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寻求真相的努力

 　　普里皮亚季市(PRIPYAT)，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的所在地，距离基辅大约100公里远，一个苏联精心设计的“五星级”模范城镇。

　　这个城市于1970年2月4日开始施工，与3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同步建造，为的是给这里工作的高精尖人才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园：这里有文化宫、酒店、电影院、游乐场、大型超市，有15所幼儿园，6所学校，3所医院，35个小公园，3个室内游泳池，还有美丽的红树林。这里居住着五万人口，都是核工业的高精尖人才，平均年纪只有26岁。这曾是一个住满年轻人的城市，它也如同青年人一般，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与希望。

　　这样欣欣向荣的地方，谁也不会把它和灾难联系在一起。讲起苏联的历史，恐怕切尔诺贝利是难以翻过去的重要一页。

　　01、“如果成功，这套系统将节省大量能源”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传来了一声巨响。如果那时候站在高处，你能望见3公里外的核电站，把天空映得五彩缤纷，橘色、血红色、天空蓝，如同海市蜃楼。

　　数分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相关史料还原，切尔诺贝利第四号反应炉正在进行自我供电系统测试，如果成功，这套系统将能节省大量能源。当时，苏联与美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苏联科技界上下弥漫着一种“建功”的冲动。

　　为了防止误触发，安全系统已经提前断开。实验人员将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由正常的3200兆瓦，降至700兆瓦，但是由于实验过快，实际输出功率仅有30兆瓦——这功率下降速度已经过快，临近了安全章程规定的最大值。然而实验人员决定继续实验，并将输出功率增大至200兆瓦。

　　一个错误导致了下一个错误。实验人员拔出了215根反应堆中控制反应速率的控制棒——原本有221根的控制棒，现在仅剩6根，远低于安全章程规定的30根。于是，四号反应堆如同虎兕出柙，变得极不稳定。等到实验人员准备降下所有控制棒的时候，才发现控制棒管道已经变形，核芯被瞬间引爆。

　　一股超强的辐射蒸汽从堆中喷涌而出，把1200吨的炉盖瞬间喷入高空，大量的铀与石墨，或呈块状或呈粉末，在核电厂方圆几百公尺内肆意喷溅。高温蒸汽裹挟着熔解的辐射粒子，喷向数千公尺的高空，形成浓厚的辐射尘，开始随着气流四处漂移。在楼顶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瞬间被火焰吞没。

　　第四区大楼的楼顶也被喷洒的火花点燃，消防部门随即出动灭火。由于没有人和他们提及任何反应堆爆炸的消息，也没有人提供任何的防护，把此次楼顶灭火当做普通出警的28名消防员再也没有回来。

　　02、　“图书馆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

　　事故发生后8小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陆续收到零星的讯息汇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第四区大楼出现火灾，已经被扑灭。反应炉正常。他绝口没有提“爆炸”。

　　4月26日上午十点半，距离爆炸已经过去9个小时，普里皮亚季的5万居民生活依旧。大人们照常上班，孩子在幼儿园愉快地玩耍，空气中多了一些飘散的灰尘。昨晚的火灾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政府并没有做任何的声明。既没有通知人员撤离，也没有要求居民吃碘片，以减少对放射性碘的吸收。然而，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还在扩散。

　　如果你有一个放射量测定器，那在4月26日中午，你在普里皮亚季的大街上，能测到0.2伦琴(放射性计量单位)的放射量，到了晚上能测到7伦琴——正常大气中的放射量是0.000012伦琴。人体一年能承受的放射量是2伦琴，超过了400伦琴就会给人体造成致命污染，而居民在那天吸收的辐射约是50伦琴。

　　4月27日8点，爆炸发生后30小时，第一批安全措施终于得到实施，1000辆大巴前往疏散居民。这座城市在早晨的阳光下，依然睡眼惺忪。

　　“那天我父母照常带我到托儿所，”当时的经历者尤利娅·马尔琴科(Yulia marcenko)回忆道：“一切都没有异常。父亲(核电厂工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事故，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4月27日14点，军方宣布彻底疏散全城。然而为了避免恐慌，消息依旧封锁。居民们并没有感到异常，甚至以为三四天后就可以回来。他们谁都不知道，普里皮亚季，那个曾经是乌克兰最年轻的城市，自此成为鬼城;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在悄然异变。

　　只要不让居民知道爆炸的危害，就不会引起恐慌。戈梅利州立大学教师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夫金(Evgeni Alessandro Vicki brovkin)回忆说：“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你在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布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信息的渠道。”

　　信息封锁的严密，甚至是连执行任务的士兵都毫不知情。爆炸之初，在街上测量放射量的士兵仅是佩戴了防毒面具，而频频爆表的读数甚至让他们怀疑仪器出现故障。甚至连驾驶直升机参与空中灭火的飞行员，都没有统一的防护用品。

　　事实上，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已经紧急成立了政府委员会，派遣由勒加索夫院士为领队的国内知名核能专家组开赴核电站。然而，专家组迟迟不能提交任何的正式报告。直到4月28日，苏联政府收到1000多公里外的瑞典能源部门的通知，当地云层检测出高放射性，怀疑某地出现事故。苏联政府才知道问题掩盖不住，爆炸产生的辐射尘早已随气流漂移四散。同时，美国与欧洲的间谍卫星也发现了乌克兰的核电站出现异常。瑞典的电视新闻很快就对民众发出警告，当日傍晚，苏联当局也收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佩卓山关于事故的报告，旋即向世界发布，可谓紧随其后。

　　至此，苏联政府才真正做出动员，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追踪现场的一切后续，报告科学家会议内容。尽管当局开始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但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已经在高强度辐射当中暴露了48小时以上。

　　“只要真相令人不悦，我们就谎话连篇，直到我们忘记那件事。可它不会消失，依然存在。”在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中，Valery Legasov说道。

　　03、“踏上屋顶，就像另一个行星”

　　5月1日，苏联真理报上用一个烟盒大小的版块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事故，并且表示危险已经过去。

　　基辅依旧沉浸在五月节的狂欢中，上万人涌上街头参加游行典礼，这在当局看来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手段——尽管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受到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了庆典。远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也在站在高处，向欢乐的游行队伍频频挥手致意，满目都是红旗与彩带，欢呼与喧腾。

　　距离爆炸的一周后，政府终于承认了核事故，姗姗来迟的大撤退陆续开始。核电厂方圆30公里内的所有村庄居民，陆续被撤离，人数多达13万人。这数十万人开始了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斗争。不少长辈执拗地留在当地，迎接他们为数不多的日子。

　　居民撤离后，抢救切尔诺贝利的工作还在进行。我们很难想象抢救核电站是多么艰巨而痛苦的工作，只能在数据中一睹艰辛。10万名官兵和40万名市平民组成“清理人”，负责清理所有放射性物品。在3号反应炉屋顶上，每小时放射量约7000伦琴。每组9名军人，需穿戴30公斤重的铅制护服，每人仅能在屋顶待上45秒，时间只够铲2次放射物。每隔10分钟换班一次，共有3500人参与屋顶清理行动。

　　由于高辐射破坏了机器人的电子回路，核电站周边的工作只能靠人手完成。参加清理工作的亚历山大·费多托伊(Alexander fedotoy)说，“我们徒手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工作一天后，手痛到根本无法握拳。我第一次上屋顶时，被上头的神秘氛围所震慑。那里简直就像是另一个行星，一切都被放射性废料所覆盖。我的手在颤抖，我不知道自已踏入了什么世界。”

　　04、“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不是辐射”

　　爆炸后的7个月，隔离区终于清理完毕，石棺也打造完成，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头猛兽关回牢笼。国家在庆祝着这一苦涩的胜利，然而事情的真相，却与欺瞒共存，并行不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根据核能发展安全问题研究所的资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20年来，共有100名俄罗斯人因该事故而死亡，其中有47人死于放射病、9人死于甲状腺癌、估计有55人死于白血病。

　　绿色和平组织则给出另一份数据：污染最严重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大约20万人伤亡，这些地区的癌症病例为27万例，其中有9万多例非常严重，泄漏物将在未来造成约10万人死亡。

　　我们无法判断哪个数据更真实，但是我们看到的是，50万清理人的后续状况，同样没有明确的官方统计。根据军方说法，2006年时50万名清理人中已有2万人死亡，20万人宣告残疾。

　　尽管核事故已经过去30年，但是在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患癌率仍比其他地区高很多，尤其是甲状腺癌、胃癌和肺癌。新济布科夫镇中心医院的维克特医生指出，在新生婴儿中，大脑性瘫痪、唐氏综合症和先天畸形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勒加索夫院士(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是当时进驻核电站的专家组成员，对当时事故的情况最有发言权。1986年8月，在事故发生近四个月之后，勒加索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用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公布了事故调查的细节以及诸多内幕。这是一次个人行为，事后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抨击和质问，两次被剥夺国家荣誉称号。1988年4月，在核事故两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勒加索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第二天，他对于切尔诺贝利的最新调查结果本该公诸于世。

　　“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是谎言。”每次重温切尔诺贝利事件时，这句话都会浮现在人们耳边。若不是瑞典能源部门的通知，苏联可能会进一步将此事欺瞒下去，而留在切尔诺贝利的市民可能将继续暴露在超强的辐射之下。至今为止，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很多信息仍未公开，我们只能从亲历者有限的口述及材料中，拼出那场世纪灾难的点点滴滴。绝对的公开透明，是许多人的理想，许多人为此付出努力，以为理想能够变成现实。可是，只有到了反应堆爆炸的那一刻，才知道我们是不是普里皮亚季的一份子。

 　　普里皮亚季市(PRIPYAT)，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的所在地，距离基辅大约100公里远，一个苏联精心设计的“五星级”模范城镇。

　　这个城市于1970年2月4日开始施工，与3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同步建造，为的是给这里工作的高精尖人才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园：这里有文化宫、酒店、电影院、游乐场、大型超市，有15所幼儿园，6所学校，3所医院，35个小公园，3个室内游泳池，还有美丽的红树林。这里居住着五万人口，都是核工业的高精尖人才，平均年纪只有26岁。这曾是一个住满年轻人的城市，它也如同青年人一般，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与希望。

　　这样欣欣向荣的地方，谁也不会把它和灾难联系在一起。讲起苏联的历史，恐怕切尔诺贝利是难以翻过去的重要一页。

　　01、“如果成功，这套系统将节省大量能源”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传来了一声巨响。如果那时候站在高处，你能望见3公里外的核电站，把天空映得五彩缤纷，橘色、血红色、天空蓝，如同海市蜃楼。

　　数分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相关史料还原，切尔诺贝利第四号反应炉正在进行自我供电系统测试，如果成功，这套系统将能节省大量能源。当时，苏联与美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苏联科技界上下弥漫着一种“建功”的冲动。

　　为了防止误触发，安全系统已经提前断开。实验人员将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由正常的3200兆瓦，降至700兆瓦，但是由于实验过快，实际输出功率仅有30兆瓦——这功率下降速度已经过快，临近了安全章程规定的最大值。然而实验人员决定继续实验，并将输出功率增大至200兆瓦。

　　一个错误导致了下一个错误。实验人员拔出了215根反应堆中控制反应速率的控制棒——原本有221根的控制棒，现在仅剩6根，远低于安全章程规定的30根。于是，四号反应堆如同虎兕出柙，变得极不稳定。等到实验人员准备降下所有控制棒的时候，才发现控制棒管道已经变形，核芯被瞬间引爆。

　　一股超强的辐射蒸汽从堆中喷涌而出，把1200吨的炉盖瞬间喷入高空，大量的铀与石墨，或呈块状或呈粉末，在核电厂方圆几百公尺内肆意喷溅。高温蒸汽裹挟着熔解的辐射粒子，喷向数千公尺的高空，形成浓厚的辐射尘，开始随着气流四处漂移。在楼顶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瞬间被火焰吞没。

　　第四区大楼的楼顶也被喷洒的火花点燃，消防部门随即出动灭火。由于没有人和他们提及任何反应堆爆炸的消息，也没有人提供任何的防护，把此次楼顶灭火当做普通出警的28名消防员再也没有回来。

　　02、　“图书馆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

　　事故发生后8小时，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陆续收到零星的讯息汇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第四区大楼出现火灾，已经被扑灭。反应炉正常。他绝口没有提“爆炸”。

　　4月26日上午十点半，距离爆炸已经过去9个小时，普里皮亚季的5万居民生活依旧。大人们照常上班，孩子在幼儿园愉快地玩耍，空气中多了一些飘散的灰尘。昨晚的火灾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政府并没有做任何的声明。既没有通知人员撤离，也没有要求居民吃碘片，以减少对放射性碘的吸收。然而，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还在扩散。

　　如果你有一个放射量测定器，那在4月26日中午，你在普里皮亚季的大街上，能测到0.2伦琴(放射性计量单位)的放射量，到了晚上能测到7伦琴——正常大气中的放射量是0.000012伦琴。人体一年能承受的放射量是2伦琴，超过了400伦琴就会给人体造成致命污染，而居民在那天吸收的辐射约是50伦琴。

　　4月27日8点，爆炸发生后30小时，第一批安全措施终于得到实施，1000辆大巴前往疏散居民。这座城市在早晨的阳光下，依然睡眼惺忪。

　　“那天我父母照常带我到托儿所，”当时的经历者尤利娅·马尔琴科(Yulia marcenko)回忆道：“一切都没有异常。父亲(核电厂工人)已经知道发生了事故，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4月27日14点，军方宣布彻底疏散全城。然而为了避免恐慌，消息依旧封锁。居民们并没有感到异常，甚至以为三四天后就可以回来。他们谁都不知道，普里皮亚季，那个曾经是乌克兰最年轻的城市，自此成为鬼城;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在悄然异变。

　　只要不让居民知道爆炸的危害，就不会引起恐慌。戈梅利州立大学教师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夫金(Evgeni Alessandro Vicki brovkin)回忆说：“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你在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布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信息的渠道。”

　　信息封锁的严密，甚至是连执行任务的士兵都毫不知情。爆炸之初，在街上测量放射量的士兵仅是佩戴了防毒面具，而频频爆表的读数甚至让他们怀疑仪器出现故障。甚至连驾驶直升机参与空中灭火的飞行员，都没有统一的防护用品。

　　事实上，4月26日，戈尔巴乔夫已经紧急成立了政府委员会，派遣由勒加索夫院士为领队的国内知名核能专家组开赴核电站。然而，专家组迟迟不能提交任何的正式报告。直到4月28日，苏联政府收到1000多公里外的瑞典能源部门的通知，当地云层检测出高放射性，怀疑某地出现事故。苏联政府才知道问题掩盖不住，爆炸产生的辐射尘早已随气流漂移四散。同时，美国与欧洲的间谍卫星也发现了乌克兰的核电站出现异常。瑞典的电视新闻很快就对民众发出警告，当日傍晚，苏联当局也收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佩卓山关于事故的报告，旋即向世界发布，可谓紧随其后。

　　至此，苏联政府才真正做出动员，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追踪现场的一切后续，报告科学家会议内容。尽管当局开始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但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已经在高强度辐射当中暴露了48小时以上。

　　“只要真相令人不悦，我们就谎话连篇，直到我们忘记那件事。可它不会消失，依然存在。”在纪录片《切尔诺贝利》中，Valery Legasov说道。

　　03、“踏上屋顶，就像另一个行星”

　　5月1日，苏联真理报上用一个烟盒大小的版块报道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事故，并且表示危险已经过去。

　　基辅依旧沉浸在五月节的狂欢中，上万人涌上街头参加游行典礼，这在当局看来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手段——尽管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受到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了庆典。远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也在站在高处，向欢乐的游行队伍频频挥手致意，满目都是红旗与彩带，欢呼与喧腾。

　　距离爆炸的一周后，政府终于承认了核事故，姗姗来迟的大撤退陆续开始。核电厂方圆30公里内的所有村庄居民，陆续被撤离，人数多达13万人。这数十万人开始了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斗争。不少长辈执拗地留在当地，迎接他们为数不多的日子。

　　居民撤离后，抢救切尔诺贝利的工作还在进行。我们很难想象抢救核电站是多么艰巨而痛苦的工作，只能在数据中一睹艰辛。10万名官兵和40万名市平民组成“清理人”，负责清理所有放射性物品。在3号反应炉屋顶上，每小时放射量约7000伦琴。每组9名军人，需穿戴30公斤重的铅制护服，每人仅能在屋顶待上45秒，时间只够铲2次放射物。每隔10分钟换班一次，共有3500人参与屋顶清理行动。

　　由于高辐射破坏了机器人的电子回路，核电站周边的工作只能靠人手完成。参加清理工作的亚历山大·费多托伊(Alexander fedotoy)说，“我们徒手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工作一天后，手痛到根本无法握拳。我第一次上屋顶时，被上头的神秘氛围所震慑。那里简直就像是另一个行星，一切都被放射性废料所覆盖。我的手在颤抖，我不知道自已踏入了什么世界。”

　　04、“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不是辐射”

　　爆炸后的7个月，隔离区终于清理完毕，石棺也打造完成，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头猛兽关回牢笼。国家在庆祝着这一苦涩的胜利，然而事情的真相，却与欺瞒共存，并行不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根据核能发展安全问题研究所的资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20年来，共有100名俄罗斯人因该事故而死亡，其中有47人死于放射病、9人死于甲状腺癌、估计有55人死于白血病。

　　绿色和平组织则给出另一份数据：污染最严重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大约20万人伤亡，这些地区的癌症病例为27万例，其中有9万多例非常严重，泄漏物将在未来造成约10万人死亡。

　　我们无法判断哪个数据更真实，但是我们看到的是，50万清理人的后续状况，同样没有明确的官方统计。根据军方说法，2006年时50万名清理人中已有2万人死亡，20万人宣告残疾。

　　尽管核事故已经过去30年，但是在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州，患癌率仍比其他地区高很多，尤其是甲状腺癌、胃癌和肺癌。新济布科夫镇中心医院的维克特医生指出，在新生婴儿中，大脑性瘫痪、唐氏综合症和先天畸形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勒加索夫院士(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是当时进驻核电站的专家组成员，对当时事故的情况最有发言权。1986年8月，在事故发生近四个月之后，勒加索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用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公布了事故调查的细节以及诸多内幕。这是一次个人行为，事后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抨击和质问，两次被剥夺国家荣誉称号。1988年4月，在核事故两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勒加索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第二天，他对于切尔诺贝利的最新调查结果本该公诸于世。

　　“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是谎言。”每次重温切尔诺贝利事件时，这句话都会浮现在人们耳边。若不是瑞典能源部门的通知，苏联可能会进一步将此事欺瞒下去，而留在切尔诺贝利的市民可能将继续暴露在超强的辐射之下。至今为止，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很多信息仍未公开，我们只能从亲历者有限的口述及材料中，拼出那场世纪灾难的点点滴滴。绝对的公开透明，是许多人的理想，许多人为此付出努力，以为理想能够变成现实。可是，只有到了反应堆爆炸的那一刻，才知道我们是不是普里皮亚季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