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海洛因：帝国崛起的幻觉

 　　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愛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

　　《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界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华盛顿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从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

　　一个国家会不会强大，与权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间未必关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帝国既可能成为威胁周边国家的强大国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为国际祸害。在“宪法这头狮子”和“帝国崛起病”这两篇里，黄钟通过美国的有限对外战争与日本走向灭亡的两个案例表明，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共和国就意味着一定不会产生帝国行为，比如当年的美西战争，黄钟强调两种不同政体的制度安排，差异体现在别的方面，这远比是否会发生帝国行为要深刻得多。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不同政体最重要的差异，是在纠错能力上，安排得当的民主制可以及时制止错误的帝国行为，能够为愚蠢的狂热降温，而专制制度则更依靠专制者的偶然行为，日本帝国没有获得这种偶然的止损决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灭亡之路。

　　黄钟用美国的对外战争(包括其侵略战争)和德日的对外战争中民间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言论自由度来区分两种政体安排的差异，充分展示了权力获得制衡的共和国，与权力不受限制的帝国，特别是在战争中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因为权力受到约束，而更容易获得及时的止损决策，后者则常常会在权力的偏狭恣意中走向毁灭。

　　其实，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也曾因为堕落为民粹的伪民主制，而走向远征西西里的灭亡之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其持续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权得到长期持续增长性保障的副产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结果。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强大也未必能顺延到未来的强大。

　　黄钟在讲述这些帝国兴亡盛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详尽展示不同政体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所有那些给本国和外国制造巨大灾难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权力缺乏分立与制衡。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独裁权力，缔造纳粹德国;日本明治宪法的错误制度安排，使得军部趁机建立法外的暴力统治，直到它将半个世界推入火海。

　　与之相对的，是从华盛顿开始，美国一直孜孜以求将权力分散，并且创造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一项权力能够获得独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兵权成功地纳入到文官领导的权力体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轰然倒塌的帝国废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远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实帝国未必总是会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黄钟总结的：“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这样的总结很冷酷，但它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关于权力安排的不同制度，会使得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走向人间还是走向地狱，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强大，而是要看权力分立与制衡设计是否足够优越，同时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也意味着保护甚至提高/压制甚至摧残各种公民美德。

　　不同政体中人的命运

　　研究帝国崛起病的要点并不在于帝国会不会灭亡——共和国也会灭亡，共和国也未必时时正义，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可以说，黄钟讨论的帝国崛起病，其症状并不在于病人会死，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这是黄钟思考的核心命题“人怎样才能在权力面前不显得渺小”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黄钟眼里，帝国崛起之所以是一种病，是因为它离开了一个国家本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内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样需要服从这一准则，因此善待他国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在他讨论的这些德日苏等著名帝国崛起和崩溃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地破坏制度攫取非法的无限权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着怎样的重大缺陷，导致了政治罪犯们获得可乘之机，使得非法权力获得恣意运行的危险轨道，从而残贼人权——包括本国。

　　德日苏等兴亡如白驹过隙的帝国废墟，首先是本国国民的人权坟墓——虽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国的人权，其次才是一个帝国废墟。正如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共和国未必都强大)，首先是因为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家实现了其初始和最终的目的：让人获得尊严，如德国现行基本法的第一条所昭示。对于共和国来讲，强大从来就不应该是它应当追求的目标，瑞士就从未强大过。强大、尤其是一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更多的要素，比如领土、人口、资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的两次分家”篇，黄钟通过讲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印度的独立运动经过，表明“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英国虽然给予印度和平，但并没有给予他们尊严，虽然带来文明，却是以野蛮的手段实现的，这与美国战后扶助德日是相当不同的。

　　“创造怎样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体如何带来和平与繁荣。纳粹德国曾经横扫欧洲，版图迅速扩大，一扫“一战”以来的抑郁阴霾，国民一度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疯狂发动世界大战，德国落入最可怕的地狱之境。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吸取魏玛宪法的失败教训，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联邦德国，抛弃了仇恨，抛弃了帝国战略，在短短数十年里再次迅速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与纳粹时代完全不同，德国不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还完成了两德的和平统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德国，人民没有那种眩晕而虚荣的帝国荣耀，但有着切实保障的人权，德国人用不着像纳粹时代那样担心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用担心被逼迫愛国。

　　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正确引领下，走上了真正的宪政之路，这是一条通往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可以安全并宁静享受殷实富裕、国际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与国家是否强大无关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帝国崛起病》从正反两面提醒读者，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他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纳粹德国人、苏联人、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不但无法在本国获得正常安宁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遭受怨恨。曾经煊赫一时的虚幻辉煌，如一缕青烟消失。顽固吸食帝国崛起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们，殷鉴未远，帝国面纱背后无尽的血污与如山的骷髅，时刻警醒人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

　　“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这段话出自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之口。黄钟在书中一前一后两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书的最后一句，可见其对这段话的同理之向往。

　　我不揣冒昧地揣测，黄钟研究帝国崛起病的病例，探寻帝国崛起病的病理，无非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人求个“面对权力不显渺小”的可能。

 　　黄钟在他最新出版的《帝国崛起病》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理想之一)，就是探究人之为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下才会面对权力而不显渺小……这本书，就是我追梦过程中的一个思想小结，虽写的都是他国故事，但我相信道不远人。”

　　这段话是理解《帝国崛起病》核心思想的基础。这本世界政治史学术随笔，通过最近几百年来世界上风起云涌、兴亡勃忽的帝国命运，及其与英国、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对比，广泛涉及制度设计、民俗文化、历史传统等全方面的历史过程，通过正反两类历史案例，阐述了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把每个人都当人并认真善待，而不是把人当做国家工具的地方，才会是水草肥美、安居乐业之所，也才会是让人喜欢甚至热愛的地方，虽然它未必强大，未必耀眼。

　　这其实就是文明。然而，文明是个技术活。人类的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至少在前现代是相当稀缺的。与此相应，帝国崛起的幻觉，反倒是人类历史上是长盛不衰的政治海洛因，其剧毒的性状有过无量数的历史佐证。它从人性的权欲中疯狂繁衍，结出各种畸形的政治毒瘤。对本国的横征暴敛和对人权的摧残，对他国的掠夺与屠戮性战争，便是吸食这一政治海洛因的结果。

《帝国崛起病》

　　《帝国崛起病》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国家兴衰，即公民美德与制度以及国家兴衰的关系，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以及不同政体中人的生存状况。

　　公民美德与政治制度

　　共和国是一种对公民美德有较高要求的国体，正如帝国往往是一种扼杀公民美德的国体，不过，是否存在国王并非检验是否共和国的标准——“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而克伦威尔、希特勒、东条英机也并不称帝。

　　彰显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权力，如何理解自己的职责，至于他们被称呼为国王还是被称呼为总统，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要，但至少没有重要到足以以此确定国体的地步——“(克伦威尔)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

　　《帝国崛起病》开篇“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耐人寻味地讲了一个关于共和国政治家的公民美德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给全书核心思想定调。华盛顿领导给养匮乏的大陆军经过八年鏖战，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他不但拒绝了薪水，还倒贴了自己的财产，胜利之后，立刻交出兵权——他甚至痛斥给他写“劝进表”当国王的军官。在回到弗农山庄享受了短暂的安宁之后，华盛顿二度临危受命，组建一个更合理更健全的联邦共和国。但在出任了两界共和国联邦总统之后，他坚决地终止了自己的权力生涯，从而给美国后续的掌权者立下了不贪恋权力的榜样，成为功成身退的现代辛辛纳图斯。

华盛顿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现代公民美德。黄钟说：“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向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从英国议会如何控制国王钱袋到北美人民抗税独立，从美国如何控制军权到美国如何帮助别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虽然制度稳定之后，制度本身的力量更为强大，但人的美德是制度的奇点，缺乏政治美德的人倘若成为制度的确立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书中作为反例多次出现的克伦威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法治与议会传统的国家，克伦威尔这样的独裁者照样能成就其暴政统治。“创造怎样的世界”通过两个战败国德日如何解决夙仇，以及如何处理与战胜国美国的关系，再次回到首篇的主题，即人对制度的形塑作用，当一个国家处于积重难返的劣质制度与劣质公民恶性循环之中时，外来的健康新鲜力量会给予巨大的协助力量。很难想象，没有“不要赔款也不要土地”的美国帮助，日本和德国要花费多大的代价才能从废墟中爬起来。

　　作为一种强烈对比，黄钟用大量篇幅讲述了与华盛顿、美国不同的另一面故事。举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日本帝国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本书都用详实的史料，娓娓道尽其一步步既裹挟他人、自身也欣然前往地狱的过程。这些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政治罪犯们，因为独裁的权瘾与错误的帝国理想，在危机四伏的荣耀里用暴力和谎言推行自己的癔症、制造他人的噩梦。

　　黄钟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也详细介绍了政治罪犯们所处的支持他们的环境。比如，“创造怎样的世界”篇里就讲到希特勒在兼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时的举国若狂;“希特勒的军队”篇里则说，“在希特勒摧毁共和政体，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防军袖手旁观。同样的帝国崛起病症状也出现在日本帝国：二战初期，日本“举国陷入一种有如将鸡蛋当石头的、无根据的狂妄、自信之中”。

　　政体与国家强弱是否相关

　　一个国家会不会强大，与权力安排方式的制度之间未必关系密切，民主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帝国既可能成为威胁周边国家的强大国家，也可能弱小而未能成为国际祸害。在“宪法这头狮子”和“帝国崛起病”这两篇里，黄钟通过美国的有限对外战争与日本走向灭亡的两个案例表明，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共和国就意味着一定不会产生帝国行为，比如当年的美西战争，黄钟强调两种不同政体的制度安排，差异体现在别的方面，这远比是否会发生帝国行为要深刻得多。

　　民主与专制这两种不同政体最重要的差异，是在纠错能力上，安排得当的民主制可以及时制止错误的帝国行为，能够为愚蠢的狂热降温，而专制制度则更依靠专制者的偶然行为，日本帝国没有获得这种偶然的止损决策，于是走向害人害己的灭亡之路。

　　黄钟用美国的对外战争(包括其侵略战争)和德日的对外战争中民间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言论自由度来区分两种政体安排的差异，充分展示了权力获得制衡的共和国，与权力不受限制的帝国，特别是在战争中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会因为权力受到约束，而更容易获得及时的止损决策，后者则常常会在权力的偏狭恣意中走向毁灭。

　　其实，古希腊的雅典帝国，也曾因为堕落为民粹的伪民主制，而走向远征西西里的灭亡之路。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其持续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权得到长期持续增长性保障的副产品，而并非其刻意的结果。而且现在依然持续的强大也未必能顺延到未来的强大。

　　黄钟在讲述这些帝国兴亡盛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详尽展示不同政体是如何对待权力的。所有那些给本国和外国制造巨大灾难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疾病，就是权力缺乏分立与制衡。希特勒通过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凡尔赛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民族仇恨心理，攫取了独裁权力，缔造纳粹德国;日本明治宪法的错误制度安排，使得军部趁机建立法外的暴力统治，直到它将半个世界推入火海。

　　与之相对的，是从华盛顿开始，美国一直孜孜以求将权力分散，并且创造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任何一项权力能够获得独裁的可能性。尤其是将兵权成功地纳入到文官领导的权力体系中。

　　搞清楚在那些早已轰然倒塌的帝国废墟上最值得挖掘的是什么，远比研究其特定的倒塌原因更重要。其实帝国未必总是会如人愿而倒塌，正如黄钟总结的：“无论是专制、极权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不能确保凡是采用它们的国度就一定不会衰落或败亡。”“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缺乏历史经验的支撑。”这样的总结很冷酷，但它符合历史事实。

　　可见，关于权力安排的不同制度，会使得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道路行进，走向人间还是走向地狱，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足够强大，而是要看权力分立与制衡设计是否足够优越，同时人民是否普遍地具有公民美德——不同的权力安排方式也意味着保护甚至提高/压制甚至摧残各种公民美德。

　　不同政体中人的命运

　　研究帝国崛起病的要点并不在于帝国会不会灭亡——共和国也会灭亡，共和国也未必时时正义，而是在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可以说，黄钟讨论的帝国崛起病，其症状并不在于病人会死，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这是黄钟思考的核心命题“人怎样才能在权力面前不显得渺小”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黄钟眼里，帝国崛起之所以是一种病，是因为它离开了一个国家本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即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只是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作为内政延伸的外交也同样需要服从这一准则，因此善待他国和抵抗外侮也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在他讨论的这些德日苏等著名帝国崛起和崩溃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地破坏制度攫取非法的无限权力，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着怎样的重大缺陷，导致了政治罪犯们获得可乘之机，使得非法权力获得恣意运行的危险轨道，从而残贼人权——包括本国。

　　德日苏等兴亡如白驹过隙的帝国废墟，首先是本国国民的人权坟墓——虽然它常常埋葬的不只是本国的人权，其次才是一个帝国废墟。正如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共和国未必都强大)，首先是因为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国家实现了其初始和最终的目的：让人获得尊严，如德国现行基本法的第一条所昭示。对于共和国来讲，强大从来就不应该是它应当追求的目标，瑞士就从未强大过。强大、尤其是一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更多的要素，比如领土、人口、资源，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的两次分家”篇，黄钟通过讲述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印度的独立运动经过，表明“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点。”英国虽然给予印度和平，但并没有给予他们尊严，虽然带来文明，却是以野蛮的手段实现的，这与美国战后扶助德日是相当不同的。

　　“创造怎样的世界”篇展示了真正的共和政体如何带来和平与繁荣。纳粹德国曾经横扫欧洲，版图迅速扩大，一扫“一战”以来的抑郁阴霾，国民一度因为祖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疯狂发动世界大战，德国落入最可怕的地狱之境。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吸取魏玛宪法的失败教训，重新制定新宪法的联邦德国，抛弃了仇恨，抛弃了帝国战略，在短短数十年里再次迅速崛起。而这一次的崛起与纳粹时代完全不同，德国不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还完成了两德的和平统一，重新成为正常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德国，人民没有那种眩晕而虚荣的帝国荣耀，但有着切实保障的人权，德国人用不着像纳粹时代那样担心自己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用担心被逼迫愛国。

　　日本在麦克阿瑟的正确引领下，走上了真正的宪政之路，这是一条通往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可以安全并宁静享受殷实富裕、国际交往正常而友善的道路。

　　人民幸福与国家是否强大无关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大量历史事实，《帝国崛起病》从正反两面提醒读者，一个人是否生活幸福，与他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并无必然关系，有时甚至可能是反向的关系。纳粹德国人、苏联人、帝国时代的日本人，不但无法在本国获得正常安宁的人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遭受怨恨。曾经煊赫一时的虚幻辉煌，如一缕青烟消失。顽固吸食帝国崛起这一政治海洛因的人们，殷鉴未远，帝国面纱背后无尽的血污与如山的骷髅，时刻警醒人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

　　“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这段话出自撒切尔夫人的父亲、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之口。黄钟在书中一前一后两次引用，第二次引用甚至是在书的最后一句，可见其对这段话的同理之向往。

　　我不揣冒昧地揣测，黄钟研究帝国崛起病的病例，探寻帝国崛起病的病理，无非为他自己，也为所有人求个“面对权力不显渺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