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

　　序言

　　“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总统乔治·布什在数年前写道，“这是一场对生活方式的斗争。”

　　十年前当我着手编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冷战。1989至1990年间，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杜鲁门当局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书，当时的事态发展令我震惊不已。东欧出现了自由政府。柏林墙倒了。德国统一了。苏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减弱了。冷战结束了。我之前从未料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在不到十年前，冷战还似乎刚进入严重的僵滞状态。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陷入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敌对的状态。要员提出发动并赢取核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人们读到有关偷袭的报道。这两大意识形态迥异的敌国心怀恶意，伺机而动，想抓住有利时机占据优势。如果官员没有警觉之心——这是莫斯科与华盛顿通用的语言——敌人便会利用其军事力量施以胁迫。一步退则步步退。同盟国会丧失信心，庇护国则会感到被出卖，世界大国平衡会被打破，而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对民众表示其生活方式已危在旦夕。由此看来，冷战不在未知中延续，便在灾难中终结。随后，1985至1991这六年间的风云变幻让多数人大为震惊，国际秩序重新进行了势力分布，一场席卷全球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落下帷幕。

　　怎么会这样呢?重权在握的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历史的进程改头换面。但如果他们能如此决断地做这件事，我不仅要疑惑其他领导人是否也该有此行动。冷战究竟为什么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果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般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人都能奋力改善苏美关系，他们的前任不也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曾想过走这一步?若是想过，为什么他们失败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成功了?

　　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档案和回忆录在莫斯科、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北京陆续问世。当我读到众多书籍和文章涉及这些新近发表的档案材料，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档案本身，我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惊人事实，该事实常被间谍行动、破坏活动、核震慑与傀儡战争等更为戏剧性的细节所淹没：莫斯科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往往认识到他们的竞争是事与愿违的。他们通常了解冷战的动态发展会有哪些不利因素。他们知道正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对抗，国内资源分配何者为重、何者为次也发生了变化，军备竞赛毫不明智。他们意识到冷战将他们卷入了亚非的内战和地区冲突，而这无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他们明白千里之外的区域危机可能令他们将应对措施升级，这或许会导致局面失控并引发核交火。

　　一方面，这些新档案指出，冷战中的领导要比我想象中更明断，或起码更有见识。他们清楚自己正在冒的险，也估量了自己所做的权衡。尽管耐人寻味，这同时也令人费神。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这样一场为全人类招致灾难的斗争?为什么他们知道某些资源明明是国民所需要的，但他们却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用军备竞赛和傀儡战争以外的方式展现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偶尔领悟到避免、缓解、脱离冷战将会让他们收获颇丰，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而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事态又发生了转变?

　　人们就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给出了诸多解释。这些解释多着重于位高权重的人，譬如约瑟夫?斯大林这样出奇残暴的人，或是像约翰*F*肯尼迪这样倡导自由与多样性的人，他们大权在握，对世界随时都可以翻云覆雨，这样的人都对我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另一些解释则聚焦于国际体系的势力分布。他们认为，所有政府对国际环境发展态势的反应都超出其控制。他们试图填补权力真空，要不就力争在遍布威胁的危险世界中立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天真的人受罚还算走运的，而不走运的话便会万劫不复。但是，政府并不仅仅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管理政府的人们一方面足智多谋，而另一方面也不忘记历史。他们的信念与回忆左右了他们对世事的理解，构成了他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如何在国内外有所建树的梦想。

　　然而这些人并不总能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重大机构的制约。倡导民主的政治家们对国内的选民，及立法与行政间的关系很为敏感，他们有时也会关注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集权主义甚至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和具有不同目的和关注的政府机构进行斗争。制定政策时毫不顾及国内选民、政府机构及利益集团，任何地方都找不出在权力真空中这般行事的领导人。那些领导人也拥有国外的支持者、正式的同盟者，以及那些不时非正式地受到庇护的人，对于有其利益所在的国家，他们极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时而奸猾诡诈，时而真诚无畏。这些同盟国与庇护国从不似表面上那般弱小，大国在谋求霸权时无法不予理会。

　　为了弄清冷战为何会持续如此之久，我就人类能动的作用进行了思考。我浏览了所谓的现实理论，其关注焦点是权力与生存，并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我研究了思想概念、意识形态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寻思官员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状况。我权衡了国内舆论、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的作用，在这其中军火业与工业也是相辅相成的。我尝试了分析同盟国与庇护国的角色。我渴望追随证据中的蛛丝马迹，时时考虑到那些对冷战中大国行为的种种看似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这种说法太过天真。这意味着我并没有刻意坚持某一理论，而是易于接受不同思路的解释权。我想考虑所有的理论，用它们与证据相抗衡。

　　文献资料吸引住了我。1989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重新公布的档案极为有趣，而多数学者在冷战期间从未想过能看到这些内容。它们当然并不完整，但撩人联想。过去十五年间，接触俄罗斯材料的机会时有时无。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冷战国际历史计划”、国家安全档案馆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所翻译的文献。为了接触到美国的档案，我在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耗费了大量时间。通常情况下，二十五年之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只是少量是对外开放的，而许多最为关键的内容如今则可见于“冷战国际历史计划”及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收藏之中。这些组织及其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成员组织保有“口头历史”会议，与会的都是冷战中的主要决策人。这些会议的重要文档得到了解密，我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利用。在本书的后几部分中，我在考察70年代缓和政策失败及80年代冷战结束时用到了这些档案。其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杰拉德?福特总统会面的文字记录引人入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讨论的文字记录更是发人深省。倘若我能传达出这些资料的丰富含义，我便颇有成就感了。

　　可是，本书并不是冷战的叙事史。确切点说，本书研究了冷战中的五个“时刻”，也就是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官员在考虑避免或缓和美苏极端紧张与敌对状态时的我所选取的五个作为例证出现的“时刻”是冷战中耐人寻味的段落。美国与苏联的领导人始终都在与纷繁交错的困扰作抗争。战后欧洲的动乱、亚非的非殖民化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德国(与日本)国力的复苏，这些总体的状况都受到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决策人的关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但他们认为可行的选择也深受他们那些思想观念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形势往往超出哪怕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控制，而由这些形势所引发的对于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是在信念、意识、信仰及经验中形成的。短暂间隙。通过探究他们的动机并分析他 们之所以作出那些决策的原因，我希望阐明冷战全局中潜在的发展态势。

　　由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及偶然性很感兴趣，我把焦点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我回顾了斯大林与杜鲁门，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肯尼迪与约翰逊，勃列日涅夫与卡特，戈尔巴乔夫、里根与布什——在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作出选择之时。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呢?他们是怎样受到局势的限制、盟友或扈从的压力、国内偶发事件的打击、或是信念与历史回忆的禁锢?这些人所努力作出的抉择对他们的人民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能传达出他们在面对压力、思索选择、作出抉择时的感觉。他们那些往往令人感到痛苦的决定远不及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有前瞻性。

　　这些决策者无法控制根本的发展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破坏，激发了意想不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留下了国际舞台上未曾预见的力量分布，并促使了避之不及的原子能军备竞赛。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亚洲与非洲的人民疾呼独立，向往迅速的现代化，提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言谈，而这无论是其过去的殖民宗主国还是莫斯科或华盛顿都无法轻易控制的。战后重建工作一旦展开，有关德日复苏的问题就萦绕在各国首脑的脑海中。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及欧洲各首都的决策人而言，德国的将来无疑是重中之重。德国是否仍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德国会享有和平吗?

　　国际舞台发展的含义受到思想原则和历史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塑造了决策者的观点。莫斯科的领导人坚信他们政府拥有着引领美好生活的方案，而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实际上，新的档案资料揭示了，公众演讲与私下谈话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不仅苏联与美国的官员相信自己国家体现了更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观念与回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构建——他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领导人很难将自己从观念与回忆中解放出来，即使他们知道那样做是明智的。

　　因而，本书所谈的是人及其思想、恐惧和希望，是意识形态与回忆，是结构与偶然性。本书认为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官员们时不时地理解到冷战的后果，瞥见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们无法逃避自己的恐惧，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全球各个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将来，也在争辩不同生活方式的益处，所以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要想理解冷战，就要认识到欧洲人在战争、萧条和种族灭绝后数十年来的幻灭，就要了解德国的可能复苏所引发的恐惧，就要领会亚非拉人民对于自主、现代化和物质进步的渴望。

　　伴随着如此多的动乱、恐惧与可能，自身的观念与回忆、同盟国与庇护国的压力、选民的要求、军方与民间机构的推动、对国家利益的理性分析都影响了苏联与美国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争夺人心的向背。然而，在他们探求解脱与辩白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自己所作的决定是自相矛盾的。

　　这段历史中充满了错失了的机遇，然而它也说明了，操纵大权的领导人是在陷入形势、思想和回忆的泥潭时才丧失了机遇。我们对他们的恐惧与希望表示同情，对他们的残暴和愚蠢表示谴责。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努力理解他们的行为，并赞赏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以及布什)的勇气、想象力和决断力，这使他们能够跳出那种种曾经禁锢住他们的前任的势力体系。这对于冷战的终结并非不可避免。

 　　冷战的阴云曾笼罩全球达半世纪之久，当这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于1990年戛然而止时，哪怕再见多识广或权倾一时的人也不禁大惊失色。冷战究竟因何终结?又为何延绵了如此之久?对于这场乔治·H·W·布什总统口中的“人心之争”，著名历史学家梅尔文·P·莱夫勒基于新近公布的档案在本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诠释。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梅尔文P.莱弗勒在其《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中，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官员们时不时地理解到冷战的后果，瞥见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们无法逃避自己的恐惧，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全球各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将来，也在争辩不同生活方式的益处，所以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相背。这场长达八十余年的“人心之争”在铁幕落下的时候就注定了结局：斯大林占领东欧的目的是保卫苏联，而美国是要保护“生活方式”。

　　本书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来认识冷战，以五个冷战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进行描述，其对当下中美贸易战也有所警示。美苏两国领导人试图缓解敌对状态，总是无功而返：1945年斯大林和杜鲁门适时规划了新政策;1953年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探寻了和平的机会;1962年肯尼迪、赫鲁晓夫、约翰逊尝试缓解紧张局势;1975年勃日列涅夫和卡特旨在维持缓和状态。莱弗勒指出，这些领导人无不窥探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同盟国和附庸国的施压、国际体系的发展态势，以及自身的不快回忆，他们还是任由自己深陷似乎周而复始的敌对怪圈。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社会是为一定的法律所统治的。共产主义象征着未来。变化无可避免。斗争必不可少。理当夺取和保持权力。

　　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理论和思想为理解世界和诠释事件提供了框架，为认识威胁和把握机遇提供了指导，使得人们能够清晰地看清阶级力量的万变联系，洞悉帝国主义强权的行动和阴谋。

　　斯大林相信“每场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权力问题”。共产党不得不在苏联国内保留其权力。由于还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共产党只得动用国家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仅以此证明其权力。斯大林写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胜利，为世界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苏联固执的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终将被埋葬，共产主义代表着更优越的生活方式。美国方面则表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念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可动摇。

　　美苏双方都认为人类的发展模式是要沿着自己认识的方向前行，都将对方视为发展的最大障碍，二者之间只有替代没有共存。

　　作者认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禁锢，美苏领导人一次次的与结束冷战失之交臂。他们的信念与回忆左右了他们对世事的理解，构成了他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如何在国内外有所建树的梦想。

　　序言

　　“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总统乔治·布什在数年前写道，“这是一场对生活方式的斗争。”

　　十年前当我着手编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冷战。1989至1990年间，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杜鲁门当局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书，当时的事态发展令我震惊不已。东欧出现了自由政府。柏林墙倒了。德国统一了。苏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减弱了。冷战结束了。我之前从未料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在不到十年前，冷战还似乎刚进入严重的僵滞状态。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陷入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敌对的状态。要员提出发动并赢取核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人们读到有关偷袭的报道。这两大意识形态迥异的敌国心怀恶意，伺机而动，想抓住有利时机占据优势。如果官员没有警觉之心——这是莫斯科与华盛顿通用的语言——敌人便会利用其军事力量施以胁迫。一步退则步步退。同盟国会丧失信心，庇护国则会感到被出卖，世界大国平衡会被打破，而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对民众表示其生活方式已危在旦夕。由此看来，冷战不在未知中延续，便在灾难中终结。随后，1985至1991这六年间的风云变幻让多数人大为震惊，国际秩序重新进行了势力分布，一场席卷全球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落下帷幕。

　　怎么会这样呢?重权在握的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历史的进程改头换面。但如果他们能如此决断地做这件事，我不仅要疑惑其他领导人是否也该有此行动。冷战究竟为什么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果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般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人都能奋力改善苏美关系，他们的前任不也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曾想过走这一步?若是想过，为什么他们失败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成功了?

　　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档案和回忆录在莫斯科、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北京陆续问世。当我读到众多书籍和文章涉及这些新近发表的档案材料，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档案本身，我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惊人事实，该事实常被间谍行动、破坏活动、核震慑与傀儡战争等更为戏剧性的细节所淹没：莫斯科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往往认识到他们的竞争是事与愿违的。他们通常了解冷战的动态发展会有哪些不利因素。他们知道正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对抗，国内资源分配何者为重、何者为次也发生了变化，军备竞赛毫不明智。他们意识到冷战将他们卷入了亚非的内战和地区冲突，而这无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他们明白千里之外的区域危机可能令他们将应对措施升级，这或许会导致局面失控并引发核交火。

　　一方面，这些新档案指出，冷战中的领导要比我想象中更明断，或起码更有见识。他们清楚自己正在冒的险，也估量了自己所做的权衡。尽管耐人寻味，这同时也令人费神。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这样一场为全人类招致灾难的斗争?为什么他们知道某些资源明明是国民所需要的，但他们却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用军备竞赛和傀儡战争以外的方式展现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偶尔领悟到避免、缓解、脱离冷战将会让他们收获颇丰，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而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事态又发生了转变?

　　人们就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给出了诸多解释。这些解释多着重于位高权重的人，譬如约瑟夫?斯大林这样出奇残暴的人，或是像约翰*F*肯尼迪这样倡导自由与多样性的人，他们大权在握，对世界随时都可以翻云覆雨，这样的人都对我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另一些解释则聚焦于国际体系的势力分布。他们认为，所有政府对国际环境发展态势的反应都超出其控制。他们试图填补权力真空，要不就力争在遍布威胁的危险世界中立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天真的人受罚还算走运的，而不走运的话便会万劫不复。但是，政府并不仅仅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管理政府的人们一方面足智多谋，而另一方面也不忘记历史。他们的信念与回忆左右了他们对世事的理解，构成了他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如何在国内外有所建树的梦想。

　　然而这些人并不总能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重大机构的制约。倡导民主的政治家们对国内的选民，及立法与行政间的关系很为敏感，他们有时也会关注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集权主义甚至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和具有不同目的和关注的政府机构进行斗争。制定政策时毫不顾及国内选民、政府机构及利益集团，任何地方都找不出在权力真空中这般行事的领导人。那些领导人也拥有国外的支持者、正式的同盟者，以及那些不时非正式地受到庇护的人，对于有其利益所在的国家，他们极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时而奸猾诡诈，时而真诚无畏。这些同盟国与庇护国从不似表面上那般弱小，大国在谋求霸权时无法不予理会。

　　为了弄清冷战为何会持续如此之久，我就人类能动的作用进行了思考。我浏览了所谓的现实理论，其关注焦点是权力与生存，并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我研究了思想概念、意识形态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寻思官员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状况。我权衡了国内舆论、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的作用，在这其中军火业与工业也是相辅相成的。我尝试了分析同盟国与庇护国的角色。我渴望追随证据中的蛛丝马迹，时时考虑到那些对冷战中大国行为的种种看似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这种说法太过天真。这意味着我并没有刻意坚持某一理论，而是易于接受不同思路的解释权。我想考虑所有的理论，用它们与证据相抗衡。

　　文献资料吸引住了我。1989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重新公布的档案极为有趣，而多数学者在冷战期间从未想过能看到这些内容。它们当然并不完整，但撩人联想。过去十五年间，接触俄罗斯材料的机会时有时无。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冷战国际历史计划”、国家安全档案馆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所翻译的文献。为了接触到美国的档案，我在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耗费了大量时间。通常情况下，二十五年之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只是少量是对外开放的，而许多最为关键的内容如今则可见于“冷战国际历史计划”及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收藏之中。这些组织及其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成员组织保有“口头历史”会议，与会的都是冷战中的主要决策人。这些会议的重要文档得到了解密，我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利用。在本书的后几部分中，我在考察70年代缓和政策失败及80年代冷战结束时用到了这些档案。其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杰拉德?福特总统会面的文字记录引人入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讨论的文字记录更是发人深省。倘若我能传达出这些资料的丰富含义，我便颇有成就感了。

　　可是，本书并不是冷战的叙事史。确切点说，本书研究了冷战中的五个“时刻”，也就是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官员在考虑避免或缓和美苏极端紧张与敌对状态时的我所选取的五个作为例证出现的“时刻”是冷战中耐人寻味的段落。美国与苏联的领导人始终都在与纷繁交错的困扰作抗争。战后欧洲的动乱、亚非的非殖民化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德国(与日本)国力的复苏，这些总体的状况都受到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决策人的关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但他们认为可行的选择也深受他们那些思想观念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形势往往超出哪怕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控制，而由这些形势所引发的对于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是在信念、意识、信仰及经验中形成的。短暂间隙。通过探究他们的动机并分析他 们之所以作出那些决策的原因，我希望阐明冷战全局中潜在的发展态势。

　　由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及偶然性很感兴趣，我把焦点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我回顾了斯大林与杜鲁门，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肯尼迪与约翰逊，勃列日涅夫与卡特，戈尔巴乔夫、里根与布什——在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作出选择之时。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呢?他们是怎样受到局势的限制、盟友或扈从的压力、国内偶发事件的打击、或是信念与历史回忆的禁锢?这些人所努力作出的抉择对他们的人民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能传达出他们在面对压力、思索选择、作出抉择时的感觉。他们那些往往令人感到痛苦的决定远不及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有前瞻性。

　　这些决策者无法控制根本的发展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破坏，激发了意想不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留下了国际舞台上未曾预见的力量分布，并促使了避之不及的原子能军备竞赛。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亚洲与非洲的人民疾呼独立，向往迅速的现代化，提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言谈，而这无论是其过去的殖民宗主国还是莫斯科或华盛顿都无法轻易控制的。战后重建工作一旦展开，有关德日复苏的问题就萦绕在各国首脑的脑海中。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及欧洲各首都的决策人而言，德国的将来无疑是重中之重。德国是否仍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德国会享有和平吗?

　　国际舞台发展的含义受到思想原则和历史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塑造了决策者的观点。莫斯科的领导人坚信他们政府拥有着引领美好生活的方案，而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实际上，新的档案资料揭示了，公众演讲与私下谈话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不仅苏联与美国的官员相信自己国家体现了更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观念与回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构建——他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领导人很难将自己从观念与回忆中解放出来，即使他们知道那样做是明智的。

　　因而，本书所谈的是人及其思想、恐惧和希望，是意识形态与回忆，是结构与偶然性。本书认为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官员们时不时地理解到冷战的后果，瞥见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们无法逃避自己的恐惧，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全球各个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将来，也在争辩不同生活方式的益处，所以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要想理解冷战，就要认识到欧洲人在战争、萧条和种族灭绝后数十年来的幻灭，就要了解德国的可能复苏所引发的恐惧，就要领会亚非拉人民对于自主、现代化和物质进步的渴望。

　　伴随着如此多的动乱、恐惧与可能，自身的观念与回忆、同盟国与庇护国的压力、选民的要求、军方与民间机构的推动、对国家利益的理性分析都影响了苏联与美国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争夺人心的向背。然而，在他们探求解脱与辩白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自己所作的决定是自相矛盾的。

　　这段历史中充满了错失了的机遇，然而它也说明了，操纵大权的领导人是在陷入形势、思想和回忆的泥潭时才丧失了机遇。我们对他们的恐惧与希望表示同情，对他们的残暴和愚蠢表示谴责。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努力理解他们的行为，并赞赏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以及布什)的勇气、想象力和决断力，这使他们能够跳出那种种曾经禁锢住他们的前任的势力体系。这对于冷战的终结并非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