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强：从红色高棉到难民危机，一个世界公民的成长之路

　　我是经常出去做讲座的。每次讲座最难的一点是，我要知道坐在我们前面的人想听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所以我先泛泛介绍一下我自己做过的事，以及我的经历为什么让我变成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在关心全世界，并且拉了更多的中国人去关心全世界，做的如火如荼，一条路走向黑。

　　关于我自己

　　首先做下自我介绍。我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贸的一间律师事务所。这份工作是当时，甚至是现在很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三年多，内部、外部因素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原来是学国际法的，所以一直想做国际法有关的工作，但却做了三年商事律师。当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不再是一个小朋友了。这时候你要想，我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我做这份工作，我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这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已经拿到律师执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内部的变化。

　　一个很大的外在因素是当时重庆唱红打黑，我觉得B这样的人要是当了我们国家领导人，我做律师的话，就应该没有希望了。这个外在的因素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唱红打黑被颠覆了，让我觉得国家还有希望，我就从国外回来了(笑)。

　　无论怎样，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之后我离开律师事务所去了红十字委员会。我是在东亚代表处做法律顾问，或者叫法律官员。国际组织的工作相对于律师事务所轻松很多，但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当你还特别想拼的时候、想改变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工作，浪费我的人生，学不到太多的东西，虽然看上去光鲜亮丽。

　　所以我的第三份工作，就离开了中国，去了柬埔寨的国际刑事法庭。在你们的右边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法庭的logo，这是吴哥窟上的一个司法判官，一手拿宝剑，一手拿着佛教经典，他在做司法裁判。另外一个标志是我在柬埔寨的另一个机构——我金边的三年有一段时间晚上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当国际法的老师。

　　身心、家国与天下

　　刚才都是关于我自己的介绍，就是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讲，我从哪儿来的，我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和我关心全人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全人类?有一个路径图，叫做身心、家国、天下。也就是孔夫子讲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一步一步走的。

　　我们先在北京，毕业以后能做一个职业工作，有家庭，然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就好像C计划这样的，想想怎么做公民教育，怎么做Critical Thinking，最后想着是平天下。

　　如果是按照这条道路来推的话，那可能我们每个人，包括我现在，都不可能做关心全人类的事情，如果我做的是关心全人类的事情的话。

　　为什么呢?我经常和人开玩笑，我好歹也是中国名校毕业的，但直到今天，我是一个连在北京买房的资格都没有的人，也没有资格买车，因为各种各样荒唐限制。对于我来说，我的家庭是破碎的。我是个北漂，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政策被赶出去。

　　所以我在做现在的事情时，永远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我去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虚无缥缈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是不是在逃避生活。很多人觉得关心全人类，关心国际上的事情，就是在逃避现实。

　　我现在问大家的问题是：“你以为你只是中国人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真的只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画的一个标记，被贴的一个标签。大家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想的就是，我是四川人，我是北京本地的人，我是东北人，但你到了国外的时候，别人给你贴的标签就是，你是中国人。

　　在西方时——比如我在欧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别人会问我，你是中国人，对应的身份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白种人和黄种人，西方人和东方人。但是在柬埔寨不是这样。我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我和当地人差别不大，当地也有很多华人。对应的身份是，我是华人还是柬埔寨当地的土著、高棉人。因为有不一样的对比后，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多的反思。

　　这是一个我永世不会忘的例子。在柬埔寨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叫洞里萨湖，大家去旅游的时候都会经过那里，它就在吴哥窟的旁边。

　　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淡水湖。第一大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没人去，自从俄罗斯把它从中国抢走以后，也没什么人住了。但是洞里萨湖是有很多人在周围居住的。因为东南亚人口多，热带气候也适合居住。

　　这个湖为世人震撼的一点在于，热带地区有雨季和旱季。雨季它的面积是旱季的四倍。雨季的时候，基本上就像贝加尔湖那么大了。可能到旱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未名湖那么大了(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大面积的变更，所以生活在周围的人发明了特别的生活方式——他们浮在湖上生活。整个村，几千号人就在湖上面生活。

　　可以想象，浮在湖上面的，有发动机，发电厂，住户人家，商店，包括教堂——这里有信基督教的人，也是浮在湖上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住在联合国当地办事处。在那里住的时候，我就特别震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生活方式。给我感觉就是在文明之外。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雨季，有大的洪水。从湄公河上游下来，我坐的船能看得到整个树被淹在我坐的船下面，树都还是绿色，刚刚被淹。用英文来说就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茫茫蛮荒)那种感觉。

　　大部分人来旅游看一下就走了，但我在那里住了一晚。住的时候还好，联合国有个办事处，还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床。但那里没有什么外国人，所以我就非常痛苦，我要用英语打电话给那边的翻译，让他帮我翻译成当地语，给这边的人说我要干嘛。最简单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么热，40多度，要喝水。当地人要给我烧水，水我不敢喝。为什么呢?这水就从湖水里面打出来的，但是厕所就是建在这个湖上面。我平时没有那么多洁癖，但是当时这事情确实让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另一边解释了半天，我要去一个商店去买水喝。终于我们划了一艘船，像在威尼斯一样到了另一个商店。我再次强调真是非常痛苦，非常热。你要跟别人解释，别人要理解你，需要什么，非常困难。

　　但当我到了这个商店里面，震惊世人的一幕出现了。这么小的浮在湖上的一个商店，这个老爷爷直着向我走来，用中文普通话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就震惊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从哪儿来的，你刚刚学的，还是有这么多中国旅游的人?后来我跟他聊，才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个柬埔寨华人，几代人都在柬埔寨生活。从明朝开始搬去的潮州人，这么多年在那里生根发芽，就在这么一个文明世界的末端。他用流利的普通话跟我讲，意味着他上学的时候已经在学普通话了，不是他们家讲的潮州话。这么多年，柬埔寨经历了红色大屠杀，经历了越南的占领，经历了联合国的过渡政府，现在中国人在那边投资。这么多年了他都还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事情太匪夷所思的了，发人深省，任何的形容词都没办法形容当时我的这种震撼。当时我就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在他商店买了很多东西，确定我自己能活下去。

　　在那一两天的时间，他开着一条小船，带着我到处走。带着我在他那村里看，指着跟说这是教堂，那是什么，这是红高当时杀了多少人，那是干嘛干嘛的。

　　距离我们最近的能够说英语的人，可能是两个小时;距离我最近的一个说中文的人，就在我身边，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当时我的总结就是，我们华人真是一个世界民族。

　　你觉得你只是中国人吗?我不要回答说是还是不是，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需要Critical Thinking的问题。

　　一个“爱国”的世界公民

　　这个部分我起了个名字，“关心全人类是不是没有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国“。我名字不叫刘爱国，虽然和周小平是一个地方来的，但我不是像他那样去爱国的一个人。

　　我放这张ppt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国家还有这么多事情，你不去做，要关系国际上的这些事情。去关心难民，去关心红色高棉，什么国际法治，非洲的大屠杀，要不要起诉领导人这一大堆东西。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热爱我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他背后的国家，热爱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因为爱的赤诚，我才会到国际平台上去行动。

　　在红色高棉的法庭工作，给我很大触动。因为我是学国际法的，这是唯一在亚洲设立的国际法庭，所以我当时就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做的非常振奋，做到自己想做的国际法事业。

　　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有所反思，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刚才讲，柬埔寨有很多华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有一天在吃完饭回法庭的路上，对面走过来一个柬埔寨的人，把我拦下了。

　　他用英文问我Where are you from? 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可能回答错了，我说的是I’m Chinese。他问我从哪来，我的理解是你问我国籍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是中国人。

　　但他接着又问了一句话，他说I know you are Chinese,but where are you from?我就说I’m from China,mainland，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加拿大，也不是澳大利亚，后来我反应过来，我们法庭有一些华人在那边工作，他问我具体是哪儿的华人。然后他接着跟我说了一句话，非常伤我的民族自尊心，I didn’t know chinese people can do this job. 他认为，这种法庭的司法工作是西方人做主导的，他不知道中国人还可以做这件工作。

　　我当时听了以后就震惊了。但我心里想想也是，这么大个法庭，几百号人，就我一个中国人在那里杵着，别人不怀疑也不正常。后来我接着再问，为什么他会问这些问题。我发现他是个华人，不会讲中文。很多海外华人都是这个问题，过了几代以后就不会讲母语了，讲的母语也是方言不是普通话了。他是个典型。他说他们全家也是在红色高棉被杀的杀，赶的赶，非常凄惨。但是这么多年来，做红色高棉有关的工作，不只是在法庭里面，就是这些在金边的NGO，在这些历史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记者中间，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中国人。或者发现了中国人，都是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所以他抓住我问了这句话。

　　我当时就觉得，这事情确实比较自豪，我在为我的国家，为全人类做贡献。没有那么宏大哈，但至少我在那，那就代表着，我在为我国家的形象，或为我的民族身份说话。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在上面写的这个标题，在国外你无意之中就是在代表国家。比如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在北大，去韩国交换，韩国到处在反中国。中国在反萨德，他们在反中国，认为中国这么做不理性。

　　我朋友他非常尴尬，在韩国被人指着问：为什么你们中国可以这样?不遵守所有的贸易条约，不遵守所有的国际公约，公开打贸易战，进行歧视性的反韩国商业，甚至韩国公民的利益都受到挑战。

　　我跟他说遇见这样的事太稀松平常了。有两个处理方式。一，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中国人，但我不代表中国政府。我都没有权利选我的政府，我凭什么代表我的政府。二，我就是个中国人，你想怎么样?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和平宫，背后是南海仲裁裁判的场所。2013年有一个和平宫一百年庆典，邀请了全世界八个人去做演讲。TEDx国外的演讲也会让你设定主题，提交稿子，告诉主办者你大概要讲什么。我在改稿子的过程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家有意无意会把你当成你是那13亿的人的代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这13亿人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你让我怎么代表?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你参与国际事务，你就是在代表你的国家，你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民族，你只能做到最好。所以我就使劲地改我的稿子，不停的写。那场演讲里有哈佛的教授，有国际法庭的庭长，也有世界知名的记者。演讲很成功，被收集到TEDx里面。

　　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启发：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觉自己是个普通人，但是有意无意的，你就是会被认为代表你自己的国家。和平宫一百周年的庆典，不会再等一百年，一百年的庆典就是一百年，如果我不去，演讲的八个人里面就没有中国人，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就没有中国人的声音。在国际组织里面，现在工作的这些人，如果没有中国人，如果你不去，那就是没有中国的代表，但并不代表这个国际组织就不可以工作了。那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参与，把自己参与的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当你参与关心全人类的这件事的时候，就如我在PPT里写的，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在做代表我自己的信仰、我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身份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关心全世界，就是关心我自己

　　刚才我讲的是在国际上做为国争光的事。但最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做这些事对我和我生活的社会有什么好处?

　　抛开自私或者不自私的角度来讲，这是个很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有用?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帮助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再辐射到全世界，那这件事情就值得做。

　　如果你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完全失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如果说只是为国争光、为了祖国的荣耀，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假的命题，这不符合一个人的正常的身心需要。

　　如我们刚才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要修身，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自己怎么样更好的修行。

　　有一次我看到这张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到了非洲，他们拉回了一头长颈鹿，就是这张《瑞应麒麟图》。现在藏在台湾的国立博物馆。我也专门去了台湾，想去看这张图，结果因为展品太多，这张图没有被展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时他们看到了长颈鹿，他以为他找到了中国神话里面的麒麟，他就把麒麟带了回来。中国人几百年、几千年前就开始走出去。但是我们自己找出去以后并不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给自己找到了财富，找到了一个小麒麟回来。

　　这副画的意义就在这里：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关心全人类，本质上我们在关心自己。我们在全世界的多维度的崛起，可以为世界和自己带来财富。古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启示。

　　NGO的作用

　　在国外的很多NGO，他们会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很大作用。我在欧洲，在柬埔寨，在美国跟这些NGO工作，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到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我经常和别人讲，你不要看世界上193个国家，但是有一些NGO他们在全世界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100个国家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国际社会的游戏法则，要么一同参与，要么你就退出。但中国是不可能退出的。我们是世界第二大贸易体，中国还要崛起，我们还有中国梦，我们还有一带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只能跟着这世界一同参与。怎么参与?我发起了现在的NGO：国际法促进中心。我们的口号，把中国人带到国际法的前沿，把国际法带到世界华人的身边。这是我在全世界游历的心得体会。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这是是最早的圣约翰大学，在民国年间被称为东方的哈佛。这是个教会学校，后来政府将它划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个活动把三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带到这去呢?是想告诉他，在圣约翰大学，在如此美丽的校舍里面产生了两位国际法院法官，来自中华民国的国际法院法官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一个叫做顾维钧，一个叫做史久镛。

　　中国是有我们自己国际法的传承的，不要以为只有西方人才知道国际法。所以我把大家带到这里参观，留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做这个事情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当时全世界都在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但是牺牲的意义不在于你赢了，你把别人打败了，一辈子做老大。而是用一种秩序、一种制度的方式来维持战后的世界，确保战争不会再发生。这就是国际法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之间要有法律，最早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所以我们借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我们把这三位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请到了代表着中国的和平和正义的摇篮——华东政法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旧址。(这个楼的真名叫做韬奋楼，邹韬奋。)

　　远方的难民危机

　　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法的推广工作，有一个心得体会：刚才我讲到自己关心国际事务的出发点，是觉得应该有更多中国人参与进来。新一代的中国律师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法制建设。说穿了是我爱国，我爱我的同胞。但这是不够的，这只是给你一个出发的理由，让你可以参与进去。是什么让你这么多年可以持续的参与进来，持续的保持年轻时的那份热忱?我的答案是：与全人类的互动，让我发现了人性中最真挚的共同点，让我更爱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回到刚才第一个环节里讲的，你以为你是中国人吗?你也是全世界的公民。在跟世界互动时，你会发现人性的共同点。你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一个个体来说是多么大的回馈。我真的是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共同未来。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因为那时难民危机受到世人关注。

　　这张两照片是在土耳其边境上的叙利亚难民中心拍的。我在那用英文发言，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再翻译成阿拉伯语，跟当地的难民互动。当时我问了个问题：我说我来自中国，你们想到了什么?小朋友举手说：长城——他们还是听说过中国的。

　　这是难民救助中心的小朋友自己画的画。像四川大地震以后，用画画的方式做一些心理干预。

　　刚刚做这个项目时，我们去到难民救助中心，做了很多调研，包括将难民小朋友画的画寄到中国，在中国做了展览，展览以后又做义卖。义卖筹到资金后，把我们两位志愿者派到难民中心去做志愿服务。照片中间的这位，叫做杨肯，他是北大法师院的一个师弟;另一位腼腆的小女孩是北大阿语系的一个师妹。他们是第一批国际志愿者，被派到救助中心，扮演的是照看者的角色。因为去的时间短，能教小朋友什么呢?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小朋友在没人管的时候做一些简单教育。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7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派出第二批国际志愿者去做难民的支援教育工作。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2015年下半年，难民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照片。当时我们在想，中国的NGO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先开始调研。我们在荷兰有一个办公室，从荷兰到西德、南德、最后到柏林，跟德国外交部进行对话，做了个调研报告。虽然通常以为难民问题主要在欧洲，但实际上这些难民上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叙利亚周围的国家活不下去了。2016年，大家都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去了土耳其调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伊斯坦布尔，转机到了边界上的难民营。现在科技非常发达，12个小时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社会到战争的边缘，然后在那边做调研。后来我们又做了另一个在希腊部分的调研。在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NGO就问我们：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小朋友的画送到你们那去，在中国帮我们做展览，然后传播和平的理念，“Spread idea of peace”。

　　什么叫做“Spread idea of peace”呢?我也不懂，反正我就先试一下吧。但我收到这批画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这批画里面有两副特别喜欢的。右边那一副是小女孩在睡觉，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做《小女孩安静地睡觉，因为不再有战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副画。左边一副比较残忍一点，叫做《没有腿的婴儿，我希望没有战争》。小朋友画出这种画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心里面可能有问题，需要做些心理干预，需要对难民做出心理健康的支援。这两幅画，放在我原来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跟我们非常现代的CCTV大楼形成鲜明的反差。生活在同样一个世界，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大家的命运却是这么的不同。后来我们觉得这些画实在太美丽了，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我们每天都在看战争的图片，看不到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按照对方NGO的要求做了一个画展。这是在北大的做的画展：《我们与他们的未来》。下面这张画也是挺有意思的，当时老师让小朋友画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他画了一只小蚂蚁，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父亲就像这只蚂蚁》，把全家给搬了过来。就像一只蚂蚁，扛着很重的东西，从叙利亚把家给搬出来这种感觉。我把这些画在北大做展览，后来又去了上海新天地，中共一大会址旁，让更多人看到。

　　在燕京学堂我们做了一个沙龙，后来又做了电影展。把第一批寒假自愿者送出去，媒体上做叙利亚战争开始六周年(3月15日)报道，包括澎湃，财新、经济学人，都在首页转发我们的这个项目。

　　做了这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力不够，这些事从来不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这个应该是记者、艺术家做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回馈。

　　例如，在裱这幅画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哪里装裱，但我觉得这幅画非常的珍贵，我希望它得到最好的装裱。我跟我一个懂艺术的朋友去了北京一个叫做金盏村的地方，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艺术家在那边画画。那边有非常专业的装裱画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它就在机场二高的旁边。我经常去机场路过那个地方，但我从来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为了制作这些打印出来的，非常漂亮的画册和明信片，我们去了北京的西南六环，那真的是河北的感觉了。找到了北京最大的一个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整个房间都装不下它。我从来不会去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去了，我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无数的记者，无数的企业家，无数个我曾经根本没有想过我会跟他有任何生活交集的人。但是因为要做这件事情，我的生活不断被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原来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以为我在世界上见过了这么多人，但在我周围生活的世界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但我们却有这么多共通点，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是让我非常感激的地方，虽然我是在参与一个全人类的互动，但它让我更加爱我身边的世界。

　　我真的可以

　　最后一个部分叫我真的可以。之前我们沟通这次讲座时，我不知道我需要讲什么，我的观众或者听众想听什么。兆凡和明欣跟我说，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会问你真的可以做到吗?或者说我可以做点什么?

　　我的回答就是这个标题。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上到北四环外面学校的人，毕业了以后做律师，依然可以做一件跟我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其实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

　　我放这一个小照片，是我在叙利亚难民救助中心的一个小朋友，小朋友非常神奇，她会讲法语，她用法语问我，我的名字是什么?让我震惊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叙利亚的教育在战争前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在跟她对话更多一点的时候，比如你来这边生活了多久之类的话，她就不会回答了，因为她的教育中断了。她就只会讲最简单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之类的话。

　　为什么要放这个照片呢?我们在难民救助中心肯定都会跟小朋友做交流，都会问别人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因为现实太残酷，我们畅想一下未来。一般小朋友都会说我想做医生，当老师……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跟我说她想当律师，我很震惊，当然也非常自豪。我说我是个律师，你以后也是个律师，我们一起做律师。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律师可以保护别人。她的回答让我觉得心都要融化了，想想她作为一个难民，从她的老家叙利亚中部城市逃到了难民救助中心，没有学上，有几个外国人来看她们，她才会把自己做的小娃娃拿出来。但她想的事情是，“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我觉得通过这件事能够看得到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一点，以及人性的价值，当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残忍的事情，她都拥有保护别人的想法，在坐的我们可能比这个小孩幸运一些，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可以做得到。

　　最后一张片子,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也送给我们三位“C计划”的联合创始人。我觉得讲这句话的这个人Margereat非常卓越，她是最早的一批人类学家，也是当时那一批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我永远都会记住她所说的这句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想法有决心的人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说真的，这是唯一改变世界的方式。”

　　我刚刚讲到，我不想在红十字委员会那里工作，虽然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大家觉得它能改变世界;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虽然做了好多工作，可是没有觉得自己为这个世界做到了我能够达到的改变。但是听到这句话以后，这么多年，我不管做什么都会一直把它记在身边——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为改变世界而有想法有决心的人。

　　原编者按：最新一期的C讲坛(3月18日)正式落地3ESPACE～我们邀请到了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发起人刘毅强，和大家分享他从柬埔寨国际法庭到推动叙利亚难民支持项目的经历。普世价值、人道主义，同样是C计划倡导和认同的价值。作为一家致力于思辨教育的社会企业，我们愿意和更多的伙伴一起，用理性破解民族主义的迷思，打破身份暴力，看到人与人的共通之处。也欢迎你和我们持续、共同探讨。感谢志愿者宁宁、美惠、有意识的教育者辛勤整理讲稿!

　　CIIL介绍

　　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是一个活跃于大中华地区同时涉足世界各地的独立非政府组织。CIIL的目标系为参与和支持大中华化地区对国际法和国际正义的理解、批判、参与及推广。

　　我是经常出去做讲座的。每次讲座最难的一点是，我要知道坐在我们前面的人想听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所以我先泛泛介绍一下我自己做过的事，以及我的经历为什么让我变成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在关心全世界，并且拉了更多的中国人去关心全世界，做的如火如荼，一条路走向黑。

　　关于我自己

　　首先做下自我介绍。我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国贸的一间律师事务所。这份工作是当时，甚至是现在很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三年多，内部、外部因素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原来是学国际法的，所以一直想做国际法有关的工作，但却做了三年商事律师。当你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不再是一个小朋友了。这时候你要想，我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我做这份工作，我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这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已经拿到律师执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内部的变化。

　　一个很大的外在因素是当时重庆唱红打黑，我觉得B这样的人要是当了我们国家领导人，我做律师的话，就应该没有希望了。这个外在的因素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唱红打黑被颠覆了，让我觉得国家还有希望，我就从国外回来了(笑)。

　　无论怎样，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之后我离开律师事务所去了红十字委员会。我是在东亚代表处做法律顾问，或者叫法律官员。国际组织的工作相对于律师事务所轻松很多，但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适合年轻人——当你还特别想拼的时候、想改变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工作，浪费我的人生，学不到太多的东西，虽然看上去光鲜亮丽。

　　所以我的第三份工作，就离开了中国，去了柬埔寨的国际刑事法庭。在你们的右边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法庭的logo，这是吴哥窟上的一个司法判官，一手拿宝剑，一手拿着佛教经典，他在做司法裁判。另外一个标志是我在柬埔寨的另一个机构——我金边的三年有一段时间晚上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当国际法的老师。

　　身心、家国与天下

　　刚才都是关于我自己的介绍，就是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讲，我从哪儿来的，我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和我关心全人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全人类?有一个路径图，叫做身心、家国、天下。也就是孔夫子讲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一步一步走的。

　　我们先在北京，毕业以后能做一个职业工作，有家庭，然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就好像C计划这样的，想想怎么做公民教育，怎么做Critical Thinking，最后想着是平天下。

　　如果是按照这条道路来推的话，那可能我们每个人，包括我现在，都不可能做关心全人类的事情，如果我做的是关心全人类的事情的话。

　　为什么呢?我经常和人开玩笑，我好歹也是中国名校毕业的，但直到今天，我是一个连在北京买房的资格都没有的人，也没有资格买车，因为各种各样荒唐限制。对于我来说，我的家庭是破碎的。我是个北漂，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政策被赶出去。

　　所以我在做现在的事情时，永远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我去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虚无缥缈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是不是在逃避生活。很多人觉得关心全人类，关心国际上的事情，就是在逃避现实。

　　我现在问大家的问题是：“你以为你只是中国人吗”?

　　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真的只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画的一个标记，被贴的一个标签。大家在北京的时候，每天想的就是，我是四川人，我是北京本地的人，我是东北人，但你到了国外的时候，别人给你贴的标签就是，你是中国人。

　　在西方时——比如我在欧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别人会问我，你是中国人，对应的身份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白种人和黄种人，西方人和东方人。但是在柬埔寨不是这样。我虽然是个外国人，但我和当地人差别不大，当地也有很多华人。对应的身份是，我是华人还是柬埔寨当地的土著、高棉人。因为有不一样的对比后，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多的反思。

　　这是一个我永世不会忘的例子。在柬埔寨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叫洞里萨湖，大家去旅游的时候都会经过那里，它就在吴哥窟的旁边。

　　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淡水湖。第一大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没人去，自从俄罗斯把它从中国抢走以后，也没什么人住了。但是洞里萨湖是有很多人在周围居住的。因为东南亚人口多，热带气候也适合居住。

　　这个湖为世人震撼的一点在于，热带地区有雨季和旱季。雨季它的面积是旱季的四倍。雨季的时候，基本上就像贝加尔湖那么大了。可能到旱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未名湖那么大了(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大面积的变更，所以生活在周围的人发明了特别的生活方式——他们浮在湖上生活。整个村，几千号人就在湖上面生活。

　　可以想象，浮在湖上面的，有发动机，发电厂，住户人家，商店，包括教堂——这里有信基督教的人，也是浮在湖上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住在联合国当地办事处。在那里住的时候，我就特别震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生活方式。给我感觉就是在文明之外。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雨季，有大的洪水。从湄公河上游下来，我坐的船能看得到整个树被淹在我坐的船下面，树都还是绿色，刚刚被淹。用英文来说就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茫茫蛮荒)那种感觉。

　　大部分人来旅游看一下就走了，但我在那里住了一晚。住的时候还好，联合国有个办事处，还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床。但那里没有什么外国人，所以我就非常痛苦，我要用英语打电话给那边的翻译，让他帮我翻译成当地语，给这边的人说我要干嘛。最简单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么热，40多度，要喝水。当地人要给我烧水，水我不敢喝。为什么呢?这水就从湖水里面打出来的，但是厕所就是建在这个湖上面。我平时没有那么多洁癖，但是当时这事情确实让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另一边解释了半天，我要去一个商店去买水喝。终于我们划了一艘船，像在威尼斯一样到了另一个商店。我再次强调真是非常痛苦，非常热。你要跟别人解释，别人要理解你，需要什么，非常困难。

　　但当我到了这个商店里面，震惊世人的一幕出现了。这么小的浮在湖上的一个商店，这个老爷爷直着向我走来，用中文普通话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就震惊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从哪儿来的，你刚刚学的，还是有这么多中国旅游的人?后来我跟他聊，才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个柬埔寨华人，几代人都在柬埔寨生活。从明朝开始搬去的潮州人，这么多年在那里生根发芽，就在这么一个文明世界的末端。他用流利的普通话跟我讲，意味着他上学的时候已经在学普通话了，不是他们家讲的潮州话。这么多年，柬埔寨经历了红色大屠杀，经历了越南的占领，经历了联合国的过渡政府，现在中国人在那边投资。这么多年了他都还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事情太匪夷所思的了，发人深省，任何的形容词都没办法形容当时我的这种震撼。当时我就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在他商店买了很多东西，确定我自己能活下去。

　　在那一两天的时间，他开着一条小船，带着我到处走。带着我在他那村里看，指着跟说这是教堂，那是什么，这是红高当时杀了多少人，那是干嘛干嘛的。

　　距离我们最近的能够说英语的人，可能是两个小时;距离我最近的一个说中文的人，就在我身边，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当时我的总结就是，我们华人真是一个世界民族。

　　你觉得你只是中国人吗?我不要回答说是还是不是，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需要Critical Thinking的问题。

　　一个“爱国”的世界公民

　　这个部分我起了个名字，“关心全人类是不是没有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国“。我名字不叫刘爱国，虽然和周小平是一个地方来的，但我不是像他那样去爱国的一个人。

　　我放这张ppt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自己国家还有这么多事情，你不去做，要关系国际上的这些事情。去关心难民，去关心红色高棉，什么国际法治，非洲的大屠杀，要不要起诉领导人这一大堆东西。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因为我热爱我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他背后的国家，热爱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因为爱的赤诚，我才会到国际平台上去行动。

　　在红色高棉的法庭工作，给我很大触动。因为我是学国际法的，这是唯一在亚洲设立的国际法庭，所以我当时就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做的非常振奋，做到自己想做的国际法事业。

　　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有所反思，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刚才讲，柬埔寨有很多华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有一天在吃完饭回法庭的路上，对面走过来一个柬埔寨的人，把我拦下了。

　　他用英文问我Where are you from? 我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可能回答错了，我说的是I’m Chinese。他问我从哪来，我的理解是你问我国籍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是中国人。

　　但他接着又问了一句话，他说I know you are Chinese,but where are you from?我就说I’m from China,mainland，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加拿大，也不是澳大利亚，后来我反应过来，我们法庭有一些华人在那边工作，他问我具体是哪儿的华人。然后他接着跟我说了一句话，非常伤我的民族自尊心，I didn’t know chinese people can do this job. 他认为，这种法庭的司法工作是西方人做主导的，他不知道中国人还可以做这件工作。

　　我当时听了以后就震惊了。但我心里想想也是，这么大个法庭，几百号人，就我一个中国人在那里杵着，别人不怀疑也不正常。后来我接着再问，为什么他会问这些问题。我发现他是个华人，不会讲中文。很多海外华人都是这个问题，过了几代以后就不会讲母语了，讲的母语也是方言不是普通话了。他是个典型。他说他们全家也是在红色高棉被杀的杀，赶的赶，非常凄惨。但是这么多年来，做红色高棉有关的工作，不只是在法庭里面，就是这些在金边的NGO，在这些历史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记者中间，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中国人。或者发现了中国人，都是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的，所以他抓住我问了这句话。

　　我当时就觉得，这事情确实比较自豪，我在为我的国家，为全人类做贡献。没有那么宏大哈，但至少我在那，那就代表着，我在为我国家的形象，或为我的民族身份说话。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在上面写的这个标题，在国外你无意之中就是在代表国家。比如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在北大，去韩国交换，韩国到处在反中国。中国在反萨德，他们在反中国，认为中国这么做不理性。

　　我朋友他非常尴尬，在韩国被人指着问：为什么你们中国可以这样?不遵守所有的贸易条约，不遵守所有的国际公约，公开打贸易战，进行歧视性的反韩国商业，甚至韩国公民的利益都受到挑战。

　　我跟他说遇见这样的事太稀松平常了。有两个处理方式。一，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中国人，但我不代表中国政府。我都没有权利选我的政府，我凭什么代表我的政府。二，我就是个中国人，你想怎么样?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在和平宫，背后是南海仲裁裁判的场所。2013年有一个和平宫一百年庆典，邀请了全世界八个人去做演讲。TEDx国外的演讲也会让你设定主题，提交稿子，告诉主办者你大概要讲什么。我在改稿子的过程中，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家有意无意会把你当成你是那13亿的人的代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这13亿人里面我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你让我怎么代表?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你参与国际事务，你就是在代表你的国家，你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民族，你只能做到最好。所以我就使劲地改我的稿子，不停的写。那场演讲里有哈佛的教授，有国际法庭的庭长，也有世界知名的记者。演讲很成功，被收集到TEDx里面。

　　这个经历给我一个启发：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觉自己是个普通人，但是有意无意的，你就是会被认为代表你自己的国家。和平宫一百周年的庆典，不会再等一百年，一百年的庆典就是一百年，如果我不去，演讲的八个人里面就没有中国人，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就没有中国人的声音。在国际组织里面，现在工作的这些人，如果没有中国人，如果你不去，那就是没有中国的代表，但并不代表这个国际组织就不可以工作了。那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参与，把自己参与的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当你参与关心全人类的这件事的时候，就如我在PPT里写的，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是在做代表我自己的信仰、我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身份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关心全世界，就是关心我自己

　　刚才我讲的是在国际上做为国争光的事。但最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做这些事对我和我生活的社会有什么好处?

　　抛开自私或者不自私的角度来讲，这是个很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有用?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帮助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再辐射到全世界，那这件事情就值得做。

　　如果你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完全失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如果说只是为国争光、为了祖国的荣耀，那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假的命题，这不符合一个人的正常的身心需要。

　　如我们刚才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要修身，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自己怎么样更好的修行。

　　有一次我看到这张图：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到了非洲，他们拉回了一头长颈鹿，就是这张《瑞应麒麟图》。现在藏在台湾的国立博物馆。我也专门去了台湾，想去看这张图，结果因为展品太多，这张图没有被展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当时他们看到了长颈鹿，他以为他找到了中国神话里面的麒麟，他就把麒麟带了回来。中国人几百年、几千年前就开始走出去。但是我们自己找出去以后并不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给自己找到了财富，找到了一个小麒麟回来。

　　这副画的意义就在这里：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关心全人类，本质上我们在关心自己。我们在全世界的多维度的崛起，可以为世界和自己带来财富。古人的例子就是最好的启示。

　　NGO的作用

　　在国外的很多NGO，他们会在国际事务上发挥很大作用。我在欧洲，在柬埔寨，在美国跟这些NGO工作，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到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我经常和别人讲，你不要看世界上193个国家，但是有一些NGO他们在全世界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100个国家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国际社会的游戏法则，要么一同参与，要么你就退出。但中国是不可能退出的。我们是世界第二大贸易体，中国还要崛起，我们还有中国梦，我们还有一带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只能跟着这世界一同参与。怎么参与?我发起了现在的NGO：国际法促进中心。我们的口号，把中国人带到国际法的前沿，把国际法带到世界华人的身边。这是我在全世界游历的心得体会。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这是是最早的圣约翰大学，在民国年间被称为东方的哈佛。这是个教会学校，后来政府将它划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个活动把三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带到这去呢?是想告诉他，在圣约翰大学，在如此美丽的校舍里面产生了两位国际法院法官，来自中华民国的国际法院法官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一个叫做顾维钧，一个叫做史久镛。

　　中国是有我们自己国际法的传承的，不要以为只有西方人才知道国际法。所以我把大家带到这里参观，留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做这个事情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当时全世界都在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但是牺牲的意义不在于你赢了，你把别人打败了，一辈子做老大。而是用一种秩序、一种制度的方式来维持战后的世界，确保战争不会再发生。这就是国际法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之间要有法律，最早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所以我们借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我们把这三位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请到了代表着中国的和平和正义的摇篮——华东政法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旧址。(这个楼的真名叫做韬奋楼，邹韬奋。)

　　远方的难民危机

　　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法的推广工作，有一个心得体会：刚才我讲到自己关心国际事务的出发点，是觉得应该有更多中国人参与进来。新一代的中国律师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法制建设。说穿了是我爱国，我爱我的同胞。但这是不够的，这只是给你一个出发的理由，让你可以参与进去。是什么让你这么多年可以持续的参与进来，持续的保持年轻时的那份热忱?我的答案是：与全人类的互动，让我发现了人性中最真挚的共同点，让我更爱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回到刚才第一个环节里讲的，你以为你是中国人吗?你也是全世界的公民。在跟世界互动时，你会发现人性的共同点。你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一个个体来说是多么大的回馈。我真的是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共同未来。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因为那时难民危机受到世人关注。

　　这张两照片是在土耳其边境上的叙利亚难民中心拍的。我在那用英文发言，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再翻译成阿拉伯语，跟当地的难民互动。当时我问了个问题：我说我来自中国，你们想到了什么?小朋友举手说：长城——他们还是听说过中国的。

　　这是难民救助中心的小朋友自己画的画。像四川大地震以后，用画画的方式做一些心理干预。

　　刚刚做这个项目时，我们去到难民救助中心，做了很多调研，包括将难民小朋友画的画寄到中国，在中国做了展览，展览以后又做义卖。义卖筹到资金后，把我们两位志愿者派到难民中心去做志愿服务。照片中间的这位，叫做杨肯，他是北大法师院的一个师弟;另一位腼腆的小女孩是北大阿语系的一个师妹。他们是第一批国际志愿者，被派到救助中心，扮演的是照看者的角色。因为去的时间短，能教小朋友什么呢?更多的时间是帮助小朋友在没人管的时候做一些简单教育。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7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派出第二批国际志愿者去做难民的支援教育工作。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2015年下半年，难民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照片。当时我们在想，中国的NGO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先开始调研。我们在荷兰有一个办公室，从荷兰到西德、南德、最后到柏林，跟德国外交部进行对话，做了个调研报告。虽然通常以为难民问题主要在欧洲，但实际上这些难民上路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叙利亚周围的国家活不下去了。2016年，大家都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去了土耳其调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伊斯坦布尔，转机到了边界上的难民营。现在科技非常发达，12个小时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社会到战争的边缘，然后在那边做调研。后来我们又做了另一个在希腊部分的调研。在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NGO就问我们：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小朋友的画送到你们那去，在中国帮我们做展览，然后传播和平的理念，“Spread idea of peace”。

　　什么叫做“Spread idea of peace”呢?我也不懂，反正我就先试一下吧。但我收到这批画的时候我就非常震惊。这批画里面有两副特别喜欢的。右边那一副是小女孩在睡觉，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做《小女孩安静地睡觉，因为不再有战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副画。左边一副比较残忍一点，叫做《没有腿的婴儿，我希望没有战争》。小朋友画出这种画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心里面可能有问题，需要做些心理干预，需要对难民做出心理健康的支援。这两幅画，放在我原来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跟我们非常现代的CCTV大楼形成鲜明的反差。生活在同样一个世界，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大家的命运却是这么的不同。后来我们觉得这些画实在太美丽了，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我们每天都在看战争的图片，看不到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按照对方NGO的要求做了一个画展。这是在北大的做的画展：《我们与他们的未来》。下面这张画也是挺有意思的，当时老师让小朋友画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他画了一只小蚂蚁，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父亲就像这只蚂蚁》，把全家给搬了过来。就像一只蚂蚁，扛着很重的东西，从叙利亚把家给搬出来这种感觉。我把这些画在北大做展览，后来又去了上海新天地，中共一大会址旁，让更多人看到。

　　在燕京学堂我们做了一个沙龙，后来又做了电影展。把第一批寒假自愿者送出去，媒体上做叙利亚战争开始六周年(3月15日)报道，包括澎湃，财新、经济学人，都在首页转发我们的这个项目。

　　做了这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力不够，这些事从来不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这个应该是记者、艺术家做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回馈。

　　例如，在裱这幅画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哪里装裱，但我觉得这幅画非常的珍贵，我希望它得到最好的装裱。我跟我一个懂艺术的朋友去了北京一个叫做金盏村的地方，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艺术家在那边画画。那边有非常专业的装裱画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它就在机场二高的旁边。我经常去机场路过那个地方，但我从来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为了制作这些打印出来的，非常漂亮的画册和明信片，我们去了北京的西南六环，那真的是河北的感觉了。找到了北京最大的一个打印机，这个打印机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整个房间都装不下它。我从来不会去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去了，我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无数的记者，无数的企业家，无数个我曾经根本没有想过我会跟他有任何生活交集的人。但是因为要做这件事情，我的生活不断被拓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原来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以为我在世界上见过了这么多人，但在我周围生活的世界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但我们却有这么多共通点，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是让我非常感激的地方，虽然我是在参与一个全人类的互动，但它让我更加爱我身边的世界。

　　我真的可以

　　最后一个部分叫我真的可以。之前我们沟通这次讲座时，我不知道我需要讲什么，我的观众或者听众想听什么。兆凡和明欣跟我说，大家问问题的时候，会问你真的可以做到吗?或者说我可以做点什么?

　　我的回答就是这个标题。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上到北四环外面学校的人，毕业了以后做律师，依然可以做一件跟我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其实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到。

　　我放这一个小照片，是我在叙利亚难民救助中心的一个小朋友，小朋友非常神奇，她会讲法语，她用法语问我，我的名字是什么?让我震惊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叙利亚的教育在战争前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在跟她对话更多一点的时候，比如你来这边生活了多久之类的话，她就不会回答了，因为她的教育中断了。她就只会讲最简单的“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之类的话。

　　为什么要放这个照片呢?我们在难民救助中心肯定都会跟小朋友做交流，都会问别人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因为现实太残酷，我们畅想一下未来。一般小朋友都会说我想做医生，当老师……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跟我说她想当律师，我很震惊，当然也非常自豪。我说我是个律师，你以后也是个律师，我们一起做律师。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律师可以保护别人。她的回答让我觉得心都要融化了，想想她作为一个难民，从她的老家叙利亚中部城市逃到了难民救助中心，没有学上，有几个外国人来看她们，她才会把自己做的小娃娃拿出来。但她想的事情是，“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我觉得通过这件事能够看得到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一点，以及人性的价值，当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残忍的事情，她都拥有保护别人的想法，在坐的我们可能比这个小孩幸运一些，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也都可以做得到。

　　最后一张片子,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也送给我们三位“C计划”的联合创始人。我觉得讲这句话的这个人Margereat非常卓越，她是最早的一批人类学家，也是当时那一批里唯一的一位女性。我永远都会记住她所说的这句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想法有决心的人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说真的，这是唯一改变世界的方式。”

　　我刚刚讲到，我不想在红十字委员会那里工作，虽然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大家觉得它能改变世界;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虽然做了好多工作，可是没有觉得自己为这个世界做到了我能够达到的改变。但是听到这句话以后，这么多年，我不管做什么都会一直把它记在身边——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为改变世界而有想法有决心的人。

　　原编者按：最新一期的C讲坛(3月18日)正式落地3ESPACE～我们邀请到了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发起人刘毅强，和大家分享他从柬埔寨国际法庭到推动叙利亚难民支持项目的经历。普世价值、人道主义，同样是C计划倡导和认同的价值。作为一家致力于思辨教育的社会企业，我们愿意和更多的伙伴一起，用理性破解民族主义的迷思，打破身份暴力，看到人与人的共通之处。也欢迎你和我们持续、共同探讨。感谢志愿者宁宁、美惠、有意识的教育者辛勤整理讲稿!

　　CIIL介绍

　　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是一个活跃于大中华地区同时涉足世界各地的独立非政府组织。CIIL的目标系为参与和支持大中华化地区对国际法和国际正义的理解、批判、参与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