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一份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儿子，你要活下去》/[法]品雅特海 著/花城出版社,2014-1

　　27个月内，失去全家17口人和无数的朋友，一切都被夺走，只留下痛苦不堪的记忆。品雅特海的《儿子，你要活下去》，是其基于个人亲身惨痛经历的回忆录，但红色高棉的暴政统治给柬埔寨人带来的罪恶，却尽显无遗。可以说，它是一份对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柬共统治柬埔寨，即民主柬埔寨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惨痛的历史阶段。在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1975年4月17日会的一周，超过200万柬埔寨人从城市被赶到农村强制劳动，他们被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只有柬共高官家庭和红色高棉士兵被允许留下。大卫•钱德勒在《柬埔寨史》中称，在整个民主柬埔寨时期，全国范围内大约有200万人死于民柬的政策或行动，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约有40万人被作为革命敌人杀害。品雅特海个人及一家的经历，显然只是柬埔寨众多罹难家庭中的一例。但是，作为受害者，他生动地展示了受难者在恐怖和暴力统治下的煎熬。

　　“组织”：操纵品雅特海一家命运的幽灵

　　上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革命，不仅以暴力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以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许多新词。奥威尔在其《一九八四》的后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新词解释。对于品雅特海而言，最重要的新词就是“组织”(安卡)——“组织”决定了他和几百万柬埔寨人的命运，“组织”成为了士兵为所欲为的尚方宝剑。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前，一直与朗诺元帅的共和政府持续冲突。美国人4月12日撤走之后，红色高棉很快占领了金边。品雅特海曾到加拿大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回柬埔寨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不就升为新工程设备处处长。1970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被朗诺推翻，他逃到北京，宣布支持他以前的敌人红色高棉游击队，并改口称之为解放者。由于朗诺的无能，品雅特海和一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因为其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诺，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七大卖国贼”会被处决。

　　品雅特海成立了反对朗诺的 “蜜蜂俱乐部”。参加者主要包括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以及几个反对派政治家。他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朗诺政权，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作为一个工程师，品雅特海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在新柬埔寨施展才能。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愿望就成为了泡影。

　　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金边，人们很快听到流言，所有的城市居民将被赶到农村。三名士兵到品雅特海家门口，宣布了这一决定。一个年轻人想转身进屋拿东西，不听当兵的命令，结果被士兵用AK47步枪当场击毙。

　　很快，他们就明白，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卡)。金边很快从一座喧哗的城市，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他们亲眼看到，红色高棉的军官以“组织”需要为名，抄走了逃难者的三辆摩托车。马上，品雅特海妹妹莴齐运行李的摩托车，也被红色高棉的士兵以“组织”之名“借”走。品雅特海的菲亚特小汽车被“组织”留下，他收到一张“组织”开的收据。很快，他得到一个印象：那些士兵似乎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组织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随身携带的3000美元，没有上交。正因如此，一家人几次捱过了难关——尽管从事后来看，只是多遭了一段时间的活罪。

　　“组织”(安卡)成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但现实中有时只是红色高棉不识字或文化程度极低的官兵个人。在赶往农村途中，一个训话者多次提到“组织”：你们和过去的政权合作过，“组织”饶了你们，“组织”仁慈，宽宏大量，什么事都不应该对“组织”隐瞒，“组织”的权力机关在监视着你……

　　忍饥挨饿劳动一段时间后，品雅特海问一个结识的红色高棉军官佩奇米特一些问题，说自己想回老家。佩奇米特告诉他，“组织”(安卡)是你命运的主人，“组织”(安卡)有很多随机应变的办法，“组织”(安卡)是不可预测的，不要以为“组织”(安卡)说的就永远一成不变，“组织”(安卡)总是有理。

　　佩奇米特的描述，准确道出了“组织”的属性：它是被统治者命运的主宰;它神通广大;它可以出尔反尔;它永远不会犯错，错的只有执行者和服从者。

　　很快，品雅特海一家就领教了“组织”的不可预测和出尔反尔。到邱庄劳动三个月后，红色高棉的官员问，有没有磅士卑省和贡布省的人，愿意回到原籍村子的，因为父母原籍是磅士卑，品雅特海以为要让他们回家，于是举手。不料，却被送到了红色高棉的老巢茶胶省的斯拉玛丽。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间，一个官员问有谁是马德望来的，想不想回去。品雅特海再次举手，并说老婆和家里人都是那里的人。不料，他们一家却被送到了豆蔻。在途中，品雅特海终于明白，在邱庄时，自己说想回老家去，这是上了大当，等于自我揭发，自投罗网，被归入到有“个人主义倾向”那一类人中。

　　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品雅特海开始变“聪明了”，他虽然心生逃念，但明白必须不显山，不露水，不要有任何抱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有一次正在学习，村长说，西哈努克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叫技术专家、毕业生、前政府官员、医生、工程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别名单上登记。品雅特海“把手坚定地放在膝盖上，没举起来。”而那些走了的人，传说都被处决了，但是没有证据。只知道那些人都消失不见了。

　　由于饥饿，好几百名“新人”在村子里和平示威，由五位教师带头，抗议不给吃饱饭。品雅特海没有参加，并警告弟弟不要参与。第二天，定量发下来了。一周之后，那五个校事和一些参加抗议的村民都消失不见了。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不断在村里巡逻，夜间把他们一个个弄走害死了。

　　显而易见，“组织”(安卡)在以暴力为基础实施的红色恐怖中，不仅有“阳谋”——即硬性的强制操纵，还有“阴谋”——即“引蛇出洞”，将暴露分子一网打尽，然后铁拳镇压。如此严酷的情境中，若要求生，就必须如品雅特海所做的那样，对“组织”(安卡)的任何命令，都无条件服从，无论遭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和整治，都不吐露半句怨言，平时老老实实，心生逃念更要沉得住气，不显山不露水。正如品雅特海的父亲临死前对他的告诫：“你一定要逃出去。要装傻，什么也不要说，什么牢骚也不要发，不要和别人争辩。”

　　1975年底，品雅特海一家选择去了巴萨河边的另一个村庄。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生活中，他学会了自我批评的套话，感谢组织。由于缺粮，很多人被饿死。品雅特海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弟弟都死在了这里。红色高棉的官员告诉患病的品雅特海，他10岁的儿子苏达属于“组织”(安卡)，次日就不得不去劳动，五天之后就死了。

　　隐藏身份的品雅特海，1976年11月初被一名红色高棉的士兵认出，在得知对方准备将其消灭之后，开始了流亡之旅。他们将6岁的小儿子纳娃送到了医院，托给一个护士照顾，然后逃到了里奇。并向里奇基地营营长贿赂黄金，得以留下。

　　而品雅特海被派去耕田，因为牛跑了，队长代表“组织”(安卡)宣布， 让三个打手对他“热教育”，将其殴打了十五到二十分钟。

　　由于看不到生机，品雅特海和妻子艾尼及其女伴恩娥踏上了逃亡之旅。最终，艾尼和恩娥在一场山火中失踪，仅有品雅特海一人九死一生后逃到了泰国。

　　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

　　上世纪中期至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对峙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输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两大阵营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显而易见，品雅特海一家，成为了民柬政府实施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柬埔寨史》称，民柬政府领导人试图改变柬埔寨，以革命热情和动力取代他们认为组织国家自治和社会正义的障碍。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个人主义和人们思想深处对封建制度的偏爱，与封建制度本身都是组织革命的拦路石。他们声称，柬埔寨的穷人一直受到剥削和奴役。革命带给他们解放，胜利赋予他们权利，无论男女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集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以苏联为例，根据苏俄专家陆南泉的研究，住在苏联几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包括：1.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2.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3.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4. 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另外还包括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等等，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有着更高涨的革命激情，他们要超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柬埔寨史》253页显示，夺取政权以后几个月，波尔布特和他的同时起草了一份“旨在个领域建成社会主义”的四年经济计划，1976年9月开始实施。政府号召对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化。革命前，柬埔寨的稻米产量全国平均值为每公顷不到1吨，现在讲均产提高至原来的3倍，要达到每公顷3吨。为此要靠大范围的水利灌溉，扩大2-3倍的种植面积，延长耕作时间并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一些计划的编写者将此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想媲美，还有人把民柬的政策比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根据这一计划，棉花等作物都用于出口，赚来的钱用于发展轻工业，然后是重工业。

　　1978年，波尔布特向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15-25岁的柬埔寨乡下人，成为了反封建和反美斗争的先锋，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诉诸革命组织，视组织为他们的父母。

　　左翼暴力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激进。而激进革命的内部动力，是革命目标的升级与革命手段一次比一次激烈。较之苏联的苏维埃革命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波尔布特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手段。显然，他想成就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的事业——将城市居民全部赶走，发配到偏远农村劳动，是其实现崇高理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领导人头脑发热甚至高烧不退，将崇高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并没有在地面建成一个人间乐园，而是将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新政权将新人赶到柬埔寨的西北地区，指望这里带头扩大柬埔寨的大米生产。但是，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生死。幸存者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冷酷的警告是，“留着你也没什么好处，失去你也没有损失”。而《儿子，你要活下去》181页显示，一个当官的在政治学习会上对挨饿的“新人”的发言是：“在新柬埔寨，有一百万人继续革命就够了。其他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宁可杀十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下去。”

　　《柬埔寨史》显示，1976年初的粮食匮乏，1977年-1978年的饥荒，过了很久才传到金边的领导人那里。领导人认为，饥荒是哪些负责分发食物的干部疏于管理和被判造成的。这些人很快遭到逮捕、审讯以致处死。柬共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密。对于柬共正式建立的日期，柬共内部一派主张1960年，一派主张1951年。柬共两名领导人乔密和嫩顺遭逮捕。从1975年底到1979年初，1.4万人在金边郊区多斯楞的民柬审讯中被审讯、受刑和处决。这个审讯中心在面监视器以代号S-21闻名。1976年12月，党内清洗活动进一步强化。波尔布特声称1976年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曾为朗诺打仗的士兵，在越南领导时期参加柬共的人，以及那些同国外有关系的人，被称为“罪恶的病菌”。到1978年，一些党内高官，军队指挥员和东区官员，只要在3个人的认罪书中被提到名字，就会被列为嫌疑对象。那些受指控的人又会提到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此继续下去。 直到1977年9月底，波尔布特才在金边广播电台5个小时的发言中公开宣布了柬共的存在。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们成为了所有柬埔寨人的公敌。1978年圣诞节，十多万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欢迎越南人的占领，接受由侵略者迅速组件的政府，要比此前的政府好。”“不是因为他们宁愿遭受侵略也不愿意自治，而是因为越南的入侵终结了民柬政府”(《柬埔寨史》266页，269页。 )由此可见，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

　　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

　　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主义，都是以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口号，用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命令个人无条件的服从。由于有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方式，造成的危害极其巨大。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夺取权力之后的胡作非为，也正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激烈“竞争”，超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人间乌托邦，“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波尔布特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柬埔寨史》显示， 1994年，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数千名追随者向政府投诚。红色高棉领导人冥顽不化，隐藏域丛林中。他们仍然领导着超过5000人的武装部队。随着1994-1995年泰国支持的减少，投诚人数不断增加，而红色高棉也变得更为暴力，他们屠杀木材工人，绑架和杀害6名外国人，并发起零星的军事进攻。1997年6月，布尔波特命令暗杀了他的亲密伙伴宋先，以及其子女和孙子。红色高棉的中层干部推测自己或许会被杀害。布尔波特担心被抓，逃离指挥部，但很快被抓并受到审判。这个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带到一个两间的房屋中，受到警卫严密看管。这个血债累累的人间恶魔，终于尝到了报应的滋味。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对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柬埔寨的这类做法并不新鲜，与苏联以“莫须有”之名产生的几百万囚犯去开发西伯利亚别无二致。两者都打着革命的名义，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都试图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但是，都别无二致地将国家变成了囚禁民众的地狱和牢房。民众在忍饥挨饿的状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统治者驱使民众时以暴力威逼且铁石心肠，民众的生命不如蝼蚁，被极其野蛮地对待并大批死亡。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它的口号彻底背离。红色高棉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以追求公平的口号，激励着年轻人的政治狂热。而现实中，却随时随地造就巨大的腐败。在品雅特海的记录里，无论是在官员还是军队干部、普通士兵中，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掠夺民众财物的行为无处不在。品雅特海能够从里奇逃走，也正是利用了“书记”贪图一块欧米茄手表的结果——他看准了“书记”的贪心。

　　为实现领导人谵妄的目标，不顾民众疾苦强行践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造成了过多人的死亡。苏联如此，柬埔寨同样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以暴力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统治。对此，中国的思想先驱顾准有着深刻的反思。他在写于1973年8月4日的《辩证法与神学》中说，“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句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儿子，你要活下去》/[法]品雅特海 著/花城出版社,2014-1

　　27个月内，失去全家17口人和无数的朋友，一切都被夺走，只留下痛苦不堪的记忆。品雅特海的《儿子，你要活下去》，是其基于个人亲身惨痛经历的回忆录，但红色高棉的暴政统治给柬埔寨人带来的罪恶，却尽显无遗。可以说，它是一份对红色高棉的控诉书。

　　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柬共统治柬埔寨，即民主柬埔寨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惨痛的历史阶段。在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1975年4月17日会的一周，超过200万柬埔寨人从城市被赶到农村强制劳动，他们被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只有柬共高官家庭和红色高棉士兵被允许留下。大卫•钱德勒在《柬埔寨史》中称，在整个民主柬埔寨时期，全国范围内大约有200万人死于民柬的政策或行动，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大约有40万人被作为革命敌人杀害。品雅特海个人及一家的经历，显然只是柬埔寨众多罹难家庭中的一例。但是，作为受害者，他生动地展示了受难者在恐怖和暴力统治下的煎熬。

　　“组织”：操纵品雅特海一家命运的幽灵

　　上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革命，不仅以暴力方式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以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许多新词。奥威尔在其《一九八四》的后面，还专门做了一个新词解释。对于品雅特海而言，最重要的新词就是“组织”(安卡)——“组织”决定了他和几百万柬埔寨人的命运，“组织”成为了士兵为所欲为的尚方宝剑。

　　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前，一直与朗诺元帅的共和政府持续冲突。美国人4月12日撤走之后，红色高棉很快占领了金边。品雅特海曾到加拿大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回柬埔寨后在公共建设部工作，不就升为新工程设备处处长。1970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被朗诺推翻，他逃到北京，宣布支持他以前的敌人红色高棉游击队，并改口称之为解放者。由于朗诺的无能，品雅特海和一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因为其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诺，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七大卖国贼”会被处决。

　　品雅特海成立了反对朗诺的 “蜜蜂俱乐部”。参加者主要包括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以及几个反对派政治家。他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朗诺政权，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作为一个工程师，品雅特海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在新柬埔寨施展才能。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愿望就成为了泡影。

　　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了金边，人们很快听到流言，所有的城市居民将被赶到农村。三名士兵到品雅特海家门口，宣布了这一决定。一个年轻人想转身进屋拿东西，不听当兵的命令，结果被士兵用AK47步枪当场击毙。

　　很快，他们就明白，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卡)。金边很快从一座喧哗的城市，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他们亲眼看到，红色高棉的军官以“组织”需要为名，抄走了逃难者的三辆摩托车。马上，品雅特海妹妹莴齐运行李的摩托车，也被红色高棉的士兵以“组织”之名“借”走。品雅特海的菲亚特小汽车被“组织”留下，他收到一张“组织”开的收据。很快，他得到一个印象：那些士兵似乎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拒绝组织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随身携带的3000美元，没有上交。正因如此，一家人几次捱过了难关——尽管从事后来看，只是多遭了一段时间的活罪。

　　“组织”(安卡)成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但现实中有时只是红色高棉不识字或文化程度极低的官兵个人。在赶往农村途中，一个训话者多次提到“组织”：你们和过去的政权合作过，“组织”饶了你们，“组织”仁慈，宽宏大量，什么事都不应该对“组织”隐瞒，“组织”的权力机关在监视着你……

　　忍饥挨饿劳动一段时间后，品雅特海问一个结识的红色高棉军官佩奇米特一些问题，说自己想回老家。佩奇米特告诉他，“组织”(安卡)是你命运的主人，“组织”(安卡)有很多随机应变的办法，“组织”(安卡)是不可预测的，不要以为“组织”(安卡)说的就永远一成不变，“组织”(安卡)总是有理。

　　佩奇米特的描述，准确道出了“组织”的属性：它是被统治者命运的主宰;它神通广大;它可以出尔反尔;它永远不会犯错，错的只有执行者和服从者。

　　很快，品雅特海一家就领教了“组织”的不可预测和出尔反尔。到邱庄劳动三个月后，红色高棉的官员问，有没有磅士卑省和贡布省的人，愿意回到原籍村子的，因为父母原籍是磅士卑，品雅特海以为要让他们回家，于是举手。不料，却被送到了红色高棉的老巢茶胶省的斯拉玛丽。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间，一个官员问有谁是马德望来的，想不想回去。品雅特海再次举手，并说老婆和家里人都是那里的人。不料，他们一家却被送到了豆蔻。在途中，品雅特海终于明白，在邱庄时，自己说想回老家去，这是上了大当，等于自我揭发，自投罗网，被归入到有“个人主义倾向”那一类人中。

　　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品雅特海开始变“聪明了”，他虽然心生逃念，但明白必须不显山，不露水，不要有任何抱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有一次正在学习，村长说，西哈努克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叫技术专家、毕业生、前政府官员、医生、工程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别名单上登记。品雅特海“把手坚定地放在膝盖上，没举起来。”而那些走了的人，传说都被处决了，但是没有证据。只知道那些人都消失不见了。

　　由于饥饿，好几百名“新人”在村子里和平示威，由五位教师带头，抗议不给吃饱饭。品雅特海没有参加，并警告弟弟不要参与。第二天，定量发下来了。一周之后，那五个校事和一些参加抗议的村民都消失不见了。荷枪实弹的红色高棉不断在村里巡逻，夜间把他们一个个弄走害死了。

　　显而易见，“组织”(安卡)在以暴力为基础实施的红色恐怖中，不仅有“阳谋”——即硬性的强制操纵，还有“阴谋”——即“引蛇出洞”，将暴露分子一网打尽，然后铁拳镇压。如此严酷的情境中，若要求生，就必须如品雅特海所做的那样，对“组织”(安卡)的任何命令，都无条件服从，无论遭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和整治，都不吐露半句怨言，平时老老实实，心生逃念更要沉得住气，不显山不露水。正如品雅特海的父亲临死前对他的告诫：“你一定要逃出去。要装傻，什么也不要说，什么牢骚也不要发，不要和别人争辩。”

　　1975年底，品雅特海一家选择去了巴萨河边的另一个村庄。在没完没了的政治生活中，他学会了自我批评的套话，感谢组织。由于缺粮，很多人被饿死。品雅特海的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弟弟都死在了这里。红色高棉的官员告诉患病的品雅特海，他10岁的儿子苏达属于“组织”(安卡)，次日就不得不去劳动，五天之后就死了。

　　隐藏身份的品雅特海，1976年11月初被一名红色高棉的士兵认出，在得知对方准备将其消灭之后，开始了流亡之旅。他们将6岁的小儿子纳娃送到了医院，托给一个护士照顾，然后逃到了里奇。并向里奇基地营营长贿赂黄金，得以留下。

　　而品雅特海被派去耕田，因为牛跑了，队长代表“组织”(安卡)宣布， 让三个打手对他“热教育”，将其殴打了十五到二十分钟。

　　由于看不到生机，品雅特海和妻子艾尼及其女伴恩娥踏上了逃亡之旅。最终，艾尼和恩娥在一场山火中失踪，仅有品雅特海一人九死一生后逃到了泰国。

　　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

　　上世纪中期至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对峙的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国家输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两大阵营持续数十年的冷战，深刻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显而易见，品雅特海一家，成为了民柬政府实施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柬埔寨史》称，民柬政府领导人试图改变柬埔寨，以革命热情和动力取代他们认为组织国家自治和社会正义的障碍。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个人主义和人们思想深处对封建制度的偏爱，与封建制度本身都是组织革命的拦路石。他们声称，柬埔寨的穷人一直受到剥削和奴役。革命带给他们解放，胜利赋予他们权利，无论男女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集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以苏联为例，根据苏俄专家陆南泉的研究，住在苏联几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包括：1.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2.政治上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3.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4. 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另外还包括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等等，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有着更高涨的革命激情，他们要超越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柬埔寨史》253页显示，夺取政权以后几个月，波尔布特和他的同时起草了一份“旨在个领域建成社会主义”的四年经济计划，1976年9月开始实施。政府号召对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化。革命前，柬埔寨的稻米产量全国平均值为每公顷不到1吨，现在讲均产提高至原来的3倍，要达到每公顷3吨。为此要靠大范围的水利灌溉，扩大2-3倍的种植面积，延长耕作时间并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一些计划的编写者将此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想媲美，还有人把民柬的政策比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根据这一计划，棉花等作物都用于出口，赚来的钱用于发展轻工业，然后是重工业。

　　1978年，波尔布特向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15-25岁的柬埔寨乡下人，成为了反封建和反美斗争的先锋，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诉诸革命组织，视组织为他们的父母。

　　左翼暴力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激进。而激进革命的内部动力，是革命目标的升级与革命手段一次比一次激烈。较之苏联的苏维埃革命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波尔布特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手段。显然，他想成就之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建立的事业——将城市居民全部赶走，发配到偏远农村劳动，是其实现崇高理想的重要举措。然而，领导人头脑发热甚至高烧不退，将崇高的革命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并没有在地面建成一个人间乐园，而是将柬埔寨变成了人间地狱。新政权将新人赶到柬埔寨的西北地区，指望这里带头扩大柬埔寨的大米生产。但是，毫不在意这些人的生死。幸存者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冷酷的警告是，“留着你也没什么好处，失去你也没有损失”。而《儿子，你要活下去》181页显示，一个当官的在政治学习会上对挨饿的“新人”的发言是：“在新柬埔寨，有一百万人继续革命就够了。其他人，我们不需要。我们宁可杀十个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活下去。”

　　《柬埔寨史》显示，1976年初的粮食匮乏，1977年-1978年的饥荒，过了很久才传到金边的领导人那里。领导人认为，饥荒是哪些负责分发食物的干部疏于管理和被判造成的。这些人很快遭到逮捕、审讯以致处死。柬共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秘密。对于柬共正式建立的日期，柬共内部一派主张1960年，一派主张1951年。柬共两名领导人乔密和嫩顺遭逮捕。从1975年底到1979年初，1.4万人在金边郊区多斯楞的民柬审讯中被审讯、受刑和处决。这个审讯中心在面监视器以代号S-21闻名。1976年12月，党内清洗活动进一步强化。波尔布特声称1976年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曾为朗诺打仗的士兵，在越南领导时期参加柬共的人，以及那些同国外有关系的人，被称为“罪恶的病菌”。到1978年，一些党内高官，军队指挥员和东区官员，只要在3个人的认罪书中被提到名字，就会被列为嫌疑对象。那些受指控的人又会提到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此继续下去。 直到1977年9月底，波尔布特才在金边广播电台5个小时的发言中公开宣布了柬共的存在。

　　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们成为了所有柬埔寨人的公敌。1978年圣诞节，十多万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欢迎越南人的占领，接受由侵略者迅速组件的政府，要比此前的政府好。”“不是因为他们宁愿遭受侵略也不愿意自治，而是因为越南的入侵终结了民柬政府”(《柬埔寨史》266页，269页。 )由此可见，红色高棉的残酷统治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

　　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

　　斯大林、波尔布特的极权主义，都是以一个崇高的目标为口号，用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强迫命令个人无条件的服从。由于有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方式，造成的危害极其巨大。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夺取权力之后的胡作非为，也正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激烈“竞争”，超越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人间乌托邦，“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波尔布特及其同伙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柬埔寨史》显示， 1994年，红色高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数千名追随者向政府投诚。红色高棉领导人冥顽不化，隐藏域丛林中。他们仍然领导着超过5000人的武装部队。随着1994-1995年泰国支持的减少，投诚人数不断增加，而红色高棉也变得更为暴力，他们屠杀木材工人，绑架和杀害6名外国人，并发起零星的军事进攻。1997年6月，布尔波特命令暗杀了他的亲密伙伴宋先，以及其子女和孙子。红色高棉的中层干部推测自己或许会被杀害。布尔波特担心被抓，逃离指挥部，但很快被抓并受到审判。这个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带到一个两间的房屋中，受到警卫严密看管。这个血债累累的人间恶魔，终于尝到了报应的滋味。

　　在《九三年》中，雨果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惨痛的历史过后，这样的常识应当成为人们反思的起点。再崇高的理想，一旦在现实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无法弥补的损失，那么它就一钱不值，毫不足惜。 以理想的名义，在现实中攫取私利并酿成人间惨剧，则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谓辉煌的事业，如果是以千百万无辜者不断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作为实验，操作者就是最凶残的恶魔——无论他声称自己的动机多么高尚和纯洁。

　　对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柬埔寨的这类做法并不新鲜，与苏联以“莫须有”之名产生的几百万囚犯去开发西伯利亚别无二致。两者都打着革命的名义，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都试图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但是，都别无二致地将国家变成了囚禁民众的地狱和牢房。民众在忍饥挨饿的状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统治者驱使民众时以暴力威逼且铁石心肠，民众的生命不如蝼蚁，被极其野蛮地对待并大批死亡。

　　这样的现实，显然与它的口号彻底背离。红色高棉在崇高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以追求公平的口号，激励着年轻人的政治狂热。而现实中，却随时随地造就巨大的腐败。在品雅特海的记录里，无论是在官员还是军队干部、普通士兵中，贪污受贿比比皆是，掠夺民众财物的行为无处不在。品雅特海能够从里奇逃走，也正是利用了“书记”贪图一块欧米茄手表的结果——他看准了“书记”的贪心。

　　为实现领导人谵妄的目标，不顾民众疾苦强行践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巨大灾难，造成了过多人的死亡。苏联如此，柬埔寨同样如此。而这一切，都源自以暴力为基础的极权主义统治。对此，中国的思想先驱顾准有着深刻的反思。他在写于1973年8月4日的《辩证法与神学》中说，“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句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