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家胤：人类亟待智造出抗病毒药物

　　世界就是这样吊诡：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已经征服地球万物，正在不断征服大自然，并且一步步征服宇宙，可是，至今却还是拿最低级的生命体病毒没办法。办法是有，譬如打预防针，可不是很灵——打完还是可能被病毒侵害甚至致死;而且，预防针剂的创制很困难，生产过程很复杂，注射过程比较麻烦，因而推进得相当慢。

　　上文说病毒是“生命体”其实是抬举它了，准确地说，它是“半生命体”。因为，病毒是最原始的生命，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过渡形态。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只是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核酸(DNA或RNA)，没有细胞质和细胞核，不能独立完成生命体的本质特征自复制;只有附着到寄生活细胞的细胞壁上，外壳上的蛋白质毒刺刺破寄生细胞的细胞壁，病毒将自己携带的DNA或RNA注入寄生细胞，借助寄生细胞的自复制机制，病毒才借尸还魂，开始自己的自复制，表现出生命体的本质特征。一旦离开寄生细胞，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它只是无生命的结晶体。病毒之所以难对付，可能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无生命体和生命体的两面性。

美国辉瑞药厂公布，新研发新冠病毒口服药物的二、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发现成年患者在出现病征后3至5日内服药，重症住院或死亡机会率可以降低89%。美国药管局前局长兼现任辉瑞董事戈特利布也信心预言，美国冠病疫情有望在熬过德尔塔感染潮后，于明年1月初结束。

　　你看，短短一年半，新冠病毒已经传遍全球20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两亿，患病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可是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疫情……在许多国家仍然纷至沓来。需要说明的是，传染疱疹和乙肝之类传染病的是双链DNA病毒，一条链发生变异，另一条链对变异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真正发生变异的几率很低;而传染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是单链RNA病毒，自身没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发生变异的几率很高。这就是新冠病毒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异的原因。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新冠病毒变异株，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拉姆达……,一个比一个传染力更强，传染更快，传染更广，致死率更高。世卫组织近日又宣布，如果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要考虑用星座名称命名新冠毒株变体——须知宇宙中星座几乎是无限多呀!因此，人类似乎看不到这场瘟疫终结的希望在何处，终结的时间是何时。看来，人类同病毒决战的时刻真的到来了!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发新的检测手段、新的疫苗和新的药物。人类医学创新能力正在同新冠病毒变异能力赛跑，输赢胜败难说，其结果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刚刚又读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警告说：“未来还可能出现人类根本对付不了的病毒!”此言绝非虚妄，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真实的威胁。

　　这不由得令人回望过去几千年人类同上一个死敌细菌的抗争。在地球生命体的阶梯上，细菌比病毒高一个层级，是具有完整细胞结构并能独立复制的单细胞生命体。正因为能独立复制，致病细菌的传染力特别强。鼠疫、霍乱、痢疾、伤寒、脑膜炎、麻风病、白喉、炭疽、肺结核……都是细菌造成的恶性传染病，不知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就拿排第一的鼠疫来说吧。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亚大陆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夺走了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其中。第二次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的这两句诗，用来描写黑死病肆虐的欧亚大陆是很恰当的。

　　那么，人类是怎样制伏细菌从而减少直至根绝这些传染病的呢?回答是：靠偶然性。

　　1928年，英国伦敦的一位医生弗莱明一直在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伤口化脓，多半是葡萄球菌感染。他在一只只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然后试验用各种药剂去杀灭它们。他做这项工作已经好几年，仍然一无所获——这种葡萄球菌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9月的一天早晨，弗莱明发现其中一只培养皿里竟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这是因为他开着窗户，肉眼看不见的某种天然霉菌的孢子飞进来，落下去并繁殖起来了。显然，这只培养皿里的培养物被霉菌污染了。弗莱明正要把发了霉的培养物倒掉，突然心生一念：何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啊!”弗莱明大叫一声，马上激动起来：霉斑周围是清澈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吗!

　　他立即动手大量培养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将含有霉菌分泌物的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上去。结果，葡萄球菌全部被杀灭。弗莱明把这种培养液叫做青霉素。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季刊上。可是，这篇论文竟未能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弗莱明本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继续研究下去。直到1938年，英国医生佛罗理和钱恩在研究溶菌酶的时候，从检索的文献中发现了弗莱明的那篇文章，并立即着手继续弗莱明当年的研究。这样，青霉素才第二次被发现。佛罗理和钱恩将弗莱明发现的液状霉素加工，经过过滤、浓缩、提纯、干燥，终于得到了一种黄色粉末。1941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结果大获成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大批伤员急需高效抗菌药，在美国的帮助下，青霉素终于能大批量生产，成为一种价格便宜的抗菌特效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45年，青霉素先后两次被发现的有功之臣——弗莱明、佛罗理、钱恩，一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此后，多种抗生素接连创制出来，人类终于战胜细菌。

　　有鉴于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只能将战胜病毒的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面：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瞎猫碰死耗子，某一天，又有一个人，碰巧发现一种能杀灭病毒的什么素。这种懒人哲学，守株待兔，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是智能物种，有高度智能化的医药科学和制药工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定要，也一定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主动，积极，有目的，有计划地智造出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最终战胜病毒这个更难对付的家伙。

　　笔者孤陋寡闻，但是从一种媒体上得知，美国国会和白宫已经拨款32亿美元的巨资开发口服的抗病毒药片。中国正在同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我们岂能不奋起直追，直至赶超!须知，我们在这方面大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药这个宝库。屠呦呦们提炼出青蒿素，帮助人类战胜疟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后续待开发的宝贝多得很，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笔者上世纪中期以前出生在四川，那时在那个封闭的大盆地里面，可以说只有中药汤剂这一种药物。所以，我从小就喝汤药，终生信服汤药——当然，须是高明的中医师开具的方子。青年和中年时代困扰我的口疮，西医西药没有好办法，可是中医汤药总能治好。感冒之后的支气管炎咳嗽，其病原体有多种，按我的经验，一定要中西药同时用;因为抗生素可以杀灭细菌，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衣原体和支原体还能勉强对付，可是对付不了病毒，而中药对付得了。2020年武汉因新冠病毒肺炎封城期间，由天津中医院院长张伯礼负责的方舱医院，收治4000多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死亡，从电视上看，他们一直在用大坛子熬中药。从以上事例和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我得出一个猜想：治疗由病毒引起的口疮、咳嗽和肺炎，一般都要用金银花(双花)、连翘、黄芩、板蓝根和大青叶这几味中药，治疗可能也是由病毒引起的慢性鼻炎(抗生素无效)，一般都要用到苍耳子和木笔花(辛夷)。很可能，在这类“苦寒”中药材(双花不属于苦寒类)里面隐藏着能抑制甚至杀灭病毒的成分。

　　所以我呼吁，在当前这个人类同病毒大决战的关头，中国应当发挥自己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组成几个团队攻关，对这类中药材的成分做化学分析，找出上述几味中药材的共同成分——按我这个外行人的推测，上述几味中药材共同具有的成分，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抗病毒特效药;然后，再借鉴提炼青蒿素的方法，将那一种或几种成分提纯，制成药片或针剂，进一步再做临床试验。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各国一次又一次反复发作来看，靠疫苗终结大流行的愿景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落空，我们应当转换脑筋加紧研发特效药，这也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吧。

　　事关重大，有1%的希望就应当做100%的努力。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的时刻到来了!

　　世界就是这样吊诡：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已经征服地球万物，正在不断征服大自然，并且一步步征服宇宙，可是，至今却还是拿最低级的生命体病毒没办法。办法是有，譬如打预防针，可不是很灵——打完还是可能被病毒侵害甚至致死;而且，预防针剂的创制很困难，生产过程很复杂，注射过程比较麻烦，因而推进得相当慢。

　　上文说病毒是“生命体”其实是抬举它了，准确地说，它是“半生命体”。因为，病毒是最原始的生命，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过渡形态。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只是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核酸(DNA或RNA)，没有细胞质和细胞核，不能独立完成生命体的本质特征自复制;只有附着到寄生活细胞的细胞壁上，外壳上的蛋白质毒刺刺破寄生细胞的细胞壁，病毒将自己携带的DNA或RNA注入寄生细胞，借助寄生细胞的自复制机制，病毒才借尸还魂，开始自己的自复制，表现出生命体的本质特征。一旦离开寄生细胞，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它只是无生命的结晶体。病毒之所以难对付，可能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无生命体和生命体的两面性。

美国辉瑞药厂公布，新研发新冠病毒口服药物的二、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发现成年患者在出现病征后3至5日内服药，重症住院或死亡机会率可以降低89%。美国药管局前局长兼现任辉瑞董事戈特利布也信心预言，美国冠病疫情有望在熬过德尔塔感染潮后，于明年1月初结束。

　　你看，短短一年半，新冠病毒已经传遍全球20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两亿，患病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可是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疫情……在许多国家仍然纷至沓来。需要说明的是，传染疱疹和乙肝之类传染病的是双链DNA病毒，一条链发生变异，另一条链对变异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真正发生变异的几率很低;而传染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是单链RNA病毒，自身没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发生变异的几率很高。这就是新冠病毒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异的原因。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新冠病毒变异株，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拉姆达……,一个比一个传染力更强，传染更快，传染更广，致死率更高。世卫组织近日又宣布，如果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要考虑用星座名称命名新冠毒株变体——须知宇宙中星座几乎是无限多呀!因此，人类似乎看不到这场瘟疫终结的希望在何处，终结的时间是何时。看来，人类同病毒决战的时刻真的到来了!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发新的检测手段、新的疫苗和新的药物。人类医学创新能力正在同新冠病毒变异能力赛跑，输赢胜败难说，其结果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刚刚又读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警告说：“未来还可能出现人类根本对付不了的病毒!”此言绝非虚妄，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真实的威胁。

　　这不由得令人回望过去几千年人类同上一个死敌细菌的抗争。在地球生命体的阶梯上，细菌比病毒高一个层级，是具有完整细胞结构并能独立复制的单细胞生命体。正因为能独立复制，致病细菌的传染力特别强。鼠疫、霍乱、痢疾、伤寒、脑膜炎、麻风病、白喉、炭疽、肺结核……都是细菌造成的恶性传染病，不知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就拿排第一的鼠疫来说吧。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亚大陆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夺走了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其中。第二次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的这两句诗，用来描写黑死病肆虐的欧亚大陆是很恰当的。

　　那么，人类是怎样制伏细菌从而减少直至根绝这些传染病的呢?回答是：靠偶然性。

　　1928年，英国伦敦的一位医生弗莱明一直在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伤口化脓，多半是葡萄球菌感染。他在一只只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然后试验用各种药剂去杀灭它们。他做这项工作已经好几年，仍然一无所获——这种葡萄球菌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9月的一天早晨，弗莱明发现其中一只培养皿里竟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这是因为他开着窗户，肉眼看不见的某种天然霉菌的孢子飞进来，落下去并繁殖起来了。显然，这只培养皿里的培养物被霉菌污染了。弗莱明正要把发了霉的培养物倒掉，突然心生一念：何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啊!”弗莱明大叫一声，马上激动起来：霉斑周围是清澈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吗!

　　他立即动手大量培养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将含有霉菌分泌物的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上去。结果，葡萄球菌全部被杀灭。弗莱明把这种培养液叫做青霉素。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季刊上。可是，这篇论文竟未能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弗莱明本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继续研究下去。直到1938年，英国医生佛罗理和钱恩在研究溶菌酶的时候，从检索的文献中发现了弗莱明的那篇文章，并立即着手继续弗莱明当年的研究。这样，青霉素才第二次被发现。佛罗理和钱恩将弗莱明发现的液状霉素加工，经过过滤、浓缩、提纯、干燥，终于得到了一种黄色粉末。1941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结果大获成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大批伤员急需高效抗菌药，在美国的帮助下，青霉素终于能大批量生产，成为一种价格便宜的抗菌特效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45年，青霉素先后两次被发现的有功之臣——弗莱明、佛罗理、钱恩，一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此后，多种抗生素接连创制出来，人类终于战胜细菌。

　　有鉴于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只能将战胜病毒的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面：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瞎猫碰死耗子，某一天，又有一个人，碰巧发现一种能杀灭病毒的什么素。这种懒人哲学，守株待兔，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是智能物种，有高度智能化的医药科学和制药工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定要，也一定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主动，积极，有目的，有计划地智造出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最终战胜病毒这个更难对付的家伙。

　　笔者孤陋寡闻，但是从一种媒体上得知，美国国会和白宫已经拨款32亿美元的巨资开发口服的抗病毒药片。中国正在同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我们岂能不奋起直追，直至赶超!须知，我们在这方面大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药这个宝库。屠呦呦们提炼出青蒿素，帮助人类战胜疟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后续待开发的宝贝多得很，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笔者上世纪中期以前出生在四川，那时在那个封闭的大盆地里面，可以说只有中药汤剂这一种药物。所以，我从小就喝汤药，终生信服汤药——当然，须是高明的中医师开具的方子。青年和中年时代困扰我的口疮，西医西药没有好办法，可是中医汤药总能治好。感冒之后的支气管炎咳嗽，其病原体有多种，按我的经验，一定要中西药同时用;因为抗生素可以杀灭细菌，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衣原体和支原体还能勉强对付，可是对付不了病毒，而中药对付得了。2020年武汉因新冠病毒肺炎封城期间，由天津中医院院长张伯礼负责的方舱医院，收治4000多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死亡，从电视上看，他们一直在用大坛子熬中药。从以上事例和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我得出一个猜想：治疗由病毒引起的口疮、咳嗽和肺炎，一般都要用金银花(双花)、连翘、黄芩、板蓝根和大青叶这几味中药，治疗可能也是由病毒引起的慢性鼻炎(抗生素无效)，一般都要用到苍耳子和木笔花(辛夷)。很可能，在这类“苦寒”中药材(双花不属于苦寒类)里面隐藏着能抑制甚至杀灭病毒的成分。

　　所以我呼吁，在当前这个人类同病毒大决战的关头，中国应当发挥自己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组成几个团队攻关，对这类中药材的成分做化学分析，找出上述几味中药材的共同成分——按我这个外行人的推测，上述几味中药材共同具有的成分，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抗病毒特效药;然后，再借鉴提炼青蒿素的方法，将那一种或几种成分提纯，制成药片或针剂，进一步再做临床试验。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各国一次又一次反复发作来看，靠疫苗终结大流行的愿景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落空，我们应当转换脑筋加紧研发特效药，这也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吧。

　　事关重大，有1%的希望就应当做100%的努力。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的时刻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