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自述：我的北韩童年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这就是天堂!我的北韩童年》，作者姜赫，1986年出生于朝鲜稳城郡，1998年与父亲一同越过图们江边界，成为”脱北者“，2002年到达韩国。本书已于2011年正式出版。

　　我的名字是姜赫，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稳城郡附近的村落。稳城郡人口约三十万，位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东北部，紧邻中国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边界。严冬时温度会降至零下三十五度以下。稳城郡以区为单位，二十户划分为一班。我的父母住在第三班，是比较乡下的地带。那儿的住房整齐排列，外观都是一个摸子印出来的，有一扇门和一面窗，屋顶铺着橙色的瓦，墙是白色的，下半部刷成蓝色，大约我八、九岁时身高就超过了蓝色的高度。每当这一区的长官来巡视环境卫生(这是他们的定期工作)，便会命令我们更换下半部的颜色，从绿色、蓝色换到浅棕色，一个班的所有房子都必须统一颜色;可能是因为房子就像北韩的所有东西，都是属於人民所有。这表示没有任何物品属於谁，所谓的私有财产根本不存在。也因为社会主义比个人重要，所以个人主义受到严厉批判。这也许是强制房子颜色，还有诸多事物要统一的原因所在。

　　屋内有两个房间，中间隔着一道拉门。进房间前会穿过厨房，在那里的砖造煤炉前脱鞋。暖炉的热气会延伸到两个房间的地板下方。这种砖造的地下暖气系统叫做暖炕，在温度陡降的冬天特别实用。房间地板铺着浅棕色的亮面纸，主房间的墙上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这是强制规定。我们叫金日成为可敬的同志国家主席伟大领袖金日成，或是简单叫做伟大的领袖同志。小孩子要叫他伟大的领袖金日成爷爷。至於他儿子，规定的说法是敬爱的领袖金正日，金日成一九九四年去世後，他就即位成为伟大的领袖金正日。房子只有最里面的房间有窗户采光，房里有一座衣柜存放棉垫。收纳厨具的柜子则在第一个房间，离厨房近我们这一区位在富藏煤矿的山脚下，附近居民都依赖煤矿生活，好处是冬天不会像别处的人冻死，因为这里的燃料不虞匮乏。家家户户屋里挂着一具扩音器播送来自平壤的广播。通常播放的都是敬爱领袖金正日的新闻，穿插一些赞扬金正日或是金日成的歌曲。有些扩音器年久失修发不出声音，但这个不会发生在我家，家里的每样东西都维持得很好。

　　我家还有另一台听广播的收音机，但政府只让我们听一个电台。从国外进口来的收音机不符合规定时，必须先送去特定的保安机构将收音机调整到官方频道，这样我们就不会收听到其他节目。稳城郡有两家大型电影院，每隔六、七个月有新片上映时，全城的人都会跑去看。人潮多到令人无法置信，木头椅子大家抢着坐。电影上演着战争打斗、远征攻击、袭击爆炸、进攻伏击等等。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正日热爱电影，除了放映他制作的战争电影外，还经常出现中国片。至於俄国的战争片虽然一度评价颇高，但老早就消失了。直到一九九八年我们逃离北韩，电影院还在放中古世纪的战争片，那是朝鲜历史的光荣年代，对抗日本与中国还颇有建树。有些电影主题韩国李舜臣将军着名的战术攻略，他曾运用铁甲船击溃日本海军，这是史上最早的铁甲船。有时候也只有《民族的命运》系列的新戏码可看，讲述韩战中对抗南朝鲜傀儡和高鼻子帝国主义者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特权阶级。祖父家和我家隔了五条马路，至少比我父母家的房子大三倍。这是国家特别给他的房子，旁边的一块地也是分配的范围，这块地至少比别人家的大上十倍。祖母在这里种植小黄瓜、哈密瓜、卷心菜、茄子、节瓜、玉米、豆子和芜菁……进屋时会通过一扇漂亮木门，不仅有安装金属板，也加了锁。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个，是因为其他房子的门都是用很差的木头，只有简单上了挂锁。这扇门隔开了厨房与储藏室，储藏室里堆满了我祖父母从日本带来的东西。其中一个房间里还有电视机、高传真音响和录音机，我来跟他们住之後，三人就一起在这个房间盖被睡觉。另一间是祖父的书房，他让我在那写功课。当局对祖父母特别礼遇的原因很简单，像很多朝鲜人一样，他们原本住在日本。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一九一到四五年)，几十万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服劳役。到了韩战爆发，又有数千名朝鲜人逃往日本群岛。这也是我父亲家族的情况。他们出身南韩，当时前往日本避难。之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跟着效法数万名支持共产党的朝鲜人，几乎整个家族都选择回北韩定居，还将财物上缴给共产党政权。

　　那时很多人都选择回国。祖父告诉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数十艘船就专门载运所有的爱国家庭。他们都是受到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的鼓励，当时的口号是回家把。出於爱国情绪，父亲家族的一些人终於下定决心行动，有十二个人在一九六年回到北韩。这个故事我实在听太多遍了!十二个人当中有我祖父母、曾祖父母、叔公、姑婆夫妻，以及四个伯父、一个姑姑。返乡船载运了上千名乘客，祖父母每次讲到这些往事，就会告诉我他们坐上的是编号四十八的渡轮。抵达清津後，负责分派的公务员就给了他们稳城郡的工作和房子，没有选择机会。没多久，我父亲就出生了。

　　一开始生活很苦，尤其因为我们是大家族。我父亲说，他们多半只能喝汤，很少吃到肉。每个人几乎是当下就後悔离开日本。父亲从小就听祖父母抱怨在北韩生活的艰苦。祖父总是说以前在日本过得多好啊……，更後悔的是，当他们离开日本时，朝鲜总联叫他们不用带任何东西，说那里要什麽有什麽。事实上，北韩是一无所有。幸好祖母有收拾一些锅碗瓢盆过来，稳城郡能找到的器皿品质实在很糟糕，所以那些一九六年从日本带来的厨具相当珍贵，我们一直到逃离北韩前都还在使用。

　　为了感谢向我们这样的“爱国家庭”，金日成给了某些特权，像我祖父母得到的恩惠就是一幢特别好的房子。伟大领袖也会不时赠送一些礼物，像是几瓶一般人喝不起的昂贵烧酒太平酒，或是甜点和蛋糕。祖父母能受到这样的特殊礼遇，也说明了，或者特别说明了一件事实，我一位在日本经营大企业的叔公，七十年代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是慷慨解囊。他曾经是朝鲜总联的成员，但是在得知我们生活的真相後，就心生厌恶退出了。不过直到我们逃离北韩，我不知道这些事实。

　　最痛苦的是祖父，他不断说着“我们被骗了”，当然要小心不能让外人听到。祖母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安静，“你疯了!别说了!你想让我们老死在劳改营吗?为自己和孩子们想想!”祖父对於自己这麽容易受骗悔恨交加，他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祖母小声地说，而且用日语以防别人听懂。不过既然已经住在北韩，也不可能再离开，他只好设法从伟大领袖那边讨到一些好处，这样就能尽量过得好一点。为了感谢金日成给他舒适的房子居住，他回赠鹿茸给这位国家总司令，朝鲜人习惯将鹿茸磨碎吞服增强活力。他买鹿茸用的钱，是在日本的亲戚给我们的。这些钱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饥荒刚开始时。等到这笔钱也用完了，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一直等逃到中国後，父亲才告诉我全部的事情。之前只是隐约知道，我不知怎地知道家里有很深的不满，我们头上漂浮着无声的异议，像是一团暴风云。但就我而言，得要自己找理由平息这些暗示不幸和死亡的感觉。於是学校的教条成了我的避风港，因为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似乎更可靠。金正日是“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将领，眼光卓越且所向无敌”，我宁可相信这些话，我的父亲希望保护我，他後来也坦承，他努力去除掉任何不符正统的事，不管是祖父的恼怒，或任何和官方口号矛盾的生活琐事。他回避所有会引起我疑惑的事情，不让我看到。这是一个活下来的问题，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还有整个家。他让我全心全意遵守规范，成为服从党的好孩子。

　　稳城郡的最高领导长官是市党书记，其次为市行政委员会主席，再其次是掌管宣传以及配粮的官员。国家粮食分派系统两个星期进行一次配给，我们能得到七份玉米粉，有时候是马铃薯，或三份白菜。食物配给的重量，是非正式地根据领取者的社会成份计算：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作者、孩童、婴儿、劳动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食物配给量是一天三百克，而工人的分量多了一倍。假日(星期日)扣除不算，所以每个人两个星期是领到十二天的配额。食物供给常常逾期，我们习以为常。最早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就有这个情况，不过，那些短缺多少会由秋天额外领到的一百公斤玉米弥补过来。但是金日成一九九四年死去前不久，这个系统开始失灵。一开始我们两个月才拿到一星期分量的食物配给，之後传出军队守卫的国家大粮仓被发现已经空空如也的消息。这时食物配给量急遽缩减，每两个月只拿到三天的配给，然後是六十天只有四十八小时的食物量……

　　最後，一九九七年一切事物突然都停摆了，那是最可怕的一年。官方说战争就快来了，美帝和叛国贼正准备要推翻我们政府。人人情绪激昂，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不过此事先按下再谈。

　　一九九五年稳城郡的餐厅因为食物短缺不得不关门大吉，就连王在山金日成纪念馆里的餐厅也在那段时间关闭。有些国家机构的附属餐厅偶尔会恢复营业，但只是让党干高层举办宴会。除了军队里士兵会以同志相称，只有党政官员才能被称为同志。稳城党干部的宴会通常都在晚上悄悄进行，宾客也都谨慎地从後门出入，不然在饥荒时大宴宾客的嚣张行为会引起民怨。这些干部的夥食向来很好，从不缺肉吃。

　　联合国的援助物资送达时，大部分东西都被负责发放的干部拿走了。他们偷偷趁着半夜用手推车将粮食搬空，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一般人根本没看过什麽国际救援物资，於是大家渐渐就骂这些干部是脏狗。他们光是自己吃得好也就算了，还要求挨饿的工人加倍工作，定下更高的生产额度，还强制规定挨饿群众延长批斗和自我检讨大会。

　　每天工作结束就举办批斗大会。大会里检讨完成的工作、建议改进方式、批评不负责任或没出席金日成与金正日学习的人，如果你刚好是批斗的对象，就会自我修正或自控思想浅薄。批斗结束後，大家还得阅读官方刊物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作品。这种耗神的仪式会持续一小时之久，是所有北韩人民的例行公事，各种工作单位天天举办毫无例外。星期六也会有类似的会议，但是时间会更冗长，称为周批斗大会，会分成三个不同团体举行：分别是劳动党党员、联盟(退休人口和非党员)以及共青团。

　　原则上，三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鼓励踊跃告发同侪，如果在大会里提出的是违反法律的重罪，就会呈报给高层。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是“自由主义”，就要交由党干部裁定这种坏分子能否接受教育改造，如果被判定为是无法再教育，就移交给保安单位，和直系亲属一起送去劳改营。如果所犯的罪行在干部眼中还可补救，犯人就被单独送往劳动锻炼队，时间长短则依据犯人的社会成分和家庭出身决定。如果资产阶级成分越高，或有亲属在南韩，刑期会越长。相反的，如果能证明和金日成或金正日有关系，像是送礼给伟大领袖後收到的感谢信，刑罚就会减轻。无论如何，即便犯人能从这些劳改营出来，也都是身心受创。

　　犯人都是在固定日期集体送往劳动锻炼队，我之後还会谈到，因为我父亲也曾被送去过。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劳动锻炼队，你就知道这有多普遍。刑期通常都是六个月，可能会再延长。六个月过後，每个犯人都会经过再评估，如果认为态度不佳，可能会再判更严厉的惩罚，或甚至送去坐牢。最可耻的社会成分是地主後代，他们存在於一九四八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分次差的是南韩军人的家属，这些军人是在韩战期间(一九五到五三年)成为战俘。父亲一位童年好友就属於这种情况，他父亲曾参加南韩军队。他虽然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但被禁止上大学，也不能参军。所有社会成分中，最受到歧视的就是韩战中被判为叛国者的家庭，有亲人在南韩或日本的公民也会饱受怀疑，至於一般犯人的家属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收听南韩广播或是拥有南韩书籍也犯法，这属於政治上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犯人通常会被送去枪毙或劳改长达二、三十年，这些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在劳动锻炼队时常和一个政治犯聊天。

　　这些属於贱民的社会成分，因为有几十个之多，很难一一列出，总之全都被视为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忠诚，所以不能算是人民。北韩社会阶层最高的是那些“核心阶层”，家族完全没有在警方留下记录，被称为“清白案例”。次高的是在中央工作的家庭，也就是平壤政府的雇员，这些特权成分也是拔擢未来干部的地方，最後是那些与金日成一起打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的家庭。这些特权阶级的小孩命定要成为党政高层，不管会不会念书都能上大学。不过就跟其他人一样，要是家中有人犯罪或是政治错误，那麽全家都会被贬谪到较低的阶层。但这个规则又不适用於党干部的後代，因为他们总是能靠着良好的社会背景，不用去劳改或坐牢。另一方面，身处低下阶层的人若是犯罪，刑期只会加重。

　　在我们住的这区，有个疯子常不穿裤子四处走，下体暴露在外。他的名字是姜童安，身上没戴金日成的徽章。他的衣服破烂，不时在抓头虱。尽管他都五十多岁了，每个人都拿他当笑话。他是饥荒的第一个受害者，变得越来越瘦，某个冬日被发现倒卧在雪地中。

　　随着饥荒惨况加剧，景色也为之一变。由於电力短缺必须关掉矿坑的矿坑的抽水帮浦，所以矿坑里积满了水。在煤矿几乎无法开采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进山里砍柴，不过几年间，山坡植被砍伐殆尽，全成了土黄包。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冲刷而下，夹带着滚滚泥土。我们的山已经面目全非。那时已经没有米，没有马铃薯，一点点都没有，我们改吃玉米粉做的棒子面。玉米的穗、梗、茎和叶子，全都进了工厂磨碎以制作这种特殊的面。但是我们也只能分到一点，所以会加大量的水煮成面汤。吃这种面要当心牙齿，因为面里都会有小石子。为集体农场生产的每样东西，因为是秤重，农民一向会在配额里塞入大量石子。

　　後来，我们村开始拿苦艾和蒲公英等植物喂饱肚子。人们偶尔想用玉米粉煮点汤，但已经很稀有，就像是无价之宝，几乎不可能拿到。再後来我们吃起真的很糟糕的替代食物，不管哪种野草都丢进水煮，然後当汤来喝。我们在田边和河边捡这些不适合当食物的叶子，煮出来的汤实在苦得难以下咽，有时必须把第一次或甚至第二次煮的水倒掉，要到第三次才能喝;有时我们用机器一次磨碎几袋野草。

　　约莫一九九四年，我父亲一一卖掉从日本带来当礼物的家电。我们的音响、收音机和电视都和集体农场的高干换成玉米粉。之後就像别人一样，我们开始喝面汤，母亲总是将汤滚煮很久，煮出非常透明的清汤，这样就不用倒掉浪费。由於我们吃得不够营养，因此吃得量多，结果胃都涨得很大。稳城郡的人为了有东西吃什麽都卖了：桌子、椅子、衣柜，甚至是锅碗瓢盆。有些邻居欠我们家钱又还不起，父亲会出其不意地闯到人家家里要求吃顿饭，如果吃不成，他会带走物品马上拿去卖掉。好运的话他会得到一只鸡或猪，我父亲长相凶恶，邻居也不敢阻拦。

　　每个人都学着过一天算一天。最穷的人守在前往市场的马路旁，叫住拿着仅有的面粉或食物要去卖的农夫，看看是不是能在比较低的价格买到，然後他们自己再去赶集，或是等到傍晚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再卖，从中赚个十或二十朝鲜圆的微薄利润，差不多只够买一碗面。母亲会烤一个五朝鲜圆的小面包，有时会把面包用四块五的价格卖给中间人，这样她就不用整天待在市场。一九九六年那时候，一公斤玉米粉要五十朝鲜圆。有非常多的诈骗行为出现。有人卖了几包美国烟给干部，发现菸草都变成了卷纸。有些小贩把木屑染色当辣椒粉卖，还有人在香菇里放钉子增加重量。像很多大人一样，我必须在矿坑非法工作。我都在下课以後去，用小十字镐从壁上挖出褐煤拿去卖了买食物，或是直接换成玉米。贫困的逼迫使然，数百个大人小孩都和我一样去挖煤。之後洪水让这件工作更艰困危险，几乎没办法继续，发生很多塌方的意外。一些粗心的人疏忽，没有支撑好临时挖的坑道，最後石头崩塌被活埋在里面。一九九七年冬天起，尽管明令禁止，人们挖了上百条私人坑道。这些坑道有巨大方形的开口，直接通向田地，还延伸成水平的通道，连接到国家矿坑。由於这些坑道太多了，雪融的时候田地有崩塌的危险。

　　在我们家屋後，有一小块菜园种着葱蒜，周围点缀一点豆类植物。一九九五年起，我们在木篱笆上装了有刺的铁丝网，防止邻居入内偷窃。但是这阻挡不了饥饿的人们，我们被偷了好几公斤的豆子。像我祖父一样养猪的人，都在猪圈四周装上电网，但由於停电越来越频繁，发挥的功用有限。最後，就跟其他养猪人一样，大家都把这无价、卷尾巴的未来食物养在家里。於是很多人家里也成了猪舍，不过即便如此也没完全让小偷罢手。一九九六年，我们遭人入侵抢劫，当时我和父母亲一起住在祖父母的大房子，晚上一听到外头传来打门的声音，我们就躲在家里：一个住在不远的堂哥当场抓住三个军人，他们企图破窗进入家里一个空房间。我们冲出去，发现堂兄被棍子痛殴到半昏迷了，那些军人快速逃往通向军队碉堡的小桥。至少我们因此知道小偷的身份。第二天，父亲去军队谈判，尽管他们一直否认犯案，最後还是拿出一百公斤的玉米。父亲很有胆量，知道怎麽让别人放尊重点!有些饥饿的军人组成帮派打家劫舍，偷走鸡只和其他家畜。他们都在晚上行动，因为人们实在太害怕了，所以这些军人甚至不用亮出武器。军人在北韩极受尊敬，有一定的豁免权，所以很容易滥用自己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下手的目标是私人住宅、小块土地、个人的东西和住家庭院，後来又动脑筋到动物身上，猪甚至是牛。

　　一九九六年政府决定交由军队看守农场，防止饥饿的民众劫掠。这是个吓阻计画，在集体农场每个角落设有三个军人为一组的岗哨：昼夜也都派人巡逻。不用说，军人自然乐於利用这个情况，这些徵召士兵收贿赂收得不亦乐乎，几瓶烧酒、面包或是钱，就对偷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没有得到默许就闯入农场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被命令第一时间就要开枪。为了合理化这种残酷的做法，金正日宣称任何偷窃人民财产的小偷视同野猪对待，这等於说他们活该被杀。这份告示张贴在稳城郡的大街小巷。尽管如此，还是有不顾一切的人冒险从玉米和节瓜田偷摘一些玉米或蔬菜，他们会谨慎地边走边吃，小心不带任何会连累自己的物品在身上。这些军人会一个个搜查经过农场的人，被抓到偷窃的人可能被判死刑。

　　在饥荒的年头，服兵役时被指派到农场守卫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这是种生存保障，所以肥缺都会留给老鸟，他们已经服役至少超过一半时间，也就是过了六年半。那些年轻的徵召士兵在军营里夥食很差，享受不到这些学长的好处。那些军官都在夜里抢夺和偷窃食物，因此入夜後禁止普通兵外出，以确保不会横生枝节，也能够完全控制计画性的劫掠。我有一个堂兄服兵役的第一年，没几个月就饿死在军营里，因为那些老鸟把每个人的食物都占为己有。年轻的兵骨瘦如柴，一看就知道不是老鸟，许多人在一九九六和九七年死於饥饿。有些军人虚弱到根本拿不动步枪，只能拖着枪在地上走。从中国回来的逃犯营养充足，即使在国界被这些二等兵逮住，很容易就能勒死他们。北韩的各个角落，看到的景象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军队里也不例外。

　　这时物价已经涨翻天，一瓶烧酒才没多久就从十朝鲜圆涨到四十朝鲜圆，而父亲还是每个月领一百一十朝鲜圆的薪水。就在那个时候，母亲开始在市场上卖面包和煎饼。一天，一个老人伸出肮脏的手偷走几块面包，但是她并不想追，反正那些脏面包也不能卖了。也一直都有饿坏的孩子来摊位偷了食物逃走。最让母亲震惊的是，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小孩(有些才刚会走路)饥渴地盯着客人吃煎饼，只要他们不小心掉些屑屑，小孩们就会飞快向前，捡起来塞进嘴巴里，好像小鸟在啄面包屑一样。每个小吃摊旁都站着这样的孩子。最年幼弱小的他们深知，如果从大人的碗里偷走炸油饼或一坨面，一定马上被眼尖的顾客抓住踢打，但是因为绝望了，所以他们还是能偷什麽食物就偷，甚至连逃跑都省了，这样就可以立刻把食物吞下肚，即使要忍受那些受害者的残酷殴打。还有些大人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无情地殴打并偷窃那些比他有钱的小孩。这是一种充斥焦虑、怀疑和恐惧的世界，不存在仁慈。

　　只有农产品可以在私有市场贩售，其他的东西，卖家需要有国家发的执照，且必须缴税。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前後，几乎找不到任何北韩制造的产品，所有工厂都停摆了，我们能买到的衣服都是中国来的。所以当局对交易商品有一定的容忍度：只要塞给检查员几根香烟，他们就会睁只眼闭只眼。有些中国街头小贩会自己带商品来卖，通常用来交换海鲜。这些中国商贩惹人眼红，有些人就被抢了，甚至被饥民骗到後街刺杀或用石头砸死。

　　尽管官方规定的流通范围以外禁止任何商业行为，但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於每个人越来越常到黑市买卖。我父亲脑筋动得快，开始从事非法的渔获交易。他偷偷到海边捕鱼，再把渔获卖给稳城郡的中国盘商。他还做一种在中国价格很高的中药：雪蛤膏。这种珍贵的液体很少量地存在於蛤蟆的腺体里，首先必须把蛤蟆去除内脏好取出雪蛤膏，一公斤黄色的雪蛤膏需要用到几百只蛤蟆。蛤蟆在冬眠前会分泌这种液体，所以父亲会在结霜前，也就是十月，黄海道南部的瓮津郡捉蛤蟆，然後背在肩上连夜赶路以避开检查哨。父亲用铁丝穿过蛤蟆的头，串成像项链一样。瓮津郡有大型的蛤蟆养殖场，许多有点小钱的人都会拿一些出来投资这门生意。在瓮津郡，一只蛤蟆值九朝鲜圆，到北部就涨成十五朝鲜圆，但是一公斤雪蛤膏能够卖给中国商人二万块!我家阁楼常常堆满一袋袋还没有乾掉的死蛤蟆。父亲花很多时间取出蛤蟆的腺体，还不能被邻居看到。蛤蟆卵和蛤蟆腿可以分开来卖，其余的留下来吃掉。为了生存，父亲也会透过一个堂兄走私朝鲜古董到中国，如果被捉到有可能被判死刑。在稳城郡是真的枪决过几个古董走私犯。

　　父亲总是告诉我“人要衣装”，即使你已经快饿死了，也要看起来漂漂亮亮、衣食无虞，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看轻。在北韩，受轻视是莫大耻辱。这种隐瞒的哲学还成为一种权力，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其他国家看到人民的贫穷和不幸。饥荒爆发没多久，预定给稳城郡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国际粮食救援就运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想大概有几个月，确实人人都有享受到好处。食堂里有了米，孩子们也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没多久党干部决定要减少配给，一开始小孩还勉强有汤喝，再来就什麽都没了。孩童又再次瘦弱到没力气走路上学，学校也变得几乎荒废。孩子们只能躺在床上度日，脸变得瘦削，两颊凹陷，眼睛因为饥饿浮肿。联合国大概是听说救援物资没有分配，一九九八年一月进行了一次调查。党干部事先得到消息，将米分送到幼儿园和托儿所的食堂。这些米从城市的仓库运来，显然还有许多储粮。整个政党高层对这次调查是忧心忡忡，很快就有官方车辆赶到城市附近。孩童和托儿所的员工事先被告知很快就能享用一顿大餐，但是他们必须误导联合国检察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平常吃的东西。参访当天，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菜肴：面食、玉米饼等等。联合国官员问话的学生，事先都好好教育过了，每个人都说一向能吃饱。唯一的插曲是，检察官员显然没注意到，一个幼儿园老师“主动”说出希望检查员“可以每天来”。无疑的，那些外国人以为这只是客套话。

　　联合国队离开後，气氛为之一变。党干部撤走所有存放在食堂厨房的食物，甚至小孩还坐着，就把桌上没动的食物收走。我後来才知道联合国官员在回程时随意指出路上的民宅，要求突击造访一般家庭。党干部已经很习惯这种事情了，只要对方要求拜访的民宅，党干部知道那是营养不良的人家，就会坚持屋里没人。但他们确实也让外国人对富裕家庭提出问题，当然这些人一定都是党的领导阶层。稳城郡的人都知道这类调查，因为临近区域已经发生过了。场景都是一样的，即便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城市里上演，也不会有人感到意外。联合国这次调查结束後，那些国际物资再也没有到过真正需要的居民手里，除了一九九八年的新年，有些矿工受到一份两个星期的生活物资。那是一袋做动物饲料的玉米粉，袋子上写着“美国”。

　　我们家起初还能过得比别人像样一点，要感谢一个留在日本的叔公几年前寄来的钱。母亲想办法使这些钱尽量用久一点，十分俭省地花用。我通常一天吃两“餐”，一餐也不过是清汤里漂浮着几片菜叶和一些棒子面，偶尔会出现豆腐，但是好景不常。

　　好像在预告未来，当我看向窗外，可以看到我们邻居，大部分人衣着整齐，在面向我们的山边采集草和树皮(通常是松树或是不同的灌木)。为了让采来的草叶可以消化，会先磨碎再煮来吃，但结果只是让他们的脸越来越浮肿直到死去。我们一个邻居的儿子死去时，身体看起来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父母已经变卖一切去换食物，没有棺材或屍布可以安葬他，甚至连可以载运屍体到山边的推车都没有，所以他们向我家借了推车。他们用稻草包裹屍体，就这样载走下葬。两个月後，男孩的母亲因为同样情况死去。她从不抱怨，也不乞讨，只有一次她向母亲要一些豆腐汤，并说是最後一次。母亲无法拒绝，知道女人已经离黄泉不远。她死於同一天。

　　在学校，中学老师一起在校舍旁开了一块田种玉米和豆子，小学老师靠着校舍周边的花圃勉强过活。都在学生很容易拿到的地方，我动作又快，有时候我离开学校会在口袋里带两个玉米，一回到家就吃掉。到了约一九九五年，老师把花圃和田都改成菜园。他们叫学生挖土和种菜，不用说每样东西很快就被偷走，因为我们都饿坏了。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要建立警卫系统，不过每次轮到我们看守，我们反而会在老师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蔬菜，像这种情形，看守的警卫越多，小偷也就越多!

　　随着时间流逝，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三十五个学生有时候只来了十个。最穷的，完全没东西吃的学生，都跷课到市场去，因为那里至少可以试着偷些东西吃。老师们也撑不住了，定期宣布放一个或两个星期的假，也没交代原因。但田里的工作还是得做，只是留下来的学生和老师都非常虚弱。事实上我们到那里也没有在工作，而是捡拾任何找得到的食物免得饿死。一九九八年我逃走前，班上只剩下八、九个学生。其他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都生了一种医生称为“体质虚弱”的病，“体质虚弱”分三种程度，要是你被诊断出是第三级，就表示离鬼门关不远了。一年之内，小学和中学的人数从一千五百人骤降到六百人。我的同学从一九九六年夏天开始死亡。尽管死亡是饥荒造成的结果，但事实上是因为很多人的父母离家去找食物，大部分就再也没回来了。无疑的，有些大人自己也饿死了，有些可能因为偷窃遭逮被送进劳改营，就此结束一生。发现自己被留下单独求生时，被家人遗弃的小孩一开始不会说什麽，装一切如常。然後他们开始消瘦，可能死在街头，或是去乞讨。几乎每个例子，小孩都在几个月後就一命呜呼了。光是在我班上，就有四个被遗弃的。

　　家境差的小孩离开学校，也是最早死的一批。不过有些人努力求生，他们最机智聪明，靠着搜刮一点一滴的剩菜剩饭，以及在市场和铁轨旁偷稻米、小麦或各种谷类，生存下来。但是到最後，他们也没了力气。你会看到上课时他们一直打盹，非常可悲的一幕，但连老师自己也没力气上课了。当我们重复背诵以前学过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童年时，老师手里握着棍子，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我念中学时，班上有四个同学饿死，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其中一个男孩叫姜金，他哥哥想尽一切办法要帮他，但不久後也死了。另一个叫张松浩，有一点轻微的心智残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麽事，但是他就没来学校了，几天后我们才知道他死在家里。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和我很要好，名叫雄阳，她是孤儿，和祖母相依为命。一天她实在太饿了，拿野生的杏子核吃，结果她就这样吃太多死了。我和几个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後到她家里，进去时看到她祖母正在屍体旁哭泣。所有同学连忙募集了一些玉米给她祖母，用来贴补雄阳的丧事。事後回想，这个礼物多麽微不足道。另一个女孩我记不得名字，只记得她有o型腿。她的母亲已经饿死了，还有父亲和弟弟，弟弟也在生死边缘徘徊。她日夜守在弟弟床边，自己少吃一点好让弟弟多吃一些。结果她比弟弟早走一步。无疑的，很多努力活下来的班上同学，後来也因身体太虚弱，以至於都很命短。

　　不再上学後，我和同学失去联系，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後来的遭遇。除了少数例外，同学和邻居之间很少互相帮助。每个人光是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不过我真的不想和哲振、宽侑和宽真分开，我们一起到玉米田和稻田里抓青蛙，还烤蛙腿，就像在吃大餐!播种季节，孩子们都会冲到田里把刚埋到土里的谷粒挖出来。我们把稻壳煮熟，煮成稀粥吃但真的饿坏的孩子是像小鸟一样直接生吃。最重要的是不能被逮到，所以我们通常都在晚上去。等到收成时，被我们下手的田地自然长不出什麽东西。我们也会去偷马铃薯和玉米田。这些作物比较好偷，以为只要孩子们钻进田里，作物的高度会阻挡哨兵的监视目光。如果刚好有哨兵经过，负责把风的孩子会吹口哨示警，大伙再鸟兽散。我们还试过从集体养鸡场偷鸡，我第一次偷鸡的经验不是太顺利。虽然我和朋友一起抓到一只鸡，但因为太急着要杀鸡填饱空空如也的肚子，我拿刀切断了一根手指头，自己还以为在割鸡脖子呢。

　　一天，被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天堂：一座满是西瓜、苹果、梨子……的大果园，果园藏在四座山丘後面，走路攀爬要超过一个小时。我们组成一团趁夜前往，在黄昏出发以免引起怀疑。这是一次真正的探险，我们准备了袋子、火把还有小刀。一到果园後，一人负责把风，其他人则尽可能地拼命摘水果。装水果的袋子很大，几乎都要拖不动了。但是饥饿比任何事情都要强大，即使是小个子也使出吃奶的力气，拖着比身体还大的袋子，靠着月光的指引，试着循原路回家。有几次我们看到大人用几瓶烧酒跟卫兵交换水果。那时我们才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集体农场，东西都是预备做成罐头出口。这使我们的侵入更危险了，我们可能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几个月後，果园的卫兵听闻我们干的好事，一晚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放了三、四只警犬进来。一些人包括我在内，都被狠狠咬了一口，让我们变得提心吊胆起来。我最怕的是染上狂犬病，因为这种病在北韩很常见。习俗说，如果不能吃狗肉防止狂犬病，就必须烧一撮狗毛贴在伤口上。

　　稳城郡每户人家都会设法多分一点土地种植蔬菜，才能生存下去。那些党干部虽然已经住在大房子还附一块地，经常跟掌管分配土地的单位达成某种协议，到山边另外找空地。至於一般人，就只能勉强接受河岸地，但是因为河水稍微泛滥就可能卷走辛苦劳动的成果，所以只得不断巡视。除了党干部，城里还有一些有钱人，他们是社会中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能出国念过书或是和中国做生意。俗话说有钱人分三种：干部、渔夫和寡妇。渔夫总是会留点渔获给自己，然後再卖掉赚外快;寡妇是自由之身，这个意思是说，有些人会出卖身体换取金钱或食物。

　　饥荒也开启了政治清算。许多干部的忠诚受到政权怀疑，稳城郡市长就被送去“参与革命”，这个委婉的说法指的是被解职去做劳动工作，“透过工作再教育”。金正日下令枪决农业书记徐宽熙，理由是他将种子卖到美国。在北韩贬黜几乎都是集体承受，政治清算也不限於涉案的干部，或直系亲属与同僚的圈子，根据法律，清算会株连三代。稳城郡第八顺位的领导者，被指控赠送高级农产品给平壤的高层干部，就和刚被处死的农业书记有关连。一天晚上，我记不清是一九九六或九七年，安全人员到家里将他连同妻小一起带走。他们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劳改营，再也无消无息。干部的一个邻居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悄悄告诉父亲，我们逃到中国後父亲才转述给我听。父亲补充说，当时很多人才了解这些受害者其实只是代罪羔羊，因为当局必须合理化导致饥荒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後，稳城郡半夜常常发生人口失踪，甚至连我也注意到了。人人都在谈论此事，想到那些不幸之人的命运时还会害怕地颤抖。每个人都知道一旦走错一步，或是某个远亲(比如某个远房堂兄)有了不名誉之事，自己也可能会失踪。劳改营里也挤满那些为了买食物到中国非法工作的人，他们回程时被抓。这些人大多住在边界附近，和我家一样。变节者按惯例都被判劳改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如果非法劳工回程时还带着圣经被抓到，情况更糟糕。中国有许多南韩的基督教传教士免费散发圣经，许多人信教後，就会想要带圣经回国，然而在北韩拥有圣经却被认为是要判死刑的罪。

　　我父亲认识一个在朝鲜和中国北部穿梭的走私者，有一天他的继母来帮他打理家务，发现碗橱後面藏着一本圣经。当她在翻阅这本“好书”时，正好一个邻居来访，这人是被保安单位指派查验邻居政治正确性的线民。她偷走了这本禁书，依规定把书呈到当地的保安单位。这段时间，这名走私犯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没戏唱了，他决定躲藏起来，等待机会潜逃中国。他已经没有选择，不是劳改就是逃亡。一个月後逃亡计画一切就绪，他冒险回家收拾衣物，保安人员已经在家里等着。於是他被送往劳改营，再也没人见过。据说，从中国回来被抓的叛徒会受警察三个月的严刑拷问，他们必须写下几十次的认罪书，还有在中国做了什麽。透过这些侦讯方式，保安人员最後就能得知叛徒是否曾接触过教会牧师。

　　每个地方与各个阶层都需要代罪羔羊，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对他们而不是当局宣泄怒气。於是每隔二、三年，平壤会派调查团到全国各地一区区巡回，调查团的工作是揪出“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在一九九六年，二十个官员组成的调查团来到我们家乡。因为我家遭致别人眼红怨恨，也被父亲单位领导盯上，要求调查团先清查我家。他指控我家私藏日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之前提过日本亲戚留了日圆给我们，这是违法的。根据法律，我们应该以官方汇率将日圆兑换成朝鲜圆，父亲因为汇率很差不肯照做。我们也被指控在黑市兑换货币。因为我家来自日本，被大家认为是有钱人，连中国商人也找上门把人民币换成黑市的朝鲜圆。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单位领导指控我父亲积存一大笔钱，这很危险，因为很可能被冠上“走资派”的帽子。

　　调查团後来连母亲都叫去，他们一定以为母亲比较容易招供。这可是大错特错!警察质问母亲如何使用日本亲戚送的这笔钱，是不是按照法律以官方汇率换成朝鲜圆，还是保留这笔钱?母亲保证完全依法行事。他们要求她列出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什麽东西，母亲交代的时候，必须一再复述，总共讲了七次。我家当然还留着一些钱，但母亲再三向保安人员保证钱全花光了。如果她不这麽说，他们会将我家所有财产以“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名义没收。所以母亲总共说了七次谎，编造一份支出的假清单。她成功了，因为调查团最後放了她。地方上也有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猎人队”，附属在军方。他们随时都能插手以“打击资产阶级化和资本积累的现象”，将进行私人买卖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地方的侦察队比起金正日从平壤派遣来的特别小组要温和得多，就像我家所面对的调查。侦察队主要针对和中国的奢侈品交易，像是稀有海鲜、药品、珍贵的香菇和雪蛤膏，有些走私贩会自己捕鱼或是向渔夫采买，再以高价卖给中国商人。这种交易风险很大，需要做很多准备。

　　前往滨海地区必须要有军方核发的旅行证，即使是完全合理的藉口(父母的葬礼、婚礼等)，也必须打点军人的小费。程序上要花一个礼拜。因为当时正处饥荒，没几班的火车全挤满了人，官方要检查每个人的证件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没有证件的人数不断升高。万一遇到查验，没证件的人都知道要带瓶烧酒或几包烟准备送给警察。否则，这些非法商贩就要被送到劳动锻炼队好几个月。未获许可到平壤更是难上加难，那里住的都是国家最有特权和社会成分最好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平壤亲人的邀请，是不可能拿到首都的旅行证的。平壤这边要有人先向保安人员购买有编号的证明文件，然後存根会被送到地方上的旅行批准处(二号办公室)，申请到首都的人再去领取。火车一到平壤，警察就在月台拿着名单核对，看是否符合存根编号。如果不符合，火车偷渡客就必须坐上回程列车。尽管如此，偷渡客还是有可能逃脱送往劳改营的下场，因为他们大多住在偏远的乡下。由於燃料的短缺和交通不便，即便警察也无法押送他们返家。

　　在北韩，要前往邻近中国边界地区的人，程序也一样冗长，因为会想去那里的大多数人，脑筋只有一个念头：逃到中国远离饥荒。

　　我曾经提过，党干部每次解释饥荒的原因，总是采取“自然灾害”的说法。他们说豪雨连绵，导致全国各地洪水泛滥成灾。稳城郡除了有些土石流，实情并非如此，但我想北韩其他地区的情况一定很差。总之，既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周游全国，也无从证实。政府当局还说美国和南朝鲜要对食物短缺负责，因为是他们发动韩战。根据官方说法，若是没有韩战，两韩早已统一，饥荒也不会发生了，所以一切都是美帝和南朝鲜傀儡的错。我完全接受这个说法，没有再深究问题。直到很多年後抵达南韩，我才满腹困惑地得知韩战不是“南朝鲜傀儡”挑起的，根本就是金日成自己!约莫同时，电视播出宣传影片，内容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像是东德、中国的状况。影片说，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开始似乎样样光明，但人们逐渐变得贫穷，甚至悲惨到流落街头的下场。旁白再三重申共产主义是未来唯一的选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北韩，也不必依赖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或交流，因为这只会导致国家破产。必须确实遵守“主体”哲学中包含的“自立靠己”的戒律。人民此时要比以往更坚定地效忠金日成和金正日。

　　官方标语在饥荒遍野时也出现改变。一九九五年初，党干部鼓励我们接受“迎向胜利的苦难行军”。“苦难行军”是金日成和党羽在对抗日本占领势力时提出的口号。到了隔年，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加速苦难行军通往最後的胜利”。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了另一句新标语：“不只活在今日，更为明天而活。”此时最贫苦的大众只能吃煮过的辣椒叶或豆叶。有些人家来向母亲讨煮剩的豆腐，或是做豆腐时产生的白色汁液，把豆汁混着糖精吃。这样吃一段时间後，他们的脸都浮肿了。当我看到一些人肿着脸脚步蹒跚地走来我家，就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不过没多久，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吃松树皮了。

　　人们一般在晚上死去，每个早晨都会知道有五、六个邻居死了。他们大多是平民百姓，因为党干部、警察或是高阶军官感受不到饥荒的痛苦。父亲计算出在我们区，人口从四千人减为两千人，他们多数死於饥饿或虚弱引起的疾病。其他能逃的都逃到中国了，到处都是空屋，我们像是住在鬼城。尽管如此，有一段时间，以一个小男孩的眼光，我却觉得一切都相当正常，以为生活就如我所见，国外一定也差不多，或是更糟糕，因为我们的领袖向我们担保，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北韩就是“天堂”。我们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仍深信不疑。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这就是天堂!我的北韩童年》，作者姜赫，1986年出生于朝鲜稳城郡，1998年与父亲一同越过图们江边界，成为”脱北者“，2002年到达韩国。本书已于2011年正式出版。

　　我的名字是姜赫，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出生在稳城郡附近的村落。稳城郡人口约三十万，位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东北部，紧邻中国以及俄国西伯利亚边界。严冬时温度会降至零下三十五度以下。稳城郡以区为单位，二十户划分为一班。我的父母住在第三班，是比较乡下的地带。那儿的住房整齐排列，外观都是一个摸子印出来的，有一扇门和一面窗，屋顶铺着橙色的瓦，墙是白色的，下半部刷成蓝色，大约我八、九岁时身高就超过了蓝色的高度。每当这一区的长官来巡视环境卫生(这是他们的定期工作)，便会命令我们更换下半部的颜色，从绿色、蓝色换到浅棕色，一个班的所有房子都必须统一颜色;可能是因为房子就像北韩的所有东西，都是属於人民所有。这表示没有任何物品属於谁，所谓的私有财产根本不存在。也因为社会主义比个人重要，所以个人主义受到严厉批判。这也许是强制房子颜色，还有诸多事物要统一的原因所在。

　　屋内有两个房间，中间隔着一道拉门。进房间前会穿过厨房，在那里的砖造煤炉前脱鞋。暖炉的热气会延伸到两个房间的地板下方。这种砖造的地下暖气系统叫做暖炕，在温度陡降的冬天特别实用。房间地板铺着浅棕色的亮面纸，主房间的墙上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这是强制规定。我们叫金日成为可敬的同志国家主席伟大领袖金日成，或是简单叫做伟大的领袖同志。小孩子要叫他伟大的领袖金日成爷爷。至於他儿子，规定的说法是敬爱的领袖金正日，金日成一九九四年去世後，他就即位成为伟大的领袖金正日。房子只有最里面的房间有窗户采光，房里有一座衣柜存放棉垫。收纳厨具的柜子则在第一个房间，离厨房近我们这一区位在富藏煤矿的山脚下，附近居民都依赖煤矿生活，好处是冬天不会像别处的人冻死，因为这里的燃料不虞匮乏。家家户户屋里挂着一具扩音器播送来自平壤的广播。通常播放的都是敬爱领袖金正日的新闻，穿插一些赞扬金正日或是金日成的歌曲。有些扩音器年久失修发不出声音，但这个不会发生在我家，家里的每样东西都维持得很好。

　　我家还有另一台听广播的收音机，但政府只让我们听一个电台。从国外进口来的收音机不符合规定时，必须先送去特定的保安机构将收音机调整到官方频道，这样我们就不会收听到其他节目。稳城郡有两家大型电影院，每隔六、七个月有新片上映时，全城的人都会跑去看。人潮多到令人无法置信，木头椅子大家抢着坐。电影上演着战争打斗、远征攻击、袭击爆炸、进攻伏击等等。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正日热爱电影，除了放映他制作的战争电影外，还经常出现中国片。至於俄国的战争片虽然一度评价颇高，但老早就消失了。直到一九九八年我们逃离北韩，电影院还在放中古世纪的战争片，那是朝鲜历史的光荣年代，对抗日本与中国还颇有建树。有些电影主题韩国李舜臣将军着名的战术攻略，他曾运用铁甲船击溃日本海军，这是史上最早的铁甲船。有时候也只有《民族的命运》系列的新戏码可看，讲述韩战中对抗南朝鲜傀儡和高鼻子帝国主义者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特权阶级。祖父家和我家隔了五条马路，至少比我父母家的房子大三倍。这是国家特别给他的房子，旁边的一块地也是分配的范围，这块地至少比别人家的大上十倍。祖母在这里种植小黄瓜、哈密瓜、卷心菜、茄子、节瓜、玉米、豆子和芜菁……进屋时会通过一扇漂亮木门，不仅有安装金属板，也加了锁。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个，是因为其他房子的门都是用很差的木头，只有简单上了挂锁。这扇门隔开了厨房与储藏室，储藏室里堆满了我祖父母从日本带来的东西。其中一个房间里还有电视机、高传真音响和录音机，我来跟他们住之後，三人就一起在这个房间盖被睡觉。另一间是祖父的书房，他让我在那写功课。当局对祖父母特别礼遇的原因很简单，像很多朝鲜人一样，他们原本住在日本。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一九一到四五年)，几十万的朝鲜人被迫到日本服劳役。到了韩战爆发，又有数千名朝鲜人逃往日本群岛。这也是我父亲家族的情况。他们出身南韩，当时前往日本避难。之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跟着效法数万名支持共产党的朝鲜人，几乎整个家族都选择回北韩定居，还将财物上缴给共产党政权。

　　那时很多人都选择回国。祖父告诉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数十艘船就专门载运所有的爱国家庭。他们都是受到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的鼓励，当时的口号是回家把。出於爱国情绪，父亲家族的一些人终於下定决心行动，有十二个人在一九六年回到北韩。这个故事我实在听太多遍了!十二个人当中有我祖父母、曾祖父母、叔公、姑婆夫妻，以及四个伯父、一个姑姑。返乡船载运了上千名乘客，祖父母每次讲到这些往事，就会告诉我他们坐上的是编号四十八的渡轮。抵达清津後，负责分派的公务员就给了他们稳城郡的工作和房子，没有选择机会。没多久，我父亲就出生了。

　　一开始生活很苦，尤其因为我们是大家族。我父亲说，他们多半只能喝汤，很少吃到肉。每个人几乎是当下就後悔离开日本。父亲从小就听祖父母抱怨在北韩生活的艰苦。祖父总是说以前在日本过得多好啊……，更後悔的是，当他们离开日本时，朝鲜总联叫他们不用带任何东西，说那里要什麽有什麽。事实上，北韩是一无所有。幸好祖母有收拾一些锅碗瓢盆过来，稳城郡能找到的器皿品质实在很糟糕，所以那些一九六年从日本带来的厨具相当珍贵，我们一直到逃离北韩前都还在使用。

　　为了感谢向我们这样的“爱国家庭”，金日成给了某些特权，像我祖父母得到的恩惠就是一幢特别好的房子。伟大领袖也会不时赠送一些礼物，像是几瓶一般人喝不起的昂贵烧酒太平酒，或是甜点和蛋糕。祖父母能受到这样的特殊礼遇，也说明了，或者特别说明了一件事实，我一位在日本经营大企业的叔公，七十年代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是慷慨解囊。他曾经是朝鲜总联的成员，但是在得知我们生活的真相後，就心生厌恶退出了。不过直到我们逃离北韩，我不知道这些事实。

　　最痛苦的是祖父，他不断说着“我们被骗了”，当然要小心不能让外人听到。祖母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安静，“你疯了!别说了!你想让我们老死在劳改营吗?为自己和孩子们想想!”祖父对於自己这麽容易受骗悔恨交加，他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祖母小声地说，而且用日语以防别人听懂。不过既然已经住在北韩，也不可能再离开，他只好设法从伟大领袖那边讨到一些好处，这样就能尽量过得好一点。为了感谢金日成给他舒适的房子居住，他回赠鹿茸给这位国家总司令，朝鲜人习惯将鹿茸磨碎吞服增强活力。他买鹿茸用的钱，是在日本的亲戚给我们的。这些钱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饥荒刚开始时。等到这笔钱也用完了，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一直等逃到中国後，父亲才告诉我全部的事情。之前只是隐约知道，我不知怎地知道家里有很深的不满，我们头上漂浮着无声的异议，像是一团暴风云。但就我而言，得要自己找理由平息这些暗示不幸和死亡的感觉。於是学校的教条成了我的避风港，因为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似乎更可靠。金正日是“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将领，眼光卓越且所向无敌”，我宁可相信这些话，我的父亲希望保护我，他後来也坦承，他努力去除掉任何不符正统的事，不管是祖父的恼怒，或任何和官方口号矛盾的生活琐事。他回避所有会引起我疑惑的事情，不让我看到。这是一个活下来的问题，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还有整个家。他让我全心全意遵守规范，成为服从党的好孩子。

　　稳城郡的最高领导长官是市党书记，其次为市行政委员会主席，再其次是掌管宣传以及配粮的官员。国家粮食分派系统两个星期进行一次配给，我们能得到七份玉米粉，有时候是马铃薯，或三份白菜。食物配给的重量，是非正式地根据领取者的社会成份计算：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作者、孩童、婴儿、劳动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妇的食物配给量是一天三百克，而工人的分量多了一倍。假日(星期日)扣除不算，所以每个人两个星期是领到十二天的配额。食物供给常常逾期，我们习以为常。最早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就有这个情况，不过，那些短缺多少会由秋天额外领到的一百公斤玉米弥补过来。但是金日成一九九四年死去前不久，这个系统开始失灵。一开始我们两个月才拿到一星期分量的食物配给，之後传出军队守卫的国家大粮仓被发现已经空空如也的消息。这时食物配给量急遽缩减，每两个月只拿到三天的配给，然後是六十天只有四十八小时的食物量……

　　最後，一九九七年一切事物突然都停摆了，那是最可怕的一年。官方说战争就快来了，美帝和叛国贼正准备要推翻我们政府。人人情绪激昂，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不过此事先按下再谈。

　　一九九五年稳城郡的餐厅因为食物短缺不得不关门大吉，就连王在山金日成纪念馆里的餐厅也在那段时间关闭。有些国家机构的附属餐厅偶尔会恢复营业，但只是让党干高层举办宴会。除了军队里士兵会以同志相称，只有党政官员才能被称为同志。稳城党干部的宴会通常都在晚上悄悄进行，宾客也都谨慎地从後门出入，不然在饥荒时大宴宾客的嚣张行为会引起民怨。这些干部的夥食向来很好，从不缺肉吃。

　　联合国的援助物资送达时，大部分东西都被负责发放的干部拿走了。他们偷偷趁着半夜用手推车将粮食搬空，尽可能不发出声音。一般人根本没看过什麽国际救援物资，於是大家渐渐就骂这些干部是脏狗。他们光是自己吃得好也就算了，还要求挨饿的工人加倍工作，定下更高的生产额度，还强制规定挨饿群众延长批斗和自我检讨大会。

　　每天工作结束就举办批斗大会。大会里检讨完成的工作、建议改进方式、批评不负责任或没出席金日成与金正日学习的人，如果你刚好是批斗的对象，就会自我修正或自控思想浅薄。批斗结束後，大家还得阅读官方刊物或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作品。这种耗神的仪式会持续一小时之久，是所有北韩人民的例行公事，各种工作单位天天举办毫无例外。星期六也会有类似的会议，但是时间会更冗长，称为周批斗大会，会分成三个不同团体举行：分别是劳动党党员、联盟(退休人口和非党员)以及共青团。

　　原则上，三个团体的成员都被鼓励踊跃告发同侪，如果在大会里提出的是违反法律的重罪，就会呈报给高层。如果一个人被指控是“自由主义”，就要交由党干部裁定这种坏分子能否接受教育改造，如果被判定为是无法再教育，就移交给保安单位，和直系亲属一起送去劳改营。如果所犯的罪行在干部眼中还可补救，犯人就被单独送往劳动锻炼队，时间长短则依据犯人的社会成分和家庭出身决定。如果资产阶级成分越高，或有亲属在南韩，刑期会越长。相反的，如果能证明和金日成或金正日有关系，像是送礼给伟大领袖後收到的感谢信，刑罚就会减轻。无论如何，即便犯人能从这些劳改营出来，也都是身心受创。

　　犯人都是在固定日期集体送往劳动锻炼队，我之後还会谈到，因为我父亲也曾被送去过。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劳动锻炼队，你就知道这有多普遍。刑期通常都是六个月，可能会再延长。六个月过後，每个犯人都会经过再评估，如果认为态度不佳，可能会再判更严厉的惩罚，或甚至送去坐牢。最可耻的社会成分是地主後代，他们存在於一九四八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成分次差的是南韩军人的家属，这些军人是在韩战期间(一九五到五三年)成为战俘。父亲一位童年好友就属於这种情况，他父亲曾参加南韩军队。他虽然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但被禁止上大学，也不能参军。所有社会成分中，最受到歧视的就是韩战中被判为叛国者的家庭，有亲人在南韩或日本的公民也会饱受怀疑，至於一般犯人的家属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收听南韩广播或是拥有南韩书籍也犯法，这属於政治上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犯人通常会被送去枪毙或劳改长达二、三十年，这些都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在劳动锻炼队时常和一个政治犯聊天。

　　这些属於贱民的社会成分，因为有几十个之多，很难一一列出，总之全都被视为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不忠诚，所以不能算是人民。北韩社会阶层最高的是那些“核心阶层”，家族完全没有在警方留下记录，被称为“清白案例”。次高的是在中央工作的家庭，也就是平壤政府的雇员，这些特权成分也是拔擢未来干部的地方，最後是那些与金日成一起打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的家庭。这些特权阶级的小孩命定要成为党政高层，不管会不会念书都能上大学。不过就跟其他人一样，要是家中有人犯罪或是政治错误，那麽全家都会被贬谪到较低的阶层。但这个规则又不适用於党干部的後代，因为他们总是能靠着良好的社会背景，不用去劳改或坐牢。另一方面，身处低下阶层的人若是犯罪，刑期只会加重。

　　在我们住的这区，有个疯子常不穿裤子四处走，下体暴露在外。他的名字是姜童安，身上没戴金日成的徽章。他的衣服破烂，不时在抓头虱。尽管他都五十多岁了，每个人都拿他当笑话。他是饥荒的第一个受害者，变得越来越瘦，某个冬日被发现倒卧在雪地中。

　　随着饥荒惨况加剧，景色也为之一变。由於电力短缺必须关掉矿坑的矿坑的抽水帮浦，所以矿坑里积满了水。在煤矿几乎无法开采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进山里砍柴，不过几年间，山坡植被砍伐殆尽，全成了土黄包。雨水从光秃秃的山坡冲刷而下，夹带着滚滚泥土。我们的山已经面目全非。那时已经没有米，没有马铃薯，一点点都没有，我们改吃玉米粉做的棒子面。玉米的穗、梗、茎和叶子，全都进了工厂磨碎以制作这种特殊的面。但是我们也只能分到一点，所以会加大量的水煮成面汤。吃这种面要当心牙齿，因为面里都会有小石子。为集体农场生产的每样东西，因为是秤重，农民一向会在配额里塞入大量石子。

　　後来，我们村开始拿苦艾和蒲公英等植物喂饱肚子。人们偶尔想用玉米粉煮点汤，但已经很稀有，就像是无价之宝，几乎不可能拿到。再後来我们吃起真的很糟糕的替代食物，不管哪种野草都丢进水煮，然後当汤来喝。我们在田边和河边捡这些不适合当食物的叶子，煮出来的汤实在苦得难以下咽，有时必须把第一次或甚至第二次煮的水倒掉，要到第三次才能喝;有时我们用机器一次磨碎几袋野草。

　　约莫一九九四年，我父亲一一卖掉从日本带来当礼物的家电。我们的音响、收音机和电视都和集体农场的高干换成玉米粉。之後就像别人一样，我们开始喝面汤，母亲总是将汤滚煮很久，煮出非常透明的清汤，这样就不用倒掉浪费。由於我们吃得不够营养，因此吃得量多，结果胃都涨得很大。稳城郡的人为了有东西吃什麽都卖了：桌子、椅子、衣柜，甚至是锅碗瓢盆。有些邻居欠我们家钱又还不起，父亲会出其不意地闯到人家家里要求吃顿饭，如果吃不成，他会带走物品马上拿去卖掉。好运的话他会得到一只鸡或猪，我父亲长相凶恶，邻居也不敢阻拦。

　　每个人都学着过一天算一天。最穷的人守在前往市场的马路旁，叫住拿着仅有的面粉或食物要去卖的农夫，看看是不是能在比较低的价格买到，然後他们自己再去赶集，或是等到傍晚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再卖，从中赚个十或二十朝鲜圆的微薄利润，差不多只够买一碗面。母亲会烤一个五朝鲜圆的小面包，有时会把面包用四块五的价格卖给中间人，这样她就不用整天待在市场。一九九六年那时候，一公斤玉米粉要五十朝鲜圆。有非常多的诈骗行为出现。有人卖了几包美国烟给干部，发现菸草都变成了卷纸。有些小贩把木屑染色当辣椒粉卖，还有人在香菇里放钉子增加重量。像很多大人一样，我必须在矿坑非法工作。我都在下课以後去，用小十字镐从壁上挖出褐煤拿去卖了买食物，或是直接换成玉米。贫困的逼迫使然，数百个大人小孩都和我一样去挖煤。之後洪水让这件工作更艰困危险，几乎没办法继续，发生很多塌方的意外。一些粗心的人疏忽，没有支撑好临时挖的坑道，最後石头崩塌被活埋在里面。一九九七年冬天起，尽管明令禁止，人们挖了上百条私人坑道。这些坑道有巨大方形的开口，直接通向田地，还延伸成水平的通道，连接到国家矿坑。由於这些坑道太多了，雪融的时候田地有崩塌的危险。

　　在我们家屋後，有一小块菜园种着葱蒜，周围点缀一点豆类植物。一九九五年起，我们在木篱笆上装了有刺的铁丝网，防止邻居入内偷窃。但是这阻挡不了饥饿的人们，我们被偷了好几公斤的豆子。像我祖父一样养猪的人，都在猪圈四周装上电网，但由於停电越来越频繁，发挥的功用有限。最後，就跟其他养猪人一样，大家都把这无价、卷尾巴的未来食物养在家里。於是很多人家里也成了猪舍，不过即便如此也没完全让小偷罢手。一九九六年，我们遭人入侵抢劫，当时我和父母亲一起住在祖父母的大房子，晚上一听到外头传来打门的声音，我们就躲在家里：一个住在不远的堂哥当场抓住三个军人，他们企图破窗进入家里一个空房间。我们冲出去，发现堂兄被棍子痛殴到半昏迷了，那些军人快速逃往通向军队碉堡的小桥。至少我们因此知道小偷的身份。第二天，父亲去军队谈判，尽管他们一直否认犯案，最後还是拿出一百公斤的玉米。父亲很有胆量，知道怎麽让别人放尊重点!有些饥饿的军人组成帮派打家劫舍，偷走鸡只和其他家畜。他们都在晚上行动，因为人们实在太害怕了，所以这些军人甚至不用亮出武器。军人在北韩极受尊敬，有一定的豁免权，所以很容易滥用自己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下手的目标是私人住宅、小块土地、个人的东西和住家庭院，後来又动脑筋到动物身上，猪甚至是牛。

　　一九九六年政府决定交由军队看守农场，防止饥饿的民众劫掠。这是个吓阻计画，在集体农场每个角落设有三个军人为一组的岗哨：昼夜也都派人巡逻。不用说，军人自然乐於利用这个情况，这些徵召士兵收贿赂收得不亦乐乎，几瓶烧酒、面包或是钱，就对偷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没有得到默许就闯入农场非常危险，因为他们被命令第一时间就要开枪。为了合理化这种残酷的做法，金正日宣称任何偷窃人民财产的小偷视同野猪对待，这等於说他们活该被杀。这份告示张贴在稳城郡的大街小巷。尽管如此，还是有不顾一切的人冒险从玉米和节瓜田偷摘一些玉米或蔬菜，他们会谨慎地边走边吃，小心不带任何会连累自己的物品在身上。这些军人会一个个搜查经过农场的人，被抓到偷窃的人可能被判死刑。

　　在饥荒的年头，服兵役时被指派到农场守卫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这是种生存保障，所以肥缺都会留给老鸟，他们已经服役至少超过一半时间，也就是过了六年半。那些年轻的徵召士兵在军营里夥食很差，享受不到这些学长的好处。那些军官都在夜里抢夺和偷窃食物，因此入夜後禁止普通兵外出，以确保不会横生枝节，也能够完全控制计画性的劫掠。我有一个堂兄服兵役的第一年，没几个月就饿死在军营里，因为那些老鸟把每个人的食物都占为己有。年轻的兵骨瘦如柴，一看就知道不是老鸟，许多人在一九九六和九七年死於饥饿。有些军人虚弱到根本拿不动步枪，只能拖着枪在地上走。从中国回来的逃犯营养充足，即使在国界被这些二等兵逮住，很容易就能勒死他们。北韩的各个角落，看到的景象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军队里也不例外。

　　这时物价已经涨翻天，一瓶烧酒才没多久就从十朝鲜圆涨到四十朝鲜圆，而父亲还是每个月领一百一十朝鲜圆的薪水。就在那个时候，母亲开始在市场上卖面包和煎饼。一天，一个老人伸出肮脏的手偷走几块面包，但是她并不想追，反正那些脏面包也不能卖了。也一直都有饿坏的孩子来摊位偷了食物逃走。最让母亲震惊的是，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小孩(有些才刚会走路)饥渴地盯着客人吃煎饼，只要他们不小心掉些屑屑，小孩们就会飞快向前，捡起来塞进嘴巴里，好像小鸟在啄面包屑一样。每个小吃摊旁都站着这样的孩子。最年幼弱小的他们深知，如果从大人的碗里偷走炸油饼或一坨面，一定马上被眼尖的顾客抓住踢打，但是因为绝望了，所以他们还是能偷什麽食物就偷，甚至连逃跑都省了，这样就可以立刻把食物吞下肚，即使要忍受那些受害者的残酷殴打。还有些大人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无情地殴打并偷窃那些比他有钱的小孩。这是一种充斥焦虑、怀疑和恐惧的世界，不存在仁慈。

　　只有农产品可以在私有市场贩售，其他的东西，卖家需要有国家发的执照，且必须缴税。但是到了一九九七年前後，几乎找不到任何北韩制造的产品，所有工厂都停摆了，我们能买到的衣服都是中国来的。所以当局对交易商品有一定的容忍度：只要塞给检查员几根香烟，他们就会睁只眼闭只眼。有些中国街头小贩会自己带商品来卖，通常用来交换海鲜。这些中国商贩惹人眼红，有些人就被抢了，甚至被饥民骗到後街刺杀或用石头砸死。

　　尽管官方规定的流通范围以外禁止任何商业行为，但生活如此困苦以至於每个人越来越常到黑市买卖。我父亲脑筋动得快，开始从事非法的渔获交易。他偷偷到海边捕鱼，再把渔获卖给稳城郡的中国盘商。他还做一种在中国价格很高的中药：雪蛤膏。这种珍贵的液体很少量地存在於蛤蟆的腺体里，首先必须把蛤蟆去除内脏好取出雪蛤膏，一公斤黄色的雪蛤膏需要用到几百只蛤蟆。蛤蟆在冬眠前会分泌这种液体，所以父亲会在结霜前，也就是十月，黄海道南部的瓮津郡捉蛤蟆，然後背在肩上连夜赶路以避开检查哨。父亲用铁丝穿过蛤蟆的头，串成像项链一样。瓮津郡有大型的蛤蟆养殖场，许多有点小钱的人都会拿一些出来投资这门生意。在瓮津郡，一只蛤蟆值九朝鲜圆，到北部就涨成十五朝鲜圆，但是一公斤雪蛤膏能够卖给中国商人二万块!我家阁楼常常堆满一袋袋还没有乾掉的死蛤蟆。父亲花很多时间取出蛤蟆的腺体，还不能被邻居看到。蛤蟆卵和蛤蟆腿可以分开来卖，其余的留下来吃掉。为了生存，父亲也会透过一个堂兄走私朝鲜古董到中国，如果被捉到有可能被判死刑。在稳城郡是真的枪决过几个古董走私犯。

　　父亲总是告诉我“人要衣装”，即使你已经快饿死了，也要看起来漂漂亮亮、衣食无虞，重要的是不能让别人看轻。在北韩，受轻视是莫大耻辱。这种隐瞒的哲学还成为一种权力，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其他国家看到人民的贫穷和不幸。饥荒爆发没多久，预定给稳城郡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国际粮食救援就运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想大概有几个月，确实人人都有享受到好处。食堂里有了米，孩子们也逐渐恢复了元气。但是没多久党干部决定要减少配给，一开始小孩还勉强有汤喝，再来就什麽都没了。孩童又再次瘦弱到没力气走路上学，学校也变得几乎荒废。孩子们只能躺在床上度日，脸变得瘦削，两颊凹陷，眼睛因为饥饿浮肿。联合国大概是听说救援物资没有分配，一九九八年一月进行了一次调查。党干部事先得到消息，将米分送到幼儿园和托儿所的食堂。这些米从城市的仓库运来，显然还有许多储粮。整个政党高层对这次调查是忧心忡忡，很快就有官方车辆赶到城市附近。孩童和托儿所的员工事先被告知很快就能享用一顿大餐，但是他们必须误导联合国检察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平常吃的东西。参访当天，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菜肴：面食、玉米饼等等。联合国官员问话的学生，事先都好好教育过了，每个人都说一向能吃饱。唯一的插曲是，检察官员显然没注意到，一个幼儿园老师“主动”说出希望检查员“可以每天来”。无疑的，那些外国人以为这只是客套话。

　　联合国队离开後，气氛为之一变。党干部撤走所有存放在食堂厨房的食物，甚至小孩还坐着，就把桌上没动的食物收走。我後来才知道联合国官员在回程时随意指出路上的民宅，要求突击造访一般家庭。党干部已经很习惯这种事情了，只要对方要求拜访的民宅，党干部知道那是营养不良的人家，就会坚持屋里没人。但他们确实也让外国人对富裕家庭提出问题，当然这些人一定都是党的领导阶层。稳城郡的人都知道这类调查，因为临近区域已经发生过了。场景都是一样的，即便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城市里上演，也不会有人感到意外。联合国这次调查结束後，那些国际物资再也没有到过真正需要的居民手里，除了一九九八年的新年，有些矿工受到一份两个星期的生活物资。那是一袋做动物饲料的玉米粉，袋子上写着“美国”。

　　我们家起初还能过得比别人像样一点，要感谢一个留在日本的叔公几年前寄来的钱。母亲想办法使这些钱尽量用久一点，十分俭省地花用。我通常一天吃两“餐”，一餐也不过是清汤里漂浮着几片菜叶和一些棒子面，偶尔会出现豆腐，但是好景不常。

　　好像在预告未来，当我看向窗外，可以看到我们邻居，大部分人衣着整齐，在面向我们的山边采集草和树皮(通常是松树或是不同的灌木)。为了让采来的草叶可以消化，会先磨碎再煮来吃，但结果只是让他们的脸越来越浮肿直到死去。我们一个邻居的儿子死去时，身体看起来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的父母已经变卖一切去换食物，没有棺材或屍布可以安葬他，甚至连可以载运屍体到山边的推车都没有，所以他们向我家借了推车。他们用稻草包裹屍体，就这样载走下葬。两个月後，男孩的母亲因为同样情况死去。她从不抱怨，也不乞讨，只有一次她向母亲要一些豆腐汤，并说是最後一次。母亲无法拒绝，知道女人已经离黄泉不远。她死於同一天。

　　在学校，中学老师一起在校舍旁开了一块田种玉米和豆子，小学老师靠着校舍周边的花圃勉强过活。都在学生很容易拿到的地方，我动作又快，有时候我离开学校会在口袋里带两个玉米，一回到家就吃掉。到了约一九九五年，老师把花圃和田都改成菜园。他们叫学生挖土和种菜，不用说每样东西很快就被偷走，因为我们都饿坏了。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要建立警卫系统，不过每次轮到我们看守，我们反而会在老师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蔬菜，像这种情形，看守的警卫越多，小偷也就越多!

　　随着时间流逝，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越来越少，三十五个学生有时候只来了十个。最穷的，完全没东西吃的学生，都跷课到市场去，因为那里至少可以试着偷些东西吃。老师们也撑不住了，定期宣布放一个或两个星期的假，也没交代原因。但田里的工作还是得做，只是留下来的学生和老师都非常虚弱。事实上我们到那里也没有在工作，而是捡拾任何找得到的食物免得饿死。一九九八年我逃走前，班上只剩下八、九个学生。其他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很多人都生了一种医生称为“体质虚弱”的病，“体质虚弱”分三种程度，要是你被诊断出是第三级，就表示离鬼门关不远了。一年之内，小学和中学的人数从一千五百人骤降到六百人。我的同学从一九九六年夏天开始死亡。尽管死亡是饥荒造成的结果，但事实上是因为很多人的父母离家去找食物，大部分就再也没回来了。无疑的，有些大人自己也饿死了，有些可能因为偷窃遭逮被送进劳改营，就此结束一生。发现自己被留下单独求生时，被家人遗弃的小孩一开始不会说什麽，装一切如常。然後他们开始消瘦，可能死在街头，或是去乞讨。几乎每个例子，小孩都在几个月後就一命呜呼了。光是在我班上，就有四个被遗弃的。

　　家境差的小孩离开学校，也是最早死的一批。不过有些人努力求生，他们最机智聪明，靠着搜刮一点一滴的剩菜剩饭，以及在市场和铁轨旁偷稻米、小麦或各种谷类，生存下来。但是到最後，他们也没了力气。你会看到上课时他们一直打盹，非常可悲的一幕，但连老师自己也没力气上课了。当我们重复背诵以前学过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童年时，老师手里握着棍子，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

　　我念中学时，班上有四个同学饿死，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其中一个男孩叫姜金，他哥哥想尽一切办法要帮他，但不久後也死了。另一个叫张松浩，有一点轻微的心智残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麽事，但是他就没来学校了，几天后我们才知道他死在家里。两个女孩中有一个和我很要好，名叫雄阳，她是孤儿，和祖母相依为命。一天她实在太饿了，拿野生的杏子核吃，结果她就这样吃太多死了。我和几个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後到她家里，进去时看到她祖母正在屍体旁哭泣。所有同学连忙募集了一些玉米给她祖母，用来贴补雄阳的丧事。事後回想，这个礼物多麽微不足道。另一个女孩我记不得名字，只记得她有o型腿。她的母亲已经饿死了，还有父亲和弟弟，弟弟也在生死边缘徘徊。她日夜守在弟弟床边，自己少吃一点好让弟弟多吃一些。结果她比弟弟早走一步。无疑的，很多努力活下来的班上同学，後来也因身体太虚弱，以至於都很命短。

　　不再上学後，我和同学失去联系，我不清楚大部分人後来的遭遇。除了少数例外，同学和邻居之间很少互相帮助。每个人光是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不过我真的不想和哲振、宽侑和宽真分开，我们一起到玉米田和稻田里抓青蛙，还烤蛙腿，就像在吃大餐!播种季节，孩子们都会冲到田里把刚埋到土里的谷粒挖出来。我们把稻壳煮熟，煮成稀粥吃但真的饿坏的孩子是像小鸟一样直接生吃。最重要的是不能被逮到，所以我们通常都在晚上去。等到收成时，被我们下手的田地自然长不出什麽东西。我们也会去偷马铃薯和玉米田。这些作物比较好偷，以为只要孩子们钻进田里，作物的高度会阻挡哨兵的监视目光。如果刚好有哨兵经过，负责把风的孩子会吹口哨示警，大伙再鸟兽散。我们还试过从集体养鸡场偷鸡，我第一次偷鸡的经验不是太顺利。虽然我和朋友一起抓到一只鸡，但因为太急着要杀鸡填饱空空如也的肚子，我拿刀切断了一根手指头，自己还以为在割鸡脖子呢。

　　一天，被我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义天堂：一座满是西瓜、苹果、梨子……的大果园，果园藏在四座山丘後面，走路攀爬要超过一个小时。我们组成一团趁夜前往，在黄昏出发以免引起怀疑。这是一次真正的探险，我们准备了袋子、火把还有小刀。一到果园後，一人负责把风，其他人则尽可能地拼命摘水果。装水果的袋子很大，几乎都要拖不动了。但是饥饿比任何事情都要强大，即使是小个子也使出吃奶的力气，拖着比身体还大的袋子，靠着月光的指引，试着循原路回家。有几次我们看到大人用几瓶烧酒跟卫兵交换水果。那时我们才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集体农场，东西都是预备做成罐头出口。这使我们的侵入更危险了，我们可能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几个月後，果园的卫兵听闻我们干的好事，一晚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放了三、四只警犬进来。一些人包括我在内，都被狠狠咬了一口，让我们变得提心吊胆起来。我最怕的是染上狂犬病，因为这种病在北韩很常见。习俗说，如果不能吃狗肉防止狂犬病，就必须烧一撮狗毛贴在伤口上。

　　稳城郡每户人家都会设法多分一点土地种植蔬菜，才能生存下去。那些党干部虽然已经住在大房子还附一块地，经常跟掌管分配土地的单位达成某种协议，到山边另外找空地。至於一般人，就只能勉强接受河岸地，但是因为河水稍微泛滥就可能卷走辛苦劳动的成果，所以只得不断巡视。除了党干部，城里还有一些有钱人，他们是社会中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能出国念过书或是和中国做生意。俗话说有钱人分三种：干部、渔夫和寡妇。渔夫总是会留点渔获给自己，然後再卖掉赚外快;寡妇是自由之身，这个意思是说，有些人会出卖身体换取金钱或食物。

　　饥荒也开启了政治清算。许多干部的忠诚受到政权怀疑，稳城郡市长就被送去“参与革命”，这个委婉的说法指的是被解职去做劳动工作，“透过工作再教育”。金正日下令枪决农业书记徐宽熙，理由是他将种子卖到美国。在北韩贬黜几乎都是集体承受，政治清算也不限於涉案的干部，或直系亲属与同僚的圈子，根据法律，清算会株连三代。稳城郡第八顺位的领导者，被指控赠送高级农产品给平壤的高层干部，就和刚被处死的农业书记有关连。一天晚上，我记不清是一九九六或九七年，安全人员到家里将他连同妻小一起带走。他们被送到专门收容政治犯的劳改营，再也无消无息。干部的一个邻居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悄悄告诉父亲，我们逃到中国後父亲才转述给我听。父亲补充说，当时很多人才了解这些受害者其实只是代罪羔羊，因为当局必须合理化导致饥荒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後，稳城郡半夜常常发生人口失踪，甚至连我也注意到了。人人都在谈论此事，想到那些不幸之人的命运时还会害怕地颤抖。每个人都知道一旦走错一步，或是某个远亲(比如某个远房堂兄)有了不名誉之事，自己也可能会失踪。劳改营里也挤满那些为了买食物到中国非法工作的人，他们回程时被抓。这些人大多住在边界附近，和我家一样。变节者按惯例都被判劳改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如果非法劳工回程时还带着圣经被抓到，情况更糟糕。中国有许多南韩的基督教传教士免费散发圣经，许多人信教後，就会想要带圣经回国，然而在北韩拥有圣经却被认为是要判死刑的罪。

　　我父亲认识一个在朝鲜和中国北部穿梭的走私者，有一天他的继母来帮他打理家务，发现碗橱後面藏着一本圣经。当她在翻阅这本“好书”时，正好一个邻居来访，这人是被保安单位指派查验邻居政治正确性的线民。她偷走了这本禁书，依规定把书呈到当地的保安单位。这段时间，这名走私犯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没戏唱了，他决定躲藏起来，等待机会潜逃中国。他已经没有选择，不是劳改就是逃亡。一个月後逃亡计画一切就绪，他冒险回家收拾衣物，保安人员已经在家里等着。於是他被送往劳改营，再也没人见过。据说，从中国回来被抓的叛徒会受警察三个月的严刑拷问，他们必须写下几十次的认罪书，还有在中国做了什麽。透过这些侦讯方式，保安人员最後就能得知叛徒是否曾接触过教会牧师。

　　每个地方与各个阶层都需要代罪羔羊，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对他们而不是当局宣泄怒气。於是每隔二、三年，平壤会派调查团到全国各地一区区巡回，调查团的工作是揪出“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在一九九六年，二十个官员组成的调查团来到我们家乡。因为我家遭致别人眼红怨恨，也被父亲单位领导盯上，要求调查团先清查我家。他指控我家私藏日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之前提过日本亲戚留了日圆给我们，这是违法的。根据法律，我们应该以官方汇率将日圆兑换成朝鲜圆，父亲因为汇率很差不肯照做。我们也被指控在黑市兑换货币。因为我家来自日本，被大家认为是有钱人，连中国商人也找上门把人民币换成黑市的朝鲜圆。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单位领导指控我父亲积存一大笔钱，这很危险，因为很可能被冠上“走资派”的帽子。

　　调查团後来连母亲都叫去，他们一定以为母亲比较容易招供。这可是大错特错!警察质问母亲如何使用日本亲戚送的这笔钱，是不是按照法律以官方汇率换成朝鲜圆，还是保留这笔钱?母亲保证完全依法行事。他们要求她列出我们用这笔钱买了什麽东西，母亲交代的时候，必须一再复述，总共讲了七次。我家当然还留着一些钱，但母亲再三向保安人员保证钱全花光了。如果她不这麽说，他们会将我家所有财产以“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名义没收。所以母亲总共说了七次谎，编造一份支出的假清单。她成功了，因为调查团最後放了她。地方上也有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猎人队”，附属在军方。他们随时都能插手以“打击资产阶级化和资本积累的现象”，将进行私人买卖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地方的侦察队比起金正日从平壤派遣来的特别小组要温和得多，就像我家所面对的调查。侦察队主要针对和中国的奢侈品交易，像是稀有海鲜、药品、珍贵的香菇和雪蛤膏，有些走私贩会自己捕鱼或是向渔夫采买，再以高价卖给中国商人。这种交易风险很大，需要做很多准备。

　　前往滨海地区必须要有军方核发的旅行证，即使是完全合理的藉口(父母的葬礼、婚礼等)，也必须打点军人的小费。程序上要花一个礼拜。因为当时正处饥荒，没几班的火车全挤满了人，官方要检查每个人的证件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没有证件的人数不断升高。万一遇到查验，没证件的人都知道要带瓶烧酒或几包烟准备送给警察。否则，这些非法商贩就要被送到劳动锻炼队好几个月。未获许可到平壤更是难上加难，那里住的都是国家最有特权和社会成分最好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平壤亲人的邀请，是不可能拿到首都的旅行证的。平壤这边要有人先向保安人员购买有编号的证明文件，然後存根会被送到地方上的旅行批准处(二号办公室)，申请到首都的人再去领取。火车一到平壤，警察就在月台拿着名单核对，看是否符合存根编号。如果不符合，火车偷渡客就必须坐上回程列车。尽管如此，偷渡客还是有可能逃脱送往劳改营的下场，因为他们大多住在偏远的乡下。由於燃料的短缺和交通不便，即便警察也无法押送他们返家。

　　在北韩，要前往邻近中国边界地区的人，程序也一样冗长，因为会想去那里的大多数人，脑筋只有一个念头：逃到中国远离饥荒。

　　我曾经提过，党干部每次解释饥荒的原因，总是采取“自然灾害”的说法。他们说豪雨连绵，导致全国各地洪水泛滥成灾。稳城郡除了有些土石流，实情并非如此，但我想北韩其他地区的情况一定很差。总之，既然实际上没有人能周游全国，也无从证实。政府当局还说美国和南朝鲜要对食物短缺负责，因为是他们发动韩战。根据官方说法，若是没有韩战，两韩早已统一，饥荒也不会发生了，所以一切都是美帝和南朝鲜傀儡的错。我完全接受这个说法，没有再深究问题。直到很多年後抵达南韩，我才满腹困惑地得知韩战不是“南朝鲜傀儡”挑起的，根本就是金日成自己!约莫同时，电视播出宣传影片，内容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像是东德、中国的状况。影片说，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开始似乎样样光明，但人们逐渐变得贫穷，甚至悲惨到流落街头的下场。旁白再三重申共产主义是未来唯一的选项，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北韩，也不必依赖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或交流，因为这只会导致国家破产。必须确实遵守“主体”哲学中包含的“自立靠己”的戒律。人民此时要比以往更坚定地效忠金日成和金正日。

　　官方标语在饥荒遍野时也出现改变。一九九五年初，党干部鼓励我们接受“迎向胜利的苦难行军”。“苦难行军”是金日成和党羽在对抗日本占领势力时提出的口号。到了隔年，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加速苦难行军通往最後的胜利”。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了另一句新标语：“不只活在今日，更为明天而活。”此时最贫苦的大众只能吃煮过的辣椒叶或豆叶。有些人家来向母亲讨煮剩的豆腐，或是做豆腐时产生的白色汁液，把豆汁混着糖精吃。这样吃一段时间後，他们的脸都浮肿了。当我看到一些人肿着脸脚步蹒跚地走来我家，就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不过没多久，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吃松树皮了。

　　人们一般在晚上死去，每个早晨都会知道有五、六个邻居死了。他们大多是平民百姓，因为党干部、警察或是高阶军官感受不到饥荒的痛苦。父亲计算出在我们区，人口从四千人减为两千人，他们多数死於饥饿或虚弱引起的疾病。其他能逃的都逃到中国了，到处都是空屋，我们像是住在鬼城。尽管如此，有一段时间，以一个小男孩的眼光，我却觉得一切都相当正常，以为生活就如我所见，国外一定也差不多，或是更糟糕，因为我们的领袖向我们担保，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北韩就是“天堂”。我们对金日成和金正日仍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