主义性质，因为选举被抛到一边，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当权者出自某个受信任的圈子，公民社会则仅仅发挥具有爱国性质的作用。

　　[9] 乡级行政组织是农村地区地方政府的最小单位，相当于城市里的市政组织，其领导人每四年一次经选举产生。

　　[10] 有些曾在1970年代活跃的大学生行动人士与泰爱泰党合作，他们大多来自北方。这些人也应被视作UDD的网络成员。其他来自曼谷的行动人士——如Dome Ruam Jai团体(泰国法政大学的学生校友活跃人士)——自认为是UDD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