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政变”的政治想象与政治贫乏

　　二、“津巴布韦方式”与政治贫乏

　　政治贫乏基础上的政治想象，是一个结不出好种子的坏葫芦。津巴布韦人对新时代的展望，无非是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旧时代遗产的想象。

　　津巴布韦穆加贝最后的晚节，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问题。有的人认为他早该下台，借鉴先进国家领导人按时退休的经验，留下一个好的历史名声。也有人认为他倘若能坚守到最后，是有气节的老人。人生自古七十古来稀。一般来说，古代人活到七十尚且有问题，何况是作为政治家坚持到70岁以后。然而，随着现代健康体系的完善，大批政治家七十岁才迎来了他的政治青春。如美国总统特朗普，70岁当选为总统，71岁开始第一个任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政坛上，众多年轻的政客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譬如法国总统马克龙39岁;31岁的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是欧洲最年轻的总理。37岁的新西兰工党领袖杰辛达·阿德恩成为新西兰1856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可以说，当代世界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可以在各国政坛上纵横捭阖，形成了一张多元的年龄结构。而保持对老年人参政和青年人参政一样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的底线。

　　1、津巴布韦人渴望变革，这一点是基于对未来优越于现在的当然假设。这是一种天生的历史进化主义理念。在进化论的感觉中，过去一定是比现在差的，而未来一定是值得憧憬的。因此，只要换了人，津巴布韦一定比现在好。这种感觉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执政党和他的党魁。有的人说，选举制的最大妙处，是在于不断给人“换人就有希望”的感受，而最精妙的竞选机制，则一定竞选出这个体制所能容忍的“自己人”。即使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上台，也得遵守这个规则，例如摩尔多瓦曾经执政的共产党人党和尼泊尔1994年曾经执政的共产党(联合马列)。可以说，轮替满足了人们对变革和“新”的追求，而恰当的制度控制则保证了变革之火不至于烧毁国家。

　　2、津巴布韦的现时局势，反映了津民盟高层高超的权力驾驭技巧。这种驾驭技巧是通过军队的自律、执政党的内部运动来达到的。这对反对派和西方来说，其实并不是好消息。这证明这个政党还有活力和控制力。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也能做出改革的决策。决定一个国家前途或政党是否采用退休制的，并非是年龄，而是思想与胆量。事实上，历史反复证明，换人换得不准，后患是无穷的。这也是穆加贝迟迟不愿意换人的原因所在。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和古巴近期交权的教训或经验都证明，完全、毫无保留地把政权交给青壮派，无异于立即、快速地自毁长城。这恐怕也是津巴布韦执政党采取了副总统上位、穆加贝下台的政策原因所在。

　　3、其实，在这个“你上我下”的零和博弈背后，可以存在更加温和的第三条道路。比如是否可以采用总理实权、总统虚位的方案，既保留穆加贝的总统职务，还可以增加总理的实际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将穆加贝的总统职位加以固定化，规定只有总统逝世后的其他革命老人担任，但是“总统”在这种状态下，将变成一种虚位的元首。穆加贝本可以这样改革：在穆加贝权力巩固的时候，可以将总统建成一个宪法法院式的监督机构(总统和多个副总统组成)，在穆加贝权力削弱的时候，本可以将总统虚位，成为一种荣誉职位。

　　事实上，我们常常缺少政治智慧和变革的勇气，更缺少激流勇退的能力。其实非洲人并不缺少智慧。乌干达的运动制，别具一格，对政治制度的灵活变迁做了有益的探索。相反，9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反而丧失了政治想象力，形成了“西方民主体制一律”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从一种僵化走向另外一种僵化。非洲似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津巴布韦即是案例。当我读到今日埃塞俄比亚宪法中规定：“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任何一个民族的立法机构以2/3多数通过分离要求后，联邦政府应在3年内组织该族进行公决，多数赞成即可脱离联邦”的条文时，居然感到脊背凉飕飕的，引发了类似于苏联晚期式的极差的联想。这种分离权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种有过积极作用的口号，但是在当代足以引发更多的问题，甚至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三、结语

　　笔者不想过多地评判别的国家是非，毕竟津巴布韦人对本国更有发言权。穆加贝以这样的方式离场，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更毋宁说是21世纪政治体制探索的悲剧，反映了21世纪政治学学术的繁盛，以及与之不相称的政治体制实践贫乏。无论如何，一元论在当代世界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并无二元论的存活空间，人类社会似乎真正进入了一种创造力的贫乏时代。

　　不仅津巴布韦的政变显示了当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缺乏活力，也暴露了某种话语上的“异化”。其实南非和津巴布韦的西方对手是欢呼穆加贝下台的，但是却要说出某种“反对违反宪制的改变”的政治正确言论。

　　有人会说，你对穆加贝这个独夫民贼太客气了。即便这个假设成立，和平的过渡也是对民众生命的怜悯。在任何一种剧烈的流血政变中，持枪者总是比手无寸铁的人带来更多的死亡，而平民总是可怜的牺牲品。如果仇恨就足以绑架一个人的心智，那么英国在近代宪政改革时期早该枪毙英国女王全家了。事实上，我们常常容易记住仇恨，却总是忘记宽容。人们总是乐意对弱者展示宽容，却不太容易对从强者转变而来的弱者表示同样的宽容。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政党外交学院讲师

　　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辞职了。我们只知道流血的政变，但是没想到津巴布韦也表现了和英国“光荣革命”一样的“智慧”：整个过程风平浪静;政变后军人领导人和穆加贝笑嘻嘻握手、穆加贝照常参加某大学的毕业典礼、穆加贝在议会的讲话不但只字不提退休或下台甚至讲话结尾还有心情调侃。直到穆加贝写信给议会表示辞职“自愿”而且“立即生效”，我们才大吃一惊。把国家大事做得和游戏一样信手拈来，我不得不说津巴布韦的执政党和统治阶层对权力的调节运用，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境界。有人高呼穆加贝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甚至说开启了新的民主时代。我认为这样的言论，明显操之过急、下结论过早了。

　　在穆加贝21日辞职后，津巴布韦执政党表示他们已请求让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接任国家领导人。图为11月22日，姆南加古瓦的支持者欢呼庆祝。

　　一、“穆加贝下台”与政治想象

　　人们善于表达美好的希望，似乎穆加贝下台意味着一切美好的开始。人们面对沉闷的过去，有权表达对未来的期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说：“对津巴布韦人民来说，罗伯特•穆加贝辞职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和历史性的时刻。津巴布韦人民已经坚定地表达了他们开启一个新时代以终结津巴布韦的孤立并且让该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渴望。”这种言论本身，是对新领导人的某种“方向性引导”，但其评价似乎是过高估计了事件的发展趋势。

　　1、作为事件结果的“穆加贝下台”，是执政党内部的“宫斗”，并没有反对派的参与。反对派顶多充当了在政变发生后推波助澜的角色。在穆加贝下台的功勋薄上，并没有反对派的功劳册。这一点和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大为不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联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一个未参与者而言，即便新政策会考虑他们的需求，也是次要的、补充性的。

　　2、穆加贝下台“方式和平”，证明了执政党对局面把控非常到位，国家权力牢牢控制在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手中，就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将左手的球娴熟地放在右手，没有任何闪失。穆加贝和平下台，实际上证明了津民盟掌控全局的能力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削弱，向外界展示了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自我玩转最高权力的水平。可以说，津民盟对于穆加贝的清理，对其夫人开除出党，是自我整肃。穆加贝和执政党本来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接班人”和政策延续计划，按照这个共识进行下去，穆加贝会得以善终。但是穆加贝决定让妻子接班的举动，试图改变执政党达成的共识剧本，相当于违反了高层集体的意志，则必然被抛弃。

　　3、穆加贝下台“民众欢呼”，可能仅仅是表象。如果穆加贝确实如新闻媒体说的受到民众如此大的反感，穆加贝和津民盟恐怕早已下台。穆加贝“土地革命”所惠及到的阶层，主要是在偏远的乡村和郊区，这些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机会(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组织的)表达他们的看法。这种状况和泰国政局颇有相似之处：他信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底层农民组织性不强，“选票统计”是他们唯一的表达集体意志的机会，而后来组织起来的红衫军与最高权力缺乏内应。津巴布韦反对派的支持者大多分布于大中城市，首都哈拉雷的民众欢呼、挥手、载歌载舞，汽车鸣笛，庆祝穆加贝下台恐怕只是反对派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行动。

　　4、穆加贝下台“走向新时代”恐不会太过平坦。作为继任者的津巴布韦总统爱默森•姆南加古瓦，执掌政局，据称此人“极度残暴”(凤凰网2017-11-21)。美国驻哈拉雷外交官欧文(Earl Irving)2000年的电报中，称其人“在全国各地受到广泛的恐惧和鄙视”，“如果他接替穆加贝，那么他可能会带来一个更为残酷苛刻的政权”。民盟有官员认为：“你们都觉得穆加贝不够好。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的继任者可能会更糟?”事实上，也是如此，姆南加古瓦曾经是津巴布韦中央情报组织(CIO)负责人，这种身份使其从事秘密活动得心应手，渠道畅通，玩弄权力得心应手。穆加贝尽管专权，但可谓“真诚”而带有书生气，姆南加古瓦则大不相同，此公出生入死、多次于死亡线上满血复活，恐怕穆加贝下台方式与去向早已经是他和军方勾兑起来之后的囊中“志在必得”之作。198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大量处于执政党对立阵营的平民遇害。当姆南加古瓦被指控与军方密切合作，共同策划了这场种族屠杀时，他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干系。可以说，此人既有坚定的意志，也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和谋略。

　　5、穆加贝下台可能会形成“集体领导”的格局。由于穆加贝下台实际上意味着“一言九鼎”者最终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后穆加贝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是“九言一鼎”的集体领导制。津民盟通过执政党、议会、执政党和独立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联动，实现了集体扳倒穆加贝的“共同意志”。这一点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产生的国内政治效果异曲同工。姆南加古瓦逃到南非，并且公布的5页报告谴责穆加贝的统治和格蕾丝的野心，其意义不亚于“建国以来有关津民盟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姆南加古瓦11月21日声明已经确认了某种集体领导和集体意志的痕迹。他说，国民议会做出弹劾穆加贝的动议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他也注意到了执政党的决定，他本人绝对会服从于津民盟和广大人民，津巴布韦的未来掌握在人民、以及是否能遵从人民意愿辞职的穆加贝手中。

　　6、穆加贝下台后的过渡时期将形成“外部力量集体用力”的脆弱期。这个时期，各种外部力量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这个新的时期，因此各种势力恐是蠢蠢欲动、非常活跃。美英等国家的集体意见是呼吁津巴布韦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美国呼吁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并尊重国家的法治。美国驻哈拉雷大使馆发声明称，新政府任何举动都应该是朝自由公平和包容的选举这条道路前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认为，总统穆加贝辞职使津巴布韦有机会缔造一个没有压迫环境自由公正的选举。英美观点尽管有作用，但作用应不会很大。第一，执政党不会否定自己的革命史，可能区分正确的穆加贝路线和穆加贝晚年错误。姆南加古瓦的亲密盟友奇文加(Constantino Chiwenga)警告说，“如果是有关保护革命成果的问题，军方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介入。”足以看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维护津民盟的共同利益。穆加贝和其妻子挑战了这个共同利益，下台是必然的，第二，姆南加古瓦可能进行有限的改革，例如对农业开展改革，并试图修复津巴布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关系。如果姆南加古瓦改革能维护原有利益者的利益，则改革能得以推行，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则姆南加古瓦必然面临再次清洗。第三，穆加贝个人状况恐怕是另外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穆加贝个人在津巴布韦国内仍然有号召力。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建立在斯大林去世的基础不同，津巴布韦还要面对一个活者却丧失最高权力的穆加贝家族。这个家族现在下台了，但并不缺乏东山再起的条件。情报部门出身和辣手的新领导人，会不会放过他真是一个未知数。恐怕当媒体不再关注津巴布韦的时候，会突然传出穆加贝的死讯。这些都是可能的。第四，津巴布韦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2015年，津巴布韦政府批准了9.29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假如出现新的改革，中国的利益格局必然面临调整，其方向是好是坏，仍然是未知数。

　　二、“津巴布韦方式”与政治贫乏

　　政治贫乏基础上的政治想象，是一个结不出好种子的坏葫芦。津巴布韦人对新时代的展望，无非是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旧时代遗产的想象。

　　津巴布韦穆加贝最后的晚节，是一个毁誉参半的问题。有的人认为他早该下台，借鉴先进国家领导人按时退休的经验，留下一个好的历史名声。也有人认为他倘若能坚守到最后，是有气节的老人。人生自古七十古来稀。一般来说，古代人活到七十尚且有问题，何况是作为政治家坚持到70岁以后。然而，随着现代健康体系的完善，大批政治家七十岁才迎来了他的政治青春。如美国总统特朗普，70岁当选为总统，71岁开始第一个任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政坛上，众多年轻的政客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譬如法国总统马克龙39岁;31岁的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是欧洲最年轻的总理。37岁的新西兰工党领袖杰辛达·阿德恩成为新西兰1856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可以说，当代世界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可以在各国政坛上纵横捭阖，形成了一张多元的年龄结构。而保持对老年人参政和青年人参政一样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的底线。

　　1、津巴布韦人渴望变革，这一点是基于对未来优越于现在的当然假设。这是一种天生的历史进化主义理念。在进化论的感觉中，过去一定是比现在差的，而未来一定是值得憧憬的。因此，只要换了人，津巴布韦一定比现在好。这种感觉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执政党和他的党魁。有的人说，选举制的最大妙处，是在于不断给人“换人就有希望”的感受，而最精妙的竞选机制，则一定竞选出这个体制所能容忍的“自己人”。即使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上台，也得遵守这个规则，例如摩尔多瓦曾经执政的共产党人党和尼泊尔1994年曾经执政的共产党(联合马列)。可以说，轮替满足了人们对变革和“新”的追求，而恰当的制度控制则保证了变革之火不至于烧毁国家。

　　2、津巴布韦的现时局势，反映了津民盟高层高超的权力驾驭技巧。这种驾驭技巧是通过军队的自律、执政党的内部运动来达到的。这对反对派和西方来说，其实并不是好消息。这证明这个政党还有活力和控制力。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八九十岁的高龄也能做出改革的决策。决定一个国家前途或政党是否采用退休制的，并非是年龄，而是思想与胆量。事实上，历史反复证明，换人换得不准，后患是无穷的。这也是穆加贝迟迟不愿意换人的原因所在。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和古巴近期交权的教训或经验都证明，完全、毫无保留地把政权交给青壮派，无异于立即、快速地自毁长城。这恐怕也是津巴布韦执政党采取了副总统上位、穆加贝下台的政策原因所在。

　　3、其实，在这个“你上我下”的零和博弈背后，可以存在更加温和的第三条道路。比如是否可以采用总理实权、总统虚位的方案，既保留穆加贝的总统职务，还可以增加总理的实际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将穆加贝的总统职位加以固定化，规定只有总统逝世后的其他革命老人担任，但是“总统”在这种状态下，将变成一种虚位的元首。穆加贝本可以这样改革：在穆加贝权力巩固的时候，可以将总统建成一个宪法法院式的监督机构(总统和多个副总统组成)，在穆加贝权力削弱的时候，本可以将总统虚位，成为一种荣誉职位。

　　事实上，我们常常缺少政治智慧和变革的勇气，更缺少激流勇退的能力。其实非洲人并不缺少智慧。乌干达的运动制，别具一格，对政治制度的灵活变迁做了有益的探索。相反，90年代以后，非洲国家反而丧失了政治想象力，形成了“西方民主体制一律”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从一种僵化走向另外一种僵化。非洲似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津巴布韦即是案例。当我读到今日埃塞俄比亚宪法中规定：“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任何一个民族的立法机构以2/3多数通过分离要求后，联邦政府应在3年内组织该族进行公决，多数赞成即可脱离联邦”的条文时，居然感到脊背凉飕飕的，引发了类似于苏联晚期式的极差的联想。这种分离权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种有过积极作用的口号，但是在当代足以引发更多的问题，甚至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三、结语

　　笔者不想过多地评判别的国家是非，毕竟津巴布韦人对本国更有发言权。穆加贝以这样的方式离场，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更毋宁说是21世纪政治体制探索的悲剧，反映了21世纪政治学学术的繁盛，以及与之不相称的政治体制实践贫乏。无论如何，一元论在当代世界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并无二元论的存活空间，人类社会似乎真正进入了一种创造力的贫乏时代。

　　不仅津巴布韦的政变显示了当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缺乏活力，也暴露了某种话语上的“异化”。其实南非和津巴布韦的西方对手是欢呼穆加贝下台的，但是却要说出某种“反对违反宪制的改变”的政治正确言论。

　　有人会说，你对穆加贝这个独夫民贼太客气了。即便这个假设成立，和平的过渡也是对民众生命的怜悯。在任何一种剧烈的流血政变中，持枪者总是比手无寸铁的人带来更多的死亡，而平民总是可怜的牺牲品。如果仇恨就足以绑架一个人的心智，那么英国在近代宪政改革时期早该枪毙英国女王全家了。事实上，我们常常容易记住仇恨，却总是忘记宽容。人们总是乐意对弱者展示宽容，却不太容易对从强者转变而来的弱者表示同样的宽容。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政党外交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