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为什么能“自治”

　　一

　　如果从人口和体量来看，中世纪的欧洲城市都不大，有20000人口的城市就算很大的了。不但没法跟中国比，也没法和同时期的印度和中东的城市比。

　　但是欧洲城市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城市没有的特点，那就是“自治”。

　　城里的商人腰缠万贯，庄园里的贵族们却缺钱，特别是没有现金。因为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不用货币，大部分庄园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一个硬币都不用花就能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根本就没见过钱长什么样。贵族需要大量的钱买武器和奢侈品，然而手中没有现金。

　　当然，贵族有特权而商人没有。贵族的特权对商人形成种种难以忍受的限制和约束。“每个封建主，上自公爵和伯爵，下至子爵和小城主，包括国王本人也不例外，对经过领地的一切商人小贩，课以重税。”[1]各地还流行着一些蛮不讲理的“习惯法”，比如“触地法”，凡是装在车上的货物和其他物品，一旦落到地上，则归当地领主所有。如果货车倾倒，则全车货物都要归领主所有。[2]

　　有钱却讨厌束缚的城市商人，和有特权却缺钱的地方贵族，如同螺丝和螺母，一拍即合，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现象，那就是城市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Willem Van Loom)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这一过程：一位公爵大人因为欠了意大利银行家的巨额高利贷，百般无奈，不得不向城里人要求一笔贷款。商人们商议后答复说“同意”，说他们乐意帮助公爵摆脱困境。“但作为345金镑的交换，他是否能给他们一个书面许诺(另一份特许证)，许诺他们，市镇居民，可以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由城市里所有商人和自由公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前述的议会将不受来自城堡一方干涉地管理市政事务。大人怒不可遏。但是他需要这笔钱，只得同意并签署了特许证……市镇居民们还得到了一份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所‘市政厅’及一座坚固的、可以存放所有特许状、防备火灾和偷盗的塔楼，其实那意思是防备将来大人和他的武装随从使用武力。”[3]

　　双方签订特权证书后，将其密封于保险箱里，把保险箱保存在市政厅的塔楼中。在欧洲少数没有被毁坏的市政厅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这样，城市的主人就由公爵变成了市镇议会。

　　市镇议会的出现，是借鉴了古罗马的智慧。自治城市最早出现在11世纪的意大利。古代罗马文化虽然被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淹没，但是在意大利并没有被彻底遗忘。12世纪的奥托这样描绘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的城市：

　　在管理城市和维护他们的共和国的过程中，他们效仿了古罗马人的智慧。他们热爱自由，因此，为避免滥用权力，他们是由执政官而非指挥官的意志统治的。他们中有三个等级：骑士、小贵族和平民百姓。

　　为了抑制傲慢，执政官不是从某一个而是从上述三个等级中挑选出来。为了防止他们觊觎权力，他们每年被轮换一次。[4]

　　1138年佛罗伦萨首次选举执政官，就模仿古罗马的方式，中国人相信天无二日，而古罗马却同时选出两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防止专权。佛罗伦萨也是这样，在4个城区各选一人，选出4名执政官，任期一年。和罗马时期相类，自治城市最高权力属于市民大会，如果对政府非常不满，佛罗伦萨人可以举行公民大会来改换政府。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频繁地举行市民大会，只能由市民们选出议员，组成城市议会。威尼斯的议会有300人，选举产生一个由12人组成的内阁，来管理城市。[5]

　　意大利各地自治城市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学习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自治城市越来越多。从12世纪起，意大利、法兰西、荷兰、德意志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和国、半独立国家、执政官制城市、自由市镇。[6]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由城市议会来管理城市。在议会的决议下，城市可以自己立法、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决定如何收税。

　　二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晚明和清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城镇中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中国也许会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领先世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振羽的说法：明清之际，中国都市资产阶级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成长，可惜这宝贵的蓓蕾还没长成，就“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在于手工业工厂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杨师群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王家范概括得更为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而在这个体系和运动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

　　自治城市的第一个核心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的特许状中是这样写的：“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而且已经照章纳税，……我将准许他与过去那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在林肯城中。”[7]

　　封建主的领地和庄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和束缚，但城市里完全没有。市民拥有一切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谁结婚，可以自由地搬迁住址，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一切财产。[8]

　　自治城市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平等。

　　这些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尽管贫富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公民，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多于别人的特权。[9]“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10]

　　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经济繁荣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极具吸引力。所以大量的农奴和农民来到城里，大量自治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西欧沿海地带生长起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封建主都愿意把城市的自由卖给城里人。因此，除了花钱赎买之外，城市获得自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武装斗争”，通过战争打败封建主，获得自由。

　　到后来，这些自治城市还能够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组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11]教皇也数次与这些自由城市发生冲突，也曾将一些城市“开除教籍”，但始终无法改变这些城市的独立之风。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城市商人们凭借手中的巨额资金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他们渐渐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共和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商人们得意扬扬地借钱给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让后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商人的财富和他的政治权力是同步增长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1]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40页。

　　[2]参考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欧洲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3]房龙：《人类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2014，第130页。

　　[4]转引自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5]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7]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页。此处进行了白话翻译。

　　[8]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2~203页。

　　[9]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0]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1页。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一

　　如果从人口和体量来看，中世纪的欧洲城市都不大，有20000人口的城市就算很大的了。不但没法跟中国比，也没法和同时期的印度和中东的城市比。

　　但是欧洲城市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城市没有的特点，那就是“自治”。

　　城里的商人腰缠万贯，庄园里的贵族们却缺钱，特别是没有现金。因为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不用货币，大部分庄园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一个硬币都不用花就能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从出生到死亡，根本就没见过钱长什么样。贵族需要大量的钱买武器和奢侈品，然而手中没有现金。

　　当然，贵族有特权而商人没有。贵族的特权对商人形成种种难以忍受的限制和约束。“每个封建主，上自公爵和伯爵，下至子爵和小城主，包括国王本人也不例外，对经过领地的一切商人小贩，课以重税。”[1]各地还流行着一些蛮不讲理的“习惯法”，比如“触地法”，凡是装在车上的货物和其他物品，一旦落到地上，则归当地领主所有。如果货车倾倒，则全车货物都要归领主所有。[2]

　　有钱却讨厌束缚的城市商人，和有特权却缺钱的地方贵族，如同螺丝和螺母，一拍即合，当时的欧洲，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现象，那就是城市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Willem Van Loom)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这一过程：一位公爵大人因为欠了意大利银行家的巨额高利贷，百般无奈，不得不向城里人要求一笔贷款。商人们商议后答复说“同意”，说他们乐意帮助公爵摆脱困境。“但作为345金镑的交换，他是否能给他们一个书面许诺(另一份特许证)，许诺他们，市镇居民，可以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由城市里所有商人和自由公民选举出来的议会，前述的议会将不受来自城堡一方干涉地管理市政事务。大人怒不可遏。但是他需要这笔钱，只得同意并签署了特许证……市镇居民们还得到了一份新的，允许他们建造一所‘市政厅’及一座坚固的、可以存放所有特许状、防备火灾和偷盗的塔楼，其实那意思是防备将来大人和他的武装随从使用武力。”[3]

　　双方签订特权证书后，将其密封于保险箱里，把保险箱保存在市政厅的塔楼中。在欧洲少数没有被毁坏的市政厅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这样，城市的主人就由公爵变成了市镇议会。

　　市镇议会的出现，是借鉴了古罗马的智慧。自治城市最早出现在11世纪的意大利。古代罗马文化虽然被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淹没，但是在意大利并没有被彻底遗忘。12世纪的奥托这样描绘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的城市：

　　在管理城市和维护他们的共和国的过程中，他们效仿了古罗马人的智慧。他们热爱自由，因此，为避免滥用权力，他们是由执政官而非指挥官的意志统治的。他们中有三个等级：骑士、小贵族和平民百姓。

　　为了抑制傲慢，执政官不是从某一个而是从上述三个等级中挑选出来。为了防止他们觊觎权力，他们每年被轮换一次。[4]

　　1138年佛罗伦萨首次选举执政官，就模仿古罗马的方式，中国人相信天无二日，而古罗马却同时选出两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防止专权。佛罗伦萨也是这样，在4个城区各选一人，选出4名执政官，任期一年。和罗马时期相类，自治城市最高权力属于市民大会，如果对政府非常不满，佛罗伦萨人可以举行公民大会来改换政府。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频繁地举行市民大会，只能由市民们选出议员，组成城市议会。威尼斯的议会有300人，选举产生一个由12人组成的内阁，来管理城市。[5]

　　意大利各地自治城市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学习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自治城市越来越多。从12世纪起，意大利、法兰西、荷兰、德意志陆陆续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和国、半独立国家、执政官制城市、自由市镇。[6]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由城市议会来管理城市。在议会的决议下，城市可以自己立法、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决定如何收税。

　　二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晚明和清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城镇中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中国也许会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领先世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振羽的说法：明清之际，中国都市资产阶级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成长，可惜这宝贵的蓓蕾还没长成，就“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在于手工业工厂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杨师群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王家范概括得更为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而在这个体系和运动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

　　自治城市的第一个核心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的特许状中是这样写的：“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而且已经照章纳税，……我将准许他与过去那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在林肯城中。”[7]

　　封建主的领地和庄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和束缚，但城市里完全没有。市民拥有一切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谁结婚，可以自由地搬迁住址，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一切财产。[8]

　　自治城市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平等。

　　这些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尽管贫富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公民，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多于别人的特权。[9]“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10]

　　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经济繁荣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极具吸引力。所以大量的农奴和农民来到城里，大量自治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西欧沿海地带生长起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封建主都愿意把城市的自由卖给城里人。因此，除了花钱赎买之外，城市获得自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武装斗争”，通过战争打败封建主，获得自由。

　　到后来，这些自治城市还能够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组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11]教皇也数次与这些自由城市发生冲突，也曾将一些城市“开除教籍”，但始终无法改变这些城市的独立之风。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城市商人们凭借手中的巨额资金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他们渐渐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共和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商人们得意扬扬地借钱给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让后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商人的财富和他的政治权力是同步增长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1]高德步：《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140页。

　　[2]参考应志豪：《从衰落走向复兴：8—14世纪欧洲商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4。[3]房龙：《人类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2014，第130页。

　　[4]转引自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5]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7]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页。此处进行了白话翻译。

　　[8]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第202~203页。

　　[9]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0]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01页。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