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斯大林眼中的“斯大林崇拜”，虽愚蠢却是必要的精神致幻剂

　　3、“天真的君主主义” 

　　斯大林很清楚崇拜和愚昧的关系，他在与福伊希特万格的交谈中谈到这个问题，福伊希特万格在《莫斯科1937》一书里对此有简略的记叙，戴维斯在苏联档案里发现了更详细的记录。福伊希特万格对斯大林说，他觉得许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枯燥无味、夸张失实”。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告诉他自己收到成百的这种群众来信，只回过一两封信，大多数来信都是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尤其是那些太夸张的。斯大林又说，他不主张群众来信，但能够理解：工人、农民显然很高兴能够摆脱剥削，把这个全归功于他一人，“当然，这是错误的，光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用我来表达他们愚蠢的欢天喜地心情”。斯大林很清楚，吹捧他个人是“愚蠢”的行为，他也知道，这些吹捧是“枯燥无味、夸张失实”的。他心底里其实看不起这样的蠢人和蠢事，一点也不掩饰这样的想法。

　　所以，福伊希特万格便直截了当地问斯大林，那么你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愚蠢的个人崇拜呢?斯大林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了，但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假谦虚。例如，他不赞成用那样夸张的方式来庆祝他的55岁生日，就有人说那是故作谦虚。斯大林解释道，俄国人文化落后，要过些时候才能改变，很难不让人民表达他们心里的快乐，对工人、农民的要求不能太严格。(《制作崇拜》38)

　　像工人、农民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俄国人的领袖崇拜情结是有民族文化渊源的。在俄国的宗教和世俗传统中有许多这样的营养素，不仅包括现在已经被研究者们普遍引述的俄国圣人崇拜和沙皇崇拜(主要涉及俄国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还包括俄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19世纪英雄崇拜(他们后来很多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普通俄国人有膜拜圣人的宗教文化传统，俄国的圣人被尊崇，不只是因为他们能使奇迹发生，而且是因为他们的谦逊与禁欲，他们关注的是来世。普通俄国人的另一个传统是沙皇崇拜。沙皇被称为batiushka，是相对于上帝天父而言的“小父亲”。沙皇是一个崇高的象征性人物，心底仁厚，与上帝相通，而且因为这层神圣的联系，与子民心心相连。苏联历史学家称之为“天真的君主主义”。

　　但是，福伊希特万格最关心还不是可能是真实的愚民情感，而是本应该有更清醒政治认识的官方文化。他对斯大林说，他指的不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怎么表达他们的感情，而是苏联到处摆放斯大林半身塑像这种事情。斯大林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说那是下面官员们自己干的。他们害怕，要是不摆半身像就会挨上级的批评，摆半身像是为官之道，“是官员们在‘自我保护’，这样可以保太平，所以他们就摆半身像了”。(《制作崇拜》38)

　　斯大林很清楚，个人崇拜是在演戏，是做给别人看到，做戏给别人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这对他的统治不但没害处，而且有好处。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那些在自己店铺里张贴革命标语的小商小贩，并不表明他们的真实信仰，而只是表明他们的顺从，免得招惹是非，引火烧身。这正是独裁者想要的统治效果，他在整个国家里营造一种奴性功利行为的氛围和环境，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奴性功利，而是因为这有助于他的专制统治。罗马暴君提比略就是这样对待那些热切表现忠诚的元老们的。提比略利用他们，但又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塔西佗在《编年史》里记载道，“人们传说每次在提比略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民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编年史》3， 65)我们无从知道，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那些蠢人蠢事是不是也感到腻味，但是，就算他腻味，和暴君提比略一样，他也还是会让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下去的。

　　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既复杂又充满了矛盾，没有他的纵容，斯大林崇拜不可能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又似乎时时在防止它走火入魔，而这似乎更给人们一个把他当英明、谨慎、谦虚的领袖来崇拜的理由。在他统治的苏联，对他越来越崇拜的过程(至少是那种几乎全民热烈表演的崇拜)，也是他的独裁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恐怖的过程。他的残暴和恐怖使得对他的个人崇拜成为每个苏联人必须的，也是唯一可能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专制独裁是一种使每个人都不能免除恐惧，迫使他随时随地生活在恐惧中的邪恶制度，人们崇拜的是一个喜怒无常、恩威难测、主宰一切的暴君，谁又能真的热爱这样一位让自己担惊受怕、惊恐难安，怕得要死的统治者呢?对他的赞扬和称颂又怎么能是出自真心的欢歌呢?然而，这又偏偏是一个高唱着欢歌的时代。这样的欢歌可能会在一个暴君死去时暂时沉寂下来，但又会因为另一个暴君的来到而重新响起。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荣退教授 ；原题《斯大林怎么看待“斯大林崇拜”》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斯大林的领袖崇拜是苏联的国家正剧，不管情愿不情愿，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扮演爱戴他的群众角色。剧本的主角当然是斯大林，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在剧本演出时参演的演员。演员斯大林和剧本主角斯大林并不全然是同一个个体，他们之间是有距离的，甚至会不一致或相互矛盾。有一次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对他说，“我也是一个斯大林”。斯大林对他吼道，“不，你不是……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斯大林是苏联政权。斯大林是那个在报纸上和画像里的人，不是你，甚至不是我”。 斯大林自己很清楚，他这个人跟那个在官媒上被崇拜的斯大林不是同一个人。

　　由于忽视了这两个斯大林的区别，不少研究者会用剧本中的斯大林来猜测演员斯大林，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与列宁完全不同的，蓄意制造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总设计师、策动者和推行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革命贡献，他修改了历史，他授意并准许用电影和文艺来美化自己的形象、夸张的生日庆祝让他乐不可支、“天才”和“人民之父”的阿谀颂词令他陶醉。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教授家罗伯特·特克尔(Robert Charles Tucker)在《掌权的斯大林》(Stalin in Power)一书里所说，“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需要用崇拜来支撑他的权力和精神(psyche)，他渴望得到列宁所厌恶的那种英雄崇拜”。

　　英国历史学家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发现，斯大林本人对个人崇拜的态度要比人们一般所想的要暧昧和复杂得多，这与戴维斯对复杂且矛盾的苏联民情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专制统治下没有一个人是黑白分明的，谁都不可能保持真实的自我，连最高的独裁者也不例外。比起剧本主角斯大林，戴维斯更感兴趣的是演员斯大林及其对个人崇拜的反应和看法，她在《斯大林和1930年代的领袖崇拜制作》(以下简称《制作崇拜》)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

　　1、半推半就的斯大林

　　戴维斯依据的不是斯大林亲近者的证词。例如，曾经是斯大林女婿的尤里·日丹诺夫(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回忆说，斯大林是一个“谦虚的人”，有一次，斯大林手里拿着一份歌颂他的《真理报》，非常不屑地随手一卷，丢进了树丛里。莫洛托夫也回忆说，对个人崇拜“斯大林开始不能接受，是后来才喜欢上的”。戴维斯认为，无法证实这类材料所说的内容，“我们也不太可能知道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能得到的文献资料中重构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公开反应”。(《制作崇拜》30)她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社会-政治史俄国国家档案”(The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I)的斯大林卷宗。这些材料并不代表真相，但却是重构真相所不可缺少的。

　　从现有的历史档案材料来看，斯大林并不全然热衷于对他个人崇拜，但也不拒绝，而是采取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既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又对它的不纯动因和不良后果有所戒备。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在意马列主义的原则，又有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一直在很谨慎，也很精明地经营自己的良好形象。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他清楚地知道，个人崇拜与马列主义不符，因此一直有所顾忌;二、他也很明白，有人在利用这种个人崇拜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且这种崇拜会有事与愿违的高级黑效果;三、个人崇拜可以用来动员愚昧的群众，而他自己的不情愿姿态也可以用来考验手下人的忠诚。

　　第一，斯大林承认，个人崇拜并不符合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早就明确指出，伟大的个人是因为反映了广大的社会力量而变得重要的。斯大林了解这个观点，“这个基本原则使斯大林谴责‘个人崇拜’，不赞同颂扬领导者个人而不是突出他只是一个事业的代表。斯大林无疑知道崇拜的政治效益，但他并不提这个。他只是在谈到号召‘落后’群众的时候，才间接提到”。(《制作崇拜》30)

　　斯大林能很巧妙地用马列主义来重新解释了个人的革命领袖作用，使突出个人不但不违背，而且符合马列原则。他是从英雄崇拜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也不否认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当然，人民创造历史的方式不是凭借奇思怪想。……每一代人都是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伟大人物的价值在于只是在于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这个特殊的环境，懂得如何改变这个环境。……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英雄的作用。正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英雄有很大的作用，只是有一些保留”。

　　1930年代，斯大林屡次在讲话中淡化领袖个人的作用，强调更广大的社会力量。1933年2月他在第一次集体农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表示，把领导同志当作历史创造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1935年5月他在对红军大学毕业生讲话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1937年10月的一次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不断有人为领导同志祝酒，斯大林说，“这当然不坏，但除了大干部，还有中干部和小干部”。他然后又说，干部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才行，“干部来了又走了，群众一直在那里”。(《制作崇拜》30-31)

　　斯大林当然不会否定伟大个人的作用，列宁是他常用来证明伟人历史作用的一个例子。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是一位以写伟人传记出名的德国-瑞士作家，1931年在与斯大林的一次交谈中，他把斯大林与彼得大帝相比，斯大林表示不赞同。他说，他自己不能跟彼得大帝相比，但列宁可以，列宁是大海，而彼得大帝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路德维格认为这样的伟人观点不符合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认识，斯大林反驳道，马克思没有否定个人的作用，而只是认为，个人必须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伟人是那种懂得特定环境并能改变特定环境的个人。(《制作崇拜》31)

　　斯大林非常在意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强调伟大个人的作用，而且，他还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他自己为什么能够从一个本来不伟大的人变得伟大起来。1937年庆祝10月革命20周年的时候，政治局成员有一个聚会，到场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迪米特洛夫(G. Dimitrov)。迪米特洛夫称颂列宁的伟大，表示列宁有斯大林这样的继承人，真是幸运，随即又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说，他在党内也是有反对者的，反对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遵从群众的意愿。斯大林一反当时历史学家的观点，说他自己在列宁逝世时并不是一个可以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他们相提并论的人物。他承认，与他们相比，自己的演说才能很差，他之所以能够战胜他们，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他们则背叛了人民群众。(《制作崇拜》31-32)斯大林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不仅突出了自己的伟人作用，而且还以此证明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在政治上是非常精明的。

　　第二，斯大林很清楚，有的人热衷于对他的个人崇拜，那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另有所图。1939年五一劳动节，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斯大林就是胜利”。斯大林很不高兴，因为他怀疑共产国际的秘书曼纽尔斯基(D. Manuilskii)有托洛茨基派的嫌疑，不可靠，是个“马屁精”(toady)，是在明捧暗损他。1940年，斯大林对雅罗斯拉夫斯基(E. M. Yaroslavskii)发难，指责他对领导人的吹捧“太过分，令人作呕”。缘由是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Istorik-Marks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07-08年斯大林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和工人斗争》(1940年1月)。文章赞颂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当时的领导作用。后来有人写信给苏共政治局，揭发文章严重失实。斯大林于4月29日对此作了批示，批评这篇文章说，他和伏罗希洛夫的贡献有目共睹，不需要这种文章来为他们贴金。

　　斯大林写道，“显然，那些想升官的作者和报道人……是想用肉麻吹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我们有权利在人民中培养这种奴性和谄媚吗?显然没有。我们有义务要在我们的人民中根绝这种无耻的奴性。……谄媚与科学历史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制作崇拜》34-35)他很清楚，这种内容不实的文章只能帮倒忙，成为高级黑。

　　2、崇拜提供“天真的快乐” 

　　1937年，斯大林有一次与德国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eon Feuchtwanger)交谈。斯大林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容忍个人崇拜是因为它能让参与者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他批评道，有些个人崇拜的方式是“不恰当”的，例如，一次在伦勃朗画展上，有人把斯大林的肖像画也挂上了。斯大林认为，那是存心不良的人干的，“以过分的热情表示热爱”其实是在帮倒忙。 许多马屁和讨好就是这样变成低级红、高级黑的。

　　斯大林还批评苏联个人崇拜中的一个显著现象，那就是他在会议上讲话时总是有长时间的鼓掌。斯大林批评说，那是把鼓掌看得比听他的讲话更重要。1932年，在一次会议上他问道，“你们为什么鼓掌?……你们应该觉得羞耻”。1934年6月，主持人刚刚介绍斯大林入场，便又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斯大林说，“有人想把严肃的事情变成一个玩笑，所以拼命鼓掌，我们现在总是这样”。他又接着说，“你们对领导是好意，但却用欢迎的掌声把领导给害了，……我们被资本主义包围，被敌人包围，但他们比我们更文明，更有教养”。他还说，这种奉承领导的风气不利于教育党和国家的青年干部，只会让他们养成靠拍马屁升官和讨好上级的坏毛病，成为虚假和善于伪装的卑鄙小人。(34-35)

　　斯大林当然不愿意承认，养成卑鄙小人的不是鼓掌和欢呼，而是那个以他为首的专制独裁制度。鼓掌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公开表态，是一个控制众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团结一致、热烈拥护的手段。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要人们均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渗入了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後，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俄罗斯的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祕密警察在监视谁先停止鼓掌，于是六分钟，八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九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恶梦中醒了过来。一星期后，造纸厂厂主以玩忽职责的罪名被捕，判监禁十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当涉及斯大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来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在它的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和不信任。

　　极权需要有卑鄙小人来为公众作出热爱和服从专制独裁的行为示范，独裁者有时候也会鄙视卑鄙小人，但绝不会因为鄙视他们而远离或抛弃他们。相反，他需要的正是这种连主子的鄙视都不在乎的卑鄙小人，越是卑鄙的小人，才越是权力可以方便驱使的走狗、鹰犬和奴才。

　　第三，斯大林知道个人崇拜是一种愚蠢行为，但他不会选择放弃或阻止对他的个人崇拜，因为那对他有用。历史学家戴维·布兰登贝格尔(David Brandenberger)指出，斯大林为了动员俄国愚昧的群众，把个人崇拜与俄国中心论和民粹主义一起用作精神武器。 历史学家米勒(F. Miller)则把个人崇拜当作为斯大林服务的“民俗学”或“伪民俗学”。 斯大林认为，在教育程度很差的苏联，个人崇拜是必要的政治权术。苏联歌唱家玛丽亚·斯瓦尼泽(Maria A. Svanidze)是斯大林很亲近的亲戚，1937年12月被捕，1942年3月3日被枪决，她在日记里两次提到斯大林对俄国人沙皇崇拜的看法(1935年4月22日和5月9日)。一次他说，“民众对他欢呼，是需要一位沙皇，也就是某个他们可以崇拜，并以他的名义来生活和工作的人”，还有一次他说，人民心灵中的“迷恋”(fetishism)需要有一位沙皇。 斯大林把个人崇拜看作俄国传统愚民需要的精神致幻剂，是苏维埃版的沙皇崇拜，既然对他有用，当然不会拒绝。

　　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并不避讳自己的功利主义，甚至犬儒主义，他最亲密的同僚也大多心照不宣。布鲁克斯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圈内人看不起农民和农民信仰，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只是为了满足那些无知的基层干部或支持者的某种期望。尽管列宁的遗孀和其他人反对列宁崇拜和保存列宁遗体。但布尔什维克们还是这么做了”。据说，当时斯大林的意见是，“要尊重俄国人热爱和尊崇死者的传统观念”，而且“也需要不让我们的那些乡下同志们失望”。所以，苏联的个人崇拜不只是自上而下思想灌输和官方宣传的结果，而且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众愿望所致。在长期专制导致人民普遍愚昧的国家里，领袖特别重要，个人崇拜在社会中有大范围受欢迎的基础。不仅在苏联，在其他类似的国家也是一样。

　　3、“天真的君主主义” 

　　斯大林很清楚崇拜和愚昧的关系，他在与福伊希特万格的交谈中谈到这个问题，福伊希特万格在《莫斯科1937》一书里对此有简略的记叙，戴维斯在苏联档案里发现了更详细的记录。福伊希特万格对斯大林说，他觉得许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枯燥无味、夸张失实”。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告诉他自己收到成百的这种群众来信，只回过一两封信，大多数来信都是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尤其是那些太夸张的。斯大林又说，他不主张群众来信，但能够理解：工人、农民显然很高兴能够摆脱剥削，把这个全归功于他一人，“当然，这是错误的，光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用我来表达他们愚蠢的欢天喜地心情”。斯大林很清楚，吹捧他个人是“愚蠢”的行为，他也知道，这些吹捧是“枯燥无味、夸张失实”的。他心底里其实看不起这样的蠢人和蠢事，一点也不掩饰这样的想法。

　　所以，福伊希特万格便直截了当地问斯大林，那么你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愚蠢的个人崇拜呢?斯大林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了，但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假谦虚。例如，他不赞成用那样夸张的方式来庆祝他的55岁生日，就有人说那是故作谦虚。斯大林解释道，俄国人文化落后，要过些时候才能改变，很难不让人民表达他们心里的快乐，对工人、农民的要求不能太严格。(《制作崇拜》38)

　　像工人、农民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俄国人的领袖崇拜情结是有民族文化渊源的。在俄国的宗教和世俗传统中有许多这样的营养素，不仅包括现在已经被研究者们普遍引述的俄国圣人崇拜和沙皇崇拜(主要涉及俄国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还包括俄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19世纪英雄崇拜(他们后来很多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普通俄国人有膜拜圣人的宗教文化传统，俄国的圣人被尊崇，不只是因为他们能使奇迹发生，而且是因为他们的谦逊与禁欲，他们关注的是来世。普通俄国人的另一个传统是沙皇崇拜。沙皇被称为batiushka，是相对于上帝天父而言的“小父亲”。沙皇是一个崇高的象征性人物，心底仁厚，与上帝相通，而且因为这层神圣的联系，与子民心心相连。苏联历史学家称之为“天真的君主主义”。

　　但是，福伊希特万格最关心还不是可能是真实的愚民情感，而是本应该有更清醒政治认识的官方文化。他对斯大林说，他指的不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怎么表达他们的感情，而是苏联到处摆放斯大林半身塑像这种事情。斯大林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说那是下面官员们自己干的。他们害怕，要是不摆半身像就会挨上级的批评，摆半身像是为官之道，“是官员们在‘自我保护’，这样可以保太平，所以他们就摆半身像了”。(《制作崇拜》38)

　　斯大林很清楚，个人崇拜是在演戏，是做给别人看到，做戏给别人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但这对他的统治不但没害处，而且有好处。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那些在自己店铺里张贴革命标语的小商小贩，并不表明他们的真实信仰，而只是表明他们的顺从，免得招惹是非，引火烧身。这正是独裁者想要的统治效果，他在整个国家里营造一种奴性功利行为的氛围和环境，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奴性功利，而是因为这有助于他的专制统治。罗马暴君提比略就是这样对待那些热切表现忠诚的元老们的。提比略利用他们，但又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塔西佗在《编年史》里记载道，“人们传说每次在提比略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民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编年史》3， 65)我们无从知道，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那些蠢人蠢事是不是也感到腻味，但是，就算他腻味，和暴君提比略一样，他也还是会让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下去的。

　　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既复杂又充满了矛盾，没有他的纵容，斯大林崇拜不可能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又似乎时时在防止它走火入魔，而这似乎更给人们一个把他当英明、谨慎、谦虚的领袖来崇拜的理由。在他统治的苏联，对他越来越崇拜的过程(至少是那种几乎全民热烈表演的崇拜)，也是他的独裁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恐怖的过程。他的残暴和恐怖使得对他的个人崇拜成为每个苏联人必须的，也是唯一可能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专制独裁是一种使每个人都不能免除恐惧，迫使他随时随地生活在恐惧中的邪恶制度，人们崇拜的是一个喜怒无常、恩威难测、主宰一切的暴君，谁又能真的热爱这样一位让自己担惊受怕、惊恐难安，怕得要死的统治者呢?对他的赞扬和称颂又怎么能是出自真心的欢歌呢?然而，这又偏偏是一个高唱着欢歌的时代。这样的欢歌可能会在一个暴君死去时暂时沉寂下来，但又会因为另一个暴君的来到而重新响起。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荣退教授 ；原题《斯大林怎么看待“斯大林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