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公共电视台

　　去NHK的那天，东京好像下了一些雨。经过一道安检，一进大厅就看到一个偌大的电视屏幕，上面正在直播国会辩论。

　　那真的是“直播”，没有解说，没有点评，不提炼任何吸引人的新闻角度或热点，只是原原本本如实摄录在国会里正发生的辩论，你能看到发言完毕的议员鞠个躬走下台，然后下一名议员一步步走上台。一切太真实了，以致冗长而枯燥。

　　这样的节目收视率一定不会高，但接待我们的NHK解说委员出川展恒说：“这是我们的义务。”国民有权利知道自己选出的议员如何代议国是，重大政策如何决策。直播不是为了吸引眼球，是要让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了解国会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哪个党派的议员，无论发表了怎样的言论，一概没有剪辑，不偏不倚。

　　许多国人对NHK不算陌生，尤其媒体人。我们2012年7月受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邀请访日，其间有机会去参观这家赫赫有名的电视台。此前一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NHK在大灾难的报道中表现之专业，让众多国内媒体人赞叹。

　　在走进它的大门之前，我一直以为，NHK就类似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是日本的国家电视台。然而，见识了那场国会辩论直播，听了出川展恒的介绍，我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NHK全名“日本放送协会”，既不同于国家(营)电视台，也不同于私营电视台，而是公共电视台。它与我们的央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作为一家“公共电视台”，它有两个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追求：非政府，非商业。

　　为了可以不听政府指使，不受政府意志干涉，它不接受政府拨款;为了不受企业等第三方利益左右，它不播广告，不依赖广告主生存。为此它谋求财务独立，其资金来源是：日本国内凡有电视机的家庭，法律规定都必须缴纳收视费。它靠这笔钱体面而有尊严地运转，努力让自己在国家生活中做到独立、公正，真正立足于公众利益。当然，它每年的预算要经国会通过，也要向国民公布收支情况。

　　由12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或许算是它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些人作为收看者的代表(比如现任委员中就有学者、企业家、律师、作家等)，被赋予监督NHK活动的职责。执行团队的最高职务“会长”理论上由经营委员会推选产生，而不是由政府任命。

　　它需要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则，报道选举时，无论对大党或小党，要一视同仁，介绍它们的竞选主张得用相同的时长。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对它不吝批评，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恰恰是它“不偏不党”的有力证明。

　　跟商业电视台不同，它没有追逐利润的压力和欲望，因而无须过于迎合受众，不用一味追求收视率而导致娱乐泛滥，能坚持制作严肃、高品位的电视剧和纪录片。同时，也不会因为穷人等弱势群体不是广告主们的目标受众，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和声音。

　　市场机制固然很有效率，但市场也有提供不了的东西，这就有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会在NHK大厅的电视屏幕上，看到那场冗长而枯燥的国会辩论直播;也因此，有一天我会在NHK教育频道看到一档无声的节目，是一名播报员在用手语播报新闻，可想而知，这档节目的收视者一定少之又少。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中，有一项很打动我：受众被公共广播者作为公民而非消费者对待。我想，还可以再加上一点：也不把受众当做宣传的对象来对待。

　　考察类似NHK这样的架构，能看出设计者们的初衷，即尽力建立起一种机制，能够超越商业利益，独立于政治，从而构筑广泛、多元、公正的，在一国的民主生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公共领域。德国科隆大学的学者曼弗雷德·考珀斯(Manfred Kops)就说：“公共广播电视有助于建立一种‘公共良心’。”

　　这么看来，东日本大地震中NHK令中国同行赞叹的表现，不仅仅只是专业技术层面的优良，背后自有一套深厚的理念支撑。

　　去NHK的那天，东京好像下了一些雨。经过一道安检，一进大厅就看到一个偌大的电视屏幕，上面正在直播国会辩论。

　　那真的是“直播”，没有解说，没有点评，不提炼任何吸引人的新闻角度或热点，只是原原本本如实摄录在国会里正发生的辩论，你能看到发言完毕的议员鞠个躬走下台，然后下一名议员一步步走上台。一切太真实了，以致冗长而枯燥。

　　这样的节目收视率一定不会高，但接待我们的NHK解说委员出川展恒说：“这是我们的义务。”国民有权利知道自己选出的议员如何代议国是，重大政策如何决策。直播不是为了吸引眼球，是要让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了解国会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哪个党派的议员，无论发表了怎样的言论，一概没有剪辑，不偏不倚。

　　许多国人对NHK不算陌生，尤其媒体人。我们2012年7月受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邀请访日，其间有机会去参观这家赫赫有名的电视台。此前一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NHK在大灾难的报道中表现之专业，让众多国内媒体人赞叹。

　　在走进它的大门之前，我一直以为，NHK就类似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是日本的国家电视台。然而，见识了那场国会辩论直播，听了出川展恒的介绍，我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NHK全名“日本放送协会”，既不同于国家(营)电视台，也不同于私营电视台，而是公共电视台。它与我们的央视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作为一家“公共电视台”，它有两个最基本也最核心的追求：非政府，非商业。

　　为了可以不听政府指使，不受政府意志干涉，它不接受政府拨款;为了不受企业等第三方利益左右，它不播广告，不依赖广告主生存。为此它谋求财务独立，其资金来源是：日本国内凡有电视机的家庭，法律规定都必须缴纳收视费。它靠这笔钱体面而有尊严地运转，努力让自己在国家生活中做到独立、公正，真正立足于公众利益。当然，它每年的预算要经国会通过，也要向国民公布收支情况。

　　由12人组成的经营委员会，或许算是它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些人作为收看者的代表(比如现任委员中就有学者、企业家、律师、作家等)，被赋予监督NHK活动的职责。执行团队的最高职务“会长”理论上由经营委员会推选产生，而不是由政府任命。

　　它需要秉持政治中立的原则，报道选举时，无论对大党或小党，要一视同仁，介绍它们的竞选主张得用相同的时长。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对它不吝批评，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恰恰是它“不偏不党”的有力证明。

　　跟商业电视台不同，它没有追逐利润的压力和欲望，因而无须过于迎合受众，不用一味追求收视率而导致娱乐泛滥，能坚持制作严肃、高品位的电视剧和纪录片。同时，也不会因为穷人等弱势群体不是广告主们的目标受众，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和声音。

　　市场机制固然很有效率，但市场也有提供不了的东西，这就有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会在NHK大厅的电视屏幕上，看到那场冗长而枯燥的国会辩论直播;也因此，有一天我会在NHK教育频道看到一档无声的节目，是一名播报员在用手语播报新闻，可想而知，这档节目的收视者一定少之又少。

　　英国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对于公共广播电视的定义中，有一项很打动我：受众被公共广播者作为公民而非消费者对待。我想，还可以再加上一点：也不把受众当做宣传的对象来对待。

　　考察类似NHK这样的架构，能看出设计者们的初衷，即尽力建立起一种机制，能够超越商业利益，独立于政治，从而构筑广泛、多元、公正的，在一国的民主生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公共领域。德国科隆大学的学者曼弗雷德·考珀斯(Manfred Kops)就说：“公共广播电视有助于建立一种‘公共良心’。”

　　这么看来，东日本大地震中NHK令中国同行赞叹的表现，不仅仅只是专业技术层面的优良，背后自有一套深厚的理念支撑。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公共广播电视，著名的如美国的NPR(国家公共电台)、英国的BBC。虽然它们各有各的运作模式，与日本NHK并不完全相同，但核心理念却基本一致，不向政府、政党负责，不受利润驱动，而服务于公众利益。

　　我大学时读新闻专业，自然听说过“公共广播电视”这个词，但直到参观NHK的那天，才真正明了这个词的含义。

　　反观国内，才理解为什么有国内学者断言：“中国只有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而无一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各地电视台那些所谓的“公共频道”，基本上有其名而无其实。

　　像央视这样的国之重器，凭借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和资源，年年产生“标王”，享受巨额广告营收，这在NHK这样的公共电视台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从日本回来后查阅资料，才看到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电视台正是一个接受政府控制的国营商业电视台。”与NHK的“非政府，非商业”相比，我们的央视是“既政府、又商业”。

　　重庆卫视一度以为停播广告、改由财政拨款、天天播放红歌就变身成了公共电视台，那也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和混淆。

　　我想声明，在这里费劲巴拉地纠缠于一个名词的辨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新闻、做媒体的人对一个行业问题的好奇和探讨。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是保证现代民主制度良好运转的基石之一，关乎一个社会是否能有高质量的公共生活。

　　而通过对NHK核心理念的探究和理解，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日本战后民主化的成果。对于这个让国人又爱又恨的国家，如果只看到历史问题、钓鱼岛争议、苍井空、动漫和被中国游客抢购的电饭煲、马桶盖，而有意无意地低估、忽略这个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也很难说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真正的了解。

　　当然，NHK是否真的完美地实现着设计者们的理想呢?我从两位NHK的资深从业者那里听到了不少“吐槽”：比如，因为NHK每年的预算需要国会批准，许多年里自民党一党独大，搞不好就会在预算问题上为难一下NHK;经济部一些记者会接受企业的吃请，以致揭露丑闻时不免手软;近几年因为“年轻人不爱看”，不得不加大娱乐性;对福岛核电泄漏事故的报道，因为“播得保守”，“引起民众愤怒”……

　　好在，NHK扮演“民主的看门狗”和公众利益的服务者，其实自身也受到各大商业电视台和纸媒对它的监督和制衡，比如近年就有丑闻被其他媒体揭露。

　　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也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和困境。没有一种设计是完美的，但诚如郭镇之教授所言，“在当今世界上，公共广播也许不是一种最好的传播制度，但应该算得上‘最不坏’的政策选择”。

　　或许，我们要想真正理解公共电视台这种政策选择，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没有NHK;而日本民众要理解我们的媒介生态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没有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