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赎金：东西德之间的人权交易

　　在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长达26年的赎金交易，这就是在冷战期间，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秘密人权交易——西德用外汇和物资赎买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囚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

　　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去年，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德国政府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的瑞林格尔(Ludwig Rehlinger)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

　　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距今已经50年了。这次人权交易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

　　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和交易，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地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使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

　　铁幕后面的黑暗

　　上世纪50年代的东德，其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

　　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Bauzen)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

　　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大门上的横幅上写道“实现党的教导，改造每一个人是值得的!”监狱建筑的墙体全是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

　　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1.5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镣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镣。

　　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比如哲学家巴若(Rudolf Bahro)在西方出版了《选择》，被判8年监禁。)、“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和“叛逃罪”等等。

　　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沙石里用作建筑材料。

　　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Schmidt Reitwein)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

　　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

　　慈善事业

　　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Barzel)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教会事务B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freikauf)这个词,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

　　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

　　尤尔根·斯坦格(Jürgen 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表示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

　　灰色的命运游戏

　　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他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单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人。

　　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瑞林格尔的回忆却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中回忆道，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Seider)，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了，赛德尔才终于获得自由。

　　神奇大巴

　　赎救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客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政治犯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

　　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州的客车营运商莱西尔特(Reichert)，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的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HU-X3，在东德境内则是 IA-48-32。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避开热闹，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是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越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营。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 Koch)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到，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士兵，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自由世界。

　　还有一位叫基尔希(Uta Giersch)，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

　　显然，这些获得自由的东德人都曾经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后，被西德赎救的鲍伊尔斯菲尔德(Alexander. W. 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还能记起当年佛格尔律师在他和别人被送往西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肯定会认识我，我是律师佛格尔。你们要开心，因为你们坐在这辆巴士上，这里不需要去柏林东站或者库档大街的车票。你们将直接去吉森，那里等待你们的不是宪法保护委员会，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师。……你们不要去斯普林格尔出版社，不要让人知道还在这里坐牢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出现在报纸上，如果那样我将保护不了你们。那时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手里拿着红色铅笔，在我眼前笑着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划掉。”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 ，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

　　赎金去了何处?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道德问题。“谁违反了道德律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者的人?”

　　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换，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好过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治局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

　　通过这种方式，波恩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

　　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另一个是斯塔西(国安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

　　其实，这笔钱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

　　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得号啕大哭。”

　　自由的代价

　　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主要是为了不惊吓昂纳克、米尔克他们，以致影响到后来的赎买自由行动。对于东德当局而言，他们只是需要钱。还有那些间谍交换的过程细节，涉及到许多现在还活着的人，所以在今天都不能透露。

　　1992年6月3日，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重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达2500多人。

　　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得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

　　在交易过程中，西德政府公开支出的赎金为34亿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几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习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雄伟，而是以一种沉重而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Gauck)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

　　在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长达26年的赎金交易，这就是在冷战期间，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秘密人权交易——西德用外汇和物资赎买在东德监狱里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囚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

　　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去年，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德国政府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的瑞林格尔(Ludwig Rehlinger)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

　　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距今已经50年了。这次人权交易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

　　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和交易，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地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使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

　　铁幕后面的黑暗

　　上世纪50年代的东德，其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

　　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Bauzen)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

　　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大门上的横幅上写道“实现党的教导，改造每一个人是值得的!”监狱建筑的墙体全是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

　　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1.5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镣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镣。

　　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比如哲学家巴若(Rudolf Bahro)在西方出版了《选择》，被判8年监禁。)、“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和“叛逃罪”等等。

　　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沙石里用作建筑材料。

　　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Schmidt Reitwein)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

　　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

　　慈善事业

　　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Barzel)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教会事务B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freikauf)这个词,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

　　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

　　尤尔根·斯坦格(Jürgen 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个消息。于是，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表示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

　　灰色的命运游戏

　　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他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单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人。

　　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金额的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Vogel)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把赎金压到最低。”

　　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赎金，而且是现金。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那是1963年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峰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接出来，同时，瑞林格尔要把全额赎金交给他。

　　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Stange)坐车去邻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Lehrter)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时，“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子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订交换日程。

　　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方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他可以骄傲地回答，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富有呢?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

　　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应该属于灰色的。”

　　瑞林格尔的回忆却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中回忆道，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Seider)，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了，赛德尔才终于获得自由。

　　神奇大巴

　　赎救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客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政治犯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

　　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州的客车营运商莱西尔特(Reichert)，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的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HU-X3，在东德境内则是 IA-48-32。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避开热闹，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是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越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营。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 Koch)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到，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士兵，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自由世界。

　　还有一位叫基尔希(Uta Giersch)，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

　　显然，这些获得自由的东德人都曾经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后，被西德赎救的鲍伊尔斯菲尔德(Alexander. W. 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记者的访问时，还能记起当年佛格尔律师在他和别人被送往西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肯定会认识我，我是律师佛格尔。你们要开心，因为你们坐在这辆巴士上，这里不需要去柏林东站或者库档大街的车票。你们将直接去吉森，那里等待你们的不是宪法保护委员会，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师。……你们不要去斯普林格尔出版社，不要让人知道还在这里坐牢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出现在报纸上，如果那样我将保护不了你们。那时就会有人来找我，他们手里拿着红色铅笔，在我眼前笑着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划掉。”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 ，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

　　赎金去了何处?

　　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道德问题。“谁违反了道德律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者的人?”

　　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换，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好过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治局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

　　通过这种方式，波恩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

　　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另一个是斯塔西(国安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

　　其实，这笔钱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

　　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得号啕大哭。”

　　自由的代价

　　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主要是为了不惊吓昂纳克、米尔克他们，以致影响到后来的赎买自由行动。对于东德当局而言，他们只是需要钱。还有那些间谍交换的过程细节，涉及到许多现在还活着的人，所以在今天都不能透露。

　　1992年6月3日，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重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达2500多人。

　　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得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

　　在交易过程中，西德政府公开支出的赎金为34亿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几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习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雄伟，而是以一种沉重而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Gauck)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