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专家：文部省早就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篡改日中关系史

　　可是日本并不谢罪。目前在中国获得评价比较高的是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50周年之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村山富市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当时村山所在的社会党是对抗日本右翼的重要力量。但我也对村山谈话进行了批评，因为其中致命伤是为什么不使用“谢罪”一词，而用的是歉意、反省。显而易见，歉意和谢罪在本质上是两个程度完全不一样的用词。当我问及村山富市为什么不使用“谢罪”一词时，当时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的后一任首相)说，他曾建议村山用“谢罪”一词，但村山发表的“内阁决议谈话”需要日本内阁成员一致通过才行，无奈就用了歉意。

　　村山谈话是对外、对国际社会的表态，即使这样躲躲闪闪的谈话，在海外依然得到被害者的接受。我觉得村山谈话有缺憾，这反映日本对那场战争并没有犯罪意识。1995年的村山谈话在总结历史方面是最低的标准。现在来看，村山谈话即使没有说谢罪，但至少也比安倍谈话强。但是日本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毕竟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时，安倍在准备谈话的过程中一心想否定村山谈话和1993年的河野谈话(关于“慰安妇”责任的谈话)，结果是无法否定。一是因为无法对外交代，会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二是美国也表示安倍谈话不能低于村山谈话的底线，不然东亚局势堪忧。结果呢，安倍谈话的内容变得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他既想否认村山谈话，但又没有完全否认，变成了非常暧昧、抽象的表述。意思基本上是没有反省，没有主语，没有指出谁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状，安倍谈话反应了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

　　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

　　记者：您怎么看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日本社会的整体历史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森正孝：回顾一下日本人对华关系的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的时代，两国关系非常好。认为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的比例占70%至80%，与中国对日抱有好感的比例持平。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年至2006年，小泉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日两国严重对立。从2010年至2012年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到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执政，令中日关系恶化到了难以挽回的状态。安倍政权的危险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捏造历史、美化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急剧抬头;二是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加紧加快。日本与美国携手，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军事力量，强化对中国的包围圈。这两点紧密相关都是针对中国的，这是以前的自民党政权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大国化之路二合一并行推进，把这两点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才能正确把握和认识安倍政权的危险之处。

　　以往日本即使在自民党执政时期也有中日关系好的时候。一直到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时期，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但是村山谈话发表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开始有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村山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并逐渐占了上风。1997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右翼势力的抬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删除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叙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日本会议”极右翼组织，领导者就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于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成为右翼运动的中心人物。安倍不是一个一时头脑发热就提出观点的人，而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右翼分子。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中，光“日本会议”成员就有290人左右，令人恐怖。在当今时代，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中日关系必然会恶化。从中日关系恶化的过程来看，我认为完全是由日本单方面造成的。

　　记者：您几十年来在日本开展的活动，对日本政界和民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森正孝：我们坚持几十年开展宣传活动，但是对日本政治没有影响力。因为日本社会对历史的感觉欠缺，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且短时间内，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非常盛行。安倍政权制造了“中国威胁论”的概念。日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国内问题严重的时候，都会通过在外部树立敌人以分散国民注意力。今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安倍所属的自民党打出了朝鲜核威胁的牌。大选时的主要口号声称：“一旦朝鲜打过来，只有自民党能够发动防卫力量保卫日本。”仅仅在两年之前，日本树立的外部敌人还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当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社会甚嚣尘上。说中国是个危险的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会攻击日本。甚至有人认为，也许有一天中国会把冲绳夺走。日本充分利用东海、南海对立的矛盾进行炒作，将中国塑造成严重威胁，来博取国内民众的高支持率。

　　森正孝制作的宣讲资料——日本法院判定细菌战存在事实。

　　中国媒体发表的有关731部队在浙江所犯罪行的文章。

   　——“日本人只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过来对自己做过的加害他人的事情不去记忆，这样的历史观有问题。”

　　——“我所接受的战后日本教育真相是，完全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做了什么。关于日本的战争犯罪，进了大学后也不知道。”

　　——“我无法忘记受害者们的眼泪和声音，如果我退缩下来，该如何再面对他们?所以坚决不能和日本右翼妥协。”

　　今年76岁的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森正孝，前不久在来华讲学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说了上面几段话。

　　森正孝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国立静冈大学经济学部，他是日本较早关注并介入731部队研究的学者，也是日本有影响力的731部队研究专家之一。他曾担任过日本静冈县中学历史教师、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日本静冈国际语言学院讲师、中国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职务。和平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目前在我国开设课程的高校很少，在日本也仅在私立大学中有所涉及。

　　森正孝长期致力于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及侵华日军其他相关罪行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中国、美国、韩国、朝鲜调查731部队相关问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促使日本国民了解日本侵略中国实情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

　　作为历史教师，森正孝认为日本的历史观有问题，日本人不知道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什么，进而指出日本战后至今历史教育缺失的问题。作为细菌战专家，他通过实地调查，深刻感受到中国民间的伤痕很深，至今未愈。主张日本政府澄清历史，在谢罪和补偿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的谅解，扫清影响中日友好的历史障碍。作为学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倍政权的危险之处。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努力向日本社会传播历史真相，希望唤醒更多日本人的良知，早日卸下历史包袱与中国实现真正的友好。

　　以下是记者对森正孝先生所作的采访。

　　中学历史老师努力寻找历史真相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调查研究731部队细菌战的，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森正孝：我最初不是专门调查731部队细菌战的，主要调查日本的侵略战争、战争犯罪。我当时接受的战后教育是，完全不知道日本对中国、对朝鲜等国家做了什么，关于日本的战争犯罪，进了大学后也不知道。后来我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师的时候，从朝鲜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些侵略战争的事情。1972年日中两国建交时，媒体关于中日之间问题的报道开始多了起来。通过耳濡目染，我渐渐知道日本曾经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朝鲜做了什么了。

　　多年来的历史教学生涯，使我发现日本文部省早就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篡改日中关系史。“侵略”逐渐被改为“侵入”和“进入”，而强迫大批中国劳工到日本干苦力也突然变成了“劳务输入”，关于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在书中不见了。这种做法完全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一个有良知的教师怎么能忍心向学生隐瞒历史真相呢?我决心自己动手，编辑一部电影，用具体的事实来教育学生。几年间，我走访了日本国内“二战”的参与者和见证人，1980年，第一部“侵略系列”电影拍摄成功。

　　最初，我只想把它作为课堂的补充教材，使学生对日中关系能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和正确的理解。没想到影片制成不久，应群众的呼声，开始在全国放映，观众达到了300万人次。

　　1981年11月30日，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饱食——731细菌战部队恐怖的全貌》一书，在整个日本社会引起轰动。我读完这本书后受到很大冲击。这本书的问世不仅是面向战争研究者，还让一般日本民众也开始知道了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198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调查走访了北京卢沟桥、哈尔滨731部队遗址、平顶山惨案遗址、抚顺战犯管理所、吉林丰满万人坑遗址(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前半叶，日本仅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制造了15个大规模的万人坑)、伪满洲首都新京(今长春)、大石桥市虎石沟万人坑、大连等地。我们这次访华团调查了日本皇民化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情况。战争期间，为了配合军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在中国建造了很多神社，采取愚民政策，强迫中国人去参拜。特别是在长春和大连两地，皇民化政策实施得尤为普遍。

　　我清楚地记得，到达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2003年馆名改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那天，正好是8月15日开馆当天，当时的馆长是韩晓先生。后来，我在731部队遗址参观时，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郭成周教授。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细菌战”这个词。他告诉我，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研究和开发细菌武器，是为了对中国南方实施细菌战。然后他送给我一本《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

　　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中，关于细菌战部分的记载很生动，但仅限于活体试验的事实记述。1949年进行的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也涉及了细菌战，但内容并不全面。郭先生给我的书中提到了崇山村、义乌、金华、宁波等细菌战受害地。我读完很受触动，准备在调查日本侵华罪行的过程中加入对细菌战的调查内容。

　　得不到民间的原谅如何谈中日友好

　　此后的10年间，我去了南以及东北一些地方，调查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战争事实。同时，利用休息时间在日本全国各地跑，从北海道到冲绳寻找二战老兵取证。1991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细菌战受害地浙江展开正式调查。

　　1993年，我们在日本全国举行了“731部队展”，引起很大反响，有几十万人来参观。与森村诚一写的书不同，这次展览的意义在于，让日本民众知道了731部队犯罪的本质是为了实施细菌战。

　　1995年我去崇山村调查的时候，得知当地民众曾于1994年将一份联合诉状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我第一次了解到受害者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弄清事实是不够的，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事实、谢罪、赔偿。只有这样，他们被践踏了的人权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受害者觉醒了!

　　此前，我意识到，仅仅弄清历史事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政府没有承担加害者的战争责任，应该恢复受害者的尊严，还给他们公道。但是对于对日诉讼赔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心尽全力回应、帮助受害者们。回国后，我马上联系律师运作此事。1996年，我第一次带了3位日本律师来到浙江，进行取证工作。我们的足迹遍布宁波、义乌、崇山村、金华、衢州、姜山、常德7个地方。到1997年正式在日本提起诉讼时，我们共找到108位原告。在日诉讼后，我们继续调查收集证据，也展开了对日本国内加害者的调查。

　　起诉本身是受害者自我觉醒的表现，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的呼声被日本各地媒体所报道，引起很大反响。今年8月13日，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研究者和人体实验》，就与当年受害者提起诉讼有关。NHK电视台今年得到了新的证据，所以有信心做了这期节目。

　　记者：您认为解决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人民实现友好的必要前提吗?

　　森正孝：答案是清晰肯定的，不问历史，不正视历史，中日友好无法实现。两国建交后的那段时间，商业领域人员往来增多，双方不提负面问题只谈友好。这种貌合神离的桌面上友好，桌面下打架，不是真正的友好。桌面下的历史、过去，只有得到清算，才能达成真正的友好。

　　中日建交时，为了未来发展的大局着想，两国将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赔偿是国家之间的赔偿。实际上历史问题暂时搁置，并不代表不追究。声明中，日本从言语上表达了对自己责任的反省。中国放弃国家间赔偿让日本产生错觉，觉得一切都过去了，认为得到了中国的原谅，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么认为。但日本人理解错了。通过我这些年来的调查发现，对于那段历史，中国人所受的伤害非常之深，不仅是受害者本人，还包括年轻的一代，他们无法忘却历史。而且，在日本不承认事实也不反省的情况下，他们更是不能原谅日本。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得不得民间的原谅，如何谈中日友好?

　　我痛感日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日本人的课题首先应该是彻底查清历史事实，同时考虑如何抚平中国民间的伤痕。日本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承担责任，然后谢罪。使中国人民受到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慰藉。这种责任不仅限于对国家层面，还应该对中国民间真诚地谢罪、赔偿。对受害者及其后代来说，日本承担责任的过程本身就是实现友好的过程，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未实现。

　　记者：您对日本侵华罪证的调查结果都有哪些?

　　森正孝：这些年我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细菌战的故事》《细菌战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宁波细菌战受害的实态》《中国的大地不会忘》《日本军的细菌战·毒气战》《无时效的战争责任》等。影音作品主要有：《无法说出来的战争·侵略系列》(包括《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的犯罪》《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犯罪》《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犯罪·平顶山事件》《细菌战部队·七三一》《细菌战受害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7个部分)、《思想之地——伊豆仁科矿山·强掳中国人记录》《统治台湾五十年》等。1994年，我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尚未被知晓的战争——来自中国方面的证言》，两次在日本的朝日电视台播出。这是首次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播放日军细菌战暴行的录像，在日本引起轰动。

　　2008年，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四次731部队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将自己多年调查采访731部队罪行的相关资料无偿捐赠给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这些资料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细菌战被害者调查的中国人证言、日本国内放映的有关731部队影像资料;还有针对浙江省义乌、崇山村、衢州、宁波、金华等很多地区的细菌战资料，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有关细菌战的资料、731部队航空班细菌战图片资料、冲岛731部队成员照片在内的文献资料共592件。目前，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播放的录像中，90%的内容是我拍摄的，特别是其中日本国内加害者的视频。

　　上述纪录片，我也在日本市民中间播放，有一定的反响。日本社会的特点是，年轻人不爱看纸质的东西，录像和电影可以发挥作用。我在大学和平学课堂上放给学生看这些录像时，他们异常吃惊，因为历史课没教过这些内容。我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上课能用我拍的录像教学。有些高中、大学老师有这个历史意识的话会用我的录像，但是他们用的时候也要做好承受压力的心理准备。日本社会在表面上看不到压力，但实际上一旦在加害问题上多迈出一步两步，就会受到周围的压力。

　　村山谈话的致命伤是没有表示“谢罪”

　　中国古话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今天的路如何走，是从历史中学来的。要从过去学习经验、教训，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可是很遗憾，在日本没有这样的说法，日本人缺乏历史认知。他们认为只要现在好就行了，现在能成就未来。日本人只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过来对自己做过的加害他人的事情不去记忆，这样的历史观有问题。“忘记过去意味着看不到未来，不铭记历史的人，对未来也是盲目的。”德国有这样的谚语，法国也有。说的是为了未来，必须要吸取历史教训。我们的民族由于历史意识欠缺，所以历史问题需要反反复确认。我认为我们必须反复做这些事情。

　　广岛、长崎为什么会遭受原子弹打击?这是由侵略战争带来的结果，但日本人却不愿去思考。两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广岛访问，他和日本首相安倍一起表示：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可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两个人谁也不说。众所周知，错误就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如果安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该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真诚道歉。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使德国得到了欧洲各国、国际社会的原谅和接纳，德国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可是很遗憾，日本至今做不到这一点。

　　德国的谢罪表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更主要的是伴随着实际的赔偿行动。勃兰特施行的东方外交，让德国政府对战争受害者进行了彻底的赔偿。这种赔偿持续几十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包含政府基金，不仅从政府层面，企业等也分别对受害者做出了赔偿。

　　可是日本并不谢罪。目前在中国获得评价比较高的是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50周年之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村山富市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当时村山所在的社会党是对抗日本右翼的重要力量。但我也对村山谈话进行了批评，因为其中致命伤是为什么不使用“谢罪”一词，而用的是歉意、反省。显而易见，歉意和谢罪在本质上是两个程度完全不一样的用词。当我问及村山富市为什么不使用“谢罪”一词时，当时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的后一任首相)说，他曾建议村山用“谢罪”一词，但村山发表的“内阁决议谈话”需要日本内阁成员一致通过才行，无奈就用了歉意。

　　村山谈话是对外、对国际社会的表态，即使这样躲躲闪闪的谈话，在海外依然得到被害者的接受。我觉得村山谈话有缺憾，这反映日本对那场战争并没有犯罪意识。1995年的村山谈话在总结历史方面是最低的标准。现在来看，村山谈话即使没有说谢罪，但至少也比安倍谈话强。但是日本不能以这样的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毕竟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时，安倍在准备谈话的过程中一心想否定村山谈话和1993年的河野谈话(关于“慰安妇”责任的谈话)，结果是无法否定。一是因为无法对外交代，会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二是美国也表示安倍谈话不能低于村山谈话的底线，不然东亚局势堪忧。结果呢，安倍谈话的内容变得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他既想否认村山谈话，但又没有完全否认，变成了非常暧昧、抽象的表述。意思基本上是没有反省，没有主语，没有指出谁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状，安倍谈话反应了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

　　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

　　记者：您怎么看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日本社会的整体历史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森正孝：回顾一下日本人对华关系的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的时代，两国关系非常好。认为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的比例占70%至80%，与中国对日抱有好感的比例持平。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年至2006年，小泉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日两国严重对立。从2010年至2012年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到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执政，令中日关系恶化到了难以挽回的状态。安倍政权的危险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捏造历史、美化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急剧抬头;二是军事大国化的步伐加紧加快。日本与美国携手，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军事力量，强化对中国的包围圈。这两点紧密相关都是针对中国的，这是以前的自民党政权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大国化之路二合一并行推进，把这两点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才能正确把握和认识安倍政权的危险之处。

　　以往日本即使在自民党执政时期也有中日关系好的时候。一直到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时期，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但是村山谈话发表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开始有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村山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并逐渐占了上风。1997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的成立表明右翼势力的抬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删除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叙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日本会议”极右翼组织，领导者就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安倍于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成为右翼运动的中心人物。安倍不是一个一时头脑发热就提出观点的人，而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右翼分子。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中，光“日本会议”成员就有290人左右，令人恐怖。在当今时代，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中日关系必然会恶化。从中日关系恶化的过程来看，我认为完全是由日本单方面造成的。

　　记者：您几十年来在日本开展的活动，对日本政界和民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森正孝：我们坚持几十年开展宣传活动，但是对日本政治没有影响力。因为日本社会对历史的感觉欠缺，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且短时间内，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非常盛行。安倍政权制造了“中国威胁论”的概念。日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特别是国内问题严重的时候，都会通过在外部树立敌人以分散国民注意力。今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安倍所属的自民党打出了朝鲜核威胁的牌。大选时的主要口号声称：“一旦朝鲜打过来，只有自民党能够发动防卫力量保卫日本。”仅仅在两年之前，日本树立的外部敌人还不是朝鲜而是中国。当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社会甚嚣尘上。说中国是个危险的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会攻击日本。甚至有人认为，也许有一天中国会把冲绳夺走。日本充分利用东海、南海对立的矛盾进行炒作，将中国塑造成严重威胁，来博取国内民众的高支持率。

　　遗憾的是，现在的一些日本年轻人对理性的东西听不进去，其中也包括历史问题。我们集会的时候，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参加，年轻人很少。从这点可以看出，教育太重要了。如果学校教育在这些方面导入一些内容的话，效果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实，虽然不能说是绝望，但是我也不抱很大的希望。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在日本的宣传活动，虽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也不是孤立无援的，有一部分人理解和支持我们。比如刚才提到的1993年开始举办的731部队展览，截至199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本各地有20多万人次参观过。

　　与右翼的斗争一旦妥协所有功夫就白费了

　　记者：您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真相的事业上，日常生活会不会受到各种压力?

　　森正孝：我在1980年拍了一部60分钟的关于侵略战争的电影。影片以回顾式的写实手法展示了近300幅日本国内的历史照片，二战时期的新闻实录及旧日本军人证言。我当时在中学担任社会科的历史教师，我把这些播放给老师和学生们看，让他们了解日本曾进行过侵略战争。影片从1937年7月7日讲起，由“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犯罪三部分内容组成。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对此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电视台也进行了报道。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做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我就职的中学就认为我做了与教学工作不符的事情，于是我被免去了班主任职务。后来又让我一个人提供授课日志，详细记述每天上课所讲授的内容，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经常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骚扰，比如骚扰电话、恐吓信之类。还有，右翼的街头宣传车在我的住宅周围不停地转圈，“非国民”“国贼”等字眼通过高音喇叭传播。平日还好，可是这些右翼专门挑周末来，这样会骚扰到邻居。我的夫人提议应该和邻居好好沟通一下，她想了个办法，将附近7户邻居接到我们家中播放影片给他们看。可想而知，邻居们对影片播放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知道。面对无法反驳的事实，震惊之余，他们开始理解和支持我的做法。此后，无论右翼怎么来骚扰，邻居们都支持我。

　　在右翼给我寄来的恐吓信中，封口部分会藏着一枚刀片。信封内只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天诛!必杀!他们往我家里打骚扰电话时会破口大骂：“中国人、朝鲜人，滚回去!”特别是我的事情被报纸、电视台报道之后的那段时间，这种攻击更是变本加厉，右翼经常在深夜打电话骚扰，我们只好给电话也盖上毛毯和被子。

　　与右翼的斗争绝对不能妥协，一旦妥协就败下阵来，所有功夫就白费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因为我忘不了在我面前流下泪水的受害者们。在浙江调查时，成百上千的人坐在一起哭，我无法忘记他们的眼泪和声音。如果我退缩下来，该如何再面对他们?所以坚决不能和日本右翼妥协。

　　我们日本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应该尽早放下。能有这样想法的日本人要是再多些就好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细菌战受害者在中国的起诉问题?

　　森正孝：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的起诉基本都失败了。尽管败诉，但法庭认定了731部队做活体实验并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这一点值得肯定。司法上的认定虽然有一定意义，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这种认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希望的判决结果是日本方面进行谢罪和赔偿。但是日本没有这样做，这是受害者不能忍受和接受的。所以，受害者在中国进一步提出诉讼要求可以理解。

　　记者：您此次来华讲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森正孝：无论从日本还是从中国来讲，现在都处于世代交替的阶段。人们对历史的记忆越来越淡漠，但是历史记忆必须要传承下去。此次来华，把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思考和经历讲述给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日本社会对这段历史是怎样认识的，我是怎么行动的，到底是在和什么斗争?让当代大学生来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这样的活动是为了将来的中日友好打基础的，我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有些人把我看作是有良心的日本人，是在为中国做事。其实我是为日本人来开展活动的，我想把日本变成正常的社会，有正义感、能够正视历史的国家。我像你们一样，也热爱自己的祖国，爱日本的自然和人民，爱我周边的朋友，所以我想改变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观。我希望看见一个和解的亚洲，希望从日本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所作为。我反对当前日本安倍政府的政策，希望日本通过处理好历史问题，改变现实。我也有许多朝鲜、韩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构建东亚地区的友好信赖关系。

　　(原题为《我与日本错误历史观斗争这些年——专访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森正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