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面对全球化挑战，德国如何确保制造业与创新互补互足

 　　“二战”后的德国，依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迅速完成了经济重建，稳步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在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10多年里，德国经济却陷入了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困境中，一时曾被讥为“欧洲病夫”。从2005年迄今的10多年，德国经济又走出了一条亮丽的趋势线：增长率稳定保持在2%左右，失业率从2003年的11.3%降至4%以下，晋身全球首屈一指的高附加值出口大国，从2015年以来连续4年保持大幅财政盈余。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泡沫破裂接踵而至，世界经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德国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表现最为稳健，充满活力，彰显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成为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锚”。

　　在全球化、欧元区危机等多重冲击下，德国是如何突出重围实现经济繁荣发展呢?

　　由德国WHU-奥托拜斯海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和创业学名誉教授戴维·奥德兹和奥格斯堡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教授埃里克·莱曼合著的《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从七个关键层面揭示、解释和剖析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探索德国如何摸索出孕育经济繁荣的动力，以及德国又是如何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携带的契机的奥秘。“小即是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重视培育企业家精神;独特的熟练工人养成体系和科技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在融合、同化和培育“根”的同时，赋予逃逸的“翅膀”;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加强知识和思想的外溢;把经济建立在灵活性与多样性的基石上;构建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利用良好的国际形象开发经济利益，这“七个秘密”洞见或许可以启发其他国家，进而驳斥全球化导致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必然恶化的失败主义论调。

　　两个世界级独特强项

　　德国将中小企业视为“市场经济的心脏，增长与就业的发动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德国工业协会等均下设专门负责中小企业的促进机构。过去不少人认为，德国对中小企业的投入和依赖会遏制高科技企业家的活跃发展，然而当代德国一系列实践却证明这能两全其美，以全新模式打造出耀眼、大胆、多变而活力满满的创业型企业。众多中小(家族)企业家群体稳定且有恒心，重视长期发展，懂得渐进变革，关注质量改进，他们扎根于自己的社区，同员工及其他要素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同时借助地方学徒项目获得高技能劳动力，还从当地金融机构取得主要资金资源，由此成就了全球产品细分利基市场的众多“隐形冠军”，由此成了德国经济的支柱与引擎。不仅如此，新一代有创意、有活力、强烈进取的初创企业在过去十多年大量涌现，更使德国迅速转化为一个注重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长久以来，德国被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德国人充满着对科学、思想和艺术的悠久崇敬。相比之下，在人力资本、研究和科学方面，德国表面来看并不突出，实际上却是出类拔萃。德国有两个世界级独特强项：其一，不断革新的“双元制教育体系”所推进的熟练工人养成体系，这对保持德国制造业品质和服务业竞争力提升贡献颇为巨大。德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也被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环视当今世界各国，除瑞士外，只有德国有完整的在国家监督下的职业培训制度，原则上不经培训不能开始职业生涯。德国1969年正式颁布职业培训法，肯定了职业教育的双元化，确定了一套企业与国家共同负责、企业与职业学校密切配合的职业教育体制。年轻人可以努力考大学，也可为成为高技术工人做准备。德国职业教育涵盖300多个职业岗位，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专业人士。他们如同分散在社会各处的“零件”，组合成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打造出一个又一个“世界一流”。其二，以德国六大科学联合会为代表的先进科技知识生产并向生产一线高效、系统性渗透的知识生产扩散传播体系。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这有力支撑了德国变身为知识创新驱动的经济和社会。

　　大约两个世纪前，歌德犀利地提出“父亲能给儿子的最伟大的礼物是根。第二伟大的礼物是逃离这些根的翅膀”。歌德说的一点没错。德国人重视“根”(乡土)，加之基于“区域经济政策”和“秩序政策”建构的社会机构、组织和经济基础(中小企业)，“根”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竞争力的一大精神根基。在奥德兹和莱曼两位教授看来，区域经济政策与秩序政策是“二战”后德国经济的两大基石。它们在强大的社会支持下巩固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机制既能保证选择自由和个人主动性，又规定了社会责任。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注重私营企业与决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对国家、区域、地方各级实行调控和干预，追求公平竞争机制，维持经济增长、就业、良好工作环境、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之间的平衡。

　　1998年，就在德国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陷入经济低迷又逢就业前景黯淡的当口，当时的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发现了一个能让全国专注投入的令人振奋的进步：他的家乡巴伐利亚经济发展势头旺盛，巴伐利亚州尤其慕尼黑市，正不断展露经济活力。在解释巴伐利亚经济意气风发的原因时，赫尔佐克抓住了两点：“笔记本电脑和皮短裤”。

　　在传统深厚的文化经济体制下，巴伐利亚成功跨入最先进的技术市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巴伐利亚至少分享了某个路径或蓝图，探索怎样将阻碍经济增长、破坏就业的负担，转化为促成小康生活的机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灵活性似乎跟德国人不沾边，可是，灵活性和应变力正是巴伐利亚转运的关键，其秘诀不在于扔掉皮短裤、捡起笔记本电脑，而是在关键领域(比如劳动力市场)接受了灵活性，从而利用自身强大坚固的传统创造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

　　制造业和创新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足

　　有一种观点，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归因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低成本竞争的出现。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就曾据此解读全球化进程触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制造业下滑的经过。但是，这个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能承受困扰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与离岸”的双重症状进而保持了竞争力呢?德国、法国以及欧元区其他国家所持都是欧元，为什么制造业在德国能生机勃勃，而周边国家却衰颓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奥德兹和莱曼两位教授研究发现，一些政策和体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生产过程的高效要素，反过来这些又令投资地德国更具制造业领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培养关键翻译协会、机构和组织;促进大学和技术院校新开发技术的应用;重点依靠政府补贴的培训和学徒计划打造出一支高技术型劳动大军：工人和工会愿意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精良的基础设施;拥有质量优势的独特中小企业集群;焕发活力、魅力和多样性的城市，修改《移民法》，让国外高技能人才能畅通无阻加入德国职场，等等。

　　近年来德国产学研各界共同制定的德国“工业4.0”战略，是德国版“再工业化”的战略核心。这一概念问世于2011年4月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目前已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成为德国面向2020年高科技战略的十大目标之一。长久以来在政商界学者和思想领袖中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制造业与创新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权衡，一个城市、地区、州或国家可二选其一。选择了知识和创新的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与坚持生产制造的地方对比鲜明，反差体现在选择两方的收入上。德国一直在驳斥这种制造业与创新之间的权衡观。德国认为，制造业和知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足的关系。因而，若能利用知识和创新等关键因素来提高制造能力并最终推动企业的比较优势，便能打造从乡镇到城市、地区、州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巴登-符腾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等今天德国最繁荣的地方，近年来就一直在力推知识与人力资本的投资策略，志不在替代制造业，而在增强制造能力。

　　就这样，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德国表现出超群的灵活性。有些习惯的确蒂固根深，可是已被更改、修正和调整。经过不断调试，德国已然能一面忠于自身的根源和基本价值观，一面紧紧握住当代全球化经济呈现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原题《制造业与创新：德国这两手都够硬》

 　　“二战”后的德国，依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迅速完成了经济重建，稳步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在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10多年里，德国经济却陷入了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多重困境中，一时曾被讥为“欧洲病夫”。从2005年迄今的10多年，德国经济又走出了一条亮丽的趋势线：增长率稳定保持在2%左右，失业率从2003年的11.3%降至4%以下，晋身全球首屈一指的高附加值出口大国，从2015年以来连续4年保持大幅财政盈余。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泡沫破裂接踵而至，世界经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德国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表现最为稳健，充满活力，彰显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成为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锚”。

　　在全球化、欧元区危机等多重冲击下，德国是如何突出重围实现经济繁荣发展呢?

　　由德国WHU-奥托拜斯海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和创业学名誉教授戴维·奥德兹和奥格斯堡大学管理与组织学教授埃里克·莱曼合著的《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从七个关键层面揭示、解释和剖析德国的经济与社会，探索德国如何摸索出孕育经济繁荣的动力，以及德国又是如何充分利用了全球化携带的契机的奥秘。“小即是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重视培育企业家精神;独特的熟练工人养成体系和科技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在融合、同化和培育“根”的同时，赋予逃逸的“翅膀”;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加强知识和思想的外溢;把经济建立在灵活性与多样性的基石上;构建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利用良好的国际形象开发经济利益，这“七个秘密”洞见或许可以启发其他国家，进而驳斥全球化导致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必然恶化的失败主义论调。

　　两个世界级独特强项

　　德国将中小企业视为“市场经济的心脏，增长与就业的发动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德国工业协会等均下设专门负责中小企业的促进机构。过去不少人认为，德国对中小企业的投入和依赖会遏制高科技企业家的活跃发展，然而当代德国一系列实践却证明这能两全其美，以全新模式打造出耀眼、大胆、多变而活力满满的创业型企业。众多中小(家族)企业家群体稳定且有恒心，重视长期发展，懂得渐进变革，关注质量改进，他们扎根于自己的社区，同员工及其他要素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同时借助地方学徒项目获得高技能劳动力，还从当地金融机构取得主要资金资源，由此成就了全球产品细分利基市场的众多“隐形冠军”，由此成了德国经济的支柱与引擎。不仅如此，新一代有创意、有活力、强烈进取的初创企业在过去十多年大量涌现，更使德国迅速转化为一个注重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长久以来，德国被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德国人充满着对科学、思想和艺术的悠久崇敬。相比之下，在人力资本、研究和科学方面，德国表面来看并不突出，实际上却是出类拔萃。德国有两个世界级独特强项：其一，不断革新的“双元制教育体系”所推进的熟练工人养成体系，这对保持德国制造业品质和服务业竞争力提升贡献颇为巨大。德国实行12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也被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环视当今世界各国，除瑞士外，只有德国有完整的在国家监督下的职业培训制度，原则上不经培训不能开始职业生涯。德国1969年正式颁布职业培训法，肯定了职业教育的双元化，确定了一套企业与国家共同负责、企业与职业学校密切配合的职业教育体制。年轻人可以努力考大学，也可为成为高技术工人做准备。德国职业教育涵盖300多个职业岗位，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专业人士。他们如同分散在社会各处的“零件”，组合成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打造出一个又一个“世界一流”。其二，以德国六大科学联合会为代表的先进科技知识生产并向生产一线高效、系统性渗透的知识生产扩散传播体系。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这有力支撑了德国变身为知识创新驱动的经济和社会。

　　大约两个世纪前，歌德犀利地提出“父亲能给儿子的最伟大的礼物是根。第二伟大的礼物是逃离这些根的翅膀”。歌德说的一点没错。德国人重视“根”(乡土)，加之基于“区域经济政策”和“秩序政策”建构的社会机构、组织和经济基础(中小企业)，“根”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竞争力的一大精神根基。在奥德兹和莱曼两位教授看来，区域经济政策与秩序政策是“二战”后德国经济的两大基石。它们在强大的社会支持下巩固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机制既能保证选择自由和个人主动性，又规定了社会责任。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注重私营企业与决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对国家、区域、地方各级实行调控和干预，追求公平竞争机制，维持经济增长、就业、良好工作环境、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之间的平衡。

　　1998年，就在德国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陷入经济低迷又逢就业前景黯淡的当口，当时的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发现了一个能让全国专注投入的令人振奋的进步：他的家乡巴伐利亚经济发展势头旺盛，巴伐利亚州尤其慕尼黑市，正不断展露经济活力。在解释巴伐利亚经济意气风发的原因时，赫尔佐克抓住了两点：“笔记本电脑和皮短裤”。

　　在传统深厚的文化经济体制下，巴伐利亚成功跨入最先进的技术市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巴伐利亚至少分享了某个路径或蓝图，探索怎样将阻碍经济增长、破坏就业的负担，转化为促成小康生活的机遇。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灵活性似乎跟德国人不沾边，可是，灵活性和应变力正是巴伐利亚转运的关键，其秘诀不在于扔掉皮短裤、捡起笔记本电脑，而是在关键领域(比如劳动力市场)接受了灵活性，从而利用自身强大坚固的传统创造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

　　制造业和创新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足

　　有一种观点，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归因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低成本竞争的出现。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就曾据此解读全球化进程触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制造业下滑的经过。但是，这个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能承受困扰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与离岸”的双重症状进而保持了竞争力呢?德国、法国以及欧元区其他国家所持都是欧元，为什么制造业在德国能生机勃勃，而周边国家却衰颓到令人担忧的地步?奥德兹和莱曼两位教授研究发现，一些政策和体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生产过程的高效要素，反过来这些又令投资地德国更具制造业领域的吸引力与竞争力。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培养关键翻译协会、机构和组织;促进大学和技术院校新开发技术的应用;重点依靠政府补贴的培训和学徒计划打造出一支高技术型劳动大军：工人和工会愿意接受适度的工资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精良的基础设施;拥有质量优势的独特中小企业集群;焕发活力、魅力和多样性的城市，修改《移民法》，让国外高技能人才能畅通无阻加入德国职场，等等。

　　近年来德国产学研各界共同制定的德国“工业4.0”战略，是德国版“再工业化”的战略核心。这一概念问世于2011年4月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目前已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成为德国面向2020年高科技战略的十大目标之一。长久以来在政商界学者和思想领袖中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制造业与创新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权衡，一个城市、地区、州或国家可二选其一。选择了知识和创新的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与坚持生产制造的地方对比鲜明，反差体现在选择两方的收入上。德国一直在驳斥这种制造业与创新之间的权衡观。德国认为，制造业和知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足的关系。因而，若能利用知识和创新等关键因素来提高制造能力并最终推动企业的比较优势，便能打造从乡镇到城市、地区、州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巴登-符腾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等今天德国最繁荣的地方，近年来就一直在力推知识与人力资本的投资策略，志不在替代制造业，而在增强制造能力。

　　就这样，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德国表现出超群的灵活性。有些习惯的确蒂固根深，可是已被更改、修正和调整。经过不断调试，德国已然能一面忠于自身的根源和基本价值观，一面紧紧握住当代全球化经济呈现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原题《制造业与创新：德国这两手都够硬》