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主义是福是祸?

　　一

　　在那些追踪了前文论证的读者看来，本章的标题似乎多余;从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族主义对人类来说只是祸，没有福。另一方面，在某些有批评思维的人看来，那种被人骂为祸害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对真正的民族主义凭空臆造的漫画式讽刺，而真正的民族主义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人类来说，只有福，没有祸。

　　关于后面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坦率地承认，很大程度依赖于术语的定义。我们完全知道，尽管我们认真努力说得准确，避免模棱两可，但我们自己也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曾用它来指称一个实际的历史过程，亦即确立民族群体作为政治单位的过程，从部落和帝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我们还用同一个词来描述一种当代的大众信仰，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有着固有价值和卓越之处，以至于需要你把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忠诚奉献给它，并特别给予它最高的宗教崇拜。

选自《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美]卡尔顿·海斯 著，秦传安 译，中华书局2022年7月1日。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祸是福，我们不想发表意见。我们读过不少历史，足以让我们变得胆怯——即便不是谦卑的话——对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不敢作出道德判断，或者不敢以其为基础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为它感到遗憾和对它加以责难，对我们来说纯粹是学术消遣;就算我们愿意，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撤销;我们肯定不可能把所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推倒重来，而如今这些因素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里已经无可挽回地把城邦、封建国家和帝国转变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赞扬或责怪的恰当主体;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不应该祝福或诅咒的事实，就像人有两条腿、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事实一样。

　　但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则属于另外的类别。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只有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除外——批评这种民族主义就像批评其他任何流行信条一样合适，比方说基督教、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判断一切活着的、正在生长的树，都应当根据它们结出的果实;就算合我们的口味，任何一棵树，只要结出恶果，就应当设法把它砍倒，或者至少是要在这棵树上嫁接善果。正是针对作为一种当代流行信念的民族主义，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它究竟是祸是福?回到本章的第一段话，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据它所结出的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果实来判断，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应当予以诅咒的 ——并且要加以救治。

　　当然，还是有这样的可能：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就像某些作者那样——来表示“健康有益的民族爱国主义”，来描述民族生活中并不激发战争、军国主义和不宽容的某些规诫和实践。但是我们不要通过言辞上的诡辩来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承认存在一种失控而无耻的民族主义，它会结出恶果，是一种祸，我们就会很高兴地承认，可能有一种温和友善的民族主义，它会大量结出善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慰藉和祝福。

　　尽管对于认为我们“漫画式夸张”民族主义的指控，我们都应当坚持不懈地作“无罪”辩护，并始终带着清白的良心，但我们乐意承认，我们对民族主义信仰和工作的阐述，到目前为止几乎完全只涉及它恶的一面。公正而公平的做法是，在我们结束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应当问自己：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或者说是不是能获得——善的一面?即使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祸，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福?

　　二

　　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今天的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已经劳心费力地解释的那样，是一种新奇的、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但它的根远远延伸到了过去。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民族群体的成分——与人的栖息地一同扩张，比任何成文历史还要古老。原始部落是民族群体，古代城邦在民族群体之内发展，古代帝国囊括民族群体，中世纪文化区包含民族群体，现代国家是用民族群体建造起来的。在人类经验中，民族群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意识无处不在，十分普遍，一直如此，而且十之八九还会继续如此。因为，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是群居性的两个方面，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而且连续不断地在人类身上产生效力的本能，或诸多本能的综合体。就像任何本能一样，群居性也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导，但不可能被压制;尽管民族群体的群居性可以转变为阶级或种族的群居性，但这样的事件可能性甚小。

　　千百年来，民族群体是人类群居性的一种恒久不变的表达，这使得我们对于在公元 20 世纪用其他形式的群居性取而代之的机会不可能感到乐观。它承载了人民大众太过珍贵的感情、愿望和情绪。正如范亨讷普教授所指出的：“事实依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观念、情绪和愿望的组合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民族群体;这一现象不可能通过任何论证或任何程序予以消除，哪怕是通过经济借口和经济成就也不能。直接的观察结论证明，只要自由选择得到确保，物质条件达到正常标准，经济利益便会屈从于情感。爱情是这样，民族主义亦复如是;情感排在第一位，只有在一次打击之后，你才会试着对它进行理性思考……只有对民族群体的赘生物，有意识的控制才可以发挥作用。”

　　据大多数研究这个课题的当代学者说，民族意识不仅是自然的和本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和有用的，应当促进，而不是压制。即便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希望摆脱它。用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的话说，民族爱国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民族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也是有道理的”。许许多多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的捍卫者提出两个主要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首先，民族群体拥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因为它抵御了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其次，民族群体拥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一个论点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倡导者无疑是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先生，我们不妨用他自己的话恰当地展示他的论点：

　　事实上，正确地看，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教育概念。它对自尊是一种保护，抵御着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潜在进攻。它是欠发达的弱小民族手里的弹弓，抵抗着物质进步这个巨人歌利亚。…… 民族主义之恶是沙文主义，我们当中总是有一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准备好对沙文主义的彰显伸出警告的手指。国际主义之恶是个性的衰落和彻底消失，终结于一种类型的性格和社会生活——善良的保守主义者本能地痛恨它，但很少有足够的耐心来描述它。幸运的是，我们有马克 · 赛克斯先生。他是个政治写作者，有一种特殊的天赋：把他的憎恶裹在他生动活泼的描述性作品中;在他关于近东的著作中，英国读者可以找到一些精神堕落的最佳实例(可能与来自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实例不相上下)——这种堕落发生在那些追求“进步”和普世主义的人的身上，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的自然精神遗产的联系。……在落后和弱小民族当中，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明智地促进民族主义，维护民族传统和共同生活，作为一所培养品格和自尊的学校。

　　正是对于这个关于无根之人的问题，民族群体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民族群体是一种社会力量，能够维护他们与过去的联系，让更高生活的火花和无可替代的自尊在他们身上保持活跃——如果没有这些，一切宣称的美好理想都只是发出响声的铜管乐器或叮当作响的铙钹。它是一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力量，因为它的吸引力是本能的和普遍的……民族群体不只是一种信条、学说或行为规则，它是一种本能的归属;它唤起一种氛围：一些珍贵的记忆，消失的父母和朋友，古老的习俗，敬畏，家园，以及一种生命短暂、转瞬即逝的感觉。这种氛围，作为古往今来代复一代的联系纽带，向后和向前延伸。“人们可以改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政见，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哲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说，“他们不可能改换他们的祖先。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想不再是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只能不再存在。”

　　齐默恩先生的结论是：“通向国际主义之路经过民族主义，不是通过把人们降低到灰色模糊的普世主义，而是通过诉诸各民族集体遗产中最好的成分。”

　　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民族主义是抵御精神堕落的一种保护这个论点，那就是简单地说：“博爱始于家门。”有的人爱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鄙视个体的人，我们有理由不信任这样的人——他们空谈太多自己对人类的责任，以至于没有时间帮隔壁邻居的忙。民族群体可能是一个足够明确、范围有限的领域;在这里，个人可以训练自己运用某些长处 ——这些长处可以直接服务于身边的同伴，而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种族的利益。同样也有可能，正如齐默恩先生所暗示的那样，民族群体是抵御物质侵犯的一种精神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多地鼓励所谓“落后”民族，并使之能够终结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最终会拯救整个世界，使之免于沦为资本与劳工冲突的战场。

　　关于民族群体的文化价值，过去一百年里人们有过大量著述。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透支和夸大了。文学家，甚至还有学者，经常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将一种独特文化的构成归因于民族群体——把它归因于国际性宗教的影响，或者世界性的工业技术革命，可能更恰当一些。但是，在酌情考虑错误和夸大之后，我们还是要承认，古往今来，民族群体一直是人类差异的伟大保存者;这些差异体现在建筑、文学、雕塑、绘画艺术、音乐、舞蹈以及人类文明的一切审美表现上，还体现在丰富着人类存在的思维方式上，以及美化着人类生活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对于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几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群体毫无疑问做出过、而且至今还在做出重要的特殊贡献;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由于做出贡献的民族群体之间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竞争，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变得更加巨大。

　　此外，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差异和对比，而我——仅就我而言——由衷地赞同那些对单调乏味的一致性前景深感厌恶的人：从纽约到新加坡、从赫尔辛基到瓦尔帕莱索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千篇一律。我并不乐意希望看到，我在国内已经习以为常的每个文明的标志，都可以在法国、荷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阿比西尼亚和日本，如同拍照一样复制出来。我一点也不喜欢绝对的统一，如果一边是一致性，另一边是当今这个时代某些普世主义商人所说的“无效率”，那么，我的赞成票可以计在“无效率”的那一边。尤其是今天，当工业革命到处摧毁地方色彩，与在欧洲和美洲一样，在亚洲、非洲堆起同样的砖块和钢筋水泥，当世界各地的酒店以同样的方式端上从开胃小菜到咖啡都一模一样的正餐，当人们普遍穿着同样丑陋的服饰行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民族主义依然在坚持，依然在履行它令人愉快、有益健康的职能——鼓励文明和文化上一些至少是次要的差别——这的确令人欣慰。

　　鉴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和精神价值，鉴于其本能的和普遍的特征，那么，宣扬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似乎就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幻想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执迷不悟和判断错误。某种类型的国际主义或许是可欲的和可获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民族群体之友们的意见，并用现有民族群体、甚至是现有民族主义的积木，来搭建我们未来的国际主义，那么，我们应该要理性、务实一些 。

　　民族群体的品质和特性，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很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活力。不像民族意识，这一制度既不是本能的，也不是永恒的。它主要是现代的发明创造，明显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时尚。在整个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上，它的出现是如此偶然，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像对待民族群体那样，以同样程度的信念，断言只要人性依然不变，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当代民族国家在扎根历史、深入人性上所欠缺的，在其分枝广泛、花繁叶茂上得到了补偿。近来民族国家的生长是如此茁壮蓬勃，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天之内把这棵大树砍倒。我们如今完全生活在它的树荫下，以至于大概也没有一个人希望砍倒它。

　　那些导致民族国家逐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政治统一给一个说共同语言的民族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依然很明显。对各国政府来说，用单一的语言处理它的事务肯定是一种方便和好处，很难看出，在一个由很多五花八门的民族群体构成的国家，我们倾心以待的政治民主怎么能有利地施行。一直存活到 1918 年的老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雄辩的证据，证明了政治民主与民族分裂的不相容性。很难想象，全民正规教育——我们如今一视同仁地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它和政治民主——在一个多语言的帝国如何迅速有效地确保。要实现全民识字和人民主权的当代理想，民族国家远比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加合适。

　　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力量之源属于经济环境。正是新兴的民族国家，最充分地利用了 16 世纪的商业和金融革命，以及年代更近的工业革命;在今天，普通的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农场主和工人都指望民族国家对经济加以引导和控制。很有可能，到最后，工业主义的国际主义方面，甚至普世主义方面，将会压倒性地凌驾于其民族主义方面之上，而且，接下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和摆脱像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约束和限制的政治制度，不过至少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很遥远。当代劳工运动不是普世性的，而且，它只是在一个纯精神的意义上才是国际性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它基本上是民族性的。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尽管有国际性的计划和普世性的口号，但它本质上是民族性的：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传播它的学说;它与民族主义者合作，一起摧毁帝国;当它登上政治权力的宝座时——就像在俄国那样——它就会提升、而不是贬低民族国家。布尔什维克俄国只不过提供了国家主义的一个最近的和最极端的实例——它追随民族国家，光荣地扩大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不只是对于今天的大众教育和政治民主，而且对于明天的社会化趋势和经济平等主义，也是如此。

　　此外，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所聚焦的，正是民族国家。某种性质或种类的爱国主义自史前时期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的标志。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巨大力量和强度的情感因素。事实上，它是忠诚的一个方面，是那种备受珍视的人类属性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一属性，使人类的群居性变得更加便利，并把人的生活和存在社会化了。正常人一直忠诚于、而且无疑还会一直忠诚于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爱国主义就像性一样，很容易滥用，但它对种族的生命来说是必须的，它能够激发最美好的情感和最高贵的行为。

　　在现代，爱国主义这一巨大的生命和情感的力量应当完全被民族国家占用——这既是赞颂民族国家当前的吸引力，也是颂扬它未来威力的预兆。民族爱国主义可能比地方爱国主义更具人为性;可能需要想象力的巨大延伸，才能让你爱一个距离你的出生地三千英里之遥的地区，就像爱你的故土家园一样。但是很明显，现代人的想象力可以极大地延伸，人为性不是对抗有效性的最终证据。事实把这样一个观点强加给了我们：爱国家如今意味着爱所有臣服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土地，爱国家体制如今表示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府，爱你的同胞如今指的是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同胞。一言以蔽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了忠诚于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同义词。这种爱国主义的极致是一个终极证据，证明了民族主义不可能——即便它应该——马上废除;而且，正相反，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将来还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三

　　在民族群体原始的流行原则中，在现代民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中，民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不可能被马上击退或彻底击溃。然而，除非我们沉着镇静地期望看到一个变得更加糟糕的世界，否则我们就应当热切地期望民族主义的某种缓和。因为在当今的民族主义中，存在着严重的滥用，除非予以消除或补救，否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滥用会让各个民族群体和各个民族国家陷入疯狂和毁灭。

　　民族主义中有一些恶，很多批评者都承认这一点。莱基和阿克顿勋爵都成长于自由主义的传统，都在 19 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著述，都引人注目地为辽阔帝国有益的教化影响辩护，害怕一个分裂为碎片式民族国家的世界所导致的“狭隘思维”和不宽容;如果说，他们当中一个人主要是害怕大英帝国出现一次民族主义的解体，那么另一个人的主要动机则是出于民族主义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两个人都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项危险的、破坏性的原则，将会让帝国变得不可能，把政府降低到荒唐的程度，最后以普遍的混乱而告终。然而，今天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另外一些恶，其中一些与莱基和阿克顿勋爵所发现的恶直接针锋相对。现如今，最让人担忧的，不是政府的削弱，而是政府不恰当的加强，不是帝国主义的终结，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生，不是普遍的混乱，而是一连串的国际战争，高度组织化，高度有效率，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然而，那些在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整个复合体中觉察到这些恶的当代批评者并不同意把这些恶主要与复合体的确切部分联系在一起。西德尼·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战争——民族主义最大的祸害—— 是民族群体与爱国主义联姻的结果。“爱国主义或民族群体，”他说，“从来都不曾比今天更加顽固和猜忌……对那些相信一个普遍和平的时代正在到来、并为此梦想、为此工作的人，我要说：‘民族主义，这里面有敌人。’……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通过不断侵蚀和消灭民族情感，并因此用博爱共存取代爱国主义，或借助道德价值、判断和人类本能的转变——舍此别无他途——普遍和平可能作为世界范围的专制主义的结果而出现。”另一方面，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坚持认为：“说民族主义是战争的原因是对术语的公然滥用;那是有病的和堕落的民族主义。它是骄傲、野心、自私和过度的权力欲。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所谓矛盾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激情与自制之间、疯狂与理性之间、智慧与愚蠢之间的永恒矛盾。”

　　与奥克史密斯先生针锋相对、但与布鲁克斯也略有不同的是，J.M. 罗伯逊先生和诺曼·安吉尔先生认为，民族情感的根源在于一切民族间的敌意。他们一个声称这种情感纯粹是一种幻觉，另一个认为它是一种缺乏控制的非理性本能。托斯丹·凡勃伦先生和 J.A. 霍布森先生把民族爱国主义与战争的经济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它被用作一种理想主义的伪装，来掩盖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促进特定阶级和特定人员的私利。

　　然而，齐默恩先生颂扬民族情感，赞美某种类型的民族爱国主义，然后主张：只有当它完全脱离国家并局限于社会和教育领域时，民族群体才是一项安全而明智的原则。

　　斯托克斯指出，齐默恩先生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写作，心里装着犹太人的问题，随后补充道：“毕竟，爱尔兰人和印度人从穆勒和马志尼那里得到的慰藉比从马克思和齐默恩教授那里得到的更多。对于阻止欧洲战争，饶勒斯的理性民族主义比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上的反民族主义贡献更大。如果我们的国家太大，就让我们试着让它们变得更小一些;如果它们太过自豪，就让我们试着刺痛它们的傲慢。但任何人如果试图无视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真理，都将一无所获，这个真理就是：政治边界必须主要由相关居民的愿望和偏好来决定。”齐默恩先生对民族群体的赞扬我们或许会认可，但对我们来说，更难同意他所提议的民族群体与政治分离是切实可行的。在断言民族主义之恶源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他可能是对的 —— G. 洛斯·狄金森先生和伯特兰·罗素先生简明有力的著作倾向于证明他的观点——但民族国家是今天的一个事实，就像民族群体这个更古老的事实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把民族群体局限于教育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中;总而言之，它如今和现代国家 —— 民族国家 —— 的存在理由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用不着进一步追踪这些批评者的观点了。更多地介绍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只会让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要探索——民族主义的恶和滥用——而陷入一项令人困惑的、非常次要的研究：这些恶与滥用的确切来源。眼下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对我们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些成分没有一项本身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好的或坏的;每个成分都可以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也都容易被滥用。从本质上说，今天赋予这项或那项成分——或许是所有三项——以邪恶外表的，是它们在民族主义的这个新三位一体中的密切关联。认识不到这个事实，大概是一个最貌似有理的解释——这解释了最近论述这个主题的批评者和学者之间的分歧。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影响的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是严重的滥用和罪恶的不可分割的来源。

　　概括起来，这些严重的罪恶和滥用是什么呢?首先是排外和狭隘的精神，民族国家通过国立中小学、国家军队和国家新闻媒体的教育，通过民族爱国主义的社会压力，在其公民当中反复灌输这样一个幻想：他们自成一个世界，自给自足。民族国家还向他们宣扬：他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一个特殊的民族;比起他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应当更加珍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所拥有的东西。这种排外和狭隘的精神，之所以茁壮成长，靠的是——反过来也养育了——一种荒唐可笑的自鸣得意，一种很危险的无知，以及一种毫无批判力的骄傲;只有——如果真有什么方法的话——痛揍一顿，才能减少这种骄傲。

　　其次，民族主义鼓励千篇一律。它规定了民族的艺术模式、民族的思想规范和民族的行为准则，而且它预期每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居民都会遵守这些。个体差异，阶级差异，宗教差异，都同样被认为是不幸的;有天才的个人是可疑的，尤其是如果他的天才表现在批评民族一致性上的话。如果说，民族群体对于阻止整个世界沦为单调乏味的千篇一律有所贡献，那么，民族主义在一个民族群体之内做了更多的工作，用它自己的单调灰色覆盖地方色彩。

　　第三，民族主义增强了平民大众的顺从。作为接受国民培养和毕生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他们往往很少质疑他们的民族、国家、政府或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环境的幸运特征。

　　只要有一位领袖就民族爱国主义事业向他们发出呼吁，他们就准备毫不怀疑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位领袖，着手进行他决心要做的任何事情。打着民族权利、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名号，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牺牲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抛弃他们自己的个人尊严。他们乐意以本民族自由的名义剥夺本国公民的自由，夺走其他民族群体的自由。他们有着最高程度的意愿去相信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这种相信的意愿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此类宣传的欺骗，从而支持帝国主义和战争。

　　第四，当前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把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和备战上。战争是一个民族群体的这样一项历史传统：在当前条件下，民族国家尽最大努力让它在其公民的头脑和心灵里依然保持活跃。在民族的先贤祠里，军事英雄高居于科学、艺术和学术英雄之上。棒球、板球或麻将可能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全民游戏，但是，民族战斗则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主义者最大、最好的运动。人民为了这场伟大的战斗运动受到的训练越多，他们就越是神化军人;越是珍视对祖先英武勇猛的记忆，他们也就越不愿意投入时间和思考，用于社会改革和持久和平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民众对某个教育或经济问题的兴趣，在遭遇民族主义军事“防御”的火热激情时，总是多么迅速地消失得无踪无影。

　　从上文提到的民族主义总体上的恶与滥用，便得出了前面几章详细讨论过的那些具体的恶与滥用——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重新组织这几章的材料，从中推导出民族主义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宗恶，分别是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宽容。

　　对同胞不宽容的态度和行为;深信本民族的帝国使命，而以牺牲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动辄挑衅并击倒其他民族的习惯;对过去的战争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热火朝天地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无视当下的国内问题;乐意被自封的爱国者领导和指引;对于在思想或行动上不同于本国同胞感到缺乏自信甚或是恐慌;由于对别人的全然无知和对自己及本民族的过度自豪而导致的排外和狭隘的精神：这些全都是当代民族主义普遍盛行的方面。如果民族主义不在这些方面有所弱化，它对子孙后代将绝对是一个祸害。

　　一

　　在那些追踪了前文论证的读者看来，本章的标题似乎多余;从已经讨论过的内容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族主义对人类来说只是祸，没有福。另一方面，在某些有批评思维的人看来，那种被人骂为祸害的民族主义，不过是对真正的民族主义凭空臆造的漫画式讽刺，而真正的民族主义对目前发展阶段的人类来说，只有福，没有祸。

　　关于后面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坦率地承认，很大程度依赖于术语的定义。我们完全知道，尽管我们认真努力说得准确，避免模棱两可，但我们自己也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曾用它来指称一个实际的历史过程，亦即确立民族群体作为政治单位的过程，从部落和帝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过程。我们还用同一个词来描述一种当代的大众信仰，也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有着固有价值和卓越之处，以至于需要你把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的忠诚奉献给它，并特别给予它最高的宗教崇拜。

选自《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美]卡尔顿·海斯 著，秦传安 译，中华书局2022年7月1日。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究竟是祸是福，我们不想发表意见。我们读过不少历史，足以让我们变得胆怯——即便不是谦卑的话——对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不敢作出道德判断，或者不敢以其为基础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民族主义，是巨大的和长期持续的，为它感到遗憾和对它加以责难，对我们来说纯粹是学术消遣;就算我们愿意，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撤销;我们肯定不可能把所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因素——个人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推倒重来，而如今这些因素在过去许多个世纪里已经无可挽回地把城邦、封建国家和帝国转变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赞扬或责怪的恰当主体;它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不应该祝福或诅咒的事实，就像人有两条腿、地球围绕太阳转这样的事实一样。

　　但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则属于另外的类别。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只有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除外——批评这种民族主义就像批评其他任何流行信条一样合适，比方说基督教、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判断一切活着的、正在生长的树，都应当根据它们结出的果实;就算合我们的口味，任何一棵树，只要结出恶果，就应当设法把它砍倒，或者至少是要在这棵树上嫁接善果。正是针对作为一种当代流行信念的民族主义，我们才提出这个问题：它究竟是祸是福?回到本章的第一段话，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断言：根据它所结出的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果实来判断，我们已经指出的那种作为一种信念的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应当予以诅咒的 ——并且要加以救治。

　　当然，还是有这样的可能：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就像某些作者那样——来表示“健康有益的民族爱国主义”，来描述民族生活中并不激发战争、军国主义和不宽容的某些规诫和实践。但是我们不要通过言辞上的诡辩来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承认存在一种失控而无耻的民族主义，它会结出恶果，是一种祸，我们就会很高兴地承认，可能有一种温和友善的民族主义，它会大量结出善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慰藉和祝福。

　　尽管对于认为我们“漫画式夸张”民族主义的指控，我们都应当坚持不懈地作“无罪”辩护，并始终带着清白的良心，但我们乐意承认，我们对民族主义信仰和工作的阐述，到目前为止几乎完全只涉及它恶的一面。公正而公平的做法是，在我们结束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应当问自己：民族主义是不是有——或者说是不是能获得——善的一面?即使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祸，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福?

　　二

　　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今天的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已经劳心费力地解释的那样，是一种新奇的、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但它的根远远延伸到了过去。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民族群体的成分——与人的栖息地一同扩张，比任何成文历史还要古老。原始部落是民族群体，古代城邦在民族群体之内发展，古代帝国囊括民族群体，中世纪文化区包含民族群体，现代国家是用民族群体建造起来的。在人类经验中，民族群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意识无处不在，十分普遍，一直如此，而且十之八九还会继续如此。因为，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是群居性的两个方面，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而且连续不断地在人类身上产生效力的本能，或诸多本能的综合体。就像任何本能一样，群居性也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导，但不可能被压制;尽管民族群体的群居性可以转变为阶级或种族的群居性，但这样的事件可能性甚小。

　　千百年来，民族群体是人类群居性的一种恒久不变的表达，这使得我们对于在公元 20 世纪用其他形式的群居性取而代之的机会不可能感到乐观。它承载了人民大众太过珍贵的感情、愿望和情绪。正如范亨讷普教授所指出的：“事实依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观念、情绪和愿望的组合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民族群体;这一现象不可能通过任何论证或任何程序予以消除，哪怕是通过经济借口和经济成就也不能。直接的观察结论证明，只要自由选择得到确保，物质条件达到正常标准，经济利益便会屈从于情感。爱情是这样，民族主义亦复如是;情感排在第一位，只有在一次打击之后，你才会试着对它进行理性思考……只有对民族群体的赘生物，有意识的控制才可以发挥作用。”

　　据大多数研究这个课题的当代学者说，民族意识不仅是自然的和本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和有用的，应当促进，而不是压制。即便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希望摆脱它。用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的话说，民族爱国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民族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也是有道理的”。许许多多民族群体和民族意识的捍卫者提出两个主要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首先，民族群体拥有巨大的精神价值，因为它抵御了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其次，民族群体拥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第一个论点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倡导者无疑是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先生，我们不妨用他自己的话恰当地展示他的论点：

　　事实上，正确地看，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教育概念。它对自尊是一种保护，抵御着物质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潜在进攻。它是欠发达的弱小民族手里的弹弓，抵抗着物质进步这个巨人歌利亚。…… 民族主义之恶是沙文主义，我们当中总是有一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准备好对沙文主义的彰显伸出警告的手指。国际主义之恶是个性的衰落和彻底消失，终结于一种类型的性格和社会生活——善良的保守主义者本能地痛恨它，但很少有足够的耐心来描述它。幸运的是，我们有马克 · 赛克斯先生。他是个政治写作者，有一种特殊的天赋：把他的憎恶裹在他生动活泼的描述性作品中;在他关于近东的著作中，英国读者可以找到一些精神堕落的最佳实例(可能与来自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大陆——的实例不相上下)——这种堕落发生在那些追求“进步”和普世主义的人的身上，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的自然精神遗产的联系。……在落后和弱小民族当中，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明智地促进民族主义，维护民族传统和共同生活，作为一所培养品格和自尊的学校。

　　正是对于这个关于无根之人的问题，民族群体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民族群体是一种社会力量，能够维护他们与过去的联系，让更高生活的火花和无可替代的自尊在他们身上保持活跃——如果没有这些，一切宣称的美好理想都只是发出响声的铜管乐器或叮当作响的铙钹。它是一种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力量，因为它的吸引力是本能的和普遍的……民族群体不只是一种信条、学说或行为规则，它是一种本能的归属;它唤起一种氛围：一些珍贵的记忆，消失的父母和朋友，古老的习俗，敬畏，家园，以及一种生命短暂、转瞬即逝的感觉。这种氛围，作为古往今来代复一代的联系纽带，向后和向前延伸。“人们可以改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政见，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哲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说，“他们不可能改换他们的祖先。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想不再是犹太人、波兰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只能不再存在。”

　　齐默恩先生的结论是：“通向国际主义之路经过民族主义，不是通过把人们降低到灰色模糊的普世主义，而是通过诉诸各民族集体遗产中最好的成分。”

　　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民族主义是抵御精神堕落的一种保护这个论点，那就是简单地说：“博爱始于家门。”有的人爱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鄙视个体的人，我们有理由不信任这样的人——他们空谈太多自己对人类的责任，以至于没有时间帮隔壁邻居的忙。民族群体可能是一个足够明确、范围有限的领域;在这里，个人可以训练自己运用某些长处 ——这些长处可以直接服务于身边的同伴，而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种族的利益。同样也有可能，正如齐默恩先生所暗示的那样，民族群体是抵御物质侵犯的一种精神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多地鼓励所谓“落后”民族，并使之能够终结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最终会拯救整个世界，使之免于沦为资本与劳工冲突的战场。

　　关于民族群体的文化价值，过去一百年里人们有过大量著述。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透支和夸大了。文学家，甚至还有学者，经常陷入这样一个错误：将一种独特文化的构成归因于民族群体——把它归因于国际性宗教的影响，或者世界性的工业技术革命，可能更恰当一些。但是，在酌情考虑错误和夸大之后，我们还是要承认，古往今来，民族群体一直是人类差异的伟大保存者;这些差异体现在建筑、文学、雕塑、绘画艺术、音乐、舞蹈以及人类文明的一切审美表现上，还体现在丰富着人类存在的思维方式上，以及美化着人类生活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对于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几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群体毫无疑问做出过、而且至今还在做出重要的特殊贡献;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由于做出贡献的民族群体之间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竞争，这一世界文明的公共储藏变得更加巨大。

　　此外，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差异和对比，而我——仅就我而言——由衷地赞同那些对单调乏味的一致性前景深感厌恶的人：从纽约到新加坡、从赫尔辛基到瓦尔帕莱索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千篇一律。我并不乐意希望看到，我在国内已经习以为常的每个文明的标志，都可以在法国、荷兰、俄罗斯、土耳其、印度、阿比西尼亚和日本，如同拍照一样复制出来。我一点也不喜欢绝对的统一，如果一边是一致性，另一边是当今这个时代某些普世主义商人所说的“无效率”，那么，我的赞成票可以计在“无效率”的那一边。尤其是今天，当工业革命到处摧毁地方色彩，与在欧洲和美洲一样，在亚洲、非洲堆起同样的砖块和钢筋水泥，当世界各地的酒店以同样的方式端上从开胃小菜到咖啡都一模一样的正餐，当人们普遍穿着同样丑陋的服饰行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民族主义依然在坚持，依然在履行它令人愉快、有益健康的职能——鼓励文明和文化上一些至少是次要的差别——这的确令人欣慰。

　　鉴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和精神价值，鉴于其本能的和普遍的特征，那么，宣扬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似乎就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乌托邦幻想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执迷不悟和判断错误。某种类型的国际主义或许是可欲的和可获得的，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民族群体之友们的意见，并用现有民族群体、甚至是现有民族主义的积木，来搭建我们未来的国际主义，那么，我们应该要理性、务实一些 。

　　民族群体的品质和特性，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很有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当代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活力。不像民族意识，这一制度既不是本能的，也不是永恒的。它主要是现代的发明创造，明显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时尚。在整个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上，它的出现是如此偶然，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像对待民族群体那样，以同样程度的信念，断言只要人性依然不变，它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当代民族国家在扎根历史、深入人性上所欠缺的，在其分枝广泛、花繁叶茂上得到了补偿。近来民族国家的生长是如此茁壮蓬勃，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天之内把这棵大树砍倒。我们如今完全生活在它的树荫下，以至于大概也没有一个人希望砍倒它。

　　那些导致民族国家逐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在发挥作用;政治统一给一个说共同语言的民族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依然很明显。对各国政府来说，用单一的语言处理它的事务肯定是一种方便和好处，很难看出，在一个由很多五花八门的民族群体构成的国家，我们倾心以待的政治民主怎么能有利地施行。一直存活到 1918 年的老哈布斯堡帝国是一个雄辩的证据，证明了政治民主与民族分裂的不相容性。很难想象，全民正规教育——我们如今一视同仁地把我们的信任寄托于它和政治民主——在一个多语言的帝国如何迅速有效地确保。要实现全民识字和人民主权的当代理想，民族国家远比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加合适。

　　民族国家的另一个力量之源属于经济环境。正是新兴的民族国家，最充分地利用了 16 世纪的商业和金融革命，以及年代更近的工业革命;在今天，普通的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农场主和工人都指望民族国家对经济加以引导和控制。很有可能，到最后，工业主义的国际主义方面，甚至普世主义方面，将会压倒性地凌驾于其民族主义方面之上，而且，接下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和摆脱像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约束和限制的政治制度，不过至少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很遥远。当代劳工运动不是普世性的，而且，它只是在一个纯精神的意义上才是国际性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它基本上是民族性的。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尽管有国际性的计划和普世性的口号，但它本质上是民族性的：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传播它的学说;它与民族主义者合作，一起摧毁帝国;当它登上政治权力的宝座时——就像在俄国那样——它就会提升、而不是贬低民族国家。布尔什维克俄国只不过提供了国家主义的一个最近的和最极端的实例——它追随民族国家，光荣地扩大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不只是对于今天的大众教育和政治民主，而且对于明天的社会化趋势和经济平等主义，也是如此。

　　此外，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所聚焦的，正是民族国家。某种性质或种类的爱国主义自史前时期以来就一直是人类的标志。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巨大力量和强度的情感因素。事实上，它是忠诚的一个方面，是那种备受珍视的人类属性的一个方面;正是这一属性，使人类的群居性变得更加便利，并把人的生活和存在社会化了。正常人一直忠诚于、而且无疑还会一直忠诚于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或某个人。爱国主义就像性一样，很容易滥用，但它对种族的生命来说是必须的，它能够激发最美好的情感和最高贵的行为。

　　在现代，爱国主义这一巨大的生命和情感的力量应当完全被民族国家占用——这既是赞颂民族国家当前的吸引力，也是颂扬它未来威力的预兆。民族爱国主义可能比地方爱国主义更具人为性;可能需要想象力的巨大延伸，才能让你爱一个距离你的出生地三千英里之遥的地区，就像爱你的故土家园一样。但是很明显，现代人的想象力可以极大地延伸，人为性不是对抗有效性的最终证据。事实把这样一个观点强加给了我们：爱国家如今意味着爱所有臣服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土地，爱国家体制如今表示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府，爱你的同胞如今指的是爱这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同胞。一言以蔽之，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国主义已经成了忠诚于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同义词。这种爱国主义的极致是一个终极证据，证明了民族主义不可能——即便它应该——马上废除;而且，正相反，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将来还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三

　　在民族群体原始的流行原则中，在现代民族国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中，民族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不可能被马上击退或彻底击溃。然而，除非我们沉着镇静地期望看到一个变得更加糟糕的世界，否则我们就应当热切地期望民族主义的某种缓和。因为在当今的民族主义中，存在着严重的滥用，除非予以消除或补救，否则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滥用会让各个民族群体和各个民族国家陷入疯狂和毁灭。

　　民族主义中有一些恶，很多批评者都承认这一点。莱基和阿克顿勋爵都成长于自由主义的传统，都在 19 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著述，都引人注目地为辽阔帝国有益的教化影响辩护，害怕一个分裂为碎片式民族国家的世界所导致的“狭隘思维”和不宽容;如果说，他们当中一个人主要是害怕大英帝国出现一次民族主义的解体，那么另一个人的主要动机则是出于民族主义对奥匈帝国的威胁;两个人都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项危险的、破坏性的原则，将会让帝国变得不可能，把政府降低到荒唐的程度，最后以普遍的混乱而告终。然而，今天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另外一些恶，其中一些与莱基和阿克顿勋爵所发现的恶直接针锋相对。现如今，最让人担忧的，不是政府的削弱，而是政府不恰当的加强，不是帝国主义的终结，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生，不是普遍的混乱，而是一连串的国际战争，高度组织化，高度有效率，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然而，那些在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整个复合体中觉察到这些恶的当代批评者并不同意把这些恶主要与复合体的确切部分联系在一起。西德尼·布鲁克斯先生认为，战争——民族主义最大的祸害—— 是民族群体与爱国主义联姻的结果。“爱国主义或民族群体，”他说，“从来都不曾比今天更加顽固和猜忌……对那些相信一个普遍和平的时代正在到来、并为此梦想、为此工作的人，我要说：‘民族主义，这里面有敌人。’……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通过不断侵蚀和消灭民族情感，并因此用博爱共存取代爱国主义，或借助道德价值、判断和人类本能的转变——舍此别无他途——普遍和平可能作为世界范围的专制主义的结果而出现。”另一方面，约翰·奥克史密斯先生坚持认为：“说民族主义是战争的原因是对术语的公然滥用;那是有病的和堕落的民族主义。它是骄傲、野心、自私和过度的权力欲。和平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所谓矛盾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激情与自制之间、疯狂与理性之间、智慧与愚蠢之间的永恒矛盾。”

　　与奥克史密斯先生针锋相对、但与布鲁克斯也略有不同的是，J.M. 罗伯逊先生和诺曼·安吉尔先生认为，民族情感的根源在于一切民族间的敌意。他们一个声称这种情感纯粹是一种幻觉，另一个认为它是一种缺乏控制的非理性本能。托斯丹·凡勃伦先生和 J.A. 霍布森先生把民族爱国主义与战争的经济原因联系在一起，认为它被用作一种理想主义的伪装，来掩盖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促进特定阶级和特定人员的私利。

　　然而，齐默恩先生颂扬民族情感，赞美某种类型的民族爱国主义，然后主张：只有当它完全脱离国家并局限于社会和教育领域时，民族群体才是一项安全而明智的原则。

　　斯托克斯指出，齐默恩先生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写作，心里装着犹太人的问题，随后补充道：“毕竟，爱尔兰人和印度人从穆勒和马志尼那里得到的慰藉比从马克思和齐默恩教授那里得到的更多。对于阻止欧洲战争，饶勒斯的理性民族主义比德国社会主义者理论上的反民族主义贡献更大。如果我们的国家太大，就让我们试着让它们变得更小一些;如果它们太过自豪，就让我们试着刺痛它们的傲慢。但任何人如果试图无视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真理，都将一无所获，这个真理就是：政治边界必须主要由相关居民的愿望和偏好来决定。”齐默恩先生对民族群体的赞扬我们或许会认可，但对我们来说，更难同意他所提议的民族群体与政治分离是切实可行的。在断言民族主义之恶源自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上，他可能是对的 —— G. 洛斯·狄金森先生和伯特兰·罗素先生简明有力的著作倾向于证明他的观点——但民族国家是今天的一个事实，就像民族群体这个更古老的事实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把民族群体局限于教育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中;总而言之，它如今和现代国家 —— 民族国家 —— 的存在理由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用不着进一步追踪这些批评者的观点了。更多地介绍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只会让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要探索——民族主义的恶和滥用——而陷入一项令人困惑的、非常次要的研究：这些恶与滥用的确切来源。眼下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对我们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些成分没有一项本身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好的或坏的;每个成分都可以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也都容易被滥用。从本质上说，今天赋予这项或那项成分——或许是所有三项——以邪恶外表的，是它们在民族主义的这个新三位一体中的密切关联。认识不到这个事实，大概是一个最貌似有理的解释——这解释了最近论述这个主题的批评者和学者之间的分歧。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影响的民族群体、民族国家和民族爱国主义的复合体——是严重的滥用和罪恶的不可分割的来源。

　　概括起来，这些严重的罪恶和滥用是什么呢?首先是排外和狭隘的精神，民族国家通过国立中小学、国家军队和国家新闻媒体的教育，通过民族爱国主义的社会压力，在其公民当中反复灌输这样一个幻想：他们自成一个世界，自给自足。民族国家还向他们宣扬：他们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一个特殊的民族;比起他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应当更加珍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所拥有的东西。这种排外和狭隘的精神，之所以茁壮成长，靠的是——反过来也养育了——一种荒唐可笑的自鸣得意，一种很危险的无知，以及一种毫无批判力的骄傲;只有——如果真有什么方法的话——痛揍一顿，才能减少这种骄傲。

　　其次，民族主义鼓励千篇一律。它规定了民族的艺术模式、民族的思想规范和民族的行为准则，而且它预期每个民族国家的所有居民都会遵守这些。个体差异，阶级差异，宗教差异，都同样被认为是不幸的;有天才的个人是可疑的，尤其是如果他的天才表现在批评民族一致性上的话。如果说，民族群体对于阻止整个世界沦为单调乏味的千篇一律有所贡献，那么，民族主义在一个民族群体之内做了更多的工作，用它自己的单调灰色覆盖地方色彩。

　　第三，民族主义增强了平民大众的顺从。作为接受国民培养和毕生民族主义教育的结果，他们往往很少质疑他们的民族、国家、政府或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环境的幸运特征。

　　只要有一位领袖就民族爱国主义事业向他们发出呼吁，他们就准备毫不怀疑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位领袖，着手进行他决心要做的任何事情。打着民族权利、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名号，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牺牲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抛弃他们自己的个人尊严。他们乐意以本民族自由的名义剥夺本国公民的自由，夺走其他民族群体的自由。他们有着最高程度的意愿去相信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这种相信的意愿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此类宣传的欺骗，从而支持帝国主义和战争。

　　第四，当前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把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和备战上。战争是一个民族群体的这样一项历史传统：在当前条件下，民族国家尽最大努力让它在其公民的头脑和心灵里依然保持活跃。在民族的先贤祠里，军事英雄高居于科学、艺术和学术英雄之上。棒球、板球或麻将可能是某个特定民族的全民游戏，但是，民族战斗则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主义者最大、最好的运动。人民为了这场伟大的战斗运动受到的训练越多，他们就越是神化军人;越是珍视对祖先英武勇猛的记忆，他们也就越不愿意投入时间和思考，用于社会改革和持久和平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民众对某个教育或经济问题的兴趣，在遭遇民族主义军事“防御”的火热激情时，总是多么迅速地消失得无踪无影。

　　从上文提到的民族主义总体上的恶与滥用，便得出了前面几章详细讨论过的那些具体的恶与滥用——不宽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完全可以重新组织这几章的材料，从中推导出民族主义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宗恶，分别是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宽容。

　　对同胞不宽容的态度和行为;深信本民族的帝国使命，而以牺牲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动辄挑衅并击倒其他民族的习惯;对过去的战争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热火朝天地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无视当下的国内问题;乐意被自封的爱国者领导和指引;对于在思想或行动上不同于本国同胞感到缺乏自信甚或是恐慌;由于对别人的全然无知和对自己及本民族的过度自豪而导致的排外和狭隘的精神：这些全都是当代民族主义普遍盛行的方面。如果民族主义不在这些方面有所弱化，它对子孙后代将绝对是一个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