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霍尔农：拜登政府试图把日本作为美国的“力量放大器”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写了一本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书，名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first)，试图从日本战后的经济成功中总结出一些美国可以汲取的经验。借用傅高义的说法，在拜登政府最初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中，日本看起来排在第一位。

　　不仅仅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成为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华盛顿似乎也在接受日本的战略构想和关切。

　　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战略信息。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正在对中国和全球军力态势进行评估，白宫则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评估，拜登政府本可以选择重新审视其印度-太平洋战略，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使用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最近的美日2+2声明重申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的承诺，“四方”会谈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也重申了这一点。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记得，这个概念起源于日本。201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提出了这一点，“日本有责任将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培育成一个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不受武力或胁迫的地方，并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今天，这被视为印太战略的推出。此后，其他国家已经采用了它或类似的提法。拜登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的继续支持表明了日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拥有的战略地位和规范价值。

　　拜登政府还参加了首次“四方”成员国元首峰会，吸引力人们的注意。像印太战略一样，日本在四方会谈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随之开始，当时的首相安倍试图将四方会谈变成一个更正式的会议。之后，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这为后来的“四方”提供了最初的概念雏形。

　　2017年，在中国对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挑衅后，加上美国迎来了更愿意反击中国的总统，安倍的这一构想终于得到各方支持。拜登在他的政府任职初期就率先推动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再次表明了日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思维的重要影响。

　　日本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着核心角色。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首次国际访问是访问东京，他们的“2+2”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这有力地表明了日本对美国战略的持续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联合声明批评了中国在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的行动，重申了美国对日本国防的坚定承诺。这仍然是目前唯一美国明确表示愿意为之战斗的领土问题。

　　最后，日本的重要性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上。尽管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不能归功于日本，但在东京发表的美日“2+2”声明中，使用了异常直率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对这一地区构成的挑战。

　　例如，声明对这一地区最近的破坏性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特别提到了中国海警法，并对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美国选择与日本一块提出这些关切具有重大意义。华盛顿与首尔发表的“2+2”声明中没有包含类似的明确批评。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美国公开批评中国，代表了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那种强有力的做法。

　　无论是采用日本的战略理念，优先考虑日本领导人的访问，还是重申长期的同盟关系，日本现在看起来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的中心。这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毕竟，就像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重申的那样，日本是美国的“力量放大器”。

　　布林肯说，美国将与盟国一起应对中国，他称这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这就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到目前为止，日本看起来是拜登政府优先考虑的国家之一。

　　杰弗里·霍尔农(Jeffrey Hornung)系兰德公司日本防务分析师;本文发表于2021年4月11日的《日经亚洲评论》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写了一本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书，名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first)，试图从日本战后的经济成功中总结出一些美国可以汲取的经验。借用傅高义的说法，在拜登政府最初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中，日本看起来排在第一位。

　　不仅仅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成为首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华盛顿似乎也在接受日本的战略构想和关切。

　　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战略信息。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正在对中国和全球军力态势进行评估，白宫则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评估，拜登政府本可以选择重新审视其印度-太平洋战略，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使用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最近的美日2+2声明重申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的承诺，“四方”会谈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也重申了这一点。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记得，这个概念起源于日本。201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提出了这一点，“日本有责任将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培育成一个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不受武力或胁迫的地方，并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今天，这被视为印太战略的推出。此后，其他国家已经采用了它或类似的提法。拜登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的继续支持表明了日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拥有的战略地位和规范价值。

　　拜登政府还参加了首次“四方”成员国元首峰会，吸引力人们的注意。像印太战略一样，日本在四方会谈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随之开始，当时的首相安倍试图将四方会谈变成一个更正式的会议。之后，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这为后来的“四方”提供了最初的概念雏形。

　　2017年，在中国对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挑衅后，加上美国迎来了更愿意反击中国的总统，安倍的这一构想终于得到各方支持。拜登在他的政府任职初期就率先推动四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再次表明了日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思维的重要影响。

　　日本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扮演着核心角色。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首次国际访问是访问东京，他们的“2+2”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同盟仍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这有力地表明了日本对美国战略的持续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联合声明批评了中国在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的行动，重申了美国对日本国防的坚定承诺。这仍然是目前唯一美国明确表示愿意为之战斗的领土问题。

　　最后，日本的重要性体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上。尽管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不能归功于日本，但在东京发表的美日“2+2”声明中，使用了异常直率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对这一地区构成的挑战。

　　例如，声明对这一地区最近的破坏性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特别提到了中国海警法，并对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美国选择与日本一块提出这些关切具有重大意义。华盛顿与首尔发表的“2+2”声明中没有包含类似的明确批评。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美国公开批评中国，代表了日本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那种强有力的做法。

　　无论是采用日本的战略理念，优先考虑日本领导人的访问，还是重申长期的同盟关系，日本现在看起来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的中心。这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毕竟，就像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重申的那样，日本是美国的“力量放大器”。

　　布林肯说，美国将与盟国一起应对中国，他称这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这就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到目前为止，日本看起来是拜登政府优先考虑的国家之一。

　　杰弗里·霍尔农(Jeffrey Hornung)系兰德公司日本防务分析师;本文发表于2021年4月11日的《日经亚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